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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国良70寿辰留影。
廖国良：广东最老的代课教师 ——中国代课教师制度的一个人物标本
从严格意义上说，代课教师诞生于现代教育制度在中国植根之后，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之初，官方试图在短时期内大范围提升数亿农民文化素质的背景之下。虽然史家已经无从考究，中国抑或是广东的第一位代课教师究竟出现于何时何地。但是，当时代跨越到21世纪，这项已经成长发育几十年的制度已经颓态毕现，至少不能跟不上时代的节拍了。
当教育成为一种国家的垄断资源时，生存于公办学校中，作为师资资源一部分的代课教师是唯一的“私产”，却承担着与公办教师完全相同甚至更重的教学任务。数十度春秋更替，这个队伍中的许多“老代课”已经雪染双鬓，常年教学经历使其完全同化于学校。这些已经被斩断了其他谋生手段，而只会教书的人们，却不得不面临尴尬身份衍生出的两种威胁：一是随时随地可能被扫地出门，二是公共财政体系对代课教师的相对供给在被不断挤压。于是2008年的富省广东，代课教师也会“突然”成为一个话题。
以下几千字的文本，为您勾勒的，是中国代课教师制度的一个标本式人物——紫金县中坝镇富坑小学旧塘教学点(简称“旧塘小学”)代课教师廖国良的生命轨迹。本文无意为这个古稀老人博取社会公众的同情眼泪，而是在代课制度进入博物馆前，希望读者能循着这位广东最老代课教师的人生足迹，对这一制度本身进行一番反思。那些曾经走过的弯路，在目前仍在进行的问题解决中，是否依旧被可怕地延续着？
文化人廖国良
“宁愿去外面乞讨，也不能让别人看到我种田”——他固执地认为。
套上棕色夹克，穿上蓝裤子，蹬上灰尘满布的一双皮鞋；头上已经日渐稀疏的头发，在梳子的引领中，听话地成绺排列；枯槁的右手蘸着些许的凉水，从前额顺着头顶一抹到后脑。
一连串熟练的动作完成之后，一个穿着利落、梳着背头的老人，就站在了面前。
置身于做了一辈子地道农民的老兄老弟中间，廖国良老师的造型显得有些突兀。不过，旧塘村的乡邻们并不以为怪，“廖老师怎么说也是个文化人”。
廖国良特别看重自己的“文化人”身份，“宁愿去外面乞讨，也不能让别人看到我种田”——他固执地认为。
在乡村社会的交往圈中，一个老人的话语权势的获得，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子女的财富和地位。而在旧塘，廖国良是个例外。当曾经的学生们伴随着春运大潮，以各种不同的身份回到这个小山村时，省亲之余前来拜望廖国良老师，仍是许多人的必修功课。
“我教了旧塘三代人，现在一些做公公(爷爷)的都教过。”旧塘小学走出的20多个大学生里，廖国良是其中绝大多数人的启蒙老师。其中最有出息的一个，当属目前在省财政厅工作的一位学生。
廖国良非常看重这种荣耀。除此之外，廖国良再无其他“宝贵的财产”。背顶着代课教师的身份，廖国良早已成为村里最穷的人。
按照镇里的规定，作为代课教师，每教一个学生，每学期可拿100多块钱。这样算下来，在学生人数最少的2003年下学期，4个学生只为廖国良带来了约600元收入，平均每月只有100元。到2008年，学生人数的的增加虽然让廖国良的薪水翻了几番，但平均每月算下来也不过550元。
苦命人廖国良
40年前，妻子出走；10年前，父亲亡故；8年前，老母归天；2年前，儿子疯癫……
在不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廖国良是一个孤独的老头。
老人算得上是“生于忧患”。1939年，在抗日烽火中，他出生在一个还算殷实的农民家庭。1949年，随着新生政权的建立，富农出身的廖国良，在成分划分和一次次政治运动之后，家道中落。
一落千丈后的贫寒生活，让廖国良的学生生涯只维持到了1958年。这一年，刚刚成为高中一年级新生的廖国良，被迫辍学。
