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诊所”多集中在城中村和城郊结合部等人员流动频繁的地方。这些曲折、逼仄的小巷中贴满了治疗性病、痔疮、人流的小广告。一个人随便找个十几、二十平方米的房间，支张桌子，摆几个空药盒，门窗上画一个红十字，甚至什么标记都不用做，便可以开始堂而皇之地坐堂问诊。 太平村卫生室的医生抱怨说，“诊所比厕所多”，其中一半多是“黑诊所”。

“黑诊所”草菅人命 壮年男子输液死亡

2月2日，农历正月初八，贵州省安顺市沙子坝一家被打击、取缔过多次的“黑诊所”终于彻底消失了。

一同消失的，还有一条正值壮年的生命。这天下午，34岁的外来务工人员邓赞伟因为“感冒”，在这个连名字、牌匾都没有的“诊所”输液一个多小时后死亡。

34岁男子输液后死亡

尽管亲眼看着丈夫被送进了殡仪馆，唐想秀到现在仍没法接受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的事实。

正月初六晚上10时多，夫妻俩带着7岁的小儿子坐火车从老家湖南省新邵县来到安顺。邓赞伟的三个姐姐都在安顺沙子坝小商品市场做生意，邓赞伟为三姐夫开的五金店打工，每个月的工资1300元左右。唐想秀便也一同过来做饭，带孩子。

小商品市场附近的太平村和管元村属于“城中村”，附近做生意的、打工的、拉货的都在这里租房子。夫妻俩在管元村租了一个通间，放了一张床后，只容一人侧身通过。

第二天，邓赞伟一早就开了工。也许是前一天的旅途劳累，邓赞伟觉得“有点感冒”，就自己出去看病，花了3块多钱，带回“两小纸包感冒药”吃了两次。

正月初八早上，邓赞伟照常卖货、送货。下午生意冷清了，一家人便坐在铺子里聊天。下午3时多，邓赞伟说，“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打算“再去买两块钱的药”。

唐想秀说：“再不舒服就吊点盐水吧。”邓便起身走了。

下午5时多，还不见邓赞伟回来，唐想秀便打邓的手机，奇怪的是，“起码打了10多个”，要么无人接听，要么“正在通话中”。

18时23分，一个陌生人用邓的手机回拨过来问：“你是邓赞伟的什么人？”并告诉唐想秀，“你老公死了。”

当唐想秀冲到50米外“高医生的诊所”时，病床上的邓赞伟“嘴里有白沫，左手臂有针痕，右耳出了血”，警察告诉她，120早已到达，做过抢救并确认其死亡了。

唐想秀一摸，“身上还是热的”，她再次拨打了120，急救车返回后，还是无力回天。

公安和卫生部门确认“非法行医”

根据安顺市西秀区公安分局的记录，辖区派出所是在17时53分接到出警指令的，而120急救车于17时28分到达了现场。

短短不到两小时的时间内，这个名叫高琼的“医生”究竟是如何施治的，竟让一个仅有点“不舒服”的壮年男子猝死在病床上？

曾有警察告诉唐想秀，“高医生”给邓赞伟输的是“头孢”，但当记者向警方求证时，没有得到正面回答。安顺市西秀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的警官回答说，当他们到达现场时，120医生已经换过药水了。剩余的药水已经交给法医作鉴定。

唐想秀找到了当时在场的另两名妇女。一位与邓赞伟同在一间病室输液的患者告诉唐想秀，她忽然发现邓张大嘴巴好像说不出话，表情看上去十分痛苦，便大声呼唤“医生”。

另一个带着孩子在看病的妇女白秀秀（化名）向记者描述，听到呼叫后，“高医生”当时手足无措，慌乱了一阵后拨打了120急救电话。但她并没有拔下邓赞伟的针管。

120到达后，眼见回天乏术，高琼又自己拨打了110报警。

警方事后查明，高琼没有开办个体诊所需要的《医师资格证》、《医师执业证》和《医疗卫生机构执业许可证》。她能够出示的仅是一张没贴照片的《乡村医生执业证书》，由安顺市普定县卫生局2007年7月发放；以及一张有效期为2004年7月到 2007年7月的《贵州省乡村医生中专水平资格证书》，由贵州省卫生厅发放。

西秀区卫生局出具的证明说：此人未在我局办理过《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属于我辖区内的合法医疗机构。

警方说，邓赞伟具体的死因有待法医认定，但无论法医鉴定的结果如何，高琼非法行医的性质不能改变。目前，警方已将其拘留，即将以“非法行医致人死亡”报捕。

“没有人知道她没证”

2月11日下午，沙子坝太平村40号卷闸门紧闭。不到两米宽的门幅上下左右找不到任何牌匾标明这是一家“诊所”。唐想秀说，以前就没有挂牌，但附近的人们都认识这名三十七八岁的女“医生”，“听说诊所已经开了10多年了”。

从“诊所”门口向巷子深处走五六米便是一个农贸市场，这条将太平村和管元村分隔开来的窄巷总是人来人往，也因此，“高医生”的“生意”总是很好，“有时候要排队”。

而且，谁都知道高琼的丈夫是普定县化处镇卫生院的医生，有时候也会过来坐堂看诊。去年有一回唐想秀感冒，去找高琼，高不在，她的妹妹帮唐想秀打了针，并自称是安顺市某医院的儿科医生。

“全家人都是医生，”让唐想秀对高琼增强了信赖感。况且，“高医生”的收费比较便宜，一般“打屁股针”（肌肉注射）是10多块钱，“吊盐水”（静脉注射）30多块钱。每项都比巷口那家“太平村卫生室”少两三块钱。

“这里打工的多，省两三块钱看得很重。”邓赞伟的二姐夫王小明说。他在小商品市场从事教辅书批发已经10多年，也与高琼认识了10多年。虽然“大家很熟”，但是“也没人知道她没证”。

但王小明说，前两年有一次他带女儿去看病时，对这位“医生”“产生了一些看法”。“那次她给我女儿打青霉素，只问一下以前打过没有，也没做皮试。从外面解手回来，手都不洗就开始打针，我觉得有点不卫生。本来交了两针的钱，第二天都没去了。”

唐想秀现在回想起来，高琼“有时候也不消毒，桌子也不抹”。但家人之间并没有就此问题做过交流。

安顺市卫生监督所相关人员接受采访说，针对沙子坝片区“非法行医”专项打击进行过多次。但唐想秀、王小明及记者随机采访的其他居民均表示对此一无所知。

去年8月24日，专项打击行动再次在沙子坝片区取缔了包括高琼在内的7家“黑诊所”。

但是，在被收缴了药品器械和非法所得之后，高琼连罚款都没有交，躲了一段日子后又“重振旗鼓”。

今年过完年，当沙子坝的其他同行还在休假时，高琼早早地就开了张。没过几天，无辜的邓赞伟为这个“黑医生”的无知、冒险和侥幸心理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黑诊所”为什么屡打不绝

关于一个无辜生命逝去的话题很快被淹没在新年的鞭炮声中。在城中村，人们的来来去去从来都不会引起太多的注意。

沙子坝依然热闹，拉三轮车、平板车的人们边坐在路旁边等活儿边打牌，卸货的工人大声吆喝着“让一让”，小孩子在大小车轮间追逐打闹。

甚至，其他的“黑诊所”依然在开门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