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堂先生原籍绍兴，1934年出生于杭州。1952年秋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56年7月毕业后留校。从此与汉语方言学结下了不解之缘。1978年我考上了北大中文系汉语专业，王福堂先生给我们上方言课。对先生的第一印象是，40多岁，清癯的面庞，戴着一副白色镜框的眼镜，衣着朴素，干净整洁；先生讲话声音不大，略带沙哑，慢条斯理。看上去波澜不惊，但眼睛里偶尔有点忧郁的表情，看得出来，先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1979年先生带我们去山西太原调查方言。山西虽然地处北方，但是由于历史原因，特别是五胡乱华的影响，使得山西方言与大多数北方方言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有人主张把山西话从北方方言中分出来，独立成为一个方言，叫晋语。我们当时住在山西党校的院子里，发音人从山西各县来，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记音。山西党校大院的门口有好几株罂粟花，白天看上去很平常，可是到了夜间，罂粟花开放了，鲜红欲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方言调查结束以后，我们顺利地完成了这门课。但是先生笃志学术的精神和儒雅、高洁的品格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真正对先生有了更全面的了解，还是看了赵祖谟先生的回忆。据赵祖谟先生回忆：
王福堂很少说笑，有洁癖，虽然穿的是和大家一样的衣服，但总是很干净、平整。1963年部分教员和学生到通县麦庄搞“四清”，王福堂在一个生产队做工作人员，我留在公社做工作团办公室的秘书。不久，和王福堂在同一个生产队搞“四清”的一位教员对我说，王福堂给一个贫农妇女写家事，写得很动人，其中写到那位妇女穷得走投无路时一度想自杀，她坐在井台上往下看，看到自己蓬乱的头发和憔悴的脸，那个细节很有感染力。还说王福堂酷爱《安娜·卡列尼娜》，过上一两年就要读一遍。真想不到，搞方言学书生气十足的王福堂竟有这般浪漫情怀。
赵先生的回忆，向我们展示了王福堂先生的另一面，一个有血有肉又有情的北大人。
然而，这一切都在那场伟大的运动中彻底改变了。1968年7月军宣队、工宣队进校，教师和学生统统成了“臭老九”。当时的中文系教员洪子诚回忆说，“那时大家每天六点钟起床之后要集体出操，白天学习文件，晚上九点钟集体接受军宣队训话，所有教员排得密密麻麻，大家安静地听着。”这样的集中管理持续了有两个月时间，揪出了一些“现行反革命分子”。揪出来的人低头、弯腰挨一番批斗，其他的老师必须一起喊口号，但究竟犯了什么错误谁也不知道。王福堂先生便是这“现行反革命分子”中的一个。
赵祖谟先生在回忆录中详细记录了当时的场景：
军宣队的一位排长就对大家说：“5%是就全国的情况来说的，至于到了具体单位，那就可能是10%、20%、30%。”在这种气氛下，稍不留意就可能被“揪”出来了。周强先生成了“现行反革命”，王福堂先生成了“现行反革命”，严家炎、谢冕、曹先擢、唐沅四位先生成了“现行反革命小集团”。王福堂的事我记得比较清楚。他在私下里感慨了一句。像刘少奇这样一位国家主席，忽然就成了阶下囚（大意如此）。工军宣队知道后就派人在教职工里做了布置，说王福堂有恶劣攻击“文化大革命”的言论，属“现行反革命”。这天晚上，大家都集中在楼道里，军宣队却没有训话，而是突然宣布：“把现行反革命分子王福堂带上来！”当时王福堂还站在教职工中间，毫无思想准备地被拉到一张方凳上站着，在猛烈的质问下慌不择言地说了一句“宦海沉浮”。于是这就成了他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的主要依据。那时定一个敌我矛盾不需要严格审查，用不着充分的证据，连审批手续都不需要，先定性再逼供信，人的命运在几十分钟里就改变了。
一个小排长便能改变一个大学者的命运。当时北京对“三支两军”干部有这样一个顺口溜：“在家坐沙发，出门坐‘华沙’。一串钥匙哗啦啦，里里外外我当家。” 工宣队和军宣队的进入，使北大斯文扫地。北大中文系的一个同学，手持长矛巡逻，气恼地说：“他妈的，下次再搞文化大革命，我再也不参加了！”个个都学会国骂。
做人难，做北大人更难，做一个“有罪”的北大人就难上加难了。王福堂先生从一个大雅君子一下子变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真不知道王先生是怎么挺过来的。我们习惯于用孟子的话来解释王福堂先生的行为，“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问题是，这样的从肉体到精神上摧残人的生命，是当时的一个既定方针、政策。有过类似经历的钱理群先生说：“在我的苦难记忆里，最不堪回首的一页页，全是关于在外在压力下，内心的动摇、屈服，以至叛变，自我人性的扭曲、丑恶，以至变态……这样一些惨不忍睹的记录，我无法抹去这一切，它梦魇一般压在我的心上，无时无刻咬嚼着我的灵魂。”