不过同年，他却意外重新走进另一个校园，19岁的他成了旧塘小学的一名民办教师。在当时，民办教师是人人眼中的“香饽饽”——既不用下地劳动，又可以拿到公分，还有每月6块钱的工资。
青春岁月中的单调和痛苦，总是能够被飞扬的激情所稀释。1959年，一个漂亮的姑娘，成了廖国良的新娘。其后几年，廖国良膝下又多了一双儿女。
1966年，“文革”开始。廖国良的富农出身，让他深陷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1969年，就在阶级斗争的口号响彻云霄之际，妻子因不堪忍受贫困生活和舆论压力，悄悄离开了这个家庭。一个好端端的4口之家，从此不再圆满。
妻子离开后，廖国良无意也无力续弦。他的祈愿只有一个，就是想办法将尚在年幼的儿女养大成人，但现实的打击却让他未能尽到亲自抚养的责任。
1973年，廖国良被勒令退出学校，另一位民办女教师站上了旧塘小学的讲台。“富农分子，怎么能够去教贫下中农的孩子读书？”——这就是廖国良第一次被清退的理由。
断绝了生活来源的廖国良，将两个孩子托付给家中亲友，自己只身北上，开始了长达18年的漂泊与奋斗。
在江西，他挥臂砍伐井冈翠竹；在浙江，他铲土建造公路桥梁。
在经历苦行僧般的辛酸生活后，他开始收获了作为一个父亲的成就。在他的操办下，两个儿女都在距离紫金不远的惠东县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儿子做的是上门女婿，嫁入农家的女儿过的也只是“面朝土地背朝天”的艰辛生活。因此，早已迈入老年的廖国良，从来不曾奢求儿女的接济。
40年前，妻子出走；10年前，廖国良的父亲去世；8年前，与自己相依为命的老母也撒手人寰。廖国良的世界越来越清静。
2年前，儿子疯癫，他的世界又嘈杂起来。2007年的下半年，一个赤身裸体的男子，突然出现在在旧塘村里横冲直撞、大喊大叫，这就是廖国良的儿子。由于从小缺乏母爱，老人的儿子脾气暴躁，酗酒成性。2007年，离婚的打击，让他的神经完全崩溃。
“现在我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一叠皱皱巴巴的纸张中，廖国良不断呼吁有关部门关注自己的生存状态。“为了我人生的最后一程，念我勤勤恳恳从事教育工作，请求上级根据我的实际情况，给予生活上的补助。”
廖国良在批阅学生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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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着学生的奖状，廖国良倍感甜蜜。
“我太失败了，早知今日，就算卖了房子，也要转正”
1月21日，是全省“代转公”考试放榜的日子，多少代课教师完成了“鱼跃龙门”的关键一跳。而对于这支队伍中的一位“老前辈”——50年前就已经披上民办(代课)教师身份的廖国良来说，这一天只是普通的一天。
虽然教学成绩没有丝毫逊色，但“民办”这个身份，却成为这位70岁的老人心中永远的痛。
作为历史遗留问题，进入1980年代，解决民办教师身份及待遇，渐次被纳入各级政府的施政视野。
1991年，1973年后顶替廖国良任教的女教师成功转正，这也是旧塘小学迄今“培养”出的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公办教师。与旧塘小学多年的缘分，并没有挽留住这位女教师离开的心。而此时愿意填补空荡讲台的人，只有阔别校园已久的廖国良。
如今，与1991级18个学生的合影，被廖国良小心地珍藏着。这是他生命中的一块里程碑。照片上一张张稚嫩可爱的面孔，如今都已为人父母。
在重新回到旧塘小学2年之后的1993年，又一场转正考试，向包括廖国良在内的紫金县众多民办教师敞开了大门。然而，考试中的种种“潜规则”，却让廖国良希望结束体制外生活的努力再次失败，他与这次触手可及的天赐良机擦身而过。
晚景凄凉的廖国良把当时的“不识时务”之举，视为他一生中最为错误的决定，“我太失败了，早知今日，就算卖了房子，也要转正”。
