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夏天，我在 Indiana University 的暑期学校任教。那段日子里发生的一件小事，至今仍令我记忆犹新。项目的一位助理，一个白人大小伙子，是该校四年级学生，曾在台湾学习汉语，操着一口柔软而流利的台湾普通话。有一天，他问我是否能推荐一本业余能用的中文读物。我想了想，建议他去图书馆找一下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
啊？这个建议显然让他吃了一惊。在他的印象中，也许这个名字更多象征着邪恶与灾难。我坦率地告诉他，毛泽东确实曾将中国带入漫长而深重的苦难，许多人因其政策而死去。但也不能否认，他是语言大师，他的语言风格极具感染力，深刻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表达方式。从官方报刊到学校课本，“毛式语体”无处不在。那种简洁、有力、带有道德蛊惑色彩的句式，几乎塑造了一个时代的公共语言。我建议他阅读，并非出于政治立场，而是出于语言与修辞的考量：毛的文字浅显平易，却善于用朴素辞藻阐述宏大理念。更重要的是，读完之后，他或许会发现，毛笔下的理想与其历史实践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为人民服务》中那种理想主义的情感，也许也能让人联想到林肯在Gettysburg Address中所表达的精神。
几天后，这位助理兴奋地告诉我，他已经读完全文，不仅觉得文字易懂，而且觉得其中的思想“非常伟大”。我笑了，对他说，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背诵“老三篇”长大的。 毛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曾是学生们必须倒背如流的篇章。我告诉他，如果他能花时间背下全文，他的中文水平一定会大有进步。
后来我也不知道他是否真的背下来了。但我常常想起我的童年时代：广播与报纸铺天盖地地传播那些语录，人们在耳濡目染中，连日常表达都带上了那种特定的语言烙印。记得那时候，如果有谁打电话，第一句话并不是说你好，而是先来一句毛主席语录：“为人民服务”，另一个人回答“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然后才开始对话。现在回想一下当时的情景，仍然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是，那时候毛主席语录的这种影响根深蒂固，甚至今天还能在文学与公共话语中看到毛式语言的底色，它已经成为当代中国难以摆脱的文化积淀。
如果暂时剥离意识形态的立场，将《为人民服务》与《盖提斯堡演说》并列观察，其实我们会发现两者在理想主义建构上确实有着惊人相似之处。
首先，两者都赋予“牺牲”以近乎宗教般的神圣意义。林肯在演说中提出，“that this nation, under God, shall have a new birth of freedom,” 将战士的死亡视为国家获得“自由新生”的前提。毛泽东则引用司马迁的话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并以此论证张思德之死“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因此“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这种将个体死亡升华为人民事业的叙事方式，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情感认同和战斗热情。
其次，两者都以“人民”为合法性的根基。林肯在演说结尾写下那句广为流传的话：“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毛泽东则强调：“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在各自历史语境中，这种对“人民”主体地位的高度肯定，都具有强烈的道德感召力。所以，无论是在美国的民主传统中，还是在中国的革命话语中，这种对未来以人民为主体理想社会的憧憬和承诺，都带有迷人的道德光环。
然而，文字的力量与现实的政治实践，并不能简单画上等号。评价一位领导人，终究不能只听其言，更要观其行。毛泽东的文字充满理想主义色彩，但其统治方式与权力结构却高度集中，强调个人权威，其政治逻辑更接近传统帝王式的一元结构。从人民公社到大跃进，这些重大政策造成了深重的人道灾难，数以千万计的生命在饥荒与政治运动中丧命。历史进程也显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制度调整和改革开放，发生在他去世之后。新时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话语，终于刺破了毛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魔咒。
语言可以跨越国界，辞令可以令人动容，理想也可以写得光芒万丈。但一个国家的福祉，最终取决于政治制度体系与权力制衡，而并非那些听起来无比漂亮的句子。我当年建议那位美国助理去读《为人民服务》，没想到他除了学习语言，也读出了历史，读出了理想文字与现实之间那道深深的鸿沟。
2026.2.28 于美国
美国学生读《为人民服务》
