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2009016期封面
大爱，依然照亮着中国。
除非失忆，我们不能想象你已经忘了汶川，那清明的细雨，那映秀的“血墙”、那北川的“哭城”！那“天柱折”、那“地维绝”弥天浩劫，那“万民倒悬，冬雷震震夏雨雪”的千古荒悖！
有时，我们喜欢有人抚摩我们的伤口。
貌似坚强的人们，其实更需要释放、倾诉与激活—— 一年了，有的忘却，必须忘却。有的记忆必须记忆。
因此，震后灾区的很多事，乍看不可思议：
本该痛哭的祭奠日，为什么蓬蓬蓬地打起了羌鼓，跳起了羌舞？谁每天在那里领舞？谁在那里“躬腰、昂头、抬腿、扬臂”，一脸的“没心没肺”？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跳舞的队伍，跟在他的身后排成一条长阵结成浩荡的长龙，越舞越走出心的沼泽”？
豪迈的回答只能是“汶川”的——羌鼓贾勇，羌舞驱悲！
清明的“汶川”，太多的“汶川女”，痛失爱子，自怨自责，把孩子的遇难归罪于自己。然而就有这么一个痛失爱女的医生，震后不久就罔顾“舆论“怀上了孕，鼓着肚子到处鼓动大家走出阴影：“走出心的废墟，生活还将继续”！
比大地宽广的是海洋、比海洋宽广的是天空、比天空宽广的是“汶川之心“！
这，就是灾后的“汶川”；这，就是重建的“汶川”。
是的，路桥正在重建；民居正在重建；县府正在重建；广场正在重建；学校正在重建——一切都在重建……
然而，人类最伟大的无过于心的重建————罗曼·罗兰说的太好了：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热爱生命！
再访都江堰
因为对口援建，上海与都江堰，两座城市之间的往来空前密集，在都江堰，几乎每走几步就会听到来自上海的声音。都江堰人现在从普通话的口音，甚至穿着、神态中就能揣测出走过他们身边的是不是上海人。
板房
我们再一次来到都江堰。
地震摧毁了这座城市80%以上的建筑，但是却未能撼动两千年前李冰所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李冰是这座城市精神的象征。
现在，都江堰的精神，有一半在板房。
60岁的退休工人宓左良将十多只鸟笼一字排开，挂在板房的屋檐下，鸟儿们见到阳光立即抖擞着羽毛欢唱。
这是在都江堰市郊最大的安置点幸福家园板房区，每一间板房内都有一个沉痛的往事。不过，阳光总在风雨后，几乎每一户的门前都摆满了各式的花草，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花儿们竞相怒放。
这就是都江堰人的乐观，宓左良酷爱养鸟，地震带走了他所有的家产，包括那几十只喜人的小鸟。
“人还在，一切可以从头再来。”他捧着茶杯，吹着口哨逗鸟，说着说着又不忘感谢上海，“喏，这是上海浦东新区不久前给我们送的慰问品，1包糖、2袋茶、1袋米、2卷面。”
30多岁的贾丽静在自家的板房冷饮店内忙着招呼客人，地震前，贾丽静开了一家冷饮批发部，震后，她从废墟里只带出了三台冰柜。一个月前，她的冷饮批发部又在幸福家园重新开张了，店租每月150元，算是很低了。
贾丽静添了一台电器：14英寸的小电视，那是花200元买来的旧货。她笑笑：没事，等攒够了钱，可以买大的。
丈夫笑嘻嘻地凑了过来：老婆，12元全输光了。
12元，差不多是贾丽静大半天的收入，但她还是冲着丈夫宽容地笑了笑，“没就没了吧。要在震前，我肯定不依。”
丈夫就像个顽童，一溜烟又跑到麻将馆去了。生性乐观，好搓麻将的都江堰人，灾后将麻将馆、茶馆带进了板房区。
不过，这个时候，幸福家园板房区内多是一些老人。年轻人，包括宓左良的一双儿女，大多都到城里打工去了。
白天的都江堰就是一个庞大的建筑工地。
从都江堰的上空看下去，这是一个多么波澜壮阔的场面，由上海援建的89个与灾区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项目，共计200多个建筑单体正在同步建设。
幸福家园板房区以北100米就是幸福家园二期工地，新建的一幢幢居民楼已经初步成形。这是由上海市负责援建的一个永久性住房施工工地，施工单位上海四建的项目副经理徐青慧忙得连午饭都没吃。
徐青慧介绍，幸福家园二期共有12幢11＋1层的小高层住宅楼、8幢16＋1层的小高层住宅楼，另有4幢2～3层的沿街商业房和配套小区幼儿园。安置房单套建筑面积以70平方米至90平方米为主，整个小区绿化面积35.1%，共能安置1700多户受灾群众。
目前1300多名施工人员正在争分夺秒，以6天一层的速度快速推进，整个工程计划在2010年6月完工。
“这是惊人的速度。”徐青慧说，2008年9月18日上海四建第一批人马抵达都江堰，仅仅用了10天，项目就破土动工了。
上海四建派出了近30人的队伍，33岁的徐青慧去年10月来到都江堰，只有春节回沪与家人团聚了几天。
“不敢耽误工期，一定要早日完成援建，让灾区群众搬进新居。”徐青慧说，灾区众多项目短时间内一齐开工，建筑材料一度紧缺，为此上海四建总部还专门成立了后勤协调小组，协助前方。
为帮助灾区劳动力就业，这个工地录用了不少都江堰的建筑工人，来自向峨乡的小马就是其中一员。
小马满头大汗，非常卖力：“看着一栋栋楼从废墟上升起，心里很开心。”
工地
幸福家园二期工地的对面就是都江堰市医疗中心工地，这是上海市在都江堰启动的第一批援建项目之一。
2008年6月30日，上海对口援建指挥部进驻都江堰，7月28日，第一批11个项目就正式启动。
援建指挥部经济发展组汪剑明介绍，当时上海市市长韩正就在这个工地宣布上海援建项目正式开工。
都江堰市医疗中心项目代表着上海援建都江堰的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为都江堰恢复覆盖全市的三级医疗体系。
都江堰市在地震前共有各级医疗卫生机构360所，其中市级医院6所，包括我们所熟知的在地震中遭受重创的都江堰市中医院。地震对都江堰的医疗卫生体系造成了严重毁坏，全市医疗卫生人员死亡45人，重伤19人，近85%的建筑损毁，其中都江堰市中医院住院部完全倒塌，31名医护人员殉职，医疗工作陷入瘫痪。
都江堰市的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也因灾受损，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基本处于应急处置状态，除开展大量卫生防疫、计划免疫、消杀灭工作外，其余各项工作基本停滞。都江堰市卫生执法监督所办公楼彻底损毁，不得不在广场搭建临时办公场所，开展卫生监督工作。
为此，上海市把医疗作为对口援建的第一批重点项目，“帮助都江堰重新建立市级医疗中心，扶助乡镇卫生院重建，并有161个村、社医疗室也在同步建设。”汪剑明说。
通过这些努力，都江堰恢复了覆盖全市的医疗体系，眼前正在建设的都江堰市医疗中心建成后将成为一家拥有600个床位的综合性三级医院。
都江堰最大的板房学校距离幸福家园工地也不是很远，板房学校里朗朗书声，数千名学生正在上课，板房学校后面就是正在建设中的新教学楼。
这是上海市援助都江堰教育系统最大的一个项目，都江堰震前共有90所中小学，震后确定重建60所，其中上海援建29所，也就是说，都江堰市中小学有一半由上海援建。
“上海的孩子能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读书，将来就让都江堰的孩子也在怎样的条件下读书。”汪剑明说，上海本地的一些学校，硬件条件都没有援建都江堰这边的好。
12岁的傅明春在课间总是喜欢和同学们一起跑到板房学校后面，看看由上海市援建的新教学楼。
“上下齐努力，早闻书声起”，为了赶在今年9月1日让所有的孩子搬进新教室，施工人员放弃一切休息日赶进度。
傅明春觉得新教室一定非常牢固，因为那柱子好粗好粗。孩子是快乐的天使，一年后，大多数在地震中没有受到太大伤害的孩子已经走出了地震的阴影，傅明春这样理解死亡：就是灵魂从躯体飞走了，灵魂还在。
一开始，傅明春住进板房学校还有点意见，后来听老师说全市的小朋友都是如此，也就理解了，“不苦，非常时刻。”
从板房学校再往市区方向步行十多分钟有一片开阔地，按照援建计划，上海将在这里建造一个面积达1平方公里的安置小区。
“我们把这叫做一街区，因为这是灾后第一个成片开发的安置小区。”汪剑明介绍，一街区建筑面积120万平方米，将安置7000多户，2.3万人，在这里，上海的援建人员还将建造图书馆、文化馆、青少年活动中心、工人活动中心、妇女活动中心、妇婴保健医院以及2所幼儿园。
虽然一街区的地块目前还在拆迁阶段，但这个总投资1亿元的大型安置区，可以想见不久的将来将成为新都江堰的一个亮点。
沿着一街区前的这条马路，再走下去，就是都江堰规划中的工业区，其中有2平方公里由上海打造，上海计划在这里为都江堰建造20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
包括这些措施在内，未来将有效拉动都江堰经济的全面复苏。
都江堰的另一半精神就在这里。
市区
这个时候的都江堰市区，并不能算热闹，但是秩序井然，车子、人都不是很多，街道两边的废墟已经基本清理完毕，剩下一些危房等待加固或者拆除。
不像被弃用的北川城，这里没有浓烈的死亡气息，不过，整座城市也被人叫做立着的废墟，透过墙壁上的道道裂痕，仍然可以想象一年前的惨象。市区内是安静的，行人走过废墟，脚步似乎都特意放轻、放慢，害怕打搅了沉睡的亡灵。
因为对口援建，上海与都江堰，两座城市之间的往来空前密集，在都江堰，几乎每走几步就会听到来自上海的声音。都江堰人现在从普通话的口音，甚至穿着、神态中就能揣测出走过他们身边的是不是上海人。
两座城市的情感从没有过的密切，“黄浦江岷江水水相融，上海都江堰心心相连”，都江堰人民将这样的横幅挂在他们的街头，表达着他们朴素的感激。
都江堰的勃勃生机还是在板房区，夜晚，幸福家园板房区万家灯火，炒菜的、喝酒的、聊天的、打牌的，很是热闹。
电影院放映员黄少林又按时来了，为丰富受灾群众的精神生活，都江堰电影公司20多名放映员从震后就一直分散在全市196个安置点轮流放映电影，黄少林负责其中三个乡镇30个安置点。
这天晚上放映的是一部成龙的警匪片，放学回来的孩子们聚在银幕前不断惊呼成龙动作的精彩。
这样打打杀杀的片子，老人们不大爱看，70岁的老人何文清坐在轮椅上看《星光大道》。
何文清在地震中受伤被截去左腿，幸福家园还有2名30多岁的年轻女性同样因灾截肢。“我这个年纪被截肢，情绪影响不大，无非多了些身体上的伤痛。对于年轻人可能打击比较大。”
老人有空就劝劝那些年轻人，“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什么苦难没有经历过，只要精神还在，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不过，这个时候再走进都江堰市区，就会有一种凄凉与沉重。夜晚的都江堰市区没有板房区的这种温馨，昔日的住宅小区难觅灯火，只能看见黝黑的轮廓。
这些房子都已经被弃用，因此夜晚的都江堰市内是缺少人气的。这一点从都江堰有名的旅游景点啤酒长廊、南桥也可以得到印证。
因为市民基本上都转移至市区外围的板房区，因为震后经济尚未恢复，尤其是这个震前著名的旅游城市旅游市场仍处低迷，啤酒长廊几十个酒家，整晚甚至都没有一笔生意。
这就是都江堰的现实。
地震留下了一座伤痕累累的城市，世界上恐怕也难以找到这样的先例，要在这样一座百废待兴、80%的建筑在地震中损毁、人口多达63万的中型城市开展全面的灾后重建、援建，难度非同一般。
这就是摆在都江堰人民，摆在对口援建他们的6000多名上海援建者们面前的难题。
而这，也正是我们再访都江堰所要寻找的。
那是一种再征自然的精神。
重建！
工作在都江堰的上海建工的建设者，虽然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他们为都江堰的明天乐于奉献
目前，常驻都江堰的上海设计、建设、监理以及医疗、教师、志愿者等援建队伍1200多人，施工队伍4000多人，整个上海援建队伍大致在6000人左右的规模。 这是一支庞大的队伍，他们活跃在都江堰灾后重建的第一线。
为开展灾区医疗救治、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卫生防疫等援助，上海在都江堰长期保持着26支200多人的医疗卫生队。
为协助灾区警务工作，上海选派了两批210人的公安干警进驻都江堰。
为支持灾区教育，上海选派了67名支教老师，深入都江堰16个乡镇。
为帮助受灾群众心理抚慰、重建社区关系以及帮助当地社工培训，先后四批236名来自上海的灾后重建服务社工走进都江堰板房区。
……
上海对口支援都江堰灾后重建指挥部总指挥薛潮说，5·12汶川特大地震就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凝聚起一股强大的共御天灾的合力，展现出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
天灾，将上海与都江堰的脉搏紧紧扣在一起。
目前，常驻都江堰的上海设计、建设、监理以及医疗、教师、志愿者等援建队伍1200多人，施工队伍4000多人，整个上海援建队伍大致在6000人左右的规模。
我们选取了下面这些人，他们是6000名援建者的缩影。
34名援建干部
出都江堰城，沿106省道往青城山方向开出大约10公里，路边有座寻常的农家院子——玉景园。玉景园的主体建筑是一栋两层的农家洋房，没有门牌号、没有机构挂牌，只有两名保安守在院子门口，若不是援建干部汪剑明带路，很难想到上海对口支援都江堰灾后重建指挥部就在这里。
“指挥部设在这里，还有一段故事。”汪剑明介绍，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上海对口支援都江堰灾后重建后，上海方面需要先在都江堰找到一处适合指挥部办公的场所，但是都江堰城区绝大多数房屋都已经在地震中损毁，“开车找了几天也没能找到”。
都江堰市曾提出可以将指挥部设在青城山脚下的一个星级宾馆，“我们也去看过，条件确实不错，房屋很结实，但考虑到我们是来援建，不是来享受的，因此谢绝了都江堰的好意。”
“就在这时，帮我们开车的当地司机突然说他有一个农家乐，建议我们不妨去看看。”汪剑明说，“这才知道他原来是当地的一个老板，之前一直瞒着我们说自己只是一名志愿者。”
车子开到玉景园，“行，就它了！”汪剑明回忆。不过，当时的玉景园可不是现在这样设施齐备，主体建筑虽然在地震中没有受损，但由于是在震前刚建好，除了一个空架子，屋里啥也没有，不通电，不通网络，没有热水，墙壁没有粉刷，甚至连地面都没有铺好。而玉景园的周边，所有饭店关门歇业，老百姓全住在帐篷里，天一黑，没有路灯，只能远远看见青城山黝黑的轮廓，静得怕人。
6月28日上午，上海市正式成立对口支援都江堰灾后重建指挥部，一天后，第一批先遣组的十几名援建干部就启程了。先遣组于30日凌晨抵达玉景园，随后开始完善房屋的基础设施、购置办公设备，一直忙到7月3日上午，房间水泥地面才铺好，当晚，第二批人马就抵达都江堰，直接进驻玉景园。
