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杀”天鹅的凶手究竟是谁？
三种猎鸟方式各有奥妙，最后一种方式更是被传得神乎其神，有人称其为“激光式”。据说，只要有人拿“激光”朝鸟群一照，所有的鸟就都动不了了，束手就擒。
--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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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中的天网
鄱阳湖区附近的集市上，没有熟人引见，一般人是买不到天鹅的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李蔚、王开 南昌报道
冬日的鄱阳湖，水面宁静而空阔。在观候鸟的最佳位置大湖池的深处，可以看到黑压压的一大片鸟群。
八字墙保护点的伍旭东站长在湖前架起了单筒望远镜，镜头内，一群群小天鹅、白额雁悠闲自得地戏水、觅食。间或有几只鸟从湖面上腾空而起。
伍站长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成千上万只天鹅同时从湖面滑翔起飞或降落时，鸟群的翅膀可以遮蔽大半个“天鹅湖”的上空，铺天盖地，一望无垠。
每一年，这令人震撼的美感动着无数游人，鄱阳湖也因此而享有“候鸟天堂”的美誉。
举报之后
38岁的黄先银皮肤黝黑，又高又瘦。几年来，他奔走在鄱阳湖的湿地沼泽深处，寻找并破坏捕捉天鹅的“天网”。
这个被称为“实名举报候鸟遭捕杀第一人”的中年男子有着惊人的视力和体力，可以连续行走数十公里依然健步如飞。为此，县野生动物保护站的工作人员送了他一个外号：“草上飞”。
“每天都有天鹅在新建县的联圩和昌邑两乡遭到偷捕。”从2005年起，黄先银不断地将上述信息传递给不同的媒体。贩卖天鹅的层层黑幕逐渐为世人所知，黄先银的命运也从此与天鹅捆缚在了一起。
2009年初，黄先银再次向媒体举报，这一次，在寻找“天网”的途中，他与《江南都市报》的记者发现了近40只天鹅的尸体，全是被毒死的，为此还与乡里人发生了冲突。
事后村干部告诉他：“你千万别回来。你现在也是‘国家保护动物’，出了什么事我不好交代。”
黄先银原本靠养鸭为生，家境小康。但自从走上了护鸟的道路，因为常破坏当地村民的“好事”，他不断遭到报复，生活境况一落千丈，家人也对他避而远之。有一次，他的2000只鸭子一下子不见了，连他家种的水稻，也在收割前被人铲平。
“我早就没有退路了。”黄先银的语气略有些苦涩。因为不断有人跑到他家门口进行言语或武力威胁，他已经两年没敢居家。如今，这个原本温馨的小家一片狼藉，十几岁的儿子也只得交由父母抚养。
“他这样下去，迟早要坐牢的。”黄先银的二哥不无担忧地对本刊记者说，“许多人都说要整他，甚至有人写材料说他就是搞天鹅的。要是有人串通起来说看到天鹅是在他手里死的，怎么办？”
听说弟弟刚被县野保站聘为护鸟员，黄先银的二哥舒了一口气：“这样的话还好一点。”但他显然还不太敢相信这个消息，接连向本刊记者追问了好几遍：“是真的吗？”
1月17日下午，在黄先银的带领下，本刊记者随同新建县野保站的工作人员前往湖区深处寻找“天网”。
经历了两个多小时的跋涉后，黄先银一阵吆喝，在泥泞淹没脚面的沼泽地上，他居然跑了起来。当记者终于跟上他时，面前现出一排排巨大的“天网”，看上去足有数百张。每一张网的长度都有30～50米，每排之间有一两里的间隔，而每一排都深入到鄱阳湖心，一眼望不到尽头。黄先银低着头，捧起网边死去多日的鹬鸟。
在这面“天网”的中心位置，还有一个被禽鸟撞破的大窟窿，翅膀形状清晰可见。而在“天网”的另一头，有一排清晰的脚印直通堤岸。这意味着，在不久前，那只不幸撞入“天网”的鸟儿已被布网的人带走。
“天鹅村”虚实
“谋杀”天鹅的凶手究竟是谁？
