顷读网友《历史扫盲贴 — 1950年至1954年美国的政治运动：麦卡锡时代和麦卡锡主义》一文，此文与文下讨论的主旨是， 美国当年因为麦卡锡主义衍生的政治迫害不让于中国1957年的反右。这个结论禁不住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于是网上检索了一番， 这篇文字是对这些检索的一个小结。

确实， 历史有时会制造出相似的表象：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代，美国社会也风行了当年中国反右的那一套： 同样的“思想审查”，同样的“政治标签”，同样的因言获罪、因疑成祸。

然而， 略加比较，还是不难得出结论，  美国的麦卡锡主义，远不能与中国的反右运动相提并论！在关键节点上，  两者不仅程度不同，而且其历史现象的性质也不可同日而语。

一、从规模上，二者是万与百万级的差别

衡量历史事件，首先不能绕开的，是数量。在麦卡锡主义时期，美国的调查与清洗虽然也算称得上广泛，社会气氛一度也可谓紧张压抑，但前后总共也只有约一万多人因此失去工作，一些文化界人士被列入黑名单。

相比之下，反右运动的规模 即使按已经大大缩水的官方数字，右派分子也高达五十余万；而根据后来解密资料，这一数字甚至可能达到数百万。更重要的是，其波及范围远远超出被正式定性的人群——家庭成员、社会关系、子女前途，都被卷入其中，形成数千万乃至上亿人的间接受害。

诚然， 数量本身并不自动决定性质，但当差距达到两个数量级以上时，那就已经不再只是“多一点少一点”的问题，这种差距本身就意味着社会结构被撕裂的不同程度。麦卡锡主义制造的是局部创伤，而反右运动，则是对整个社会的系统性灾难。

二、手段之异：职业惩罚与生存剥夺

如果说规模揭示的是广度，那么手段则体现了深度。

麦卡锡主义的主要工具，是听证会、调查委员会、忠诚宣誓以及职业封杀。许多人失去了工作，被排除在某些行业之外，名誉受损，生活陷入困境。这种打击无疑严厉，甚至可以毁掉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但它的边界仍然清晰——主要停留在社会层面与职业层面。换言之，麦卡锡主义的惩罚的结点， 落实的是“你不能在这个行业生存”

而反右运动则完全不同。它不仅剥夺人的职业，更剥夺人的自由乃至基本生存条件。被划为右派者，往往遭遇批斗、羞辱、监禁，甚至被送往劳改营从事长期苦役。许多才志之士在极端环境中屈辱地死亡或自杀，其家庭成员也无一例外地受到长期歧视与限制。就是说， 反右运动这种专政性惩罚的结点， 落实是“你在这个社会无法作为一个正常人存在”。

三、 可纠错与不可纠错

但二者最根本的差异，还不在于深度和广度， 而在于其自我纠错的机制。

在美国，即使是麦卡锡主义一度高涨的时期，仍然始终存在制衡力量。媒体可以公开批评，司法系统可以逐步纠正，上升到政府层级， 国会最终也对约瑟夫·麦卡锡进行谴责。这场运动在数年内达到高潮，又在制度反作用下迅速衰落。

这就是美国国父们的伟大之处， 他们深知所有政府的本性都是恶的（政府是必要之恶，虽恶，但也不能没有），  任何制度都可能会出错， 一个完善的民主社会， 并不意味着能杜绝政府推行出将会衍生错误、甚至罪恶的政策， 完善的民主社会之最可取之处在于，其制度本身可以完成对政府的监督和纠错。

反观中国的反右运动，则发生在一个缺乏制衡的权力结构中。运动由最高层发动，媒体、司法与社会组织均无独立性，根本无法形成任何有效约束（邓拓执行老毛的决策晚了一拍， 就让老毛找来指着鼻子骂他“死人办报， 占着茅坑不拉屎”， 这绝非杜撰， 而是老毛的原话，有可靠史料回忆佐证）。所以， 中国反右的错误不仅无法被及时纠正，反而在权力推动下不断扩大，甚至为后来的更大规模运动（如文革）铺平道路。直到二十年后，老毛翘了辫子， 人亡政息， 才开始大规模平反。

就是说， 极权政治的根本问题不是“某个政策是否过激”，而是没有制约的权力会自动让错误滚雪球式的扩大。

 总结起来， 麦卡锡主义，是美国人群中由于对共产主义极权的恐惧意识在政治中的放大的结果，  社会性恐惧症确实会因为反应过激而给社会带来伤害和危险，因为它会让社会变得狭隘、多疑、苛刻；但只要制度仍然存在制衡，恐惧终究会退潮。真正更为致命的，是没有约束的权力——它不仅会制造错误，还会将错误不断复制、扩散，直至演变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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