上海对口支援都江堰灾后重建指挥部就这样正式运转，不要小看了这个团队，34名援建干部都是来自上海市商委、科委、旅委、建委、卫生、教育、民政等数十个部门精挑细选的业务骨干，他们的行政级别都是处级乃至以上，年龄结构集中在35岁至45岁。
“我们的援建干部看上去都很寻常，可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寻常的故事。”汪剑明说。
34名援建干部中不少人此前曾有过援藏、援疆的经历，汪剑明就曾是一名援藏干部，他是上海市旅游局政策法规处处长，离开上海时2岁的女儿因为心肌炎正在住院治疗，但他向组织隐瞒了这个事情。
援建干部朱勤忠来自上海市卫生局医政管理处，也是34人中唯一一名卫生医疗系统的援建干部。来都江堰一周后，朱勤忠发现了汪剑明的心思，于是赶紧联系后方资源帮助汪剑明解决了后顾之忧。
朱勤忠其实已经是第二次赴灾区，2008年5月14日，他作为上海抗震救灾医疗队的一员曾到映秀参与救援，直至6月3日回到上海，但仅过了两周就又报名赴都江堰援建。
卫生医疗系统当时有七八十人报名要求赴都江堰援建，但名额却只有一个，朱勤忠找到卫生局领导，“我跟领导说我有优势，一，我刚从灾区回来，熟悉灾区情况；二，我有医政管理专业背景；三，我年轻，能吃苦。”
朱勤忠家里其实也有困难，他的岳父患癌症正在接受治疗，“我岳父早年就曾丢下妻儿，参与唐山大地震救援，那时，我妻子才8个月。”这一回，36岁的朱勤忠丢下了3岁的儿子。
“我们这34个人此前基本都不相识，地震让我们走到了一起，但我觉得能让我们聚在一起的，还有骨子里的某种共性。”来自嘉定区真新街道的水洁说。
为灾区复苏而欣慰
34个人到都江堰后被分为6个小组：综合计划组、工程建设组、经济发展组、社会工作组、后勤保障组、联络协调组。汪剑明把这6个组比喻成一个浓缩的小政府，“上海各个系统的人都在这里聚齐了。”
汪剑明被分到经济发展组，朱勤忠与水洁分到了社会工作组，以社会工作组为例，由来自上海市教育局、卫生局、民政局、劳动与社会保障局以及街道办的5名人员组成，对应援助都江堰在这些方面的重建工作。
“来的时候我就做好了住帐篷的准备，有房子住已经很不错了。”不过，条件的艰辛还是超出了大家的想象，朱勤忠作了一个统计，自打来到都江堰，4级以上的余震经历了400多次，5级以上的余震经历了35次，6级以上的余震经历了8次。
34个人白天出去调研，饿了，吃两口板房饭，累了坐在石头上休息一会，晚上再回来开会研究，这是指挥部的常态，34个人当时就住在指挥部楼上，“一开始大家都很盼望晚上开会，因为这样就可以忘记思乡了。”朱勤忠说。
山区夏天蚊子多，有一次开会，朱勤忠统计了一下，一个小时拍死了40只蚊子。来自上海市商委的贺毅群介绍，一开始灾区老停电，大家晚上开会，每个人不得不打开笔记本电脑，借着电脑屏幕的光做记录。
34名援建干部平时在上海大多是所在部门的领导，比如贺毅群，他是商委外事处的处长，以前一些事情有秘书帮忙，但在这里大小事情都得自己动手。
水洁说，我们这些大老爷们在家的时候有老婆帮着洗衣服，到这里，一开始没有洗衣机，自己撸起袖子洗。
“没有热水就洗冷水澡，关键还是饮食不习惯，我们吃惯了甜食，这里吃得太辣。”由于水土不服，水洁身上起了很多小疙瘩，指挥部对面开了一家小面馆，他与朱勤忠时常过去“开小灶”。
朱勤忠前不久给援建干部们做了常规体检，发现有高血压的人从原来五六个人增加到了至少10个。“饮食是一个重要原因，另一个是工作压力大。”他因此建议大家中午再忙也要休息一会，但来了两百多天，大家好像压根就没有假日的概念。
苦头吃了不少，但是34名援建干部都觉得非常值得，贺毅群说，看着这座城市在废墟中一天天建起，看到灾区群众的笑容一天天多起来、麻将搓起来、啤酒喝起来，看着灾区的经济一点点复苏，他觉得特别充实。
来自上海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的徐行超第一次做了一件浪漫的事，他到现在还瞒着岳母，说自己到国外参加培训去了，妻子50岁生日那天，85岁的丈母娘吵着一定要见到徐行超，他托上海的同事给妻子送去了99朵玫瑰，老婆感动得直落泪。
徐行超觉得作出这样的牺牲很值得，他举例，“都江堰有32万劳动力，地震后统计，失业率高达86%，有28万人失业。通过这些日子我们与都江堰的共同努力，到去年底17.8万人实现就业，现在就业率已经提高到81%，3万个零就业家庭到去年底只剩200多户。”
这样的成就感，负责教育援助的、负责医疗卫生援助的、负责工程建设的……34个人，人人都可以说上一大堆。
朱勤忠说，26支来自上海卫生医疗系统的医疗队深入都江堰的每个乡镇，在一些农村医疗点，上海的医疗人员人数甚至超过当地，“在我们的努力下，今年春节前后，都江堰的传染病发病率比去年同期下降46%左右，群宴往年必定发生食物中毒，但今年一个都没有。
都江堰的疾控体系原先只覆盖了市区，在上海的援助下，现已辐射到了所有乡镇。朱勤忠很欣慰地说，整个都江堰由上海援助的卫生系统项目有23个，上海中医药大学、华东医院等上海市著名的医院以及各区县医院还与都江堰中医院、第二人民医院以及各乡镇医院结成了一对一的援建对子。
到都江堰200多天来，34名援建干部中很多人都会说上几句正宗的四川话，汪剑明说，“我们始终带着感情在做援建工作。”
这天中午，指挥部难得的雀跃，因为终于可以改善伙食了：一盆肥嫩的蹄膀。午餐其实很简单，一桌八个人，五六个农家小炒。
援建总指挥薛潮注意到一名援建干部还在外面忙碌，因此起身特意给他盛了一碗留着。这个动作令指挥部的同志们很是感动，有人“提意见”：薛总，我们也辛苦了，可是我们就享受不到他这个待遇。
“好！好！我也给你们盛一碗。”薛潮一边笑一边拿起这名干部的碗。
“我们的援建干部就是这样的可爱。”
67名支教老师
都江堰中学这栋4层的教师宿舍楼也将注定成为67名上海支教老师永久的集体记忆，200多天来，他们克服了教学条件差、环境不适应等诸多困难，把来自上海教育系统的爱留在了青城山脚下。
这是67名上海支教老师每天的常态，清晨，天蒙蒙亮，顶着晨雾，路途最远的老师就要启程了。为了不给灾区增添负担，他们拒绝了受援学校的专车接送，而是选择了公交车加步行的方式上下班。
夕阳西下，分赴都江堰16个乡镇的老师们又陆续回到了都江堰中学这个特殊时期的家。学会了腌制四川泡菜的束宝平招呼大家快来尝尝他的手艺，有人弹起了吉他，有人在和上海的亲人通电话。
在都江堰北街小学支教的上海虹口区红旗小学教师郑健接到了5岁的女儿从新疆打来的电话，悠扬的吉他撩拨着他的思女之情。郑健的妻子在上海工作也很繁忙，两口子一合计，将女儿送到了远在新疆的岳母家，一家三口就这样分处三地。
郑健一点都不后悔到都江堰来支教，当初听说区里正在招募赴四川灾区支教一年的老师，郑健第二天就报了名。
郑健在北街小学担任六年级(5)班班主任，初到北街小学，困难超出了他的想象，板房隔音效果差，加上教学点容纳了7所中小学的几千名师生，10米外还有正在施工的学校工地，噪音干扰厉害，教师们上课几乎都是在比嗓子，一节课下来常常喉咙沙哑甚至失声。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支教教师专门开了一次专题研讨会，找到了解决的办法——教师基本的站立位置要处于教室的中部，通过走动和转身让每个学生充分听到。但是这样一来教师的体力消耗就会增加，更糟糕的是，在初期，一旦下雨，板房内的水泥地面就开始渗水，雨越大，渗水越厉害。
郑健说，他的脚天天泡在水里都没有关系，一定要让孩子们听到最清晰的讲课。
从闵行区古美学校到都江堰蒲阳中学支教的周金宝觉得为灾区的孩子吃再大的苦也值。
周金宝支教的是初二(9)班，一个由地震中36名幸存孩子编成的班级。走进这个班级的一瞬，周金宝的眼睛就湿润了，全年级400多人，如今就剩下这36名幸存者拼凑在一起，不少孩子肢体残缺或者家庭缺损，上课的时候，一有风吹草动，所有的孩子都本能地往外跑。
那种惊恐不安的眼神，周金宝一辈子也忘不了，有什么比让他们获得安全感更重要的呢？
周金宝暗下决心，要将36个孩子一个个家访到。这一天双休日，从学校坐了1个小时的公交车，又走了将近半个小时的山路，周金宝终于找到了学生袁志贤的家，袁志贤曾就读于向峨乡中学，虽然在被掩埋8个小时后，她被成功解救，但右眼失去视力、左眼神经也受到严重损伤，连手指都不能弯曲。
周金宝的眼前是一间木头搭起来的简易棚，四面穿风，可是女孩却说：蛮好的，下雨不会漏。
屋里只有一盏灯，孩子说没关系，白天可以露天做作业。
周金宝掀开锅盖，看到下饭的菜是一碗油渣子。
他看得心酸，小姑娘却很坚强地劝慰老师。
可是，如何才能抚慰孩子们深藏内心的伤痛？
来自卢湾初级中学的教师张贵和作为支教队伍中唯一的美术教师想到了艺术治疗。
初到都江堰，张贵和一个半月内跑遍了都江堰50多所中小学，他看到孩子们很少有笑容，很多孩子甚至不愿意再回到教室。他决定用艺术进行心理干预为孩子们疗伤。
从孩子们的画作中，张贵和看到了悲伤、坚强、感恩、憧憬。给张贵和印象最深刻的是小学二年级的周宇恒的《妈妈，我怀念你》——一棵大树上，一只大鸟正在哺育小鸟，树下一个孩子仰天而望，泪水飞溅。在另一幅题为《生命的拔河》的画面上，一颗大红心被全国人民的手高高托起，红心的前方是两名解放军，后面是死神，拔河的绳子中间结着一条红领巾。
张贵和看完孩子们画的600多幅作品，从中挑选了150幅，准备编成画册《美丽的花朵》。
在工程建设中，我们始终坚持进度服从质量，确保质量第一，把每个项目都建成优质、可持续发展工程，尤其是把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建成最安全、最牢固、群众最放心的建筑。
忙，对于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上海市对口支援都江堰市灾后重建指挥部总指挥薛潮而言是一个常态。自去年10月到都江堰来指挥援建工作后，薛潮就一刻也没有停歇过。
灾区援建有太多的事情要他去思考、去部署、去协调，不过，他觉得忙得很值得，因为在6000多名上海援建者的不懈努力下，都江堰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援建工作快速推进，一座崭新的充满生机的都江堰正在废墟中迅速拔起。
这几天，薛潮的心情特别地好，因为，春暖了，花开了，一批500多名的上海游客也特意到都江堰来旅游了。“上海人多到都江堰来旅游，就是对灾区重建最大的支持，在都江堰，看到上海的乡亲，让我们不再孤独。”薛潮兴致勃勃为都江堰做起了旅游推介。
游客的日渐增多得益于上海的旅游对口援建工作，这是上海诸多对口援建工作中成效的一个缩影。
不过，这仍然是一座伤痕累累的城市，世界上恐怕也难以找这样的先例，要在这样一座百废待兴、80%的建筑在地震中损毁、人口多达63万的中型城市开展全面的灾后重建、援建，难度非同一般。
这就是摆在薛潮，摆在6000多名上海援建者面前的课题。
忙，注定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仍是薛潮和他的战友们的常态，因为党中央、国务院的殷切期望，因为上海市委、市政府“上海援建工作要走在全国最前列”的目标。
不能歇，不能歇！
因为身上肩负的使命，因为63万都江堰人民期盼的目光。
心碑、丰碑与口碑
《新民周刊》：薛总指挥，很难得能抓到您这位大忙人接受我们的采访，5·12汶川特大地震马上就到一周年了，回顾这一年，尤其是在都江堰参与援建的历程，您作何感想？
薛潮：呵呵，我很少接受采访，事情太多了。你不要写我，希望你能多给些笔墨写我们的援建干部、我们在一线的普通援建者，他们在都江堰始终是把自己当作新都江堰人，把都江堰当作第一故乡来参与都江堰的灾后重建，我一直为他们的精神所感动，他们真的是捧着一颗爱心而来，肩负着一种使命而来。
这里余震不断、天气湿冷、饮食不习惯……我们的援建者面临着种种危险与困难，尤其是远离大都市、远离亲朋好友、远离家庭、远离熟悉的工作环境，他们在这里已经连续奋战了两百多天。他们身上有一种不倒的作风——艰难多，吓不倒；条件差，难不倒；任务多，压不倒。
我一直在想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我想我找到了，因为大家始终牢记着八个字：来的时候，我们——无怨无悔，等都江堰建设完成，我们走的时候，也要力争——无愧无憾。
《新民周刊》：“无怨无悔”、“无愧无憾”，这八个字既代表着上海援建者的精神，也代表着上海援建者对都江堰人民、对上海人民的承诺。您刚才也说了，其实援建工作面临着诸多艰辛，怎样才能不折不扣地去兑现这份承诺？
薛潮：正如你所言，这八个字确实承载着一份庄严的承诺，它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它背负着“三碑”。首先就是心碑，我们的援建工作者必须要有一种常年坚守、无私奉献的精神，才能聚集到一起，这是对我们内心精神世界的要求；第二，我们追求的是丰碑，我们要求自己，用我们上海人民的援建资金所建设起来的每一座工程，都应该用我们的心碑去尽心、尽力打造成一座丰碑。
有了心碑、丰碑，我们最终才能赢得都江堰人民、上海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口碑，老百姓的口碑就是老百姓的满意度，也就是说，我们上海援建的成果要最终体现在老百姓的笑脸上。我想，老百姓的满意是最高、最硬的标准。
我们的援建者们正是怀着这三碑的追求参与到援建灾区的伟大事业中来的。
《新民周刊》：那么您个人呢，作为上海对口援建都江堰灾后重建指挥部的总指挥，您来到都江堰后看到灾情有着怎样的感受，对援建工作又有着怎样的思考？
薛潮：痛心！当我踏上都江堰的土地，看到满目疮痍，我首先感觉到的就是痛心，为都江堰人民所承受的灾难痛心，同时也为都江堰人民的坚强与勇敢所感动。我们是肩负着党中央、国务院，肩负着上海市委、市政府以及上海人民的使命而来的，一定要出色完成任务。
都江堰是四川省的极重灾区，作为一个中型城市，它有着1200平方公里、63万人口的规模，在地震中80%以上的房屋倒塌或受损成为危房，而且，都江堰又是一个世界双遗区——青城山与都江堰两个世界闻名的旅游胜地。因此，都江堰灾后重建的水平在整个四川省灾后重建工作中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
胡锦涛总书记去年到都江堰视察时殷切希望都江堰成为灾后重建的样板和示范，这也是党中央对上海援建工作的期望和要求。温家宝总理总理作出了“加快重建步伐，提前完成任务”的指示。
四川省也对都江堰灾后重建提出了要求，要求都江堰成为城乡统筹一体化的试验区。所以，上海的援建首先就要融入成都发展建设的总体规划和都江堰的灾后重建规划中去。
《新民周刊》：党中央、国务院对都江堰的灾后重建有着很高的期望，那么，上海市委、市政府又对你们提出了怎样的具体要求？过去的近一年中，我们看到上海的各级领导频繁赶赴都江堰调研指导援建工作。
薛潮：是的。中央明确上海对口支援都江堰后，上海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第一时间深入灾区一线调研，明确了援建工作的指导思想、援建目标和基本原则；上海市市长韩正两次召开市援建领导小组会议和多次专题会议，今年元宵节，韩正市长在八个月内第三次来到都江堰调研推进援建工作。我做了一个统计，仅仅去年下半年，上海就有16位市级领导先后到都江堰调研指导对口援建工作。
