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顺洪，1949年9月30日出生于北京，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教授。1970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74年毕业留校。长期致力于日本汉语教育史、日本人汉语学习、中日语言文化比较研究。2013年3月，在立命馆孔子学院工作任期结束，真正开始了退休生活。
我1978年入校不久就认识了王先生，那时候他是负责系里学生工作的团总支书记，我是团支部书记，因此，在工作上多有接触。王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那一口乡土气的京腔，不是满族人的京腔，而是当地老百姓的，带着市井气的京腔，充满了儿化和轻声，说快了还真听不懂。他瘦高的个子，眼睛不大，但是眼里总是透着机灵，给人一种老道、成熟的干部印象。
最先引起了我好奇的是他的名字，不知是不是与那场运动有关。在那个年代不少人追随时代，追随领袖，把自己的名字改了，比如“卫东”、“红旗“之类的。王先生的名字是生下来就起好了的，因为他出生在1949年9月30日，共和国成立的前夜，因此，他的名字里都透着新中国的气息，这个”洪“虽然不是红色的意思，但是是时代的洪流。中国人特别看重时代，所谓时势造英雄。赶上了好时代，顺应了好时代，这一生就错不了。
王先生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幸运儿。伴随着新中国的脚步，他经历了童年、青年、中年，进入了老年。
1970年，王先生被单位推荐到北京大学成为首届工农兵学员。1970~1976年，在中国，“工农兵”和“大学生”被联结在一起，这两个本来没有必然联系的词汇一经结合产生了惊人的“化学反应”，一场前所未见的高等教育模式成为事实，大为推广，许多人还没有来得及体会就被强行贴上了工农兵大学员的标签，他们别无选择 ，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时代的需要。 为什么叫“工农兵学员“，而很少叫”工农兵学生“？因为他们的使命不一样。1970年5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向中央上报要求开始招生，伟大领袖发出最高指：“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招生制度要改革，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中选拔学生。由此，从京城的北京大学到萧山的湘湖师范，都陆续开始恢复招生。因为工农兵大、中专学生肩负的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神圣历史使命，而大学教授们则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臭老九”，故不称其为“学生”，而是“学员”。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使命，旨在打破知识分子垄断教育的情况，贯彻教育的无产阶级化。
推荐工农兵学员首先看你的政治面貌和政治表现。何谓政治面貌呢？当时不是说看你本人怎么样，而是要看你家庭怎么样，看你的出身是不是纯洁。因此，这种推荐制有点像古代的举孝廉。“文革”开始后，北大和清华的首次招生，这一年，一共有41870名年轻人走进了大学。 据统计，工农兵学员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学员在整个工农兵学员中不到20%，大部分学员都是初中文化程度，其比例达到60%，另外还有不少人只有小学文化水平。
北大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开课后，知识水平低的问题很快就显露了出来。一些人听不懂老师讲什么，一些人不会做课堂笔记，还有一些人上了几天课后根本就学不下去。 北京大学金鼎汉教授回忆说：要我们教的第一句话是印地语的“毛主席万岁”；第二句话是“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句话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我们提出这太难了，对于这些同学，好多音他一下子发不出来。但老师们的提议最终被否决，按照校方的意见，这些发音再难也应该学会。于是老师们只能按照校方的要求给学员们授课。 一个星期结束后，这种教学方法以完全失败告终。校方终于意识到这种学习语言的方式没有用，之后他们只得同意，让老师们按正规的方式给学员授课，从第一个字母开始学起。虽然大家基础差，但学习非常用功。