黄先银的举报牵涉到南昌市新建县的联圩和昌邑两乡。
其中，昌邑乡的曹门村更是被一些知情人称作端不掉的“天鹅村”。
“逢年过节，如果有亲戚来了，家里吃不到天鹅肉，那可是件丢脸的事。” 对于捕捉天鹅在曹门村的盛行，黄先银如此描述。
黄称，伸向天鹅的黑手来自承包湖面的养鱼人。
本刊记者调查得知，权属曹门村的湖面共承包给5个人，分别是潘晓明、潘晓华(音)等父子3人，以及陶姓和叶姓男子各一人。
1月17日，当黄先银领着本刊记者及县野保站的工作人员来到恒湖村时，一名头戴黑色绒线帽的男子骑着摩托车上了湖区堤岸。经过黄先银身边时，他轻声地咕哝了一句。
“他就是那个姓陶的。那天拿刀要砍我的，就是他。”摩托车驶远后，黄先银苦笑了一下，“他说，你小子又带记者来了。”
受到威胁的不仅是黄先银本人。“赚这个钱，是要冒着生命风险的。”载着本刊记者出发寻找“天网”的摩托车司机说道。也是他载着《江南都市报》的记者下堤去找“天网”，那一次把他吓得不轻，“那些人拿着刀在后头追。”
对于曹门，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显得有些无奈。因为有部分区域不属于保护区管辖范围，昌邑乡的曹门、昌北一带甚至出现过村民集体将保护区宣传车推翻的情况，有的工作人员还经常接到恐吓电话。
1月19日下午，本刊记者赴舆论漩涡中的曹门村一探究竟。
村头的墙壁上粉刷了大字标语：“保护候鸟人人有责”。在这行标语下面，摩托车司机掉转车头，称“我进去不太好”。
村庄仅有这个出口，为保护区管理者带来了很大的工作难度。据称，每次只要一有陌生人出现在村头，村庄深处的捕鸟人就会立即得到“眼线”的消息。
本刊记者跟随村支书陶明贵进入村子深处，一路上受到好些男男女女的目光“追随”。当记者在陶书记家中坐定后，还有人在门口逗留了些许时候。
陶明贵介绍说，曹门村地少人多，经济一直比较困难，不少人以渔业为生。提及黄先银和“捕天鹅”这几个字眼，陶书记显得怒气冲冲：“这个疯子！他连老婆、连家都不要了，还老是诬陷人。”
陶明贵拿出一叠红色的纸，摊开给本刊记者看：“2008—2009年度越冬候鸟保护责任状”。
文件上书的“责任期限”是“2008年12月1日至2009年3月31日”，要求承包湖泊的养鱼人在“所承包的湖泊内不发生枪点击查看QQ秀杀、网捕、投毒等猎捕越冬候鸟的违法行为”，“一经发现捕杀候鸟的违法行为，将按有关法律规定予以严惩”。
陶明贵指着责任状说道：“你看看！我们管得很严的。每个人都要签责任状的。”
记者在陶明贵的陪同下来到潘晓明(音)家。潘晓明兄弟均不在。破旧的土房里，满脸皱纹的潘母正在筛子上淘米。她坚决否认儿子参与过捕鸟，说自己家靠承包鱼塘生活。
记者提出要采访几位其他的鱼塘承包人，陶书记电话联系了一番，表示：“他们都去湖区看鱼了，好远的。”
陶书记说：“我们这里的人，已经没人敢捉鸟了。偷天鹅的，都是那些在吴城打鱼的安徽人。”
在新建县政府领导的口中，偷天鹅的是“江苏的打鱼人”。
无论他们来自哪里，本刊记者无从联系到整日在鄱阳湖深处漂移的打鱼人。
陶明贵口中的吴城处于鄱阳湖保护区的中心位置。而“天鹅门”事件(砍人风波发生后，当地人将此戏称为“天鹅门”事件)发生后，保护区管理局的副局长刘观华、罗盛金均向《瞭望东方周刊》表示：“这个事情不在我们保护区范围之内。”
鄱阳湖总面积约为45万公顷， 而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仅占鄱阳湖流域的5%。
此外，据南昌人民广播电台的报道：“经过连续五个昼夜的蹲守，南昌市森林公安局于2008年11月25日侦破了一起非法猎捕、收购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小天鹅的特大案件，当场缴获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小天鹅21只，扣押承运小天鹅的汽车一辆。”