远远的雾 (2026-02-28 05:20:22) 评论 (1)1996年夏天，我在 Indiana University 的暑期学校任教。那段日子里发生的一件小事，至今仍令我记忆犹新。项目的一位助理，一个白人大小伙子，是该校四年级学生，曾在台湾学习汉语，操着一口柔软而流利的台湾普通话。有一天，他问我是否能推荐一本业余能用的中文读物。我想了想，建议他去图书馆找一下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
啊？这个建议显然让他吃了一惊。在他的印象中，也许这个名字更多象征着邪恶与灾难。我坦率地告诉他，毛泽东确实曾将中国带入漫长而深重的苦难，许多人因其政策而死去。但也不能否认，他是语言大师，他的语言风格极具感染力，深刻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表达方式。从官方报刊到学校课本，“毛式语体”无处不在。那种简洁、有力、带有道德蛊惑色彩的句式，几乎塑造了一个时代的公共语言。我建议他阅读，并非出于政治立场，而是出于语言与修辞的考量：毛的文字浅显平易，却善于用朴素辞藻阐述宏大理念。更重要的是，读完之后，他或许会发现，毛笔下的理想与其历史实践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为人民服务》中那种理想主义的情感，也许也能让人联想到林肯在Gettysburg Address中所表达的精神。
几天后，这位助理兴奋地告诉我，他已经读完全文，不仅觉得文字易懂，而且觉得其中的思想“非常伟大”。我笑了，对他说，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背诵“老三篇”长大的。 毛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曾是学生们必须倒背如流的篇章。我告诉他，如果他能花时间背下全文，他的中文水平一定会大有进步。
后来我也不知道他是否真的背下来了。但我常常想起我的童年时代：广播与报纸铺天盖地地传播那些语录，人们在耳濡目染中，连日常表达都带上了那种特定的语言烙印。记得那时候，如果有谁打电话，第一句话并不是说你好，而是先来一句毛主席语录：“为人民服务”，另一个人回答“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然后才开始对话。现在回想一下当时的情景，仍然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是，那时候毛主席语录的这种影响根深蒂固，甚至今天还能在文学与公共话语中看到毛式语言的底色，它已经成为当代中国难以摆脱的文化积淀。
如果暂时剥离意识形态的立场，将《为人民服务》与《盖提斯堡演说》并列观察，其实我们会发现两者在理想主义建构上确实有着惊人相似之处。
首先，两者都赋予“牺牲”以近乎宗教般的神圣意义。林肯在演说中提出，“that this nation, under God, shall have a new birth of freedom,” 将战士的死亡视为国家获得“自由新生”的前提。毛泽东则引用司马迁的话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并以此论证张思德之死“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因此“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这种将个体死亡升华为人民事业的叙事方式，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情感认同和战斗热情。
其次，两者都以“人民”为合法性的根基。林肯在演说结尾写下那句广为流传的话：“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毛泽东则强调：“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在各自历史语境中，这种对“人民”主体地位的高度肯定，都具有强烈的道德感召力。所以，无论是在美国的民主传统中，还是在中国的革命话语中，这种对未来以人民为主体理想社会的憧憬和承诺，都带有迷人的道德光环。
然而，文字的力量与现实的政治实践，并不能简单画上等号。评价一位领导人，终究不能只听其言，更要观其行。毛泽东的文字充满理想主义色彩，但其统治方式与权力结构却高度集中，强调个人权威，其政治逻辑更接近传统帝王式的一元结构。从人民公社到大跃进，这些重大政策造成了深重的人道灾难，数以千万计的生命在饥荒与政治运动中丧命。历史进程也显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制度调整和改革开放，发生在他去世之后。新时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话语，终于刺破了毛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魔咒。
语言可以跨越国界，辞令可以令人动容，理想也可以写得光芒万丈。但一个国家的福祉，最终取决于政治制度体系与权力制衡，而并非那些听起来无比漂亮的句子。我当年建议那位美国助理去读《为人民服务》，没想到他除了学习语言，也读出了历史，读出了理想文字与现实之间那道深深的鸿沟。
2026.2.28 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