上海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对口援建工作“目标不变、力度不减、决心不动摇”，在援建质量、水平和服务等方面争创一流，把每一个项目都建成优质工程，交出一份对口援建的满意的答卷。
俞正声书记说，上海援建要走在全国最前列。我认为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的目标和追求是与党中央、国务院的嘱托高度吻合的。
6000人在做什么？
“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地震山崩地裂，但上海与都江堰的情谊就像这长江水一样，一脉相承，无法割断。”薛潮用诗一般的语言概括着两地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所建立的感情。
薛潮时常向援建干部们强调，参与援建就是在实践上海的城市精神，他有一个深刻的体会，那就是，通过援建，上海人的国家意识、祖国大家庭的意识得到进一步增强。“通过援建，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党中央、国务院要求东部支持西部的战略决策，理解更深，做得因此也就更实。”
上海对口支援都江堰灾后重建指挥部进驻都江堰后，按照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指示，在都江堰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以最快的速度推进对口支援工作。
任务是艰巨的，时间是紧迫的。温家宝总理要求用两年的时间完成原定三年完成的任务，韩正市长也专门要求上海援建的每一项工程都要成为优质工程、可持续发展工程。
薛潮说，他和他的战友们一定要用上海速度、上海质量、上海规范和上海精神来做好对口援建都江堰的每一项工作。
忙，并充实着！
《新民周刊》：上海参与对口援建都江堰的人员有多少？怎样的组成结构？
薛潮：目前，常驻都江堰的上海设计、建设、监理和医疗、教师、志愿者等援建队伍1200多人，施工队伍4000多人，整个上海援建队伍大约 6000人左右吧。作为总指挥，我非常感谢我们的援建人员，大家克服困难、全力以赴，甚至夜以继日地在各自岗位参与重建。今年春节，我们坚持不放假、不全体休假，各参建单位负责人以及在建施工人员坚守岗位。
我要强调的是，援建不仅是我们这些在都江堰的人在做，全上海人民都在参与，我非常感动的是，对口援建开展以来，我们一直得到上海市委、市政府和上海人民的关心、支持。今年春节前后，上海各区县全部开展了“来自上海的问候”送温暖活动，慰问帮助了都江堰5.51万户困难家庭。
也正因为有了后方强有力的支持，我们在这里才不感到孤独，从而干劲十足。
《新民周刊》：援建重点在哪些方面展开？
薛潮：我想，大家其实都很关心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概括来说，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上海援建尽快帮助都江堰形成五个体系：一是教育支撑骨干体系，二是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保障体系，三是城乡用水、治污框架体系，四是城镇安居房、廉租房基础体系，五是支农惠民框架体系，让都江堰受灾群众直接得益、长期受益。
我们把这叫做优质援建，同时，随着项目建设的全面推进，进一步做到硬件援建与软件援建相得益彰。目前指挥部正在统筹研究与硬件项目相配套的软件服务项目，充分发挥后方专业部门的优势，大力开展紧贴硬件、务求实效的软件援助，以确保项目工程建成后能有效运作、充分发挥功能。
具体而言，在软件培训方面我们注重四个突出：卫生项目突出技术支持，教育项目突出师资培训，基础设施项目突出功能运行，民政项目突出管理效能。
《新民周刊》：五个系统、四个突出，兼括硬件与软件援建，涉及内容其实非常之多，你们是怎样开展这些项目的？
薛潮：软件培训工作很多是依托后方资源进行，上海的教育、旅游、卫生、建设等部门对援建工作都非常重视，我们的援建始终得到后方这些资源的支持，上海各个区县、部门的领导也多次带队到都江堰来对接相关工作。
《新民周刊》：您刚才说到优质援建，还有什么援建？
薛潮：我们还有一个“科学援建”，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推进科学重建、科学发展，突出“民生、公益、基础、功能”，注重援建项目充分符合灾区建设的长远科学规划。
比如，我们援建10万亩现代生态农业粮经综合聚集区，项目建成后将成为现代农业基地、对口合作基地、农民增收基地，同时现代农业集聚区要想方设法和旅游结合，成为旅游观光农业、景观农业。
我们还将援建1平方公里的综合商住区，规划充分考虑都江堰老百姓的生活习惯和生活需要，打造成川西风貌、上海风情的新城区。
初见成效
《新民周刊》：一年了，也是一个检验援建工作的节点，你们取得了怎样的阶段性成果？
薛潮：对口援建取得的阶段性进展主要表现在“五个一批”。
一，精心推进了一批硬件项目建设，签约启动三批七大类89个与灾区群众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援建项目，投资估算65亿元。其中，卫生项目28 个，教育项目24个，农业基础设施等为农服务项目15个，基础设施项目13个，城乡安置房项目4个，文化事业项目2个，社会福利院等民政项目2个，综合规划项目1个。截至1月底，51个基本建设援建项目共205个建筑单体80多万平方米已经开工建设，其中78个单体结构封顶。
二，精心创建一批优质工程，在项目建设方式上，主要采取了三种方式：“交钥匙”方式，涉及项目64个；“联建共建”方式，涉及项目24个；“交支票”方式，涉及项目1个。
《新民周刊》：打断一下，你们如何处理进度与质量的关系，尤其是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
薛潮：“质量是援建工作的生命线”、“安全是工程建设的底线”。在工程建设中，我们始终坚持进度服从质量，确保质量第一，把每个项目都建成优质、可持续发展工程，尤其是把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建成最安全、最牢固、群众最放心的建筑。
对每一个项目，从规划设计到可研评估、初步设计、概算、评审等各环节，组织上海、四川两地专家论证，优化项目设计方案、合理控制项目投资，严格履行报批程序。
《新民周刊》：援建不仅是将楼盖起来、路修起来，最为关键的是如何帮助灾区尽快恢复生产，恢复经济。
薛潮：这就是我们“五个一批”中的第三个——精心协调一批经济合作项目，构建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多元投入的援建机制。我们积极引导和支持上海的各类企业通过投资经营、经济合作等市场化运作方式，到灾区参与恢复重建，上海的农业、工业、商业、旅游、高新技术等各行业企业纷纷到都江堰考察洽谈，形成了一批合作意向。两地56家企业签订了48个经济合作项目协议，投资额近40亿元。
浦发银行与都江堰市政府签署了50亿元授信协议，并在都江堰开设了支行。上海还为都江堰特色产品进入上海市场开辟了零费率绿色通道，为都江堰农产品在上海实现销售收入超过3000万元，为企业节约入场费1000多万元，签订购销合同2.5亿元。这些都让都江堰直接受惠。
都江堰是一个国际知名的旅游城市，旅游是当地主要的民生产业，旅游也被我们视为衡量上海援建水平的重要标杆，因此我们非常重视旅游对口援建。在上海市旅游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沪上旅行社震后已经组织了6000多名游客到都江堰来旅游，在去年都江堰游客大幅下降的情况下，上海游客不降反升，今年1、 2月份游客又比去年同期上升10%。
上海各区县对口支援都江堰各乡镇进行了全面对接，结队帮扶，这些都有力提振了都江堰灾后重建的信心。
《新民周刊》：我听说，上海的教育、旅游、卫生各系统都在帮助都江堰培训人才。
薛潮：是的，我们精心开展了一批软件援助项目，发挥上海在人才、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提前或超额完成国家有关部门下达的援助任务。我们积极帮助编制产业发展专项规划，大力实施就业援助，提供就业岗位信息12227个、转移到沪就业1912人，在援建工程建设中吸纳灾区劳动力3000人，这些都有利于灾区群众自力更生，投身重建家园。
援助不仅要“输血”，还要帮助灾区恢复、提高“造血”功能，为都江堰培训各方面的人才，这才是都江堰的持久生产力。将来援建工作结束，我们离开了，这些人才将在都江堰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新民周刊》：这么大规模的援建，涉及大批工程、资金，如何加强监管，用好每一分钱？
薛潮：这就是“五个一批”中的最后一个——精心构建一批严密监管制度，我们按照“质量、安全、规范、高效”原则，制定了20多项加强资金物资监管和项目质量安全的制度，确保阳光援建，廉洁援建。
来自各方的肯定
上海的对口援建工作得到了中央领导和国家有关部委的肯定与好评。早在去年9月2日，温家宝总理视察都江堰人民医院住院部板房医院时就说：“这个板房好！这是我在灾区看到的最好的板房医院。”上海援建队伍闻言，倍受鼓舞。
12月27日，国务院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协调小组召开对口支援工作会议，又从五个方面表扬了上海与都江堰对口援建工作：一是上海项目总投资走在前列，达到65亿元，北京市54亿元，江苏省35亿元，福建省32亿元；二是上海到位援建资金走在前列；三是上海启动项目数走在前列，第一批、第二批“交钥匙”基本建设项目全部开工建设，快速推进；四是支援方和受援方配合得好、关系融洽，双方建立定期召开联席会议、联合调研制度、项目专人负责制等工作机制，保证了项目顺利推进。都江堰因此也成为这次会议唯一提到和被表扬的县市。第五就是，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全力支持。
会议认为，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目标不变、力度不减、决心不动摇”和优先确保援建项目、资金的要求，不仅是上海援建工作的目标、要求和决心，而且要成为各援建省市搞好援建工作共同的目标、要求和决心。
四川省、成都市和都江堰市委、市政府以及灾区广大干部群众也多次对上海援建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面对这么多好评，作为对口援建都江堰的总指挥，薛潮表现谦虚，他将这视为对上海进一步搞好援建工作的期望和鞭策。
《新民周刊》：您从去年10月来到都江堰，之后一直奋战至今，您说灾区人民深深感动着你，是什么样的精神让你如此感动？
薛潮：对口支援工作是“双向”、“互动”的，是互相学习、联动发展、共同提升。过去的一年极不平凡，“山河可以改变、道路可以阻断、房屋可以摧毁，但摧毁不了我们抗震救灾的坚强决心；摧毁不了我们携手重建美好家园的坚强决心。”都江堰人民的这种精神深深感动着我们这些在都江堰的上海人。
都江堰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的每一个时间刻度都让人铭记，给人启示。如果说，我们这些上海援建者无私奉献的精神感动着都江堰人民，那么，都江堰人民所表现出来的重灾之后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也激励着我们上海的援建人员以及1900万上海人民。
争创全国援建最前列
《新民周刊》：2009年是一个关键年，温家宝总理已经提出要用两年时间完成原定三年完成的任务。
薛潮：是的，今年援建面临着新的要求、新的挑战。首先就是援建工作的目标要求更高，我刚才说过，胡锦涛总书记希望都江堰成为灾后重建“样板”和“示范”，这也是对上海援建工作的期望与要求。
其次，工程建设的实施难度更大，一方面，建材价格居高不下，直接影响到进度和成本控制，另一方面随着工程建设全面展开，施工队伍和施工人员数量大幅增加，多工种、立体作业给施工队伍现场管理带来很大压力。同时，今年大多数工程将完成结构施工，陆续转到装饰装修和功能性配套设施的配备阶段，将涉及深化设计、配套设施采购和各工种之间施工协调，同步配套难度大。
《新民周刊》：我们了解，对口援建灾区的18个省市都铆足了劲，不甘落后，您有压力吗？
薛潮：呵呵，是啊，18个省市争先创优的态势很强，不过这是一种良性的竞争，目的都是为了一个，那就是早日帮助灾区重建家园、恢复生产、生活。
为了学习各地所长，我们还主动走访了北京、广东、江苏、山东等省市的前方指挥部。目前各省市都铆足了劲，争先恐后。
《新民周刊》：听说上海援建有一个目标？
薛潮：要走在全国最前列！不过首先是要保证质量，否则就谈不上领先。
《新民周刊》：我有一个担心，援建队伍数量多，援建工作时间长、节奏快，有的队伍已经进驻8个月，跨越了两个年度，如何始终保持目前这种良好的精神状态和持续的旺盛精力？
薛潮：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援建干部队伍建设、党的建设，在特殊时期是需要发扬特殊精神、作出特殊努力的。党和人民培养了我们这么多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不能退缩。
我们在援建队伍中开展了“四比”、“三赛”、“两树”活动——比工程进度、比质量安全、比文明施工、比队伍建设；赛精神、赛作风、赛和谐；树标兵、树标杆。进一步形成“比、学、赶、帮、超”的氛围，推动生产力。
《新民周刊》：我们很关心永久性住房的建设进度，灾区群众何时能告别板房？
薛潮：我们正在抓紧住房重建，加快幸福家园二期、惠民雅居等城镇安置房的建设和廉租房的建设，这些工程将于2010年6月、10月竣工。
向峨等40个点位农村集中安置房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也正在进行。此外，我们还将推进重点建设公共服务项目，援建都江堰文化馆、图书馆、档案馆、工人文化活动中心、妇女儿童活动中心、青少年活动中心。
不久的将来，都江堰人民将迎来一个全新的城市、全新的生活。
《新民周刊》：整个援建有没有一个时间表？