王顺洪先生是这批学员中比较幸运的一个，一方面得益于他上学以前在机关五年的工作经历，给他打下了不错的文字基础；另一方面，当时的中文系，非常重视这批学员，据王先生回忆：庆幸的是，那时候中文系的老教授王力、魏建功、杨晦、林庚、吴组缃、季镇淮、王瑶、朱德熙等，也给我们授课。中青年教师，除了承担主要讲课任务，还被分到各班进学生宿舍辅导。在“开门办学”期间，一些教师同我们一起走出学校进行教学实习。因而，师生接触比较多、关系密切。
中文系的老师们不仅教给我们专业知识，帮助我们完成学业，还给予我们人文关怀。毕业多年后同学相聚，每当聊起当年各位老教授讲课的特色与风采，回想起随班老师与学生同屋促膝交谈、耐心辅导学生的情景，就油然升起怀念和敬仰之情。虽然20世纪70年代特殊背景下北大教育所受的局限，对我们获得更多的知识有一定影响，但毕竟为我们后来的人生发展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使我们为社会作出了更大的贡献。
1974年2月王先生从中文系文学专业毕业后，便留在学校工作。起初是在中文系做青年教师，曾带领文学专业1973级创作组学生走出校门进行创作实践。半年之后，借调到北大政治部组织组（现组织部）工作，一干就是4年多。1978年8月，经领导批准王先生回到了中文系，一边任团总支书记做学生工作，一边在当代文学教研室做教员。
这时的王先生又迎来了时代的新潮流，那就是文革后高考的恢复。随着77、78级新一届大学生的进入，社会上对那些“工农兵学员“略有微词，留在大学工作的工农兵学员也开始感到压力。他们心里很不是滋味：一是有点抬不起头，二是有点不服气。难道工农兵学员真是处理品？想当年他们意气风发进入北大，承担了那个特殊年代的光荣与骄傲，却没有料到这一份光荣与骄傲，有一天因为风云变幻变成自卑和包袱。著名作家王蒙称他们是“一个曾被隆重命名、又被转眼间忽略了的人群”。的确，在近百万工农兵学员中，他们的经历、磨难，他们对于不公平命运的抗争，他们极力要从外在的羁绊与内心的深渊中挣脱而做出的种种选择，是那个时代不可忽视的。“工农兵大学生”的历史虽然只有短短的七年时间，但是它却对当时的经济发展、教育理念及个人命运等方面影响深远。虽然在许多重要岗位上不乏他们的身影，然而，他们始终都被认为是特殊时代的产物，这个阴影甚至深深地烙在了每个“工农兵学员”的心中。
大浪淘沙。王顺洪先生面对时代的浪潮，选择了做一个时代的弄潮儿。
1978年回到中文系，几近而立之年的的王先生在老教师的指导下，重新“回炉”进修钻研业务。他同1977级、1978级学生一起听课，将文学专业的课程又系统地修了一遍，之后便开始备课讲授中国当代小说、戏剧文学。那几年，行政、业务双肩挑，担子重、压力大，加上成家有了小孩，是留校后最忙碌最辛苦的时期。记得有一次去王先生的“家”，其实是筒子楼里的一间宿舍，只有12平米，一家三口挤在一起。王先生回忆说：当时毕竟年轻，精力充沛，压力变动力，干事争分夺秒，除了晚上《新闻联播》必看，其余时间一点儿不敢浪费。当时住在由学生楼改为教工宿舍的34楼，几口人挤在筒子楼一间屋里，无法看书，我就钻进图书馆直到闭馆；担任团总支书记做学生工作，34楼对面就是32楼中文系学生宿舍，不管白天还是傍晚，我见缝插针随时去和学生干部见面。那时候，尽管精神压力大，生活紧张而清贫，但奋斗意志十足，从未感到苦和累，感觉十分充实，每天都在进步。
1982年王先生卸任团总支书记后，开始全力以赴从事教学工作。这时，历史的新浪潮有一次撞上了王先生。1983年初夏的一天，中文系副主任突然把王先生叫进办公室，告诉了他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消息：“中国改革开放，开始大量向国外派遣留学生，驻外使领馆亟须管理干部，教育部拟从北大借调数人，任期四年，你愿不愿意去？给一周考虑时间，若同意就向上推荐。”
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机会，王先生有些不知所措。刚走上教学岗位，孩子也还小，海外一去就是四年，未来变化莫知，兴许就此离开北大。又一次面临重大抉择。王先生分析了利弊，觉得兴许是自己学了点儿日语，又做过学生管理和教学工作，学校才给了这个机会。还是应该顺应潮流。于是经与家人再三斟酌，最后决定接受借调，但任期结束后一定还回北大。
1984年9月22日，经过教育部安排的半年日语培训和半年多教育外事实习，王先生被派遣到了日本东京，先在中国大使馆停留20天，拿到日本政府发的外国人登陆证后，于10月12日来到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教育组，开始了新的工作。四年一下就过去了，在四年多的时间中，通过不断学习和努力奋斗，王先生顺利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自身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锻炼和提高。另外，还大大加深了对日本社会的实际了解，运用日语的能力也明显增强，为后来从事与日本有关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1988年夏，驻外工作任期即将结束，回国后到哪里、干什么？王先生又陷入了迷茫之中。老天真是眷顾王先生。正值此时，北大对外汉语教学中心负责人潘兆明先生等到日本访问，在大阪见面时说起回国后的工作，潘先生热情地说：“欢迎来汉语中心。”正值不惑的王先生听后眼睛一亮，又一扇门向他敞开了。
