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体报道：44岁的复旦大学博士生李开学，在新学期开学不久死于书桌前。这个博士读了五年，两次延长毕业时间，背负着论文、课题、就业、家庭、经济五付重担的大龄博士生，倒在梦想的曙光就要来到他身边的黑暗中。 　　鲁迅说，所谓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裂给人看，李开学博士的猝死为这句话又一次作了最悲伤的注脚。历经波折，梦想中的幸福几乎触手可及，但造化弄人，他却永远地倒下了，留下了以泪洗面的妻子、上高中的孩子、年迈贫穷的父母，还有那永远再无可能通过的博士答辩。想来，李博士应该是“含恨而终”吧。

　　在中国人民大学博导余虹跳楼自杀之后，陶东风教授在其悼文《再悼余虹》中称余虹是一位唯美主义者和完美主义者。我不知道因博士论文而两次延长毕业时间的李开学博士是不是一位完美主义者，但毫无疑问，他肯定是一位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式的人物——背负沉重的压力，要用自己全部的身心，去博得一个美好的将来。

　　这里面承载着一个贫穷人家全部的希望。

　　希望重如山，李开学必须为一纸博士文凭而战斗到底。他的信念是如此强大，却又是如此无奈。生活是残酷的，论文的压力之外，导师的课题、就业的牵挂、家庭的负累、经济上的困窘，让这个人的神经紧绷到极点。长此以往，最终导致这位 44岁的大龄博士生命力枯竭，一夜之间，蜡炬成灰泪始干。与其说，他死于巨大的压力，倒不如说是他死于希望与幸福的难以企及。

　　我不想说，博士制度为此应负什么责任；更不想说，是李开学导师的课题压垮了他。试问，没有这些，就一定能避免悲剧的发生吗？关键不在这里，而是李开学们逃也逃不掉一种宿命——困苦家族的托付和时代背景的附身，让他们艰于呼吸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