历史总是两面的：有压迫，就有反抗；有消灭“臭老九”的险恶用心，“臭老九”也必要坚守自己的知识分子传统。对于从来就怀有“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使命感的“北大人”，就更是自觉。凭着这种自觉性，王福堂先生忍辱负重，精心钻研，在学术上取得了很大成就。王福堂先生毕生致力于汉语语言学特别是汉语方言学的研究和教学，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在方言学基础理论、汉语方言田野调查等许多方面做出了奠基性、开拓性的研究。为我国方言学事业的长远发展殚精竭力。曾获“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第一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语言学二等奖”（《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1995）、“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语言学二等奖”（《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1998）、“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汉语方言学系列课程，2001）等多个重量级奖项。
钱理群先生曾总结道：我们这些老北大人，也可以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在逆境中抗争，在顺境中奋发”，我们也做到了“无悔一生”。
值得庆幸的是，文革结束了，王福堂先生的从逆境之中生存下来了。王福堂先生在年过半百时遇到了知音和挚爱王洪君先生，两位先生相濡以沫，比翼齐飞。我想王洪君先生给王福堂先生带来的不仅是事业上的帮助，更多的心灵上的慰藉。先生酷爱音乐，尤其是交响乐。据赵祖谟先生回忆：
他爱听交响乐。“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文系工会给19楼的教员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一到晚上许多人都到放电视机的屋子去看。遇到热门节目，还把电视机搬到楼道里。王福堂一般不去看，但电视台转播小泽征尔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来华演奏时，他也来到电视室，静静地从头看到尾。过了几天，小泽征尔在首都体育馆指挥中央乐团和波士顿交响乐团合演时王福堂去了，我和我爱人张晓也去了。我对交响乐是个门外汉，但小泽征尔那富有节奏感的潇洒的指挥和乐队演奏的磅礴气势，让我十分钦佩。我问王福堂先生感受怎么样，他淡淡地说：“还可以。”“还可以”这三个字让我感到在交响乐的欣赏上我和他不属同一档次。
赵祖谟先生回忆的大概是1978年的事。据当时的媒体报道，1978年6月，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首次访问中国并与中央乐团合作，演出了包括中国作品与西方经典在内的曲目。核心曲目包括：姜建华演奏的二胡名曲《二泉映月》（使小泽感动落泪）、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交响诗《刘胡兰》、柏辽兹《罗马狂欢节序曲》以及勃拉姆斯《D大调第二交响曲》。
我想，王福堂先生看了这场演出之后，一定是很开心的。他说“还可以”，实际上应该是“非常棒”，但是对他这个曾经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来说，还是心有余悸，说话还需谨慎。
值得欣慰的是，王福堂先生在晚年一直在追随着他的音乐梦。据王福堂先生的博士生李娟的丈夫张玉珂先生回忆：
我和李娟与王福堂先生交流最多的是音乐！也许是因为研究语言学的缘故，先生对音乐的理解和赏析都是专业级的。他家有专用音响，几乎收集全了所有西方古典音乐大师不同版本的作品，音乐一放，他就能听出是哪个乐队哪个时间的演出。从开始的磁带、CD以及数码产品，他送给了我们很多珍藏版作品。想起那些品一杯西湖龙井，与先生一起欣赏音乐的日子，令人感慨万千！其实最早对先生的感觉是有点清高、文质彬彬、不苟言笑，是音乐打开了我还有女儿与先生沟通的屏障，是先生对音乐的解析带给了我们全家一个美好的音乐世界。
从一张王福堂先生晚年的照片上，我看到王福堂先生稍微发胖的身体，精神矍铄，给我一种十分温馨的感觉。王福堂先生终于享受了一个辉煌的黄昏。
音乐让我们时常想起王福堂先生，那个儒雅、脱俗、高洁、睿智的大雅君子，未名湖边飘飞的银杏和湖水一样沉静宽仁的先生，既是北大中文人精神上的守望，也积淀出他们行事浪漫又包容的底色。
北大中文系的先生们 （九） 忍辱负重王福堂