该案中，非法收购的小天鹅全部是从新建县铁河乡胡某、郭某等7人手中购来的。
有曹门村民证实，当地确实有“打鸟的传统”。
“那可是祖传的‘手艺’。如果有人要学，三个月30万！”在本刊记者赶赴曹门村之前，黄先银曾这样表示。
捕天鹅共有三种方法。除了撒网、投毒，还有一种“光照”的方式。
这三种方式各有奥妙，最后一种方式更是被传得神乎其神，有人称其为“激光式”。据说，只要有人拿“激光”朝鸟群一照，所有的鸟就都动不了了，束手就擒。
“其实就是用强光照鸟。”新建县野保站站长陈小斌告诉本刊记者，“原理很简单，哪怕是我们人长期处在黑暗的环境中，突然拿电筒照你一下，你也会什么都看不清，失去反应。”
撒网和投毒是比较传统的方式。“天网”实际是一种大鱼网，捉鸟的原理与捉鱼相仿。撒网要挑月头和月尾，因为“月光很大时捕不到鸟”。
投毒则是用一种叫“呋喃丹”的剧毒农药拌进炒热的稻谷，再倒进塑料袋扎紧闷上一段时日，最后和上沙子往泥巴里一塞，药性可以维持20天至一个月。
黄先银说：“一定要塞四五十厘米至一米，越深越好，有些天鹅甚至头栽在泥里死掉。”
另有一种叫“瓢沙”的毒饵，可以顺着水面漂浮，只有少数人可以搞到。
在这几种捕鸟方式中，“投毒”见效快，但缺点也最明显，因为死鸟的价格只有活鸟的一半。现在又有人发明出了“打针解毒”的方式，可以让还没断气的鸟“起死回生”。
暴利驱动产业链
预订、捕捉、运输、贩卖天鹅，这条隐秘的产业链，在鄱阳湖地区已经存在了数十年之久。
据野保站介绍，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鄱阳湖附近的村庄，包括永修、昌邑、联圩等地区，几乎每个村都存在“捕雁队”。到了上世纪80年代，鄱阳湖区的候鸟保护站纷纷建立，村民们传统的谋生方式突然受到打击。
“2002年以前，保护站刚刚建立的时候，有人甚至把捕鸟的网和毒药撒到保护站门口。” 八字墙保护点的伍站长告诉本刊记者。
在暴利的推动下，捕鸟现象难以根绝。罗盛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有一些专职的鸟贩子，每年4月出门打工，10月归来。而每年的10月至次年4月正是天鹅飞来鄱阳湖越冬的时期。
黄先银透露，从每年的10月起，滩涂上就有人撒些充作诱饵毒杀候鸟的小鱼。捕鸟人大多在下午4时开始架网，或撒下毒药，天亮前开着摩托车或拖拉机去湖边拾鸟。还有人用十几支鸟铳同时向空中发射霰弹，有时一次可以打下几十只天鹅等候鸟。
待天鹅到手后，捕鸟人会用挖坑等方式将鸟藏起来，再等待时机从水路运到各地。
黄先银告诉本刊记者：“每年的11月初至第二年元月，再到过年左右，是两段最关键的捕鸟期。”
1月15日，本刊记者佯装摄影爱好者，进入湖区昌邑乡西门村。一陶姓村民说，如果想买天鹅，他可以帮忙。但第二日该村民却称现在风声较紧，暂时没有天鹅。
本刊记者从村民和野保站了解到，一只活天鹅从农民手中卖出的价格约为500元左右，到了收购天鹅的二道贩子手里，转手价格是800元～1000元。缺货的时候，价格更高。之后，二道贩子会将收购来的天鹅集中运输，卖到广东、广西、浙江、上海、福建等地，也有一部分会流入附近的南昌市和九江市。此时一只天鹅的价格大约在1500元。
最大的利润空间在餐馆。餐馆按需进货，捕猎者通常在收到订单后开始行动。每逢年关，野天鹅的销售更为紧俏。
餐馆以1500元的价格购进一只天鹅后，做成的菜肴每盘需肉一斤，售价在350～400元。一只天鹅大概重10余斤，共计可卖四五千元。
至于贩运天鹅的手段，最猖獗的时候，“海陆空齐上”。
在鄱阳湖区附近的集市上，本刊记者没能找到出售的天鹅。据了解，没有熟人引见，一般人是买不到天鹅的。
困窘的护鸟者
如果在我们乡发现“天网”，我这个书记可以不当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开、李蔚 江西报道
