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提级与九大排位
文/丁东
一、江青提级
江青原来是行政九级，文革中提到了行政五级。她倒台以后，这件事被说成是林彪与江青勾结的证据。我一直纳闷：林彪给江青提级，动机何在？最近，读到程光的新书《心灵的对话》，才看到了一种新的解释。
程光是邱会作的儿子。这本书是父子对话录，披露了不少邱会作在中央高层的见闻。据邱会作回忆，中共九大以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机构是中央文革碰头会，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在这个机构里地位特殊，呼风唤雨。碰头会名义上由周恩来主持，事实上是江青当家。
九大以后，中央日常工作由新产生的中央政治局主持。毛泽东、林彪一般不出席政治局会议。会议通常由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主持，周恩来不在时，由政治局常委陈伯达或康生主持。作为政治局委员的江青，有参加会议的资格，却没有主持会议的资格。而且，江青也不分管任何一方面的具体工作，这使她产生了强烈的失落感。
“江青先到毛主席那儿要求分配工作，毛主席不理她。江青又去找林彪，叶群借口林彪身体不舒服，挡了五、六次驾。最后实在不便再挡了，就让江青和林彪谈过一次话。江青说：‘请求中央分配我工作！’林彪说：‘政治局委员就是重要的工作。’江青说：‘一点权力也没有，是空洞的工作。’林彪说：‘在集体领导中，你赞成或是反对就是权力。’江青急了：‘现在我在政治局里是个多余的人。’林彪冷冷地回敬说：‘像我们这些人，可以说都是多余的人！’说罢闭目养神，再也不开口了。”
林彪死后三年的1974年11月19日，江青还给毛泽东写信说：“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毛泽东次日回信：“江青：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那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这是后话。
当时江青内心不快，就在政治局会议上找茬生事。有一次外交部报告蒙古口蹄疫正向我们境内传播，请中央提出对策。周恩来让外交部一个副司长解释情况。副司长还没说上几句，江青就勃然大怒，说：“我们又不当马夫，为什么这样的文件拿到政治局讨论？”说着把文件卷宗往桌子上狠狠一摔，响声很大。
副司长惊惶失措，把高度近视眼镜摔在地上。邱会作帮他拾起眼镜。副司长夹起皮包走到会场中央，向周恩来鞠了个九十度大躬，转身就朝外跑，还没出会议厅的门就大声哭出来了。周恩来叹了口气说：“好吧！这个文件暂不讨论了。”
有一段时间，江青还说不应当把她视为抗战初期的干部，她1931年就参加了地下革命活动，是文化界的“革命元老”，她的行政级别不应该是九级，应当与中央大局书记、大军区司令同级。为此，周恩来和林彪商量后，决定不干扰毛主席，把江青提升为行政五级。林彪还特别让叶群透露给江青“这是总理的意思”，让江青领周恩来的“情”。
江青得了这个便宜，着实“老实”了一段时间。邱会作说：“这件事从拿主意到操办都是周恩来，林彪只是最后点头同意。我觉得周恩来没有什么错，为了不干扰毛主席，这件事毛主席到死恐怕也不知道，如果知道了肯定会把江青骂个狗血喷头。那样虽然气出了，但是江青耍起无赖，周恩来至少几个月不得安宁。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那么办了，满足了江青的虚荣心，每个月再多发她一百多元工资，算是花钱买平安吧！”
我觉得，以上对于江青提级一事前因后果的讲述，可能更接近事实的真相。这件事当时只有高层很少人知道，全国的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中国大陆的干部职工，1963年有过一次升级调资的机会，以后工资被冻结了十几年，从文革发动，到文革结束，谁也别指望升级调资。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40％的干部职工才获得了升一级工资的机会，而且高级干部不在其内。就在这个漫长的工资冻结期，江青却一下子提了四级，这件事当然不敢向老百姓公开。
江青在五十年代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当时中宣部没有局的设置，处相当于现在的局。所以，从供给制转为工资制时，江青是局级干部，定为行政九级，每月工资243元。应当说，她不缺钱。她喜欢摄影，工资如不够用，还可以申请使用毛泽东的稿费。