1988年对外汉语还刚刚起步，这又是一块大有作为的园地，王顺洪先生又赶上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回去后将文学与汉语结合、中文与日文结合，专门给留学生上课，岂不是理想的选择与归宿？于是，我很快就下定了决心。
在这片大有作为的园地里，王顺洪先生完成了华丽的转身，选择了理想的归宿。
在北大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含汉语中心）的22年当中，王先生在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同时，先后担任过汉语中心副主任、学院党总支副书记、选修课教研室主任、汉语教研室党支部委员等职务，亲历了对外汉语这个新兴学科在北大的变化。参加编写《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发展史》一书，撰写《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学大事记（1952—2003）》（打印稿）和《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学发展概要》等文章，对北大这个领域的发展有所了解。这个新中国的同龄人也是北大对外汉语教育事业发展变迁的见证人。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世界出现“汉语热”，来华留学生迅速增加，对外汉语教育事业蓬勃发展。2002年6月29日，对外汉语教育学院成立，标志着北大的对外汉语教育事业又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
对外汉语教学不光要请进来，还要走出去。世界上一些大国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值得借鉴的经验，比如德国的歌德学院、法国的法语联盟、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日本的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以及英国的文化学院等。于是，2004年，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诞生了。孔子学院的建立，使中华文化近距离地走到了世界面前，使各国人民在自己
国家就可以“零距离”地接触和学习到原汁原味的中华文化。 孔子学院是在受到世界其它国家设立的驻外文化机构的启发，借鉴国外有关机构推广本民族语言经验的基础上设立的，这样可以扬弃国际上已有的语言文化推广机构的管理机制和传播战略， 突显出出孔子学院的中国特色。 同时，孔子学院的建立有利于促进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有助于提升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成为推广中国文化及国学的全球文化品牌。
2006年10月，在国家汉办的推动和支持下，北京大学与日本立命馆大学合作建立了日本第一家孔子学院——立命馆孔子学院。
立命馆大学孔子学院（2005年）是日本首家孔子学院， 也是规模最大的孔子学院。日本人对汉语的认知度和学习能力都非常强， 日本孔子学院不仅教授汉语，而且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国化文化的深入研究上都做了积极探索。立命馆大学孔子学院不仅开设面向社会的一般汉语讲座，而且注重举办一些高层次的讲座，介绍中国的文化和经济，除此之外，还开设“旅游中文”、入门及中级汉语课程，举办中文演讲比赛、海外咨询留学会、汉语教师短期培训等活动。
2011年3月12日，刚过耳顺之年的王先生接受北大和国家汉办的派遣，赴日担任立命馆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王顺洪先生不仅是一个幸运儿，是一个弄潮儿，还是一个脚踏实地的践行者。
2003年王先生编写的教科书《中国概况》，历经二十多年，经久不衰。2023年出版了第五版。2023年《中国概况》第五版共分为多个章节，涵盖了中国的自然环境、历史沿革、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文化传统等多个方面。每一章都配有详细的插图和图表，使抽象的知识变得直观易懂。此外，书中还设置了大量练习题和讨论题，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思考和讨论，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使用体验：师生共同成长的桥梁。