薛潮：住房与公共服务配套设施重建是首先要完成的，总的目标没有那么快，上海援建的项目都比较大。今年5月12日地震一周年时，我们力争完成总投资的40%，到6月30日，也就是指挥部进驻都江堰一周年之际，力争完成总投资的50%，援建所有学校的土建工程要全部竣工，9月1日，秋季开学前，我们力争完成总投资的60%，确保援建的所有中小学全部建成开学，社区、乡镇卫生院、社会福利院等项目建成使用，向建国60周年献礼。到今年12月31日，我们力争完成总投资的80%，援建工作要取得明显成效，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对灾后重建、未来生活的信心和意愿，为完成对口支援各项任务打下扎实基础。
《新民周刊》：您对都江堰的未来有着怎样的展望？
薛潮：5·12汶川大地震像一面特殊的镜子，映照出伟大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以极端的方式检验了都江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如今的都江堰正激荡着自强的力量，升腾着发展的希望，我们坚信，在不久的将来，看到一个又一个援建项目从废墟上建起，看到都江堰人民逐渐走出地震阴影后绽放的笑容。我们的内心将会无比自豪、欣慰。
家园是我们大家共有的，在这个艰难时刻，我们理应携手重建。
付出是值得的。
张颖说，经历过地震，她有一种公民意识，很多事情以前她不会去做，但是现在，只要有这个能力，她就会去做。
临危受命
“小张书记”是个风风火火的人，她说自己是典型的川妹子，性格就像野辣椒。
“我有点泼辣！”
“小张书记”有点胖，身材不到1米60，走在人群中很不起眼，不过，她可是幸福家园的“大人物”。
“我是幸福家园的党支部书记、团总支书记，负责精神文明建设，妇联、计划生育……这些都归我管。”
“小张书记”名叫张颖，一个28岁的80后未婚女孩。
80后女孩张颖此前其实从未有过社区工作的经验，更没担任过这么多的“要职”，“我这人大大咧咧的，气质好像与行政工作不太吻合。”
张颖此前其实连一份正式的工作都没有，她在重庆念书，做过一段时间律师助理，后来在母亲的执意要求下回到都江堰。
“我妈以为我一个本科生在我们这个小城市很好找工作，她失算了。”
张颖一回到都江堰就成为一名无业青年，于是与人合伙开了一家小铺，说是做点小生意，其实是在准备公务员考试。
但是地震发生了。那天张颖正盘腿坐在店内看书，突然间大地一阵颤抖，她有点恼，探头朝店外望，“哪里来的大卡车，动静这么大？！”
车子没看到，房子却开始剧烈摇晃，噼里啪啦，东西落了一地。
邻铺有人跑了出来，捂着头，指缝间冒出血。
“地震了！”
张颖记不得自己是怎么跑出来的，掉了一只鞋，手上拿着一本公务员考试资料，还有一支笔。
房子就在眼前一栋栋倒下。接下来的事情张颖脑子一片空白，“我这么点年纪，哪经历过这么大的灾难！”
父母离异，张颖从小就跟母亲过，还好，父母无恙，但是房子却没了。从都江堰周边不断赶来志愿者，张颖加入了这个队伍，“没多想，觉得有这个义务”。
这个时候，34岁的南桥社区青年周小平在短暂的慌乱后，也与社区的其他青年人一起迅速由灾民转为志愿者。“帮老人搭建帐篷，维持食品、饮料的发放秩序。”
两个素不相识的女孩在幸福家园的初次相会是在5月23日。不过两个人当时都没怎么注意对方。“打仗一样忙乱，哪有那份闲心。”
从5月17日开始，幸福家园板房开始搭建，仅用5天时间，到5月22日，第一批300多套板房就已经完工。受灾最重的1400多名老城区居民在5月23日凌晨搬了进去，张颖与周小平就在其中。
领导们要去一线抗震救灾，幸福家园需要募集志愿者维持日常秩序。两个女孩一想，自己是党员，于是挺身而出，打扫卫生、维持秩序，用她们自己的话说，其实也就是帮人跑跑腿，没想到后来领导干脆就让她们负责幸福家园的行政工作。
幸福家园到8月1日之前板房全部建成，整个板房区占地150亩，板房2200多间，安置6700多人，分为三个区，一个管委会，下设三个居委会。
周小平的职务是一居委主任，下管1200多人，和“小张书记”差不多，周小平此前也毫无社区工作经验，她是一名自由职业者，做过小生意、打过工。
“咋办？啥子都不懂。”两个女孩心里直打鼓。
我能理解你们的痛
“别人都夸我从早忙到晚，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在忙些什么。”张颖说，这就是她刚接手幸福家园行政工作时的感觉，忙到什么程度，张颖说，有时候拿着纸巾想去厕所，半途被人拦住，忙了大半天，事情理好了，纸巾还捏在手心。焦虑加上劳累一个月内瘦掉好多斤，倒也好——减肥。
她到现在嗓音都是沙哑的，因为一天要说太多的话，她原以为社区工作很简单，甚至有点好玩，不就是处理一些婆婆妈妈的事情嘛，哪想到居然有那么琐碎，要直接面对受灾群众，为他们服务，或者要求他们按照社区要求去做。
“矛盾就这样直接摊在你面前。”由于板房建设匆忙，下水、道路等配套设施一时无法跟上，一到下雨，两个女孩就紧张得睡不着觉，半夜起来穿着睡衣就去挨家挨户查看漏水情况、帮着居民舀水。
迎接她们的却是一顿臭骂，“地震没把我震死，倒要被你们这里淋死！”有受灾家庭埋怨。
“我哪里受过这样的委屈。眼泪都快下来了。”周小平说。
张颖更是一个很要强的人，震前，为了一棵大白菜都能在菜场跟人理论半天。“我是独生子女，我妈都没这么对我过。”
但是两个女孩没有回嘴，被骂了还叫人来修屋顶。“他们经历了地震，心里不舒服，冲我们发火，发就发了吧。”张颖说。“如果我没有经历过地震，我会觉得我为啥要噎下这口气，但是现在我理解他们的痛苦。”
可周小平回到家眼泪就止不住了，9岁的女儿一个人在板房里趟着水，拿盆子往外舀水。周小平的公公震前过世，婆婆搬进幸福家园板房后也因病去世，而丈夫也一直忙于工作，“我没有时间照顾女儿，这么小的孩子每天自己起床烧饭，然后去板房学校上学。”
周小平觉得愧对女儿。镇领导放手让她们去做，她们有不懂的也去问领导，但是实际工作还是要靠两人自己去慢慢摸索。“社区工作，尤其是面对受灾群众，要更有耐心，他们容易激动，你语气不对，他们就可能骂人。”
两个女孩对板房区的居民状况烂熟于心：一居委70多户遇难家庭，30多户残疾人，24户低保户，还有3户因灾致残。
越是骂她们最多的家庭，她们拎着慰问品上门的次数越多，“多关心，多沟通，让他们觉得我们是真正在为他们服务。”周小平说，对于丧偶、丧子的妇女，还要特别沟通，鼓励他们重新组建家庭、再生子女，时间长了这些人也就慢慢接受了现实。
巡夜，是每晚必需的任务，安全和卫生是第一位，其他都好办，周小平说这么多人住在一起，发生火灾可不得了。
接受采访这晚，因为附近发生火警，板房区的电闸被拉掉，正好轮到周小平值夜班，她忙叫电工挨家挨户去提醒，一定要把热得快、电炉这些插头拔掉，防止半夜来电引起火灾。
有一天，一名曾经把周小平骂哭的受灾群众酒后无法将电池插进充电器，周小平巡夜路过，帮他插上，这个细节将对方感动了，“小周，对不起，我女儿没了，那一天我心情不好。”
“要是我家里亲人没了，我也会难过。” 周小平说，“我觉得这委屈受得值，一年来我们这里没有发生任何刑事案件，连吵架的都很少。”
幸福家园入住一两个月，群众就认可了这两个女孩，张颖说，“以前走访，别人会骂我们，可突然有那么一天，就有人在后面叫我，小张书记，你别走啊，过来吃饭吧。”
张颖不好意思吃，人家又塞给她一个水果。
“这水果多温暖我的心呐。”
引导群众自力更生
幸福家园一居委共有4个人——2个委员，1个书记，1个主任。此外，还招聘了10名巡逻队员、10名卫生保洁员、4名浴室管理员以及1名水电工。招聘的这些人员大多都是板房区内没有工作、没有生产资料、没有经济来源的人，张颖将他们称作“三无人员”。
“我们一定要鼓励大家恢复信心，去找工作，自力更生。”张颖说，保洁员、巡逻员的工资每月650元。她和周小平的工资也只有这么多，只不过作为居委会干部，每个月有一点象征性的补贴。
但是在2008年7月，张颖与周小平却做了一件很有个性的事，成都一家企业的老总前后三次找到她们，希望能够接受他的捐助，遭到了她们的拒绝。
“他提出给幸福家园免费供应三个月的蔬菜、米、肉，还有钱。我们一想，这哪儿成！我们刚在引导群众自力更生，你这样一搞，他们又坐吃救济，不去找工作了。”周小平说。
这件事其实是瞒着一居委群众的，周小平说，当时即便让群众知道了，到领导那儿告她们俩的状，她也不管，“我就是不同意接受这捐助。”
她认为这种捐助不是长久的，“三个月过后怎么办，该找工作的时候不去找，晚了就麻烦了。”
“我建议他将这些物资送到更需要帮助的地方去，比如向峨乡的农村。”周小平回忆。
幸福家园有一个爱心食堂，原本是对受灾群众免费供应的，但是张颖和周小平发现，就是有那么一批年轻力壮的人不去找工作，天天吃白食。两人一合计，将免费食堂改为了平价食堂，这样一来，马上就有人来找她们希望帮助介绍工作，赚钱养家。
爱心食堂从免费过渡到平价还算平静，浴室从免费改为收费就招来了一个多月的对抗。
“有些村民有钱就是不肯交，认为应该吃国家的，骂收费员，在第二区，甚至还围攻居委会人员。”周小平说，“但是我们一定要这样做，就是要让他们明白要去自力更生。”
钱是收来了，但是浴室的门、门锁却在夜里被人砸坏了，周小平也不去追究，找人修好。可是刚修好的门锁，过了一夜又被人砸坏了。就这样整整一个月，坏了修，修了又坏，周小平也不发火，总算慢慢得到了理解。
“我们经常举行一些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现在，基本上每个家庭都至少有一人实现了就业。”
对于那些实在找工作困难的家庭，幸福家园又开辟了一个商业区，出租给他们，每月只是象征性地收取150元租金，管理费、卫生费一律免收。
这种店铺目前在幸福家园一共有100家。
“我如果太有城府，老百姓会不喜欢”
张颖的案头放着一本社工类的书，她很兴奋地说，如果这次考试成绩理想就可以到上海参加社工培训。
为了营造一种积极向上的社区氛围，毫无经验的张颖、周小平时常要绞尽脑汁，搞一些活动，调动大家的精神，她们组织了舞蹈队、太极拳队，到现在每天晚上娱乐区的广场上都有舞会。
两个女孩子组织策划了从端午到中秋，从元旦到春节等一系列社区活动，“以前大小活动，还有人来帮助指导，后来，就完全靠我们自己，舞台、背景、节目单，做完很有成就感，等演出结束，好失落噢，怎么这么快就没了。”张颖说。
很多事情还是要借助外来资源，张颖认为对她帮助比较大的是上海社工，她发现原来社工在上海是那么一份重要的职业，“我很佩服上海来的社工，他们那么快就能融入社区，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我也没有想到我们能做成这么多事情。我们就是这样摸索着，其实换了别人来做，可能有很多捷径，但是我们俩要比别人多走很多冤枉路，还未必取得好效果。”
张颖的妈妈说，张颖到居委会工作后把原来的性格磨好了，但是一到家就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很不经意就会发火。
可是工作就不能这样，前几天镇领导把张颖叫去谈话，认为张颖个性太直率，开心不开心都摆在脸上。
张颖的理解是，行政工作不是必须要有城府，如果太有城府老百姓就不喜欢了，可是如果一点城府都没有，也是不行的，“太直可能是要吃亏的。”
张颖说，地震前很多人担心80后是缺乏责任感的一代，但是她觉得80后对灾难、对使命都也有着自己的理解。
“我看到了很多的80后志愿者，他们不是不能吃苦，不是没有责任感，我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划到某一个年龄范围内。”
也许有人说大灾之后的社区工作最好还是由经验老到的人来做比较好。张颖却认为让他们这些经历过地震的年轻人来处理受灾群众的事情可能会更好。
“有些人觉得80后太莽撞，可是莽撞也是一种个性啊，有冲劲，有活力。”
我有化力气为糨糊的本事
张颖的婚期看来又要往后拖延了，她和男友相恋9年，原本准备在2008年8月8日结婚，但遇上了地震。张颖后来想干脆就在板房内举行婚礼，多有意义啊！但是5·12地震周年又要到了，她担心在板房内举行婚礼可能会刺激居民的情绪，想来想去还是推迟到下半年。
什么样的性格做什么样的事情，张颖觉得她这个党支部书记、团总支书记，甚至包括精神文明建设、妇联、计划生育工作，做得没有不合格，只是稍微缺少一点成熟老练罢了。
幸福家园党支部共有4个党小组，组长的年纪都跟张颖的父母一般大，张颖自己都觉得这个结构挺有意思，一个小孩领导一群大人。
“不过，他们都很帮我，过组织生活他们都会教我。”
张颖说，她从未和居民吵过，因为她有化力气为糨糊的本事。有一天，一对80多岁的老夫妻跑到张颖办公室，吵着要离婚，“老爷子、老太太背靠着背坐着，可逗了，牙齿都掉光了，老太太嚷嚷着我不过了，我要离婚。”
张颖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就是爷爷奶奶，她噗哧一声笑了，“我觉得他们很可爱，我都不知道怎么劝他们。但是你猜怎么着，到最后，两个老人硬是拖着我到他们家，要烧饭给我吃，他们说我太能说了。”
张颖说她有一位启蒙老师，是灌口镇的镇长，这位女镇长也是作风泼辣，但是面对群众却从没发过一次火，遇到特别蛮横无理的人，她也不怕，最终会让对方心服口服。
“你觉得因为我还没结婚，处理家长里短就不行吗？”
“你不觉得我很能说吗？！”
张颖说，有一次，有上级领导来视察工作，有些居民找到领导说以后搬出去了还要这个小女孩来管我们。
“我跟你说，地震给了我做这个工作的机会，年轻、党员、本科，这些都是我的优势，但是这里老人多，也给我提供了机会，如果年轻人太多，我可能也排不上号。”
“不过，今天的行政工作，是我们当初压根就没有想过的，我和周小平当初压根就是志愿服务，没想那么多。”
她思维很快，经常是跳跃性的，她话锋一转又回到先前关于城府的问题，“我这个性肯定吃了不少亏，但是我觉得我做这样的事情我开心啊。我年轻，我就该这样啊，四平八稳太可怕啊。”
“我还在看《流星花园》呢。你吃惊吧。”她咯咯咯笑不停。
地震之后的感悟
张颖说，在幸福家园的这一年，是奉献爱心的过程，也是成长的一年。“当初做志愿者是需要激情、爱心，现在需要的是恒心。家里的事情我全顾不上，你要说，一次次推迟婚礼，男友没意见也是不可能的。”
幸福家园板房区终有一天会拆除，这里的居民也会被安置到各自的永久性住房。对于以后的事情，张颖和周小平说，她们也没有细细去想过。“说不定还要跟着这批人走，不过，这不是我想的问题，还有别人要不要你的问题。”
张颖说，这场地震对于她也是一个个人价值发现的过程。“你要说，这种艰辛，这种委屈，确实以前没有经历过，但是这种快乐，这种价值充实感，也是没有过的。”
她认为自己被改变了很多，“以前，你让我捐钱，我可能觉得10元就可以了，但是地震后，我和我的家人至少都会拿出100元。”
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她认为，因为她经历了灾害，有过渴望被别人帮助的感觉，也真真切切感受过别人是怎么帮助她们的。
地震后，灾区有几种人生观的出现，一种认为亲情最为重要，人这辈子不一定要有大作为，守着家人就好；一种认为，人生苦短，要及时行乐，有钱吃光、用光。
张颖觉得地震让大家找回了一种很宝贵的感觉：人与人变得更加亲近，不再那么功利。