但是，当时的行政级别不仅仅意味着工资，还意味着政治地位。我记得当时传达文件，经常规定先传达到某级以上。邱会作说提级满足了她的虚荣心是有道理的。听知情者说，江青提到五级以后，并没有领取增长部分的工资。这个说法是否准确，尚待核实。
二、九大排位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第二天见报的新闻照片上，人们看到主席台前排正中是毛泽东，左边依次是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右边依次是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这样排列座位，不按姓氏笔划，也不按资历，当时引起过不少私下议论。人们怀疑，是不是某些人故意在捣鬼，暗示左边是左派，右边是右派？
了解内情的邱会作在《心灵的对话》中有新的解读，原来这是身为九大秘书长的周恩来的苦心安排：
大会前就决定，党的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碰头会成员坐在主席台第一排。怎么安排江青成了周恩来的难题：无论是按资格还是按地位，江青都要坐到边上去，她肯定会吵闹不休。周恩来把碰头会成员安排在一边，元老们安排在另一边，江青就可以很体面地紧挨着政治局常委康生坐得靠近中间。
周恩来在左边的主要人物面前安排了麦克风，右边的则没有，这说明，中央碰头会是目前党和国家的实际领导，是九大的领导者，而老同志们只是大会的参加者。元老们对此心照不宣，很知趣，他们开会则来，无事则走，不叫不到，从不多事。
这样排位的奥妙，上面清楚，下面不清楚。九大一共举行了三次全体会议。4月14日的全体会议上，有来自珍宝岛前线的军人孙玉国发言。他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很大的兴趣。
毛泽东当面问了他的年纪、军龄、籍贯，他回答后，走到毛泽东面前敬礼、握手，接着想和坐在毛泽东右侧的周恩来握手，周恩来赶紧站起来向左边一指，孙玉国会意了，到林彪跟前敬礼、握手。
林彪用手向右边一指说：“总理”，原本想向左去的孙玉国立即返回右边和周恩来握手，顺势又要和董必武等元老握手，周恩来向左边一指，孙玉国返回左边和碰头会成员一一握手后，要退下去，周恩来又向右边一指，孙玉国再到右边同元老们都握了手。
孙玉国来自基层，哪知道中央有这么多人事上的奥妙，如此左右折返，临场不乱，真难为他了。
对于周恩来的安排，江青仍不满足。4月24日，九大举行闭幕式。退场时，江青凑到毛泽东旁边，她事先安排一个摄影师在人民大会堂二楼，用望远镜头拍下了毛泽东和江青在主席台上的合影。
当天晚上讨论大会新闻报道时，江青要求发表这张合影，周恩来只好把清样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用铅笔在照片上打了一个叉，并签了毛泽东三字。江青没有达到目的，只好对姚文元撒气：“你们真是小题大做，发表一幅我和主席的合影也要他审批，真是多余。”
许世友说：“报纸发表政治照片，当然要审批。”江青火了，大声说：“难道你们还要骑到我头上拉屎不成！”然后退场了。
周恩来说：“希望大家对不必要说的话最好不要去说。”姚文元说：“主席在闭幕式上讲了团结问题，现在还不到几个小时，大家都不会忘记吧。”许世友还要和姚文元争辩，邱会作拉住他说：“不要再给总理找麻烦了。”
江青想争取的不只是座次和镜头。她还有更高的诉求。据邱会作回忆，张春桥等人在起草新党章的时候，原来的打算是林彪、江青的名字都上党章，提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江青是“文化革命的旗手”。
这个问题刚一提出，就被老辣的康生坚决制止了。康生说：“你们不能这样提出问题，大家若不谨慎，搞不好就会把得到的东西也丢个一干二净。”这样，江青的名字连初稿也没上。
但是，在九大期间，江青还是在京西宾馆举行了一次座谈会，每个大组派五人参加，由姚文元主持。江青在会上说：“毛主席的接班人，应该不止一个。我们要把毛主席最信任的人都选到核心领导里去，只有这样，才能把毛主席的班全面接下来。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也决不是一个人。”
姚文元接着说，“江青同志也应当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之一。我们在党章上虽然只写了一个接班人，江青同志是文化革命的旗手，是当然的接班人。”姚文元把江青讲话的记录稿整理好，就送给康生了。康生边看边冒大汗，他把记录稿留下来，再没转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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