一名对外汉语教师这样评论道：我亲身体验过这本书的使用效果。我发现，《中国概况》第五版不仅是一本教材，更像是一座桥梁，连接着中国与世界，帮助学生跨越文化的鸿沟，增进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和认识。同时，它也给教师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和方法，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开展文化教学活动
北大出版社在广告里是这样推荐的：
亲爱的朋友们，《中国概况》第五版绝对是对外汉语文化课教学的首选教材。无论你是对外汉语教师，还是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国朋友，这本书都能为你打开一扇通往中国的大门，让你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个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东方大国如果你也想探索中国，不妨从这本书开始吧！赶快行动起来，开启你的中国之旅吧。
王顺洪先生的另一部著作《日本人汉语学习研究》以日本人为研究对象，探讨外国人学习汉语的特点与规律。既有细致的微观分析，又有开阔的宏观论述；既有充分的事实描写，又有精当的综合概括；既是几十年教学经验之集成升华，又是学术上的有益探索；既是对日本人汉语学习的历史总结，又对对外汉语教学具有现时指导意义。
王先生曾经担任孔子学院院长的立命馆大学的校名来自《孟子》中的：“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这句话出自《孟子•尽心上》，意思是“有人早年夭折，有人健康长寿，这是天命决定的，所以活着的时候要修身养性、勤奋学习，以待天命，尽到做人的本分。”意为“钻研学问，开拓人生之修养的场所”。
王先生在前几年的一次发言中说：总而言之，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回顾祖国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心潮澎湃，激动不已；作为一个北大人和对外汉语教育学院教师，回想在这块美丽园地上大半生的经历，参与和见证了这里的非凡进程和伟大业绩，我无比自豪。借此我向伟大的祖国、向我所爱的北大和对外汉语教育学院，献上衷心的祝福！
为生民立命就是要把自己贡献给天下人。王顺洪先生已经年近八旬了，我想他已经把自己贡献给了天下人。
北大中文系的先生们 （十四） 磨杵成针王顺洪
墨村乡士 (2026-04-29 21:44:05) 评论 (0)王顺洪，1949年9月30日出生于北京，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教授。1970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74年毕业留校。长期致力于日本汉语教育史、日本人汉语学习、中日语言文化比较研究。2013年3月，在立命馆孔子学院工作任期结束，真正开始了退休生活。
我1978年入校不久就认识了王先生，那时候他是负责系里学生工作的团总支书记，我是团支部书记，因此，在工作上多有接触。王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那一口乡土气的京腔，不是满族人的京腔，而是当地老百姓的，带着市井气的京腔，充满了儿化和轻声，说快了还真听不懂。他瘦高的个子，眼睛不大，但是眼里总是透着机灵，给人一种老道、成熟的干部印象。
最先引起了我好奇的是他的名字，不知是不是与那场运动有关。在那个年代不少人追随时代，追随领袖，把自己的名字改了，比如“卫东”、“红旗“之类的。王先生的名字是生下来就起好了的，因为他出生在1949年9月30日，共和国成立的前夜，因此，他的名字里都透着新中国的气息，这个”洪“虽然不是红色的意思，但是是时代的洪流。中国人特别看重时代，所谓时势造英雄。赶上了好时代，顺应了好时代，这一生就错不了。
王先生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幸运儿。伴随着新中国的脚步，他经历了童年、青年、中年，进入了老年。
1970年，王先生被单位推荐到北京大学成为首届工农兵学员。1970~1976年，在中国，“工农兵”和“大学生”被联结在一起，这两个本来没有必然联系的词汇一经结合产生了惊人的“化学反应”，一场前所未见的高等教育模式成为事实，大为推广，许多人还没有来得及体会就被强行贴上了工农兵大学员的标签，他们别无选择 ，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时代的需要。 为什么叫“工农兵学员“，而很少叫”工农兵学生“？因为他们的使命不一样。1970年5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向中央上报要求开始招生，伟大领袖发出最高指：“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招生制度要改革，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中选拔学生。由此，从京城的北京大学到萧山的湘湖师范，都陆续开始恢复招生。因为工农兵大、中专学生肩负的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神圣历史使命，而大学教授们则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臭老九”，故不称其为“学生”，而是“学员”。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使命，旨在打破知识分子垄断教育的情况，贯彻教育的无产阶级化。