他静静地等待着下一次转正机会的降临。但是命运与廖国良之间的玩笑却仍在继续。1998年，中坝镇教办一纸命令，再次将廖国良请出了旧塘小学。一个被政策照顾的台胞亲属，从廖的手中接过了旧塘小学的接力棒。
现在，面对广东省为实现两年内解决代课教师问题而正在稳步推进的种种举措，廖国良已自觉地将自己定位于一个悠闲的“看客”。“年纪大了，考上了也没用。”
轰轰烈烈的代转公考试，已难以在这位古稀老人的心中再碰撞出任何梦想的火花。
成功者廖国良
2004年至现在，旧塘小学学生人数从4个激增到22个
5年之内，连换3位教师。到2003年下学期，当第3任教师离开旧塘小学的时候，由于教学质量急剧下滑，两间课室中，只剩下4个孩子还坚持在这所破烂学校里读书。
村民希望教师安心教书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于是，当旧塘小学的师资再次面临“断档”之时，人们又想起了“为旧塘小学而生”的廖国良。
而此时的廖国良却身在惠州。第二次被逐出旧塘小学之后，廖国良栖身于惠东县一间月租只有20元钱的破旧瓦房，以捡拾废品为生。
当再次听到来自家乡旧塘小学的声声呼唤时，64岁的廖国良又一次踏上了返乡旅程。
而他为这个决定付出的代价是，月收入水平从捡拾废品时的600元直降到100元。此时的旧塘小学，已经被教育部门宣判了“死刑”。在该县的教学点撤并名录中，旧塘小学榜上有名。
廖国良希望能够以自己的第三次任教，让旧塘小学50多年的“香火”得以延续，也让孩子们免受寄宿富坑小学的思亲之痛。
被判了“死刑”的旧塘小学，不仅在廖国良的手中得以起死回生，似乎还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二个“春天”。
由于廖国良安心教学，经验丰富，许多学生家长又把送出去读书的孩子接了回了来。2004年至现在，旧塘小学学生人数从4个激增到22个。显然，这得益于廖国良这块磁石。如果没有公办教师愿意来旧塘，我愿意接着教下去，直到80岁！”
距离旧塘小学不远的车角塘，原本也有一个教学点。几年前，该教学点被撤销。在强迫一个木材商贩将车角塘和旧塘的道路打通之后，廖国良把车角塘的大部分学生也接到了旧塘小学。旧塘小学的学区覆盖范围得以突破旧塘、新塘两个村小组，实现了建校以来的首次扩张。赢得村民信任的，只是廖国良的一句诺言：“保证教学质量，不让一个孩子落在后面”。
每当风雨交加的日子，崇山峻岭中，一个60多岁老人领着身后的几个孩子，艰难跋涉在旧塘至车角塘的2公里泥泞山路上，成为了山雨迷蒙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刮风下雨，把孩子送到家”，这也是廖国良对车角塘学生家长的又一项承诺。
5年多来，日渐破败的校舍和年事已高的现实，逼迫着廖国良必须筹集更多的资金，以加速改变旧塘小学的面貌。
两年前，廖老师趁着暑假，像游方僧人一样，到处去“化缘”，只为凑够做15套新桌椅的钱。募资的对象就是曾经教过的那些学生，每人50块钱。
廖老师至今不能忘记，在深圳打工的学生廖锦雄，将当时身上仅剩的50元车费，全部给了自己。为此，廖国良回去后大哭一场。
当然，廖国良最大的愿望还是能够让破旧的校舍焕然一新。“旧塘小学不重建，我就绝不退休”。
让人稍感欣慰的是，在本报等新闻媒体的呼吁下，旧塘小学这个被网友称为“广东最破烂的学校”已被拆掉重建(详情见本报1月6、22、24、2月5日报道)，廖老师这个梦想的实现已经指日可待。
“我只是希望孩子们长大之后能够有名誉”，廖国良说，这是他在旧塘小学几出几进之后的依然“倾心向教”的原动力所在。
我们不知道，在廖老师的语言世界中，“名誉”这个词，有着怎样的多重含义——财富、地位，还是尊严？但对于一辈子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廖国良来说，他由衷的希望，这些孩子能够获得与他不一样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