1月17日，面对缠裹着鹬鸟尸体和留下捕猎者脚印的“天网”，新建县野保站工作人员熊墨伟看了下随身携带的GPS，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这个地方我们前年来过。”
确实，GPS上清晰地记录着这里曾经出现过“天网”。“每年都会有。”黄先银说。
但是，熊墨伟无法判断这个区域是否属于新建县地界，不知道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对鄱阳湖水域了如指掌的黄先银也不置可否。而自2006年在这里发现“天网”之后，新建县野保站也没有再来过。
“我们去了别的地方。”熊墨伟说。面对广袤的湖滩草洲，仅有三名成员的新建县野保站力不从心。
“黄先银能找到，你们就不能？”
每年10月份开始，枯水期的鄱阳湖就会变成一片草滩沼泽。
“如果不带GPS，不做记号，你能回到出发的位置吗？”黄先银挑战似的对熊墨伟说。确实，如果一个不熟悉这片草滩沼泽的人走了进来，就会像走进茫茫草原一样不辨方向。
黄先银四肢修长，脚大，在沼泽地上行走，如履平地。更重要的是，离婚之后把孩子交给父母养育的黄先银，有大把的时间在这片草滩沼泽上游走。“给我制服，给我枪，我就能扫平鄱阳湖。”黄先银曾经这么说。
黄先银在江西候鸟保护工作者中名气很大，几乎无人不知。“他对当地捕杀天鹅的内情确实非常熟悉。”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罗盛金说，他们从事候鸟保护工作近十年，始终未能打进偷猎者的核心，但黄先银对捕杀天鹅的整个链条却是一清二楚。
“他自己原本就是个打鸟的。”罗盛金说，2005年的时候，黄先银因为受当地家族势力排挤，失去了打鸟的地盘，在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争取下，成为了他们的线人。
但是，作为线人的黄先银“管辖”的范围超出了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并且发现情况后，他不再像以前那样采用举报的方式报告给相关部门，而是选择直接面对媒体。这在罗盛金看来是出轨。
“黄先银这个英雄很容易倒。”对《江南都市报》引述黄先银报道的“每天至少有两三百只天鹅被猎杀”，罗盛金颇有微词，“鄱阳湖每年的天鹅总数只有六万到八万，经得起这么猎杀吗？”
但是，相比职业的野保站人员，黄先银确有过人之处。除了本文开头提到的1月17日之外，1月15日，黄先银已经带着新建县野保站找到过“天网”，那是在位于新建县与恒湖综合垦殖场之间的北江湖上。同去的有南昌市林业局相关领导，新建县县长周亮也赶到了现场。
据知情人员介绍，在一张张“天网”明目张胆立于湖滩草洲之上的事实面前，县长周亮对野保人员发了脾气，“黄先银能找到，你们就不能？”自1月12日媒体就捕杀天鹅事件广为报道之后，居然还能够发现“天网”，“连表面文章都做不好吗？”
随后，新建县林业局正式聘请黄先银为护鸟员，每个月有150元的补贴。1月17日，新建县林业局野保站请来黄先银做向导，准备逐步清除“天网”。
但是，黄先银对每个月150元的补贴并不满足，“就这点钱够干吗的？”黄先银说。而新建县林业局野保站的工作人员对他的做法也并不理解。“你好好给我们提供线索，如果是真实的，我们未尝不可以给你多一些补贴。”熊墨伟说。
“黄先银的动机早在2006年就告诉过我们，要我们林业局给他编制，佩枪着装。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新建县林业局局长周应洪这样说，“实际上，媒体对新建县候鸟保护报道得这么多，很大程度上是黄先银在炒作，他每年都会这么搞。”
“你不知道哪里是你的地盘吗”
1月15日发现“天网”的现场，新建县副县长聂玉华询问新建县野保站站长陈小斌北江湖属于哪个区域，陈小斌未能作答。“你一个野保站站长，不知道哪里是你的地盘吗？”聂玉华发火责问。
