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刚狠批“下半身”综艺节目

　　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指出：后现代社会的文化是一个娱乐化的时代，电视和电脑正在代替印刷机，图书所造就的“阐释年代”正在成为过去,文化的严谨、思想性和深刻性正让位于娱乐和简单快感。

这句话具体到本国的精神文化生态，可以体现为《超级女声》、《康熙来了》、《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奖门人》等低级趣味节目的流行，陶行知如果泉下有知，会惊讶地发现今天的“扫盲”已经转向了对芙蓉姐姐、流氓燕们的基础知识普及上，青少年们更乐意在“S”形的身体里寻找人生的道路。这个人往低处走的转变，就像波兹曼在书中所说的“杂耍”，也就是说，在一个巨大的娱乐旋涡中，通过对光荣和梦想的利用和再定义，人民已被娱乐蜕化成被动的受众。

看看成都和杭州“超级女声”海选时疯狂的场面吧，多少大中学女生为了参加比赛宁可逃课撒谎，这其中有多少是属于被怂恿的？看看吴宗宪的娱乐节目，多少对话隐含着性暗示和人身攻击；在台湾某档节目中，制作单位甚至安排30个泳装辣妹，亲吻穿着背心短裤的男主持人全身，再透过显微镜头观察他的反应。这些示范是否会带来集体模仿，是否会造成一个人的品质影响了一代人的品质？难道我们就真的只喜欢看费翔拔胸毛、狼狗扑美女、艺人吃虫子？或者听“屁啦”“见鬼了”“死三八”等小S常用的语言？

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西方的一些传播学者就对电视的功能感到忧虑：“它取代了人们的思考，并将恶传播到各个角落，使我们智能下降，满足于表象刺激和快乐消费。”多位宗教大师也都曾指出，未来毁灭人类的，必将是电视。现在，这一切随着各种类型综艺节目的出现而加剧了，青少年的成长之路变得弯曲而危险。再不进行规范，我们就真的要娱乐至死了。

品位低俗化内容下三烂

　　以演和珅知名的王刚，前日当选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播音主持委员会副会长后，在当天的致辞中，不仅狠批目前在台湾相当红火的电视节目《康熙来了》，也对国内电视娱乐节目低俗化倾向表示担忧：“近两年，我发现，我们内地的主持界，有些人也开始走这个路子。也许是我年纪大了，思想比较保守。但是，我觉得，不能为了保持收视率，就拼命挖掘别人的隐私，问一些情趣低俗的问题！”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胡占凡也认为，综艺作为新的节目形式吸引了很多青年人参加，但是在品位上有低俗化的倾向。

　　王刚说，自己去台湾做电视剧宣传，最怕的就是参加台湾的娱乐节目，两次亲身经历让他后怕不已：一次是参加吴宗宪主持的一档节目，录制过程中前面嘉宾被问及的问题让他觉得实在不堪，于是就站在一边没有参加录制；另外一次是参加《康熙来了》，在进行彩排时，两个年轻的女编导先问张国立，问题越来越低俗，越来越下流，最后王刚怒了，对那两个编导说：“年纪轻轻的，你们怎么能够问得出来这些问题？为什么不问问我们演员的体会？不问问这个电视剧为何在内地受欢迎？”最后这次录制被王刚给搅黄了。

　　“后来那两位编导向他道歉，说没有办法，因为她们的观众就爱看这个。”但王刚认为，迎合观众应该有自己的底线，否则也会给社会制造黑洞。于是现在如果参加国内娱乐类和益智类电视节目录制，王刚事先都会很严肃地和栏目组的人打招呼，说不能问类似的问题。

电视从业人员素质失控

　　“娱乐是娱心，不是娱人。不能把低俗当作幽默。也不能在节目中拼命挖掘明星的隐私。”这是朱军的看法。然而，事实是，更多的电视人认为娱乐节目即是“愚乐”节目，以性话题开来宾玩笑、用夸张的肢体语言表演不堪入目的动作，俨然已经成为挣钱的阳光大道。经历了几次尴尬后，王刚的认识是：“主持人素质问题，已经黔驴技穷了，不会问别的问题而只能问这种下三烂的问题。”

　　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胡占凡也说：“随着播音员与主持人队伍的不断扩大，一些人怀着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的心理参加到其中来，造成了目前这个队伍素质的参差不齐。”让他担忧的是，尽管有些丑闻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反响，但这些情况通过行政手段很难解决，从行业角度似乎也无法引导从业人员自律，因为没有触犯刑律，也不够开除公职或者党籍，往往只能听之任之，束手无策。但在韩国，演艺人协会就会发挥作用，作为明星，一旦有丑闻，将永生不得面对公众。

　　胡占凡还谈到播音员主持人的“出场费”问题。“主持人要不要收出场费、要收的话收多少、出场费与台里正常工资收入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以上问题目前都处于失控状态，行业协会或许会寻求一些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