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9点，上城区法院开庭审理一起嫖娼争议案。 　　原告：浙江省缙云县××局S副局长，1965年生，公务员。

　　被告：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

　　2009年1月14日晚上，S副局长在杭州中山国际大酒店桑拿房里，被执行任务的湖滨派出所民警带走。警方认定S副局长嫖娼，对其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

　　从看守所出来后，S副局长将公安局告上法庭。

　　焦点：

　　有没有发生性行为？

　　起诉书说：原告在桑拿后只做普通按摩，没有与服务员发生性行为……派出所民警在检查时只有一人，违反了执行搜查、检查公务时应该有两名以上干警同时在场的规定……原告认为，这个处罚无论是在实体上还是在程序上都是错误的……请求法院判决被告撤消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赔礼道歉。

　　S副局长和他的律师坐在原告席上。

　　被告席上坐着两名身着警服的民警，一个是上城区公安分局法制科干事，一个是湖滨派出所教导员。

　　案子争论的焦点有三点：

　　1.有没有发生性行为？

　　2.有没有谈及嫖资？

　　3.在派出所给S副局长做笔录的，是几个民警？

　　警方代理人向法庭申请，让证人出庭。

　　主审法官和副审法官商量了一下，同意。

　　5位证人依次走上证人席。

　　5人全部是民警，其中3人当时参加了清查任务，2人是当时给S副局长做笔录的。

　　证人证言

　　再现当时一幕

　　2009年1月14日晚，湖滨派出所3位民警例行检查中山国际大酒店桑拿中心。

　　3位民警两男一女，检查前做了简单分工，女警去控制总服务台，防止服务员通风报信，2位男警，一人先去停车，一人上楼逐间检查包厢。

　　负责检查包厢的民警姓周，25岁。

　　他说，当他打开3号包厢门时，看到一男一女全裸，正在发生性行为，他当即喝止，并电话通知另外两个同事。看到民警出现，全裸的男女迅速分开，神色慌张，找衣服遮蔽身体。

　　两个同事很快赶到，看到一对男女蹲在地上，男的只穿一条短裤，女的裹了一条浴巾。

　　穿短裤的男人就是S副局长……

　　听到这里，S副局长指着周警官大声喊：“根本没有三个警察，从头到尾我只见到他一个，我没有发生性行为，他一个人看到的，不是真的……”

　　“还没到你发言。”法官打断S副局长。

　　认定嫖娼的证据有哪些？

　　律师问周警官：“他们（指S副局长和女子）当时是什么姿势？”

　　“男上女下，全身赤裸。”

　　“这个场景几个人看到？”

　　“就我一个人。他们分开穿衣服。我的同事很快赶到了。”

　　“现场有没有查到避孕套？”

　　“没有。”

　　律师转头对法官说，抓现行的只有一个民警，没有找到避孕套，不能证明他们正在发生性关系。

　　警方代理人拿出当事女子的笔录。笔录说：“没钱才这么做的，听说卖淫的话，客人会给500元，自己能拿200元……民警出现时很慌乱，避孕套不知道藏哪里了……”

　　律师话锋一转：“即使发生了性行为，但没有支付嫖资，也不算嫖娼。”

　　（相关法律规定，卖淫嫖娼是指不特定的异性之间或者同性之间以金钱、财物为媒介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没有嫖资就不能认定为嫖娼。）

　　警方代理人出示S副局长的笔录，上面有他的亲笔签名和手印。

　　笔录中有这样一句话：“……没有谈价格，我想做完到总台结账就行了。”

　　警方代理人说：“这说明他们心照不宣，没来得及给钱就被民警抓住，并不妨碍成立卖淫嫖娼行为。”

　　律师语出惊人：“这份笔录是假的，有明显二次打印痕迹，要求法庭进行鉴定。”

　　做笔录的是几个民警？

　　警方代理人指着笔录上S副局长的签名说，每页纸上都有他的亲笔签名和手印，怎么能说是假的呢？他是公务员，有足够阅读理解能力，说明他是仔细看过笔录后才签字的。

　　S副局长再次插话，大喊：“我不想签的，是你们逼我签的，你们骗我，你们诱导我的……”

　　“肃静！”法官整顿法庭秩序。

　　律师说，当时做笔录的只有一个民警（法律规定做笔录必须两位民警同时在场），笔录制作过程不合法。

　　警方坚持当时做笔录的是两名民警。

　　律师请求法庭调取做笔录时派出所的监控录像。

　　警方代理人说，距离事发已经两个月，警方没有刻意保留这段录像。

　　双方争执不下。

　　庭审最后，法官示意双方做总结发言。

　　律师先说：“两个不认识的男女在一起，一定就是卖淫嫖娼吗？不能因为一个女人卖过淫，就推断她和所有男人发生性关系都是卖淫，她也可以发生一夜情嘛。到总台结账，指的是结按摩的费用。”

　　警方代理人发言，语气沉重：“对方思维混乱，一会说发生性行为，一会说没有发生……现在是国际金融危机，胡总书记强调要以廉政建设取信于民，原告身为国家干部，却利用公差时间寻欢作乐，败坏了国家干部形象，让人深为痛心……”

　　浙江警察学院100多名学生到庭旁听。

　　法官宣布休庭，择日宣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