实际上，北江湖在新建县联乡与恒湖综合垦殖场之间，而恒湖综合垦殖场直属于南昌市林业局。匆忙之间，即便是当地村民，也无法判定“天网”所在区域的隶属。
“我不是对工作本身发火。”聂玉华解释说，她也知道新建县地处沿湖三市(南昌、九江、上饶)的交接地带，而且离南昌较近，又在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南矶山自然保护区两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间，“插花地带，管理特别困难。”
“鄱阳湖上没有明显的分界线，特别是与邻县的划界，只有当地渔民才可能搞得清楚。甚至有时候渔民也认定不了，他们以前也经常为争地盘而打架。”昌邑乡党委书记杨开文说。
媒体报道中捕杀候鸟的重灾区昌邑乡30多万平方公里的沼泽地就更为复杂，不仅跟永修县、都昌县交界，而且与直属于南昌市林业局的恒湖综合垦殖场交界。
但杨开文表示，在昌邑乡的管辖范围内，绝对不会存在“天网”。“如果在我们乡发现‘天网’，我这个党委书记可以不当。”杨开文说，这是他给主管县长说的原话。
更为复杂的是，据新建县副县长聂玉华介绍说，鄱阳湖上很多都是外省渔民，他们依水为生，生活的区域在鄱阳湖的深处，流动性也很大。他们在鄱阳湖有水的季节，深夜作业布置“天网”，监管人员是看不到的。等到鄱阳湖无水的时候，到处都是湖滩草洲，监管人员也很难走进那么深的沼泽地。
据知情人士说，2008年11月25日，南昌市森林公安缴获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小天鹅21只(活体)，其主谋即为江苏人。
“我们只能进一步明确界线，做好候鸟保护工作。”聂玉华说，他们准备重新组建队伍，而将新建县鄱阳湖保护区规划申请为省级自然保护区，是他们眼下最大的目标。
获得真实线索比登天还难
鄱阳湖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形似葫芦，南北长110公里，东西宽50～70公里。湖水面积为3050平方公里，高水位时为3583平方公里，但低水位时仅500平方公里，以致“夏秋一水连天，冬春荒滩无边”。在其周围，分布着青山湖、象湖、军山湖等数十个大小湖泊。
“鄱阳湖现在有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个省级自然保护区，十个县级自然保护区，但这些自然保护区全都加起来，也只管辖了鄱阳湖40%的面积。”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罗盛金说。
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管理局拥有行政执法权。但是各保护区的情况并不一样，国家级保护区的经费与队伍相对完善，情况比其他层次的保护区要好很多。罗盛金告诉本刊记者，在此次天鹅事件出来之后，江西省林业厅厅长刘礼祖自信地对他说：“投了那么多钱进去，我心里有数。”
但是，县级自然保护区的情况就不是那么乐观。“不少保护区都是有机构没人，或者是有人没经费。”罗盛金说。
新建县野保站加上站长陈小斌一共只有三个人，没有专门的车辆，还要支持新建县林业局的其他工作。作为一个年财政收入不到8亿、仍属吃饭财政的弱县，新建县每年用于候鸟保护的专项资金是5万元，主要用于宣传与办案。
更多的候鸟保护工作集中在乡镇。据昌邑乡党委书记杨开文介绍，昌邑乡每年都组织8个人的队伍，每天巡逻。当地派出所也会协助办案。而这临时组建的8人队伍，两个队长的工资是每月500元，队员工资是每月400元。
“2008年我们乡用于候鸟保护工作的资金是6万元，2009年不会少于10万。”杨开文说，但昌邑乡每年的财政税收只有280万元。“我也跟主管县长说了，平时老是让我们配合工作，乡里吃不消。”