墨村乡士 (2026-04-16 18:06:13) 评论 (0)王福堂先生原籍绍兴，1934年出生于杭州。1952年秋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56年7月毕业后留校。从此与汉语方言学结下了不解之缘。1978年我考上了北大中文系汉语专业，王福堂先生给我们上方言课。对先生的第一印象是，40多岁，清癯的面庞，戴着一副白色镜框的眼镜，衣着朴素，干净整洁；先生讲话声音不大，略带沙哑，慢条斯理。看上去波澜不惊，但眼睛里偶尔有点忧郁的表情，看得出来，先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1979年先生带我们去山西太原调查方言。山西虽然地处北方，但是由于历史原因，特别是五胡乱华的影响，使得山西方言与大多数北方方言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有人主张把山西话从北方方言中分出来，独立成为一个方言，叫晋语。我们当时住在山西党校的院子里，发音人从山西各县来，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记音。山西党校大院的门口有好几株罂粟花，白天看上去很平常，可是到了夜间，罂粟花开放了，鲜红欲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方言调查结束以后，我们顺利地完成了这门课。但是先生笃志学术的精神和儒雅、高洁的品格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真正对先生有了更全面的了解，还是看了赵祖谟先生的回忆。据赵祖谟先生回忆：
王福堂很少说笑，有洁癖，虽然穿的是和大家一样的衣服，但总是很干净、平整。1963年部分教员和学生到通县麦庄搞“四清”，王福堂在一个生产队做工作人员，我留在公社做工作团办公室的秘书。不久，和王福堂在同一个生产队搞“四清”的一位教员对我说，王福堂给一个贫农妇女写家事，写得很动人，其中写到那位妇女穷得走投无路时一度想自杀，她坐在井台上往下看，看到自己蓬乱的头发和憔悴的脸，那个细节很有感染力。还说王福堂酷爱《安娜·卡列尼娜》，过上一两年就要读一遍。真想不到，搞方言学书生气十足的王福堂竟有这般浪漫情怀。
赵先生的回忆，向我们展示了王福堂先生的另一面，一个有血有肉又有情的北大人。
然而，这一切都在那场伟大的运动中彻底改变了。1968年7月军宣队、工宣队进校，教师和学生统统成了“臭老九”。当时的中文系教员洪子诚回忆说，“那时大家每天六点钟起床之后要集体出操，白天学习文件，晚上九点钟集体接受军宣队训话，所有教员排得密密麻麻，大家安静地听着。”这样的集中管理持续了有两个月时间，揪出了一些“现行反革命分子”。揪出来的人低头、弯腰挨一番批斗，其他的老师必须一起喊口号，但究竟犯了什么错误谁也不知道。王福堂先生便是这“现行反革命分子”中的一个。
赵祖谟先生在回忆录中详细记录了当时的场景：
军宣队的一位排长就对大家说：“5%是就全国的情况来说的，至于到了具体单位，那就可能是10%、20%、30%。”在这种气氛下，稍不留意就可能被“揪”出来了。周强先生成了“现行反革命”，王福堂先生成了“现行反革命”，严家炎、谢冕、曹先擢、唐沅四位先生成了“现行反革命小集团”。王福堂的事我记得比较清楚。他在私下里感慨了一句。像刘少奇这样一位国家主席，忽然就成了阶下囚（大意如此）。工军宣队知道后就派人在教职工里做了布置，说王福堂有恶劣攻击“文化大革命”的言论，属“现行反革命”。这天晚上，大家都集中在楼道里，军宣队却没有训话，而是突然宣布：“把现行反革命分子王福堂带上来！”当时王福堂还站在教职工中间，毫无思想准备地被拉到一张方凳上站着，在猛烈的质问下慌不择言地说了一句“宦海沉浮”。于是这就成了他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的主要依据。那时定一个敌我矛盾不需要严格审查，用不着充分的证据，连审批手续都不需要，先定性再逼供信，人的命运在几十分钟里就改变了。
一个小排长便能改变一个大学者的命运。当时北京对“三支两军”干部有这样一个顺口溜：“在家坐沙发，出门坐‘华沙’。一串钥匙哗啦啦，里里外外我当家。” 工宣队和军宣队的进入，使北大斯文扫地。北大中文系的一个同学，手持长矛巡逻，气恼地说：“他妈的，下次再搞文化大革命，我再也不参加了！”个个都学会国骂。
做人难，做北大人更难，做一个“有罪”的北大人就难上加难了。王福堂先生从一个大雅君子一下子变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真不知道王先生是怎么挺过来的。我们习惯于用孟子的话来解释王福堂先生的行为，“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问题是，这样的从肉体到精神上摧残人的生命，是当时的一个既定方针、政策。有过类似经历的钱理群先生说：“在我的苦难记忆里，最不堪回首的一页页，全是关于在外在压力下，内心的动摇、屈服，以至叛变，自我人性的扭曲、丑恶，以至变态……这样一些惨不忍睹的记录，我无法抹去这一切，它梦魇一般压在我的心上，无时无刻咬嚼着我的灵魂。”
