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城区东四四条的小巷中，常常能看到一位操着一口带有外国腔京片子的老太太，她就是邻里间都熟知的从荷兰嫁到中国来的杨大妈。从外表看，她和那些胡同里的北京大妈已经没啥区别，同样穿着碎花大毛衣，同样拿着长把儿扫帚扫着院子。杨大妈名叫“范·霍亨德普·米拉”(音译)，在荷兰属于贵族后裔，现在她的中文名字叫杨米拉。1953年，杨米拉跟随着身为华侨的继父——著名医学家黄瑞本来到中国。
在此期间她结识了北京小伙子杨宝禄，并于1960年初从荷兰到中国与其结婚，从此扎进北京东四的这个小院中，一住就是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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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雨夜车站 一把伞下结情缘 昨天下午，记者见到了杨先生和他的荷兰老伴儿杨大妈。回忆起51年前两人的初次相遇，他们的脸上依然泛起幸福神往的笑意。杨先生告诉记者，那是1956年一个秋天的雨夜，当时任电机厂工程师的杨先生下班后在果子市等5路公交车。“我没带伞，就躲在车站对面的一个屋檐下避雨，眼看着一辆5路车开过，我冲到对面车站，车却没停。”这时的杨先生发现身边正站着一位撑伞的外国姑娘，情急之下，他一屈身就躲到了姑娘的伞下。当时已经可以讲一口流利中文的杨米拉也很自然大方地与这个有点冒失的小伙子聊了起来。
20分钟过去了，5路车没再来，两人却在伞下越聊越投缘。杨米拉告诉杨宝禄，自己是在三年前跟随继父和母亲、姐姐一起来到中国，当时正准备随母亲和姐姐回荷兰，一个月后就要动身启程了。“我觉得她挺漂亮，感觉也比较投缘。”回忆起当时对米拉的第一印象，杨先生这样说。而在杨米拉记忆中，这位年轻时的老伴儿在那时也是一个挺精神的小伙儿。在初次邂逅的第二天，杨先生就上门找到了米拉，在随后的一个月间，他们频繁地约会。
那一年的秋天，杨先生将这位认识不到一个月的爱人送上了回荷兰的船，两人在天津码头依依不舍地道别并约定再见。
■三年鸿雁传情 毅然下嫁当继母
在回到荷兰后，两人开始了三年零三个月的频繁书信来往，杨先生和米拉的感情并没有因为距离而拉远。那时杨先生刚刚离婚，身边还带着两个女儿，而正值花季的米拉身边追求者众多。对于背井离乡，嫁给一个身在遥远国度的二婚男子，米拉的家人并不是没有顾虑。但执意追求真爱的米拉还是义无反顾地在1960年的元旦回到了中国。两人很快完婚，这位荷兰贵族小姐不但在北京胡同的小院里当起了继母，而且还随了夫姓，多了个响当当的中文名“杨米拉”。杨先生戏称“杨米拉” 就是“杨把大米拉回家”。
为了更好地融入环境，米拉在婚后不久就放弃了荷兰籍，加入了中国国籍，她还把自己的一头金发染成了黑发。从此，在老北京们聚居的胡同里，就多了这么一位荷兰裔媳妇儿。
■贵族小姐持家 变身北京媳妇儿
在荷兰，米拉是出身名门望族的小姐，但嫁给了杨先生，她变成了胡同里一个普普通通的北京媳妇儿。两人婚后又生了两儿一女，加上杨先生带过来的两个女儿，一共五个孩子等着照顾。婚后他们与婆婆一起住，米拉做起了标准的家庭主妇，不但要烧菜做饭喂饱孩子，还要照顾生病的婆婆。买菜、做饭、生炉子、打煤、储大白菜……一家八口全靠杨先生的工资糊口，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物资匮乏，杨米拉就依靠自己的这张“外国脸”到友谊商店等专供外国人商品的地方买一些食物和日用品，还时不时地接济杨先生的亲戚朋友。直到1981年婆婆过世，她才开始出来工作，到高校当起了外教。
如今两位老人都退休了，每天在家读读书看看报带带小孙子，日子过得挺滋润。回首近半个世纪的婚姻，他们没红过一次脸儿。“现在她喊我宝儿，我叫她的小名菲儿，这么多年操持这个家不容易，能娶到她是我的福分。”看着面前的老伴儿，杨先生这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