据杨开文介绍，2007年，新建县补贴给昌邑乡候鸟保护的专项资金是8000元，2008年补贴了24000元。
但是，无论是哪一个级别的护鸟员，大都是本乡本土人，同村人捕杀候鸟，他们不敢出来制止，怕遭到打击报复。同时，因为补贴少(一般每年千元左右)，而巡湖工作量特别大，护鸟员巡湖积极性自然不会太高。
罗盛金介绍，想获得一条真实的线索，比登天都难。“偷猎者内部跟铁桶一样，他们死死地守住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罗盛金说。而护鸟员的作用十分有限，即便真有了线索，等到办案人员赶到，偷猎者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没有熟人无法入局
在南昌市以及新建县县城的集贸市场，野鸡等各种野味如白菜萝卜一样摆摊出售。
“这些人捕杀候鸟，就像贩毒一样。”新建县副县长聂玉华说。偷猎者大多是一个村庄或者一个家族的人员。这种非法暴利行当外人很难打进去，他们交接货时都使用“白货”(指天鹅)、“黑货”(指大雁)等暗号，没有熟人关系无法入局。
暴利是导致众多不法分子铤而走险偷猎珍稀候鸟的主要原因。鄱阳湖区一些村民介绍，在湖区黑市上，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天鹅，活的一只可卖1000元左右，死的也可卖500元，白鹳、白鹤的售价更高。
近来，天鹅事件已经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南昌市各酒楼受到相关部门联合检查，天鹅的售价也因此更加“物以稀为贵”起来。“最近是很难找到了，不过在南昌的一些酒楼，一盘天鹅肉现在大概三四百元。”黄先银说。
鄱阳湖区没有工业，都是农渔业地区。湖区百姓将鄱阳湖的鱼、鸟当成谋生的资源，由来已久。“不就是捕杀几只鸟吗？关你什么事。”有村民这样指责黄先银。
“鄱阳湖区的百姓生活水平很低。”罗盛金说，这在相当程度上使得保护候鸟成为难以企及的目标。被媒体称为捕杀候鸟重灾区的新建县昌邑乡，其财政税收都极为贫困，即便在新建县内比较，也只能排在倒数两位内。
“如果除去外出打工收入，昌邑乡人均年收入只有2000元左右。”杨开文说。据记者了解，像昌北村、曹门村，都有大量的闲散劳动力，祖祖辈辈以来，候鸟等生态资源是他们的重要生活来源。
“有时候，群众对候鸟保护的抵触情绪很大。在曹门村，就曾经发生过村民把警车掀翻的事件。”罗盛金告诉本刊记者。
现实远不止于此，很多地方吃鸟都不违法，难免殃及保护鸟类。“都是鸟，普通人很难分辨。”罗盛金说。
虽然如此，他仍然认为，鄱阳湖的候鸟保护工作正在越做越好。曾经有相关领导看到昌邑乡昌北村稻田里有大量天鹅出现，这似乎是候鸟保护工作进展不错的一个明证。
“如果真像黄先银所说的，每天都会有两三百只天鹅被捕杀，这个国际影响就大了去了。说不定普京都会发来照会，说我们西伯利亚的鸟到了你们这里怎么都给吃掉了？”罗盛金半开玩笑道。
尴尬的候鸟天堂
村民眼巴巴看着成片粮食被天鹅啄食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李蔚、王开 南昌报道
家住昌邑乡昌北村的陶学柏，每天清晨都要去田间放牛。从2008年的九十月份开始，他常常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朦胧的晨雾中，一群群的天鹅、大雁、野鸭从鄱阳湖上飞来，聚集在田埂上。
飞鸟的数量十分惊人，黑压压地盖住一大片田地。各类野鸟争抢着吃稻子，天鹅庞大的身躯还压倒了好些稻谷。
陶学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最多的时候，大概有七八百只天鹅。过去也有鸟吃稻子的事情，但从来没有像去年那么多。”
“鸟”口夺食