历史总是两面的：有压迫，就有反抗；有消灭“臭老九”的险恶用心，“臭老九”也必要坚守自己的知识分子传统。对于从来就怀有“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使命感的“北大人”，就更是自觉。凭着这种自觉性，王福堂先生忍辱负重，精心钻研，在学术上取得了很大成就。王福堂先生毕生致力于汉语语言学特别是汉语方言学的研究和教学，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在方言学基础理论、汉语方言田野调查等许多方面做出了奠基性、开拓性的研究。为我国方言学事业的长远发展殚精竭力。曾获“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第一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语言学二等奖”（《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1995）、“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语言学二等奖”（《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1998）、“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汉语方言学系列课程，2001）等多个重量级奖项。
钱理群先生曾总结道：我们这些老北大人，也可以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在逆境中抗争，在顺境中奋发”，我们也做到了“无悔一生”。
值得庆幸的是，文革结束了，王福堂先生的从逆境之中生存下来了。王福堂先生在年过半百时遇到了知音和挚爱王洪君先生，两位先生相濡以沫，比翼齐飞。我想王洪君先生给王福堂先生带来的不仅是事业上的帮助，更多的心灵上的慰藉。先生酷爱音乐，尤其是交响乐。据赵祖谟先生回忆：
他爱听交响乐。“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文系工会给19楼的教员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一到晚上许多人都到放电视机的屋子去看。遇到热门节目，还把电视机搬到楼道里。王福堂一般不去看，但电视台转播小泽征尔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来华演奏时，他也来到电视室，静静地从头看到尾。过了几天，小泽征尔在首都体育馆指挥中央乐团和波士顿交响乐团合演时王福堂去了，我和我爱人张晓也去了。我对交响乐是个门外汉，但小泽征尔那富有节奏感的潇洒的指挥和乐队演奏的磅礴气势，让我十分钦佩。我问王福堂先生感受怎么样，他淡淡地说：“还可以。”“还可以”这三个字让我感到在交响乐的欣赏上我和他不属同一档次。
赵祖谟先生回忆的大概是1978年的事。据当时的媒体报道，1978年6月，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首次访问中国并与中央乐团合作，演出了包括中国作品与西方经典在内的曲目。核心曲目包括：姜建华演奏的二胡名曲《二泉映月》（使小泽感动落泪）、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交响诗《刘胡兰》、柏辽兹《罗马狂欢节序曲》以及勃拉姆斯《D大调第二交响曲》。
我想，王福堂先生看了这场演出之后，一定是很开心的。他说“还可以”，实际上应该是“非常棒”，但是对他这个曾经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来说，还是心有余悸，说话还需谨慎。
值得欣慰的是，王福堂先生在晚年一直在追随着他的音乐梦。据王福堂先生的博士生李娟的丈夫张玉珂先生回忆：
我和李娟与王福堂先生交流最多的是音乐！也许是因为研究语言学的缘故，先生对音乐的理解和赏析都是专业级的。他家有专用音响，几乎收集全了所有西方古典音乐大师不同版本的作品，音乐一放，他就能听出是哪个乐队哪个时间的演出。从开始的磁带、CD以及数码产品，他送给了我们很多珍藏版作品。想起那些品一杯西湖龙井，与先生一起欣赏音乐的日子，令人感慨万千！其实最早对先生的感觉是有点清高、文质彬彬、不苟言笑，是音乐打开了我还有女儿与先生沟通的屏障，是先生对音乐的解析带给了我们全家一个美好的音乐世界。
从一张王福堂先生晚年的照片上，我看到王福堂先生稍微发胖的身体，精神矍铄，给我一种十分温馨的感觉。王福堂先生终于享受了一个辉煌的黄昏。
音乐让我们时常想起王福堂先生，那个儒雅、脱俗、高洁、睿智的大雅君子，未名湖边飘飞的银杏和湖水一样沉静宽仁的先生，既是北大中文人精神上的守望，也积淀出他们行事浪漫又包容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