推荐工农兵学员首先看你的政治面貌和政治表现。何谓政治面貌呢？当时不是说看你本人怎么样，而是要看你家庭怎么样，看你的出身是不是纯洁。因此，这种推荐制有点像古代的举孝廉。“文革”开始后，北大和清华的首次招生，这一年，一共有41870名年轻人走进了大学。 据统计，工农兵学员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学员在整个工农兵学员中不到20%，大部分学员都是初中文化程度，其比例达到60%，另外还有不少人只有小学文化水平。
北大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开课后，知识水平低的问题很快就显露了出来。一些人听不懂老师讲什么，一些人不会做课堂笔记，还有一些人上了几天课后根本就学不下去。 北京大学金鼎汉教授回忆说：要我们教的第一句话是印地语的“毛主席万岁”；第二句话是“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句话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我们提出这太难了，对于这些同学，好多音他一下子发不出来。但老师们的提议最终被否决，按照校方的意见，这些发音再难也应该学会。于是老师们只能按照校方的要求给学员们授课。 一个星期结束后，这种教学方法以完全失败告终。校方终于意识到这种学习语言的方式没有用，之后他们只得同意，让老师们按正规的方式给学员授课，从第一个字母开始学起。虽然大家基础差，但学习非常用功。
王顺洪先生是这批学员中比较幸运的一个，一方面得益于他上学以前在机关五年的工作经历，给他打下了不错的文字基础；另一方面，当时的中文系，非常重视这批学员，据王先生回忆：庆幸的是，那时候中文系的老教授王力、魏建功、杨晦、林庚、吴组缃、季镇淮、王瑶、朱德熙等，也给我们授课。中青年教师，除了承担主要讲课任务，还被分到各班进学生宿舍辅导。在“开门办学”期间，一些教师同我们一起走出学校进行教学实习。因而，师生接触比较多、关系密切。
中文系的老师们不仅教给我们专业知识，帮助我们完成学业，还给予我们人文关怀。毕业多年后同学相聚，每当聊起当年各位老教授讲课的特色与风采，回想起随班老师与学生同屋促膝交谈、耐心辅导学生的情景，就油然升起怀念和敬仰之情。虽然20世纪70年代特殊背景下北大教育所受的局限，对我们获得更多的知识有一定影响，但毕竟为我们后来的人生发展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使我们为社会作出了更大的贡献。
1974年2月王先生从中文系文学专业毕业后，便留在学校工作。起初是在中文系做青年教师，曾带领文学专业1973级创作组学生走出校门进行创作实践。半年之后，借调到北大政治部组织组（现组织部）工作，一干就是4年多。1978年8月，经领导批准王先生回到了中文系，一边任团总支书记做学生工作，一边在当代文学教研室做教员。
这时的王先生又迎来了时代的新潮流，那就是文革后高考的恢复。随着77、78级新一届大学生的进入，社会上对那些“工农兵学员“略有微词，留在大学工作的工农兵学员也开始感到压力。他们心里很不是滋味：一是有点抬不起头，二是有点不服气。难道工农兵学员真是处理品？想当年他们意气风发进入北大，承担了那个特殊年代的光荣与骄傲，却没有料到这一份光荣与骄傲，有一天因为风云变幻变成自卑和包袱。著名作家王蒙称他们是“一个曾被隆重命名、又被转眼间忽略了的人群”。的确，在近百万工农兵学员中，他们的经历、磨难，他们对于不公平命运的抗争，他们极力要从外在的羁绊与内心的深渊中挣脱而做出的种种选择，是那个时代不可忽视的。“工农兵大学生”的历史虽然只有短短的七年时间，但是它却对当时的经济发展、教育理念及个人命运等方面影响深远。虽然在许多重要岗位上不乏他们的身影，然而，他们始终都被认为是特殊时代的产物，这个阴影甚至深深地烙在了每个“工农兵学员”的心中。
大浪淘沙。王顺洪先生面对时代的浪潮，选择了做一个时代的弄潮儿。
1978年回到中文系，几近而立之年的的王先生在老教师的指导下，重新“回炉”进修钻研业务。他同1977级、1978级学生一起听课，将文学专业的课程又系统地修了一遍，之后便开始备课讲授中国当代小说、戏剧文学。那几年，行政、业务双肩挑，担子重、压力大，加上成家有了小孩，是留校后最忙碌最辛苦的时期。记得有一次去王先生的“家”，其实是筒子楼里的一间宿舍，只有12平米，一家三口挤在一起。王先生回忆说：当时毕竟年轻，精力充沛，压力变动力，干事争分夺秒，除了晚上《新闻联播》必看，其余时间一点儿不敢浪费。当时住在由学生楼改为教工宿舍的34楼，几口人挤在筒子楼一间屋里，无法看书，我就钻进图书馆直到闭馆；担任团总支书记做学生工作，34楼对面就是32楼中文系学生宿舍，不管白天还是傍晚，我见缝插针随时去和学生干部见面。那时候，尽管精神压力大，生活紧张而清贫，但奋斗意志十足，从未感到苦和累，感觉十分充实，每天都在进步。