昌北村农民眼巴巴看着成片粮食被飞鸟啄食，因为候鸟保护站的工作人员说，不许打鸟，只能想办法把鸟轰走。
在保护站的建议下，村民们在田边燃起了鞭炮，希望能靠响声把飞鸟吓跑，但收效甚微。村民陶茂檐告诉本刊记者：“鸟都是晚上人睡觉了以后来的，白天大部分都飞走了。”
每到阴雨天，鸟就会成群结队地飞到田里来觅食。下过雨的早晨，下地的农民总要心痛地面对田间的一片狼藉。
在平常的年份，陶学柏家种植的30多亩地，可以为他带来一万多元的纯收入，但是2008年的收入一下子降到了2000元不到。
他皱着眉抱怨说：“平时一亩田可以收1000斤稻子，今年才收了300斤，还有被鸟踩倒的稻子，收割工钱也更贵了。”
像陶学柏这样损失惨重的农户在昌北村比比皆是。他估摸了一下，说：“大概有三四十户人家。”因为没有收成，这些被飞鸟夺走口粮的农民只得离乡外出打工。
昌北村党支部书记陶文革为村民的生活伤透了脑筋：“大概损失了70%，500亩地都被天鹅糟蹋了。”
村民到野保站了解，据说政府会对损失作出补偿，但补偿多少他们心中无底。
人进湖退
事实上，人鸟争食的老问题在鄱阳湖由来已久。过去该矛盾集中体现在鸟类捕食养殖鱼上。
鄱阳湖是中国淡水渔业的主要基地之一，鱼类达90余种，以鲥、银鱼闻名。在湖区的小镇上，随地可见晾晒的鱼干。数据显示，鄱阳湖区共有13370多艘专业渔船，5万多名没有田地的专业渔业人口。
2003年，为了给候鸟保留一个良好的栖息地，位于鄱阳湖保护区中心位置的大湖池养殖场改制，94名职工买断工龄后被遣散。这些习惯了水上生活的沿湖居民生活失去了供给，不多久又偷偷地跑回湖区捕鱼。
2007年9月18日，永修县接管了大湖池养殖场，以财政拨款解决了鄱阳湖保护区大湖池养殖场94名职工的社会养老和医疗保险问题。
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罗盛金副局长介绍说，2007年，江西省政府曾耗资1000万元，专门解决人鸟争食的问题。
人鸟争食的背后，是人进湖退。保护区之外，湖区承包人围堰堵河、“竭泽而渔”的现象非常普遍。1月17日，本刊记者在恒湖农场附近的湖区采访时，发现在冬季裸露的湖底，筑起了不少1米到5米高的围堰，有的甚至长达20多公里。就在看湖人的小棚屋外，也沿着屋子筑起了围堰，围堵圈占河湖水域。
村民介绍，“水低好分湖”，围堰堵河在鄱阳湖水位处于历史同期最低水平的2006年底尤为风行。待枯水期湖水逐渐退却后，被围堵的鱼类搁浅，围堰者就可“坐收渔利”。
野保站介绍，这种野蛮掠夺破坏了野生鱼类的正常洄游繁衍和鄱阳湖候鸟的食物源，更破坏了鄱阳湖水底生态和湿地生态系统，反过来缩小了渔民的捕捞领域，激化了人鸟争食矛盾。
“保护候鸟，首先要保护它们的栖息地。所以，我们保护区现在努力想办法，要把湖权租赁下来。否则很难防止放水捞鱼的现象。”罗盛金副局长告诉本刊记者。保护区已出资320万元，租赁了部分围堰堵河现象严重地区的20年湖权，但“难度很大，影响了利益集团”。
采砂和种杨
另一个直接威胁候鸟生存乃至整个鄱阳湖生态环境的现象是非法采砂。当地有“采砂船一响，黄金万两”之说。
新建县一位村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永修地区采砂的人最多。”据称，在2008年以前，从永修到湖口水道，可以看到数百只吊砂船、采砂船、运砂船拥塞水面，一些船只甚至侵入长江主航道。
功率几千马力、两三层高的大型采砂船“吸砂王”，一次作业就可将水深30米、半径60米范围内的砂石吸个精光，形成100米宽的大坑。而随着河床的破坏，鱼类不但找不到地方产卵，螺蛳、小蚌这些鱼类的美食也全被吸尽，湖底走向“沙漠化”，鸟类也就失去了食物来源。
1998年开始至2003年，有江西省相关部门开始规划治理鄱阳湖，情况有所控制，但并未从根本上遏制无序采砂的状况。
2008年4月1日开始，江西省在鄱阳湖实施了全面禁止采砂措施，希望让这个全国最大的淡水湖能休养生息。在新的采砂规划出台前，鄱阳湖尚处于全面禁采状态。