关于金钱，她说，地震过后，她看到那么多遇难者，也曾感觉钱有啥用。但是几天过后，她就意识到还是要有点钱过日子的。
赵本山和小沈阳在《不差钱》中说得好：人生最大的悲哀是人没了，钱还没用完；人生最痛苦的事情就是人还在，钱没了。
张颖说，经历过地震，她有一种公民意识，很多事情以前她不会去做，但是现在，只要有这个能力，她就会去做。
“人，是有责任的。”
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现在，他的支援项目基本上都是往两个方向走：媒体没报道过的以及领导们没视察过的地方。
撰稿·季天琴(记者)
王忠平博士：
你好！
………
破损的道路上驶过一辆辆慈善车，川流不息。食品、用具、衣物顶着余震的威胁运往我们灾区。这一切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我们都是一家人！我在你们的安慰与帮助下，有了博士(注：信中此处原为“姐姐”，后划去改为“博士”)你的帮助，我坚信一定会重建美丽新蓝天。
有幸的，在你们的关爱下，在国家贷款下，我们又建起了我的新家，欢迎姐姐来我们家做客，一定要来哦！希望能把你当成我的亲爸爸(注：信中此处原为“亲姐姐”，后划去改为“亲爸爸”)。
××学校六(3)班
你的弟弟 ××
收信人王忠平出生于1981年，穿球鞋，背阿迪达斯的背包，80后的年轻人被六年级的小朋友认做“亲爸爸”，难怪他会怀疑人生。
站在人群中老成持重的王忠平让别人猜他的年龄，总是往大了猜，“三十岁出头吧”。他摸了摸下巴，伤感地说，都是工作累的。
从去年10月起，他几乎都在四川，“回北京时间加起来一个月出头”。在灾区，他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以上，他本科学经济管理，硕士读社会学，现在对农村发展这个课题感兴趣，经常在灾区基层进行田野调查。
灾区他几乎都跑遍了。经常去中小学校， 回来以后频繁收到孩子们的来信，有的孩子写的信就像跟他拉家常一样，平实自然，他很喜欢。
有的信里充满了宏大叙事，通常都是三部曲：表示感激——下定成材的决心——希望多多联系。王忠平看到信以后总是很堵心，因为孩子们被教化的痕迹太明显了。
当然不是孩子们的错，“是我们的教育问题”，他说。
不能怪他这么想。有个记者在灾区采访小学生，小朋友很职业化地回答：感谢贵市对我们的支援和帮助。很多孩子围着，记者希望别的孩子聊聊，但是这些孩子不说话了。
这只是目前灾区的精神危机呈现出来的一种病灶。在这些长期在灾区摸爬滚打的志愿者看来，灾区所面临的课题不仅是恢复废墟上的瓦舍，抹平颓墙上的裂缝，更重要的是，怎么让整个社会生态的断层在这次昂贵代价的基础上修复。
资源与灾区的对接
隐藏在王忠平身后的是国内一家知名NGO——茅于轼和汤敏创立的北京富平学校。
王忠平的官方身份是富平学校的项目官员，方向是将企业和灾区政府拉到一起合作，“现在进入灾区服务很难被通过，需要有很好的资源。”
北京富平学校在当地的工作受到了团中央某些官员的支持，此前和某知名企业在绵阳下属的县级市江油开展的长期社区服务志愿项目受到了媒体的关注，新华社、《求是》等主流媒体也给予了正面报道。
“这些地方官员，有多少机会在这些中央级媒体上露脸？”
一位熟悉基层的人士分析，基层官员之所以给面子，还是因为富平学校的项目帮助当地增加了曝光率。
在企业那边，北京富平学校也是名声渐噪。地震带来了企业慈善，不少企业将社会责任作为长期战略，并尽可能组建专业精干团队。
这也是他们在道德压力下做出的一种选择。
“捐少了，不符合网友的道德标准就得挨骂，捐多了，又担心这些钱和物是否真正被灾区人民充分运用，所以我们成立了自己的公益团队。”宝马爱心基金成立于5·12地震之后，其经理张颖如是解释。
这些公益基金和灾区基层如何对接却成了个难题。
张颖去灾区回访一个资助老师的项目，在一所学校门口，传达室的人告诉她：你等着。她没等到来接她的老师，却等来了派出所的民警。 在地震灾区，像她这样说着一口标准普通话的陌生人比较敏感，身份没确认之前不受欢迎。
因此，北京富平学校的“资源”对企业来说尤为重要。经过富平学校的穿针引线，企业也能请到当地“高规格”的官员出席活动。今年4月，王忠平希望有个领导出席富平学校协助宝马在绵阳举行的志愿者活动。对方问他：“绵阳市团委书记够不够？”
这个级别已经很高啦。王忠平连声答谢：够了够了。
“不是手里拿钱到处给”
有个全球排名前100强的企业想在灾区建立电脑教室，王忠平负责协调，帮他们找到了一个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很直接地告诉他，现在只收钱了。
这个当地政府的对口援建省市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对方不差钱，王忠平郁闷地说：人心被惯坏了。
他自己带着志愿者去基层踩点，那些农村太穷了，志愿者进了农民搭建的临时窝棚，和老乡们坐下来稍微聊一聊，就心酸得抹眼泪。
在江油农村，他看到只能蜗居在各种颜色帐篷里，过完残生的农民。几乎每家的老人，都守着摇摇欲坠的老房子，在一片残垣断壁中找寻冷暖。
当地政府对地震中房屋损失的家庭是有一次性16000元补助的，但是获得补助的方式很特别，必须在原址上见到“新围子”(即新房的初步地基)才可以发放补助。不过，地震之后灾区的建筑材料和劳动力飞涨，原来四五万成本就可以搞定的房子，现在都要10万以上了。
如此的情况，对于当地农民来说就是毫无指望的事情。
在一个窝棚里，王忠平看见了一台没有插电的电视机，这是那户人家里仅有的一个家具，所以被保护起来了，电视机上面还特地张了把伞，一进去就很醒目。
灾难打破了乡村的平静，许多人含辛茹苦日积月累才刚开始享受的房屋和电器等，突然被砖瓦砸烂，那种心底的憋屈和烦躁，是多数城里人难以想象的揪心。
“那个电视机最多就值200多元，在城里人眼里什么都不是，但在这些日渐衰竭的农民看来，或许他们再也买不起这样一个玩意了，”王忠平说。
他也想过把几个企业的项目拉过来，把资源送到这些最需帮助的人的手中，但是对方考察之后都摇摇头：这里太穷了，怕耗资太巨。最后，他凭着企业资源为当地找了个100万的项目。
他不由感慨，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现在，他的支援项目基本上都是往两个方向走：媒体没报道过的以及领导们没视察过的地方。
不是手里拿着钱到处给，而是在用脚丈量了各家情况后实施救助，这也是张颖们正在做的事情。
张颖的兴趣是助学，她将此归功于她在可可西里做志愿者的经历。从可可西里回来的路上，她经过青藏、川藏线，当地的贫穷把她震到了，那些孩子帮人放羊，一年到头只有一身衣服，她遇到的孩子全是文盲。
地震之后，原本就在宝马总部工作的张颖被任命为爱心基金的经理，除了捐赠的物资之外，宝马爱心基金有1000万元专门用于助学。从去年6月起，张颖先后去了甘肃、四川、陕西等灾区，自己跑去农村和各个中小学校调研。
“这样才能杜绝了因信息不到而人为产生的劣迹”，她说。
在什邡中学，校长对她的做法也表示认同。地震之后，福利彩票曾经给过这个学校数目不小的捐助，最后每个学生发到了1000块钱。
“有的学生家里本来就很富，你给他1000元钱有什么意义呢？他根本不需要救急，也不会学会感恩”，校长这样告诉张颖。同时他又感慨，中国人的问题，有时是不患贫而患不均。
张颖的爱心基金可不打算把钱随便撒。对每一个被捐助对象，他们都有详细的了解，也为每一个学生建立了爱心档案，包括这些学生的照片、就读学校、家庭背景。志愿者去灾区的时候，也会选择就近的被捐助对象回访，和他们建立长期的联系。
今年1-2月份，宝马爱心基金的志愿者张咏梅去灾区，见到了身穿政府统一发放的军色救济棉袄的被资助者潘大强，他刚考上大学，父亲去世，母亲常年外地，家里只有一位76岁的奶奶，基金每年资助他学费5000元。
“这才是物有所用”，张咏梅说。
“精神重建一样重要”
这是在平武县坝子小学，离绵阳约四个小时的车程。平武位于重灾区北川和青川之间， 一路颠簸时还能看到垮塌下来的山体。
这里受到外界的关注较少，对这里的孩子而言，任何一点改善，在内心深处还是颇怀感恩的。平时，他们花6毛钱在学校食堂里买饭，几乎顿顿都是就着家里带来的咸菜。他们爱惜自己的自尊，都说吃起来挺好的。一张卡片就能让他们开心起来，志愿者们都说：这些孩子的兴奋阈值怎么那么低呀。
班主任李国芳是位没有利己思想和本位主义的老师，她告诉宝马爱心基金别给老师们捐电脑，把好处直接落实在孩子们身上。最后，基金给每个孩子都买了书。
“我们这普遍贫困，孩子们吃穿基本不成问题，但是他们的内心世界太封闭了”，李老师原本以为这些志愿者“忽地来了，倏地走了”，但是志愿者却和学生们建立长期的通邮联系。这是她希望看到的——帮助这些孩子逐渐走出地震的阴影，树立积极的人生观。
如何在灾区进行精神重建，这也是张颖关注的事情。在四川，她听到太多震后自杀的案例，“专业的心理专家缺失得厉害”。
在灾区，心理专家来来往往，他们的方案变幻莫测。“在安县，一个心理专家上午告诉一个灾民要打开心扉，想哭就哭，下午又来一个专家，告诉他要忍住悲痛，挺过难关。他到底该听谁的呢？”志愿者张小溪说，现在灾区就有“防震防灾防心理专家”一说。
灾区随时可见的临时心理服务救助站，多半是一个小药店，里面卖点常用药，没有专业心理医生，更谈不上心理服务。
现实是，大量的人需要心理援助。张咏梅去探访过什邡市洛水中学的原址，即使在地震一年后，站在那片空旷校园里的寂静中，她都觉得不寒而栗，废墟上，到处可以看见残留的血衣、书包。
洛水中学高一年级共有20个班，前3个班是重点班，学习成绩优秀的孩子都在那些班里。学校为了便于让这些优秀孩子有个安静的学习环境，当初选班级位置时就选择了靠走廊里面的位置。不幸的是，地震呈倾斜般震塌了教学楼，走廊那边的重点班孩子瞬间埋在了地下。
“都是这些从痛苦记忆中撤离出来的师生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不能触及的痛点，”张咏梅说。
高二的班主任朱全军告诉她，地震让孩子们少了学习动力，对前途很迷茫，对人生的憧憬有了质疑。虽然老师每天都要花很大精力放在世界观的培养上，这不是一句两句“好好学习”口号所能激励的。朱老师现在唯一的盼望，就是让这些受过地震创痛的孩子，坚强起来，重新树立起正确积极的人生观。
台湾慈济会的善举多次被人提起。地震之后，慈济会派来了一个30多人的援助队，这些台湾志愿者，也多是普通的中产者，他们每天给灾民做饭，教孩子们唱歌，教大家学习卫生环保，农民多数都对他们很感激，一些老人拉着他们的手说——感谢好人，感谢政府。
“如果单纯给钱，反而会让对方产生依赖心理，不利于后面志愿者工作的进行。条件许可的话，可以通过电话、书信等和孩子们拉话闲谈，给予安慰，建立长期的情感联系。”在王忠平看来，在心理专家匮乏的时候，这是个不错的心理抚慰办法。
如果要问，去年这次世界震惊的汶川大地震与30年前的唐山大地震有什么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在救援的人群中多了一抹色彩——志愿者。
鲁迅先生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地震志愿者无愧于鲁迅所赞誉的“中国的脊梁”的称号。作为报告文学作家，我觉得有责任为他们留下一点文字的记录；有责任将他们的精神凝固为永恒的雕像。这就是这本《废墟上的觉醒——关于汶川大地震志愿者的问卷调查》诞生的原因。
聚焦志愿者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给成都的一位四川大学同学发去一个短信，询问受灾情况。她说家人都安然无恙，只是为了预防余震，不能睡在家里，也无法正常生活。最后，她在短信中说：“希望看到比钱钢《唐山大地震》更震撼人心的反映汶川大地震的报告文学。”我没有回复她，我也这样希望。但我知道，在目前的传媒环境下，面对电视、报纸、广播、互联网乃至手机报全方位的即时报道，人们已经经受了足够的感官刺激，如果再写出一部类似《唐山大地震》的作品，人们还会有阅读兴趣吗？有一位高层领导说了这样一句话：“汶川大地震，为什么看新闻很感动，到了作家笔下就不感人了呢？”
这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也可以说，《汶川大地震》已经有人写过了，它不是某一个作家写的，而是由多种传媒手段共同完成的。因此，报告文学作家在现代传媒环境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我自问：“今天的报告文学作家面对突发灾难，是否就束手无策呢？能否挖掘到比媒体更有深度的内容？能否寻找到媒体未曾表现的新的视角？能否发现与唐山地震比所不同的新的元素？”
两个偶然的事件，触发了我对志愿者的认识。《文学报》记者傅小平到灾区采访与从江苏泰兴赴灾区担任志愿者的姑娘侯君红结识，并在仅仅24天后就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他们在废墟上的婚恋传奇，成为编辑部的佳话。北京女诗人志愿者潇潇获得现代诗歌研究院颁发的诗人志愿者奖杯，她对我讲述的担任志愿者的刻骨铭心的经历，使我顿悟到：大量志愿者的涌现，正是汶川大地震与唐山大地震相比，出现的一个新的现象。
志愿者的救援行动，是国家救援组织的重要补充。他们在某些方面甚至起到了有组织的救援所未能起到的作用。比如，我在“未列入名册”一节中所描述的几位志愿者，他们就是震中地区的灾民，由于他们就在救灾现场，在部队受阻无法进入的时候，很多人因为他们的及时抢救而存活下来。据权威部门提供的统计数据，在各级团委报名登记在册的志愿者多达118万人，被团委直接派遣到灾区的有18万人。至于自行前往、“未列入名册”的则不计其数。
这是一个庞大而惊人的数字，大量志愿者的涌现，是中国社会公民意识得到强化的重要标志。他们自发自愿，冒着生命危险，后果自负地为灾区人民奉献爱心、参与救援的行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性善美、高洁的重要复苏和觉醒，他们的行为与有组织的救援行动相比，自有其特殊的思想精神意义。
恰恰是这一新兴的群体和新的现象，尚未得到媒体、报告文学作家的系统全面的反映。报告文学写什么，相比较怎么写，永远是一个“战略级”的问题。于是我决定聚焦志愿者。
发现人性美
我为我的“发现”而激动不已，想写写他们的冲动，一直使我的神经处于亢奋的状态。但我碰到的最大难题是采访，如何获取有关他们的材料。救灾任务完成后，志愿者们分别回到了全国各地，要一个个找他们采访，不仅需要不菲的差旅费，而且需要大量的时间，这些对于我这个非专业作家是根本无法解决的。网络上搜索到的材料都是零碎、重复和处于表层的，我需要获得更为深层而全面的表现他们心路历程和救援行动的素材。
我在从北京回沪的列车上想到了借助网络和采用问卷调查采访他们的方法。诗人志愿者潇潇和陕西安康女作家志愿者杜文娟为我提供了她们认识的数十位志愿者的联系电话，于是如同滚雪球般我找到了数百位志愿者。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先生说这是我的“一个创举”。我想，现代传媒已经把高科技手段运用得炉火纯青，报告文学作家为何就不能借鉴一下？采用问卷调查方式的最大优越性是可以获得比现场采访所没有的深度，这正是与媒体报道竞争所需要的。