1982年王先生卸任团总支书记后，开始全力以赴从事教学工作。这时，历史的新浪潮有一次撞上了王先生。1983年初夏的一天，中文系副主任突然把王先生叫进办公室，告诉了他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消息：“中国改革开放，开始大量向国外派遣留学生，驻外使领馆亟须管理干部，教育部拟从北大借调数人，任期四年，你愿不愿意去？给一周考虑时间，若同意就向上推荐。”
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机会，王先生有些不知所措。刚走上教学岗位，孩子也还小，海外一去就是四年，未来变化莫知，兴许就此离开北大。又一次面临重大抉择。王先生分析了利弊，觉得兴许是自己学了点儿日语，又做过学生管理和教学工作，学校才给了这个机会。还是应该顺应潮流。于是经与家人再三斟酌，最后决定接受借调，但任期结束后一定还回北大。
1984年9月22日，经过教育部安排的半年日语培训和半年多教育外事实习，王先生被派遣到了日本东京，先在中国大使馆停留20天，拿到日本政府发的外国人登陆证后，于10月12日来到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教育组，开始了新的工作。四年一下就过去了，在四年多的时间中，通过不断学习和努力奋斗，王先生顺利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自身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锻炼和提高。另外，还大大加深了对日本社会的实际了解，运用日语的能力也明显增强，为后来从事与日本有关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1988年夏，驻外工作任期即将结束，回国后到哪里、干什么？王先生又陷入了迷茫之中。老天真是眷顾王先生。正值此时，北大对外汉语教学中心负责人潘兆明先生等到日本访问，在大阪见面时说起回国后的工作，潘先生热情地说：“欢迎来汉语中心。”正值不惑的王先生听后眼睛一亮，又一扇门向他敞开了。
1988年对外汉语还刚刚起步，这又是一块大有作为的园地，王顺洪先生又赶上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回去后将文学与汉语结合、中文与日文结合，专门给留学生上课，岂不是理想的选择与归宿？于是，我很快就下定了决心。
在这片大有作为的园地里，王顺洪先生完成了华丽的转身，选择了理想的归宿。
在北大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含汉语中心）的22年当中，王先生在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同时，先后担任过汉语中心副主任、学院党总支副书记、选修课教研室主任、汉语教研室党支部委员等职务，亲历了对外汉语这个新兴学科在北大的变化。参加编写《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发展史》一书，撰写《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学大事记（1952—2003）》（打印稿）和《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学发展概要》等文章，对北大这个领域的发展有所了解。这个新中国的同龄人也是北大对外汉语教育事业发展变迁的见证人。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世界出现“汉语热”，来华留学生迅速增加，对外汉语教育事业蓬勃发展。2002年6月29日，对外汉语教育学院成立，标志着北大的对外汉语教育事业又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
对外汉语教学不光要请进来，还要走出去。世界上一些大国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值得借鉴的经验，比如德国的歌德学院、法国的法语联盟、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日本的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以及英国的文化学院等。于是，2004年，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诞生了。孔子学院的建立，使中华文化近距离地走到了世界面前，使各国人民在自己