湖区还曾经历过一场席卷12个县市中的11个，达到19.83万亩的“种杨热”。签订的种树合同面积更达到79.88万亩。
“种杨热”始于2003年，当地政府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让外来公司在鄱阳湖湿地大量种植速生杨。如此，基层政府可以得到一定的土地租金和税收，农民也可从杨树的栽种和维护中提高收入。
但保护区的副局长刘观华告诉本刊记者：“杨树的根系会吸收、蒸发大量水分，使湿地旱化，破坏湿地的生态环境。”
对于是否要平毁杨树，江西省委与新建县政府最初存在两种意见。大汊湖保护站站长伍旭东告诉本刊记者，面对强行植树者，他们的执法人员有时只好选择自己站在树坑那边：“你要挖的话，就先挖我！”
2007年初，经过多次论证，江西省决定，不准在鄱阳湖吴淞高程17米以下湿地上栽种任何树木；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栽种的杨树要在一个月左右全部铲除，在试验区以及吴淞高程17米以下栽种的杨树，三年内必须全部砍伐，今后不准栽种。
杨树林虽然伐毁，但罗盛金告诉本刊记者：“砍掉的杨树又冒出了枝丫。”
“控湖”之忧
围绕鄱阳湖这“中国最后一盆清水”，还绵延着一场“控湖之争”。
所谓“控湖”，就是通过筑坝方式把鄱阳湖的水拦起来，由人来控制湖水的进出。
这个设想最初源于上海寄生虫病研究所在1972年提出的一份主题为“鄱阳湖出口建闸，蓄水灭螺，结合综合利用资源”的报告。
1982年，江西省科学院牵头开展了鄱阳湖区综合科学考察，“控湖工程”被列为“战略主课题”。
因为有不少专家对控湖方案提出质疑，论证工作进行了多年。直至2008年初，江西省提出建设“鄱阳湖生态水利枢纽”的设想，表明“控枯不控洪”，将水利工程的主要作用，由防洪为主要目的，转为水资源配置保护与开发利用。
但关心候鸟命运的人士仍忧心忡忡。鄱阳湖保护区某官员透露：“我们希望能把湖面控制得尽量低些，好让候鸟有东西吃。原来计划把水位控制在18米以上，经过呼吁，现在已计划降低到16米。”
新建县林业局野保站的陈小斌站长、熊副站长对本刊记者明确表示：“我们是反对控湖的。控湖之后水就不能流动了，会影响湿地生态，破坏候鸟的生存环境。”
江西省人民政府参事、江西省生态摄影研究会名誉会长宫正，则在2007年通过媒体警告：“如果鄱阳湖实施了‘控湖’工程，鄱阳湖将成为第二个滇池，第二个太湖(蓝藻污染)、洞庭湖(鼠患)。”
与此同时，鄱阳湖的“一湖清水”面临严峻的生态挑战。据江西省环境监测中心站调查，“八五” 期间，鄱阳湖湖区水质达到国家地方标准二类水质；“九五”期间水质监测结果，全湖平均只有64.2%的断面为Ⅱ类水质，30.5%的断面为Ⅲ类水质，5.3%的断面为轻度污染类水；“十五”期间，水质基本在Ⅳ类至劣Ⅴ类之间；2005年开始，鄱阳湖正缓慢地向富营养化发展。
2006年10月，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周铁农率全国政协委员视察团赴江西，就“鄱阳湖水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进行视察，视察结果令人惊讶，江西省仅有一份《鄱阳湖国家级生态功能保护区建设规划大纲》，鄱阳湖的调蓄功能、生态功能怎样，湖区有多少资源可利用，没有人清楚。
2007年4月，国务院领导作出批示，要求切实保护好鄱阳湖的生态环境，使之永远成为“一湖清水”。
2008年，鄱阳湖打破了一年两次枯水期的规律，共经历了四次枯水季节。对着浑浊的一片湖水，新建县恒湖村的村民告诉本刊记者，过去，鄱阳湖的水清而长江水浊。现在的情况倒过来了，鄱阳湖的水很浊而长江的水较清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