从来没有写哪篇文章或作品，像《废墟上的觉醒》这样，让我的情绪如此复杂：激动？感奋？痛苦？……可以说是五味杂陈，兼而有之。
我不是一个能够轻易流泪的人，在遇到挫折或委屈时，我会失眠，但不会流泪。可是，在这部报告文学的写作中我却止不住两次流泪。我很早就醒，上班之前可以有两个小时的写作时间。当我离开书桌，开车去上班的途中，我的耳边似乎还在回荡着废墟下孩子的呼救声，我的眼前仍在晃动着志愿者鲜血淋漓的双手，我的脑膜上还在回闪着一幕幕让人痛彻心肺的场景……我感到有一股热辣辣的东西从我的眼角流出。
汶川大地震中的志愿者——从他们在灾区的行动中我读懂了中华文明为什么五千年来生生不息？我找到了中华民族在遭受了百年屈辱后为什么能重新崛起？我更坚信，面对未来任何艰难险阻都难以遏止这个民族前进的脚步！我从他们身上更悟出了人性的高洁、善美，与拥有的权力大小无关，与拥有的财富多寡无关，与学问的深浅无关……历史上就有不少这样的故事：在事关民族气节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一个大学者的骨气和见识甚至不如一个沦落风尘的女子。那个钻在废墟下，连续8个小时凿石头掏洞救出映秀最后两名幸存者的志愿者，是年仅20岁的普通农民。他疯狂救人的事迹，足以让一个民族为之骄傲！那个在救灾物资仓库长时间超强度搬运物资，满脸油汗的女诗人、志愿者潇潇，累坐在堆满物资的箱包上，看上去如同一尊神圣的女神……
在书的最后，我写了这样一个细节：“志愿者陈光标从灾区带回了几千本从废墟中捡来的孩子的作业本，他准备把这些浸染着生命印痕的遗物永久性地珍藏在公司，让他们成为公司永不折旧的‘固定资产’。”我想说的是，我希望汶川大地震志愿者瞬间爆发出来的公民意识和人性之美、人情之美，也一样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永不折旧的‘固定资产’”！
回望北川
这注定是一次以沉痛而开始的回访，但此行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记录悲伤，而是为了寻找一种力量。
重生！
北川是我们心里一座永久的伤城。
时光如流，带不走沉痛的记忆。
高速公路入口处，“抗震救灾专用通道”的指示牌一下子将我们拉回一年前那段悲伤与感动交织的岁月。与一年前的另外一种繁忙不同，高速公路上穿梭的换成了各类满装建筑材料的货车，可是，那揪心的警笛声仿佛依然不时从耳边飞驰而过。
那是一种令人窒息的痛，刻骨而铭心！
远远地，看到农户们正在修建因地震而损毁的房屋。“北川人民感谢全国人民对灾区的支持！”路边类似的广告牌伴随我们的全程。
这一切又温暖着我们的心。
绵阳九洲体育馆——当初数万名受灾群众的临时安置点，现在已经恢复了平静，没有了喧嚣、没有了弥漫的消毒水味，也没有了惶恐的眼神。一年后的绵阳已经恢复了城市的秩序，火炬广场——绵阳市委市政府所在地——当初的绵阳抗震救灾指挥部，市民们也悠闲地在广场绿地溜着狗、晒着太阳。
来自全国甚至全世界的记者却又多了起来，因为临近“5·12”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祭。绵阳市委宣传部的记者登记簿已经用完了两本。出于安全、防疫以及修建地震博物馆的需要，北川老县城在震后一直处于封城状态，当然，也是为了应对越来越多的旅游队伍还有少数试图入城窃取财物的不法分子。只有持北川老县城居民身份证的人才能在这个特殊的日子进入北川城祭奠亲人，媒体记者则必须从绵阳市委宣传部领取特别采访证——这也是我们第一站直奔绵阳的原因。
有了特别采访证，我们一路通行无阻，北川县委、县政府震后搬到了原属安县的安昌镇，过了彩虹桥，也就到了现在北川县的地界。交警在彩虹桥设置了路障，这里成为劝阻旅游车辆的第一道关卡。一名警员说，前一阵，来自各地想到北川老县城参观地震遗址的游客络绎不绝，他们每天都要劝阻数百遍。
安昌镇因为驻扎了北川县委、县政府与来自山东的援建队伍，比地震前的人气要旺得多，街道的下水道等基础设施正在翻新，通往北川老县城方向的水泥干道已经铺成，银行、邮局、店铺，大多标牌的抬头也大多改成了“北川”。
暮色已近，按照规定，北川老县城的开放时间为上午7点至下午7点，我们急于先赶到距离北川老县城最近的一个安置点——擂鼓镇。
借着余晖，来自当地的司机一路上不断指给我们看震后山体因崩塌而呈现的新景观，“右边那座山，看到一头上山虎的图像没有？”“那边，那边，多像一个睡美人？”相关的新闻，媒体此前已有报道，司机说，“欢迎大家来旅游，这也有助于我们灾后重建。”
山脚下，一栋栋新建的羌族风格的农居掩映在废墟中。就在这个方位，去年5月14日，我们亲眼看到一辆从北川城疾驶而出的救护车紧急刹车，医护人员抬出一名因伤势过重来不及送到绵阳市抢救的7岁男童，冒着山体随时可能坍塌的危险，就地抢救。
时间仿佛依然定格在男孩弥留之际流下两行浊泪的一刻。
这注定是一次以沉痛而开始的回访，但此行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记录悲伤，而是为了寻找一种力量。
重生！
一位不知名的小女孩，手持鲜花，回望自己昨日的家园
“我想要个孩子了。”
领舞老人
天已经墨黑。擂鼓镇安置点的上空却被板房内的万家灯火映照得通亮。还在入口处，就看到板房餐馆、板房衣铺、板房邮局……沿着商业主干道排至很远。欢快的舞曲直接将我们引至安置点中央的广场，路灯下，一名身着羌族服饰的老人正领着数十名受灾群众跳着禹羌皮鼓舞。
老人头发花白，却跳得如此投入，以至来不及抹去满额的汗珠，躬腰、昂头、抬腿、扬臂，老人一脸欢快，动作流畅不亚于一个青年。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跳舞的队伍，众人跟在他的身后排成一条长阵，绕着广场来回舞动。
餐厅里喝酒的食客放下酒杯走了过来，在地震中受伤致残的小伙子也被家人用轮椅推了过来，10岁的羌族女孩小雅还特意跑回家穿上新买的羌服，拉着妈妈一起加入了舞队…… 广场上的欢快，在暮色中很快传至四周的板房。
他就是57岁的羌族老人王官全——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禹羌祭祀皮鼓舞传承人。
退休前，王官全是擂鼓镇小学的一名舞蹈教师，在去年的地震中他家的房屋全部倒塌，幸亏逃离及时，一家人才幸免于难。地震同样给老人带来了伤痛，很多亲友都在地震中遇难了，“一些以前一直在一起传承羌舞的伙伴也遇难了。”
老人说，人老了，更见不得死亡，总觉得那些老伙伴们还在眼前。擂鼓镇板房区安置了大约2万多名受灾群众，王官全一家三口这一年来也一直住在板房区。在板房区，他看到很多受灾群众沉浸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不能自拔，因此萌念带动大家跳舞，以抚慰受伤的心灵。
“这样做也是出于传承羌文化的考虑，地震前，还真没觉得保护羌文化有那么紧迫，地震让我们一下子意识到文化传承的重要性。”王官全说，跳舞可以将大家带出悲伤，又可以为以后擂鼓镇发展旅游奠定文化基础。
因此，他在胜利村的安置点成立了一个禹羌文化中心，每天晚上7点准时到广场上带动大家跳舞。“一开始加入舞队的人并不多，大家沉浸在悲痛中，放不开。”王官全不断鼓励板房区的受灾群众，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鼓起勇气加入到舞队，“多的时候，能有几百人一起跳舞，场面很壮观，围着广场绕好几圈。”
依照王官全的岁数，每天领大家跳一个多小时，体力时常不济，但他近一年来除了下雨，或者生病，没有哪一天缺席。“我们的队伍里很多人的家庭成员遇难了，加入舞队后，我明显觉得他们一天天乐观起来。”
在板房区的不远处，由山东省援建的永久性住房仍在紧张施工，王官全时常要走近工地看一看，他很期待能早日搬进新居。
因为带动很多人走出了心理阴影，王官全在板房区享有很高声誉，走在路上，人们总喜欢叫他一声“王老师”。
这天晚上，就在王官全带领大家跳舞的时候，广场对面的板房餐馆内一名40多岁的中年男人端着酒杯默默注视着舞动中的人群。
“8个……”中年男人缓缓叉开右手拇指与食指，打出一个“八”字，“8个……8个亲人没了……就剩下一个小女儿陪着我，其他亲人都没了……”
老板娘说，男人每天晚上都会到她的店里来，要上一盘花生米、2两米酒，看着对面广场上跳舞的人群，一坐就是一晚上，这情景看着就让人唏嘘。
有好心人给中年男人点了一盘卤菜送了过来，“我也想跟他们一起跳舞，我也知道，能活下来就要向前看，可是我真的振作不起来……”男人抹着泪。
“板房区，还有不少这样的人，看着很是让人心疼。”王官全说，“我坚信只要有一个积极乐观的社区氛围，他们会一点点被带动起来。”
在板房区，贴着“我住房，我出汗，完全依赖国家是懒汉”这样的横幅。王官全说，“重建家园虽然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支援，但生活最终还是要靠我们自己。”
“我还会继续领着大家把这舞跳下去。”王官全让儿子出去打工赚钱，他说，“我始终觉得逝去的已经逝去了，活着的就要好好活着。”
“自己不振奋，再多的帮助也无济于事。”
坚强羌女
王官全要带我们去他的禹羌文化中心看一看，他说，在那里，来自擂鼓镇胜利村的20多名妇女正在制作羌绣。夜晚的擂鼓镇安置点似乎更显生机，美容院的姑娘们忙得无暇喘息，羌衣店的老板娘也领着女工们在赶夜工，“每天都有人来定做羌服，虽然以前的家当在地震中全没了，但只要我自己努力，一切还会回来的。”
常年在外打工的小王夫妇在板房区设了一个小烧烤摊，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正拉着妈妈的手，眼巴巴盯着烤架上的鱿鱼串。“地震后就从外地回来了，不想再去外省打工了，亲情最重要，在家乡，只要自己努力，像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月也能赚两千多元。”小王说。
从广场门前的商业路，穿过一排澡堂就是一间化妆品店，一家电视台正架着摄像机在店内采访，再往前走几步就是胜利村党支部和禹羌文化中心了。
对于记者的来访，胜利村妇女主任牟兰英似乎是看到了救星，她和正在刺绣的妇女们迫不及待地请记者帮忙宣传她们的绣品和山核桃工艺品。
胜利村是一个大村，700多户人家，1700多人口，5·12地震中大人小孩一共遇难50多人。牟兰英说，震后，男人们大多出去打工了，女人们留在板房区找点零工赚钱补贴家用。“考虑到以后老县城一带将来会变成旅游区，我们就组织村里的妇女学习、制作羌绣，也算是多了一门养家的手艺。”牟兰英说。
妇女们搬进板房后，每天都集中在禹羌文化中心制作羌绣与山核桃工艺品，对于羌绣，媒体报道赞不绝口，只是牟兰英们一直很苦恼没有打通销路，这些绣品与山核桃工艺品最终只能摆在板房内，变不了现钱。
“你看这件牡丹富贵图，我们纯手工一针一线绣起来，要花八九天时间，可不知道卖到哪里。”牟兰英很着急，“我不知道这样的绣品在外面能卖多少钱，你能给我们一个参考吗？”
女人们的要求其实并不高，牟兰英说，她们的心底价是，平均下来一天能有三四十元的收入就很满足了。
禹羌文化中心边上有一个由NGO组织设立的儿童心理室，自去年8月以来一直坚持至今，孩童的笑声不时从心理室传出。牟兰英很高兴地告诉记者，胜利村在地震中有9名育龄妇女在地震中逝去了子女，经过一年的帮助，她们中的不少人已经走出心理阴影。“四村一个叫周从雨的妇女刚生下一个女婴，还在绵阳住院。”
周从雨38岁，原来有个儿子在北川中学念高二，地震中遇难了。牟兰英介绍，还有两名同样经历的妇女也进入了预产期，不过也有些妇女表示不想再要孩子了。“一是难以忘记过去，二是担心自己岁数大了，难以抚养孩子，等自己60多岁了，孩子还没成年，对孩子也是一种不负责。”
胜利村还有不少村民因地震失去配偶，牟兰英说，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已经重新组建家庭，胜利村至少有十几对，这在灾区非常普遍。“不过都很低调，大多没有领证，我们也组织过相亲活动，但没人参加，倒是他们自己私下里通过亲友介绍，然后走到一起。”
王官全谈起了那个独自在餐馆里喝闷酒的中年男人，说着说着，牟兰英眼睛就红了，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在这里随随便便都能找到亲友遇难十几个的人，8个，不算多的……”牟兰英哽咽着。
“她家里16个人没了……”一名妇女指着牟兰英说。
“不说这个了……总得向前看吧……”牟兰英抹干眼泪，重新拿起绣到一半的羌绣。
“你就多帮我们宣传宣传羌绣吧。”
再孕母亲
灾后，四川省为了帮助遇难孩子家庭平复悲伤、还绝望的父母以希望，于去年7月出台了《关于汶川特大地震中有成员伤亡家庭再生育的决定》。此后，不少灾后失去子女的家庭选择了再次怀孕。据四川省人口计生部门震后统计，灾区子女死亡并有生育意愿的计划生育家庭共计六千余个；截至去年底，757名妇女已然再孕。
震后一周年之际，灾区首个再生育小高峰已经来临。
43岁的李小燕挺着一个大肚子站在板房外的空地上呼吸新鲜空气，再有一个月，孩子就快出生了，这几天小家伙在肚子里特别闹腾。她娇小的个子挺着那么大的一个肚子，很是吃力，“看你肚子这么大，不会是双胞胎吧。”看到她的人总会这么问。“呵呵，不是，照过B超了，就一个。”李小燕幸福溢于言表。
李小燕是擂鼓镇卫生院的医生，丈夫是擂鼓镇卫生院的院长，由于工作繁忙，丈夫一天到晚呆在医院，无暇照顾李小燕。“老人也被送到绵阳投亲靠友了。”李小燕并无怨言，“他也是工作需要。”
李小燕想起5·12汶川特大地震总是觉得恍如隔世，地震不仅夺取了她年仅15岁的女儿，还夺走了她包括大姐、弟弟、妹夫、侄女在内的其他5名亲人。“女儿是在北川中学遇难的，弟弟在北川农业银行，妹夫在电力公司……有时候想想，活着还不如死了躺在地下的人……”
“家也没有了，只找到一张柜子和桌子。”可是，在地震发生后的一个月，李小燕说她连伤心的时间都没有。“我们夫妻俩都是医生，地震发生后，那么多的伤员被转移到擂鼓镇，卫生院就十几名医生，根本忙不过来，哪有时间去学校找女儿。”
直到5月13日，转移到北川中学救治伤员，李小燕夫妇才得以去废墟上寻找女儿，但是找了两三天也没有找到。“后来又忙着配合江苏疾控中心的同志搞防疫，老是下乡，就更没法去找女儿了……”李小燕至今仍觉得愧对女儿，她从家里的废墟上找到了女儿生前的照片带到板房，以作怀念，“直到地震100天祭，才得以去北川中学废墟祭奠女儿。”
地震后第三个月，丈夫提出，“你都43岁了，抓紧再要个孩子，如果不要就怀不上了，到老了后悔都来不及。”李小燕也很矛盾，她明白丈夫的心思，再要一个孩子，是化解丧女之痛最好的方式，可是，地震才刚过去，她还没从悲痛中走出来，另一方面，她的体质一直不好，地震后，整天忙于卫生防疫，“整天就像泡在消毒水里，怀孕可能对孩子不好。”
