平常在武汉市到处是人满为患，因为城市已经没有清静之地了;就连到归元寺去，那里依然还是人潮如涌。正因为如此，所以我现在竟然很害怕出门;从而也理解为什么我们社会今天有这么多的宅男宅女，因为我们社会的人的确太多了。所以五一这几天自己想走出武汉市，也使自己清静几天。然而事与愿违，这几天不仅没有清静;反而平添不少烦恼，就在回武汉市的路上竟然因为排队等车而站队二个半小时;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社会，一个到处人满为患的社会。所以排队时听到有人说：‘要是国家能向国企那样下岗就好了，那我们国家就可以下岗十亿人;而三亿多人的中国难道还能这么困难吗’。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竟然使我真的胆战心惊;这倒不是因为我是国企的下岗者，而是国家推行这套做法所带来的后果。

是啊!我们的国企当初就说是因为养活太多的中国人而改革的，而改革的方案就是下岗分流;最后的确使绝大多数中国人自谋出路了，于是留下的中国人成为了国有资产的主人;最后用这些全民的资产去养活少数人，竟然真的与国际接轨而富了起来。如我认识的某家国有企业，改革前的职工是5000多人;可今天这家国有企业竟然只有1300多人。试想5000多人的工资总额不变，最后由1300多人来享受;这些人能不富起来吗。至于其它的这些近4000人，他们全部成为了我们社会自谋出路的人;因为他们把工资总额留给了原单位的人，而自己在社会上去自谋出路去了。如果我们的国家按照这套方案，难道我们中国还能不富强吗;用我们十三亿多人的资产来养活三亿人，这三亿人肯定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中国人。看我们今天的国企留下的精英们，他们谁不是我们社会的上等人;在这样的资源供养下，他们成为了能走在世界最前面的富贵人。

本来我们的全民所有制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共同财产，但我们的全民所有制却是谁占用或占有就是谁的了;所以我们的国企负责人竟然是董事长，他们自然成为了最轻松的管理者;因为我们是一个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需要共享全民所有制的社会，所以改革前我们的国企消化吸收了城市百分之九十的人就业。而现在我们的国有资产还在无限增加，可消化吸收就业人数却是不到百分之九;因为我们今天的社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在自谋出路，从而出现我们的国有化改革效果显著;因为富民政策实际是对占用或占用者而言，而被改革逼迫自谋出路的人却不在富民之列。看我们当初下岗的几千万员工，他们有多少人能是我们今天社会的富贵人;因为他们成为我们社会最低贫困的主力军。

如果我们的国家改革借鉴国企的方案，那么将有十亿中国人成为国籍的下岗者;这些人将成为自谋国籍者。看当初国企下岗者的身份就知道，下岗者百分之百是老百姓;而权力者肯定不在下岗之列。正因为如此，所以国籍的下岗者肯定也只能是老百姓;而有能力移民的权力者却不在下岗之列。如当初国企就是这样的，那些有社会资源而且能够自谋出路的人却是国企的骨干;如我单位负责人当时就在全国多处自办了很多厂，而且效益都快超过国有企业了。对于这样的人单位却不下岗，而要那些没有能力找工作的人下岗。结果这负责人依托国有资源的优势，使自己家的财产连翻直翻;成为私人资产增值最快的企业。可他主持的国有企业呢，竟然只能依靠国家的补贴而维持。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我们国企改革的普遍现象;从而使老百姓自谋出路成为改革的代名词。

今天的中国农村正在步国企的改革后尘，用卖土地的方法使农民名正言顺地下岗;然后自谋出路才是农民的唯一途径。如我老家卖土地每亩12万，县乡村各提成百分之二十;剩下的还有百分之二十作为招待费，农民也分到了百分之二十和青苗费;最后农民与农村组织没有关系了，因为没有土地的农民只能是自己自谋出路。所以现在的农村干部特别欢迎农民迁移户口，因为农村干部没有包袱了。正是这样借鉴国企的改革方案，从而使我们这个八亿农民的大国剩下还不到一亿农民;因为其它的农民全部下岗了。

假如我们真的国籍下岗十亿人，那么肯定城市下岗人员和农村下岗农民首当其冲;因为这些人成为了国家的负担，所以国籍下岗肯定会是头批人。如果我们再按照国企的方法，给予每个国籍下岗者的三年缓冲期;那么三年后这些人就成为了无国籍之人，于是沦落为难民应该是中国自谋出国籍者的基本写照。因为我们这些面临国籍下岗者是既无财产，又无资源的人;难道还能有什么国家能够接收你入它们的国籍吗。看今天的世界，到处是对中国富贵者发出入籍邀请;所以我们社会的富贵者没有国籍下岗的风险，但他们却有自由选择国籍的权力。而老百姓没有自由选择国籍的权力，但却存在国籍下岗的风险;因为国家按照国企的改革方案进行国籍改革，那么这国籍下岗者只能是老百姓;所以这才是我胆战心惊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