国家就可以“零距离”地接触和学习到原汁原味的中华文化。 孔子学院是在受到世界其它国家设立的驻外文化机构的启发，借鉴国外有关机构推广本民族语言经验的基础上设立的，这样可以扬弃国际上已有的语言文化推广机构的管理机制和传播战略， 突显出出孔子学院的中国特色。 同时，孔子学院的建立有利于促进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有助于提升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成为推广中国文化及国学的全球文化品牌。
2006年10月，在国家汉办的推动和支持下，北京大学与日本立命馆大学合作建立了日本第一家孔子学院——立命馆孔子学院。
立命馆大学孔子学院（2005年）是日本首家孔子学院， 也是规模最大的孔子学院。日本人对汉语的认知度和学习能力都非常强， 日本孔子学院不仅教授汉语，而且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国化文化的深入研究上都做了积极探索。立命馆大学孔子学院不仅开设面向社会的一般汉语讲座，而且注重举办一些高层次的讲座，介绍中国的文化和经济，除此之外，还开设“旅游中文”、入门及中级汉语课程，举办中文演讲比赛、海外咨询留学会、汉语教师短期培训等活动。
2011年3月12日，刚过耳顺之年的王先生接受北大和国家汉办的派遣，赴日担任立命馆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王顺洪先生不仅是一个幸运儿，是一个弄潮儿，还是一个脚踏实地的践行者。
2003年王先生编写的教科书《中国概况》，历经二十多年，经久不衰。2023年出版了第五版。2023年《中国概况》第五版共分为多个章节，涵盖了中国的自然环境、历史沿革、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文化传统等多个方面。每一章都配有详细的插图和图表，使抽象的知识变得直观易懂。此外，书中还设置了大量练习题和讨论题，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思考和讨论，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使用体验：师生共同成长的桥梁。
一名对外汉语教师这样评论道：我亲身体验过这本书的使用效果。我发现，《中国概况》第五版不仅是一本教材，更像是一座桥梁，连接着中国与世界，帮助学生跨越文化的鸿沟，增进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和认识。同时，它也给教师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和方法，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开展文化教学活动
北大出版社在广告里是这样推荐的：
亲爱的朋友们，《中国概况》第五版绝对是对外汉语文化课教学的首选教材。无论你是对外汉语教师，还是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国朋友，这本书都能为你打开一扇通往中国的大门，让你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个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东方大国如果你也想探索中国，不妨从这本书开始吧！赶快行动起来，开启你的中国之旅吧。
王顺洪先生的另一部著作《日本人汉语学习研究》以日本人为研究对象，探讨外国人学习汉语的特点与规律。既有细致的微观分析，又有开阔的宏观论述；既有充分的事实描写，又有精当的综合概括；既是几十年教学经验之集成升华，又是学术上的有益探索；既是对日本人汉语学习的历史总结，又对对外汉语教学具有现时指导意义。
王先生曾经担任孔子学院院长的立命馆大学的校名来自《孟子》中的：“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这句话出自《孟子•尽心上》，意思是“有人早年夭折，有人健康长寿，这是天命决定的，所以活着的时候要修身养性、勤奋学习，以待天命，尽到做人的本分。”意为“钻研学问，开拓人生之修养的场所”。
王先生在前几年的一次发言中说：总而言之，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回顾祖国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心潮澎湃，激动不已；作为一个北大人和对外汉语教育学院教师，回想在这块美丽园地上大半生的经历，参与和见证了这里的非凡进程和伟大业绩，我无比自豪。借此我向伟大的祖国、向我所爱的北大和对外汉语教育学院，献上衷心的祝福！
为生民立命就是要把自己贡献给天下人。王顺洪先生已经年近八旬了，我想他已经把自己贡献给了天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