她想过一年半载再考虑要一个孩子。但意外地怀上了。“我也劝自己，这是天灾，不是人祸，那么多人遇难了，也不是我们一家，我们作为医务人员更应该能想通。”
自从怀孕后，李小燕夫妇一下子觉得生活有了新的希望，因此重建家园的干劲十足。李小燕有几个同事在地震中也失去了孩子，现在也怀孕待产了，李小燕说，灾后，不少失去孩子的育龄妇女非常可怜，整天就像祥林嫂念叨阿毛一样，把孩子的遇难归罪于自己。
李小燕于是时常挺着一个大肚子以身说教，劝解、帮助那些女人，“一开始不听我讲，很抗拒，后来慢慢接受了现实。”李小燕说，一些走出心结的妇女想再要一个孩子，“可是由于情绪问题，很多人怀不上，即便怀上了，流产率也比较高。”
“我时常跟自己说，我们是不幸的，但与其他人比起来，我们又是幸运的。至少，我又有了一个孩子。”
因为李小燕是高龄产妇，卫生院以及计生委对她非常关心，社区还特意给她安排了一套独立的板房。
李小燕一天天感受着新的生命在自己体内长大，她甚至迫切希望孩子早点降生。不久前，医院给她做产前B超检查，查出来是一个女儿，“算是违规了，不过我们是医生，不可能把孩子打掉的。”李小燕很幸福地掏出刚为孩子做的小裤子。
“吆，你又踢妈妈了！”李小燕亲昵地抚着自己高挺的肚子。
重组家庭
人家的男人都已经回来了，贾德军还没下班，何蓉一个人坐在板房门口剥白果。这个刚满40岁的女人长得很漂亮，打扮也很精致，簇新锃亮的黄金手链、项链、耳环、戒指很是惹眼。
“今天最开心的就是天气非常好，今天最不开心的就是迎来了你们这几个记者。”性格直爽、爱开玩笑的何蓉直接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说完又咯咯地笑了起来，到屋内搬了两把椅子邀我们坐下。
眼前的这个女人，我们其实见过，去年5月14日，在北川中学营救现场，一群家长围在封锁线外焦急探望，期盼奇迹能发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一个双眼哭得红肿的女人神情恍惚地找到我们，请求我们帮着打探一个叫“刘超”的高一男生有没有获救，“即便找到尸体也行。”
这个女人就是何蓉，刘超是她16岁的儿子。
不过，一年后，何蓉已经想不起来当初的这个情形，“太痛苦了，我都不知道那几天我怎么能活过来的。”地震发生时，何蓉就近赶到丈夫刘远小的单位，“房子都垮成一堆了，救援的人说里面的人都完了。”于是，她又跑到北川中学，守了三天，终于看到了儿子的遗体。在刘超遇难的那栋教学楼、那个方位，16岁的女孩雷小凤成为最后一位幸存者，后被我们带回上海念书、生活。
找到儿子后，何蓉又赶到丈夫遇难的地方，守了6天，终于挖到了丈夫，她将丈夫运到山上立碑埋了。“我什么都没了，地震时就从家里拿出来一件衣服。”孤身一人的何蓉从此郁郁寡欢，一个月瘦了20多斤，母亲担心她寻短见，还请来心理医生给她治疗，“我妈多虑了，我想过的，大地震我都活过来了，怎么能去自杀呢？”
转眼到了大地震百日祭，何蓉去丈夫坟上上香，没过几日，在北川县电力公司上班的贾德军一路打探找到了她。
贾德军年长何蓉6岁，在地震中失去了妻子、大女儿，还有另外8名亲人，他为人忠厚老实，也很开朗，“想重新寻找一位伴侣，能活下来，为什么不去好好活？”
因为听人说何蓉在废墟上守着儿子，又守着丈夫，贾德军很是感动，觉得这是个好女子，重情谊。“没想到老实人不办老实事，自告奋勇来找我，直截了当介绍了自己的情况，请我考虑能否一起重组家庭，相依为命。”何蓉说。
何蓉听完贾德军的这番话就哭了，“我丈夫这才去世多少天，就跟我提这事？”不过，何蓉也钦佩贾德军的勇敢，“在他之前，我妈也托人给我介绍过，都被我拒绝了，贾德军敢提，不容易，万一被我骂回去呢？”
考虑到自己一个人过日子确实艰难，贾德军又很真诚、忠厚，在两个人通了一段时间短信后，何蓉答应了贾德军的求婚，她特意挑了一个日子，把贾德军带到了前夫的墓地和北川中学废墟，“告诉九泉之下的父子俩，我要结婚了，我丈夫生前对我很好，我想，他们肯定同意我再组建家庭，我活得不好也对不起他们的。”
而后，两个人特意去安昌镇花了1000元拍了一套婚纱照，对于这套婚纱照，何蓉非常满意，特意挑选了一张放大挂在新房内。贾德军又给何蓉买了黄金手链、耳环、项链、戒指，看着美丽的新娘，贾德军乐得合不拢嘴。
2009年1月1日，何蓉、贾德军的婚礼在板房区举行，双方来祝贺的亲友来了足足10桌人，这件事成为了板房区的新鲜事，第一大喜事。“我们是擂鼓镇第一对登记结婚的，勇敢地跨出了第一步，到今天都有很多人重组家庭后害怕非议不敢登记。”何蓉说，婚礼花费2万多元，何蓉买了冰箱、彩电，就这样把自己嫁了。
对于婚后的生活，何蓉非常满意，贾德军每天去电力公司上班，何蓉就守在家里，她将十多个平方米的板房布置得很温馨，大红喜字至今仍贴在门窗上。不过，何蓉时常还是会想念逝去的前夫、儿子，因为临近清明，何蓉与贾德军前一天又一起去了各自原先配偶的墓地扫墓。
贾德军下班到家听到这话题，一脸微笑“揭发”何蓉：“她好几次将我叫成前夫的名字。”
“你不也是？”何蓉“反击”。
她领着我们参观板房，一张木质大床占据了大半的面积，何蓉轻轻抚着床垫，“这张床是我儿子生前睡过的，被单、被套……仿佛都留着儿子的味道。”贾德军婚前曾要求买张新床，但何蓉坚决不同意“我永远都要睡在这张床上，这是我对他唯一的要求。”
何蓉现在每天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步行20多分钟，到正在建造的农家四合院看看进度。按照政策，两人可以等待政策分房，但何蓉决定自己盖房。有了双方亲人的抚恤金，还有近两万元的国家补助，再加上贾德军此前的积蓄，两人手上有了20多万元。
新房在2月13日动工，现在已经快完工。何蓉美滋滋地策划着怎样装修。
这几天何蓉还老做同一个梦，她梦到身高1米77的儿子又回来了，下巴抵在她头顶，调皮地说，“妈，你个子好矮。”然后，儿子越变越小，小得她一只手可以托起来，就像一个婴儿一样。
“我想要个孩子了。”
建成后的吉娜羌寨在村口垒了两座高高的碉楼，王成益的新家就在碉楼后面，温家宝总理踏过羌寨的小路径直来到了王成益家。
羌寨复活
“这可是我们家几代人的荣耀！”38岁的王成益指着客厅墙壁上温家宝总理在他家吃年夜饭时的照片，一脸亢奋。
这是2009年4月初的一个傍晚，猫儿石吉娜羌寨，数十户沿山坡、河畔而建的羌屋内折射出温暖的灯光。数十盏路灯照映着整个羌寨，碉楼、屋顶上的羊角装饰、乡间小道一览无余，山顶流下的泉水穿过山寨，汇入了寨子前面的河流，静静地流淌至远方。
吉娜羌寨位于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跨过寨前的小河，就是通往北川老县城的必经之路，这里原是安县与北川县的地界，“北川界”的牌子仍然在路边。
村委会主任王孝虎说，5·12汶川大地震导致整个猫儿石村90%以上的房屋倒塌，全村5个自然小组，150户616人中有26人遇难，“9·24”特大洪水泥石流又夺走了2位村民的生命。
吉娜羌寨是原先猫儿石村的1、2组，72户296人，地震中也有4个村民遇难，所有房屋几乎都被损毁。一年前，记者去北川采访灾情，路过这里时曾看到一顶顶临时帐篷支在河畔的废墟中，村民们流离失所很是悲惨。
一年后，吉娜羌寨却已成为了灾后重建的一颗明珠，一栋栋崭新的羌族农居拔地而起，人称“西南羌寨第一村”。
王孝虎说羌寨大多数村民是羌族人，地震前主要靠务农为生，但人均不足四分地，且土地贫瘠，产量不高，人均年收入还不到2000元。灾后重建工作启动后，在当地政府的引导下，猫儿石村开始思考今后的发展定位。“地震前我们就寻思搞旅游开发，我们这里山清水秀，景色怡人，适合搞农家乐，2000年，村里种植了300亩经济林，现在都已经挂果了。”
重建首先要对选址进行地质考察，猫儿石村背靠一座大山，地震中，山体也有一定程度崩塌，经地质专家测评，这里还是适宜居住的。于是，吉娜羌寨考虑原址修建永久性住房。“目标就是打造西南羌寨第一村。”王孝虎说。
“我们有两大优势，一，老县城要建成地震博物馆，搞旅游开发；二，我们处在老北川地界，是通往北川老县城的必经之路。”
开发旅游既能带动吉娜羌寨的产业，解决老百姓的生活问题，又能很好地保护、传承羌族文化。
2008年6月28日，吉娜羌寨启动重建，房屋风格由四川省规划设计院统一规划设计，69户统一规划重建，2户加固。7月6日，羌寨正式开工，20多支施工队伍，50多名管理人员，700余名施工人员进场施工。房屋楼板采用现浇混凝土施工工艺，规划设计各个环节均严格遵照国家最新防震标准施工，有效提高了抗震设防性。
12月25日，经过半年的紧张施工，吉娜羌寨竣工，第二日，王成益和其他受灾群众在阵阵爆竹声中搬进了新居。
“五个一点”模式
王孝虎介绍，新建整个山寨花费不到2000万元，在建设资金筹措方面，吉娜羌寨创造了“五个一点”的模式。所谓“五个一点”即国家补贴一点、自己筹一点，亲朋好友借一点，社会各界援助一点，金融机构信贷一点，并且通过成立旅游公司来集体经营偿还借贷部分的资金，解决后期基本建设与产业发展的问题。
吉娜羌寨新建的69套房屋均价在20万元左右，以王成益家为例，他只需承担21万元的建材费，其余费用由“五个一点”中的其他方式解决，路灯、道路、下水道等基础设施全由政府埋单。
王成益的21万元是这样筹集的：政府房屋重建补贴1.9万元，免息贷款5万元，其余部分通过亲友筹借。“通过五个一点，老百姓的资金基本都得到了解决。”王孝虎说。
对于“五个一点”模式，各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这是极重灾区在特殊历史时期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经验，是新时期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有力诠释，是大灾大难面前民族凝聚力的重要表现。
5·12特大地震发生后，北川县93%的房屋倒塌，大量羌族民族建筑倒塌，政府主动承担了保护传统，传承羌族文化的历史责任和统筹城乡、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政治任务。
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吉娜羌寨的建设被认为是增强了北川广大受灾群众重建家园的信心，探索出了一条失地农民适当集中，政府规划、村民自建的重建路子，并极好地起到了试点作用，以点带面，推进了整个北川农房重建工作的进程。
王孝虎言语中透着一股自豪，他说，吉娜羌寨是四川省搞得最早的一个震后重建重点羌族建筑群，在规划重建过程中吉娜羌寨避免了简单的震后恢复重建，用高起点的规划，结合传统羌民族文化，为北川新县城——擂鼓——曲山黄金旅游经济走廊，打通了一颗璀璨的明珠。
观察吉娜羌寨，建筑风格完全尊重羌族传统，考虑到羌族对白石的崇拜，墙面统一用砖砌好后，再贴上石片装饰，房顶砌上羊角，还在村里建了羌寨标志建筑——碉楼。
羌寨建成后很是耀眼，很多到北川老县城祭奠、考察、旅游的人路过都要走进去瞧一瞧。
在吉娜羌寨的要道上，村民苏芝德家的农家乐已经开张了一个多月，每天都能迎来好几拨客人，苏芝德今年52岁，他说农家乐的效益非常好，全村已经有10户人家开了农家乐，还有更多的村民正在酝酿。
苏芝德以前打零工每天收入不过几十元，现在一天有两三百元收入，他的这套羌居材料费花去20多万元，不过苏芝德并不担心，两个儿子和儿媳都在家里帮他接待客人，“经济有了来源，相信很快就能还上。”
对此，王孝虎说，通过旅游开发，振兴经济，吉娜羌寨的人均收入有望翻一番。
欢迎总理来作客
1月24日，吉娜羌寨迎来了一名贵宾——再次前往北川视察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途中来到了吉娜羌寨。温家宝总理高度评价了建成后的吉娜羌寨，并动情地说，保护与传承民族文化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我们的吉娜羌寨不仅解决了受灾群众住有所居的问题，解决了失地农民产业发展的问题，在更大意义上是保护与传承一个民族最重要一个时代、最重要保护的传统文化。
这一天正好是农历腊月二十九，整个山寨因为温总理的到来喜气洋洋，不过，最高兴、最幸运的当数王成益一家。
建成后的吉娜羌寨在村口垒了两座高高的碉楼，王成益的新家就在碉楼后面，温家宝总理踏过羌寨的小路径直来到了王成益家。
这天晚上，王成益家两桌亲友正聚在一起吃年夜饭，看到突然来访的温总理，王成益觉得做梦一般，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平时总是在电视里看到温总理，想不到突然就来到了面前。”王成益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形。
“我们家想都想不到的惊喜，这可是我们家几代人的荣耀啊！”王成益说，总理非常慈祥，细心地问他家里有几口人、身体好不好。
王成益起身敬了总理一杯蜂蜜酒，总理喝下了一大半，王成益又仔细观察身边的这位大人物，“总理吃了我们家两种菜，一是土豆片，二是羌族传统菜——香碗蛋糕。”
温总理在王成益家吃年夜饭一下子传遍了整个山寨，“不容易啊，一国的总理，那么忙还能到我们老百姓家里来看看。”王成益说，总理鼓励他要坚定灾后重建的信心，靠自己的双手努力恢复生产。
总理在王成益家坐了20多分钟后起身在整个羌寨视察了一圈，大约一小时左右离开吉娜羌寨继续到别处视察工作。
总理的话对王成益勉励很大，原本王成益夫妻俩在江苏打工，每个月能有近5000元收入，现在他决定留在羌寨搞农家乐，“自从总理来后，农家乐的生意比以前好多了。”
王成益的房子上下九间，他决定发展吃、住、玩一体的农家乐，眼下正在增添设备，准备大干一场。总理的话一直萦绕在王成益的耳边，他从电视上把总理在他家吃年夜饭的影像翻拍了下来，挂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
“现在羌寨的条件这么好，我一定要好好经营，早日把银行的钱还了，我还要回报社会。”王成益说，以后有因灾致残的人到他家来玩，他将提供免费吃住。
4月26日，北川县委县政府将在吉娜羌寨为地震后的20对重组新人举行集体婚礼。
有了各方面的支持，王成益对未来充满信心，他特意叫来妻儿，换上羌服，要记者给他们拍一张照。
他想通过报道，给总理带上一句话：新修的羌寨很漂亮，房子很牢固，旅游公司也成立了，等旅游红火了，欢迎总理再来我们羌寨作客。
旧城祭与新城冀
北川人的心两头系，一头牵着老城，一头牵着新城；一头系着伤痛，一头系着希望。
旧城祭
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
时间，也未必奏效。
北川老城的时间就永远定格在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山崩地裂，江河呜咽。
北川中学高三(7)班的周弯弯与李伟回来了，铁丝网围住了教学楼的废墟，两个女孩一身素衣，穿过祭奠的人群径直爬上了建在小山坡上的操场。那是北川中学的制高点，从这里可以俯视整个校园，甚至可以看到远处的北川老城。
操场面向校园的一侧同样被安插了铁丝网，黄菊排满地，两个女孩从书包内掏出纸钱、香烛，朝着校舍的方向点燃。
周弯弯把一叠写得密密麻麻的小信纸系在铁丝网上，那是她给逝去的好友写的悄悄话。
李伟掏出了11张千纸鹤。11，代表着班上遇难的11名师生，那是她们连夜叠的，李伟在每一张纸条上写下一个遇难同学的名字。“他们的音容仍在我眼前。”
两个女孩生怕漏写了谁，复查了好几遍，然后朝着废墟的方向将11张千纸鹤一张张订在铁丝网上。地震后，北川中学的幸存师生转移至绵阳长虹基地继续上课，因为放假，两个女孩得空过来祭奠。
学校内前来祭奠的人越来越多，“夹缝男孩”廖波回来了，高位截瘫、坐在轮椅上的郑海洋回来了……
没有人说话，站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份相似的悲痛，所有人默默注视眼前的废墟，不时有鞭炮声起，那是亲人在告慰亡灵。
周弯弯与李伟站在操场上朝着废墟凝望了许久，眼圈红了。
鞠躬，离去。
北川中学往下100米，“三道拐”，老城入口。人流一直排到任家坪。为方便群众祭奠，封锁了近一年的北川县城准予有限制开放。短短4天内，多达9万民众前来祭奠，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是北川老县城的人，在那场地震中，北川县城15600余人遇难，4300人失踪。
免费接送祭奠群众的车辆将人们从绵阳、安县、擂鼓镇一车车送到这里，干警在入口处仔细检查证件，只有持当地身份证或亲属死亡证明的人才能准予进城。
“放轻脚步，给逝者安宁”、“亲人安息了，我们还忍心惊扰他们吗”，一进“三道拐”就看到这样的标牌。
人流顺着“三道拐”一直延伸至县城深处，巨石横在路边，砸成一堆麻花的轿车仍然可以隐约看到血迹。
世界上没有哪一座城市像北川这样悲怆，短时间里山河易貌，老城变为哭城。
你不得不惊讶于大自然的力量，在地震摧毁整座城市后，泥石流又将大半个县城埋没。
泥土覆盖着废墟，再往下是数以千计的亡灵。
老城一片肃穆，祭奠的人占据了尚未封锁的每一个角落，此刻却只听到穿城而过的水流声与沉重的脚步声。
一个男人坐在废墟前，注视着亡妻的照片，人与照片间是一束鲜艳的百合。
没有人忍心去打破这种平静。
“亲爱的女儿，爸爸终于找到你了，但我没有办法把你挖出来，对不起！”这行文字写在北川职业中学的废墟前，那么多焚香祭奠的人，不知道“爸爸”在哪里。
这是北川人心中的痛，细心观察，几乎没有一个健全的家庭前来祭奠的，要么是母亲领着孩子，要么老人领着孩子，还有孤独的母亲坐在河边，远望着被山体掩埋的曲山小学发呆，河沿上摆满了糖果、牛奶、可乐……
可是，你也不得不为生命的坚强感动，覆盖废墟的泥土上已经长出了一层小草，还有那种被当地人称作“猫耳朵”的小野花，开得那么艳，像极了菊花。
有人发现几只家鸭站在河边晒太阳，又有人发现了一堆密密麻麻游得正欢的蝌蚪。
在这个死亡之城，每发现一个弱小的生命都能让人感动。
“5·12”遇难同胞集体掩埋处，公祭正在举行，素不相识的人们泣不成声，抱成一团，互相勉励。
鞭炮声声，香烛燃点，纸钱焚飞。
雷文广朝着家的方向，洒上一瓶白酒。“老婆，放心去吧，孩子们都好。”
都说清明时节雨纷纷。
亡灵也不忍我们再伤悲。
北川的这个清明，没有雨。
新城冀
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
时间，是一副中成药，慢慢才能奏效。
北川人的记忆停滞在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停滞在老城。思想却没有停滞，生活，也没有停滞。
北川人顽强乐观的精神从老城封锁线外的一排排货摊就可以看出。震后不久，就有不少北川人聚集在这里做生意。他们出售的多是“5·12”汶川特大地震的影像资料，北川城旧貌、温家宝总理慰问灾区群众的照片售价5元，大地震光盘15元，画册45元……
30多岁的席刚在板房内做起了制作批发地震影像资料的生意。20多平方米的空间，两台电脑、一台打印机一刻不停，席刚震前在北川中学校门边上开了两家店，地震带走了他多名亲友，包括在北川中学念书的侄女。
席刚一天可以批发300张照片、100套光碟。整个任家坪一带批发这种地震影像资料的有五六家，零售的则有上百家，56岁的王正财就是其中一位。
他老了，不能出去打工，每天推着四轮小板车卖照片，也可以赚上几十元。
几乎每个在这里做生意的人都不想再看这种影像资料。“来买的人总问我家里遇难了几个人，烦了，不想回答。”心情好的时候，老王会指着照片说，“喏，我的老伴和我的家就埋在这个滑坡里。”
王正财给自己的小摊取名“自力日杂百货店”。
伤痛不是卖点，伤痛埋在心底，但生活还要继续。王正财说：“我不是发国难财。”
不过，清明季节来的多是本地人，生意也就自然冷清了不少，只有那些前来旅游和考察的外地人才会买上一份留作纪念。按照规划，北川老县城将被建成一座地震遗址博物馆。
王正财觉得新城建起来了，北川的新纪元才算真正开始。
新城在安昌，老城23公里外。
就在清明前一天，安县与北川县进行了行政管辖权正式交接，将安县的安昌镇、永安镇、黄土镇的常乐、红岩、顺义、红旗、温泉、东鱼6个村划归北川县管辖。
安昌镇往东2公里，过安昌河，就是新北川城选址，这是多么平坦、肥沃的一块土地！满眼的油菜花一望无际，山在遥远处，新的北川城再也不会面临山体“包饺子”的危险。
“在原来的北川要找到这样一块平整的地真的不容易。”63岁的红旗村村民叶义全正领着一群乡亲拆除自己的屋基。
新北川城筹建小组在这块地皮的农田深处，一路上，不时看到原属安县的老农们在老宅上清理废墟。
工作人员介绍，新县城选址方圆6.82平方公里，拆迁涉及4个村2392户6610人，安县老百姓为此作出了重大贡献。拆迁在今年2月5日开始，到3月中旬绝大多数动迁户都已经搬走。
工作人员说，北川人从此不必再担心地震，按照抗震标准，新城要远离地震带4公里以上，现在远离了地震带足足9公里。
新县城何时动工开建是北川人最关心的话题，也是北川灾后重建的重要标志，四川省日前批复了《北川羌族自治县新县城灾后重建总体规划》，新县城城市定性为：北川县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川西旅游服务基地和绵阳西部产业基地；现代化的羌族文化城。
备受关注的北川中学已经定于今年5月12日破土动工，不过，新县城何时开工尚未最终公布。
这天上午，在安昌镇，北川县委、县政府临时办公处的门前，大批群众围在公告栏前观看新城规划图。
北川县长经大忠还是那么马不停蹄，一脸疲倦，他不愿再去重启伤痛的记忆，谈及这一年来的经历，他寥寥数语：感谢全国人民对北川的关心、关爱。
“北川人民一定会面向光明的未来，昂起倔强的头颅。”
重建一个新北川，这是对逝者最大的告慰。
一方面灾难给我们带来伤痛，另一方面它让我们反思人性到底是怎样的？人性还要进行哪些发掘？面对生与死、爱与义我们应该怎么做，人性在讨论中得以升华，在理性的思考中得以实现。
灾后重建，一年很短，但一年也是一个检验的节点，一年内，灾情刺痛着我们，精神又感动着我们。
一年后，重建工作如火如荼，在全国各地的支援下，灾区正发生着喜人的转变。
一年后，我们终于可以平静下来，重新思考这场灾难，它改变了我们什么，又给予了我们什么？还有，这场惊天动地的中国式灾后大重建。
我们该以怎样的方式迎接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祭？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张鸣教授接受了本刊的专访。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新民周刊》：张教授，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央很快确立“一省帮一重灾县、几省帮一重灾市(州)”的支援重建方式，比如，上海对口支援都江堰，山东对口支援北川县。我们的记者在前线也在寻找这样一种援建的精神，这种中国式的援建方式正发挥着巨大的威力，灾区重建工作迅速推进。有评论说，这是我们国家综合国力的具体表现，也是社会主义中国体制的极大优势，您怎么看？
张鸣：这种援建的方式充分反映了我们民族团结一致的精神，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国家资源得到了充分、合理的运用。当然，这也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优势的具体体现，很大程度上调动起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有着更加密切和良好的沟通。
我觉得这种沟通是其最大的优点。我曾经和灾区的一些地方官员谈过，他们很欣赏来自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的援建人员，欣赏他们积极的工作态度和高效的工作方式。其实这种思想上、生活方式上以及文化等软实力方面的交流对灾区的影响更大。这不是几百万元、几千万元的捐款可以达到的效果。特别是沿海城市那种开放的思维，使灾区受益匪浅。
我们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国家，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我们需要鼓励的。这不仅是一种民族文化，更是一种博大的民族精神。
《新民周刊》：除了都江堰，我们的记者还去了北川，在那里我们寻找到了一种力量，重生的力量，北川人民面对灾难，乐观、坚强，这令我们很敬佩。
张鸣：的确，四川人民是我接触过的可以说是最乐观的一群人民。我曾经读到报纸，说他们可以在废墟上继续打牌，虽然有些夸张，但也从一定层面上反映了他们的乐观的心态。只要我们对应得法，措施妥当，可以很技术地引导民众的情绪。
但我们要注意的是他们并不是不悲伤，而是把悲伤埋得很深，一旦有一个突破口，就很难收拾。心灵深处上的创伤需要更多的关注和辅导。心灵上的重建也远比经济、卫生等其他硬件上的重建更重要、更难。
我注意到灾区的一些地方官员甚至志愿者都开始出现心理问题，所以我们不能光看到可喜的一面，还有很多工作等着我们去做。
《新民周刊》：是的，就在前几天，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自杀身亡了。
张鸣：我听到这个消息很悲痛，但并不意外。就像我刚才说的，深埋在心底的伤痛一旦有一个突破口，比如工作压力大等等，就会被释放出来，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持续性的专业化心理辅导是十分必要的。毕竟这份伤痛对于受灾群众来说实在是太难忘怀了。我们需要逐步地消化这份悲伤。
重新发现精神家园
《新民周刊》：一场大地震，涌现出无数感人事迹，也出现了一些有争议的现象，比如北川城被盗窃的问题，比如范跑跑等等，这些都引起了人们对国民素质和人性的大讨论。有人说，这场地震让我们开始重新审视我们的精神世界，我们开始重新思考人与人、人与社、人与国家的关系，一些失去了的精神被重新发现，一些意识被唤醒，比如公民意识。
张鸣：我曾经看过一个关于地震的摄影展，我当时就感到特别震撼。那种冲击力是我至今无法忘怀的。地震确确实实给我们带来了伤害，但是也让我们看到很多人性的光辉。人性在灾难面前特别明显。这种光辉平时是看不太出来的。
灾难特别能让人团结，这场地震让我们民族的凝聚力空前加强。我想起了曾经看过的一篇高尔基的小说，说小孩子们发现着火的时候大人们特别团结，于是就特别希望着火。人就是这样。所以对于地震，我们要从两方面去看。
一方面灾难给我们带来伤痛，另一方面它让我们反思人性到底是怎样的？人性还要进行哪些发掘？面对生与死、爱与义我们应该怎么做，人性在讨论中得以升华，在理性的思考中得以实现。
如何能够保持这笔“财富”，我认为方式很重要，像摄影展，就给我很大的震动，引发我的思考。但是呆板的方式只会让人睡觉，中国的政治教育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僵化和教条主义的毛病，我也一直感到遗憾和奇怪，为什么活生生的、感人的事迹非要追求高大和完美，非要用让人昏昏欲睡的方式表现。
改革开放都30年了，可这种陈旧的形式依然大行其道。这点我们需要检讨。
《新民周刊》：那么，你觉得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检阅、回顾这一年？
张鸣：我们应该以辩证的态度回顾这一周年。地震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但也带给我们无尽的反思。从物质上和精神上，我们都要意识到这场灾难的两面性。
一场惨绝人寰的特大地震教育了我们的国民，也有人说，它改变了一个民族，改变了几代人，我们需要继续发扬团结的精神，一个有凝聚力的民族才能有更大的发展。
我们需要利用好灾难中的美好事物，比如理性的思考、乐观的态度、互助的精神、透明的制度、开放的姿态。
如何更进一步是重点。
希望在他们手中
《新民周刊》：有这么一种看法，说志愿者们轰地一声走了，正如他们当初轰地一声来了，激情退却很快，无法形成持续性的援助，你怎么看待？
张鸣：作秀的现象肯定存在。但我觉得这并不是一种无法启齿的行为。考虑到经济和人员方面的问题，让人持续性地关注也很难，一场热浪过后肯定会平淡下来，毕竟双方不是“夫妻”。对于还在坚持的我们要赞扬，对于“作秀”的我们也不能过分苛求和谴责。我认为我们更应该把态度的问题放到地方官员和主力援建队伍上。他们肩负着重建的重任，他们不能“冷”下来。
《新民周刊》：我们再来谈一谈NGO。
张鸣：NGO这次是大放光彩，在各方面都起了很大作用，帮助政府更好地完成救援与重建工作。从前的NGO处于一种半地下的不良生存状态，而政府在这方面的管理也存在不足。我认为，政府和NGO 今后应该有良好的互动，因为他们是现代化建设中的健康力量。社会需要这样的力量。
《新民周刊》：这场地震让很多人重新认识了80后，甚至90后，无论是抗震救灾阶段还是现在的重建阶段，我们在一线都看到了很多优秀的80后青年。
张鸣：我的学生大部分都是80后，我对他们这次的表现十分赞赏。的确有人曾经批评过80后为垮掉的一代，但我认为，80后的确跟我们不一样，他们不太愿意直接产生冲突，同时更愿意享受，但他们行动力更强，想到什么就做什么。我很欣赏韩寒，有自己的想法，想去灾区看看情况就直接去了。他们身上普遍带有一种批判的精神，有自己的是非观。但是善恶自在人心，只是有时他们的表现形式不一样。
这次地震过后，我很高兴地看到他们在成长，在思考。特别是对于范跑跑的反思，让我看到了不同的思路和观点，这是年轻人应该有的冲劲。
他们的声音特别是在网络上的声音已经毋庸置疑地成为一种主流，在引导着大众。他们凭着自己的判断和责任感，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祖国的明天在这一代人手里，他们是在地震中长大的一代，我对他们抱有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