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追寻郑和部下后裔：肯尼亚一群自称中国子孙的人(1)

如虚如幻的历史残片　　“我们这个岛上曾经有过繁荣的制丝业，”老村长奥玛尔在接受我们采访时神秘地说，“但是在几十年前，突然中断了！”　　“为什么中断了？”我们对奥玛尔的话感到震惊。“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因为会这个手艺的人都死了。”　　“那么你们拿什么制丝呢？”我们接着问。　　“原料来自索马里，但是我们这个岛上也曾经养过蚕。”“养蚕？这是真的吗？”我们的心几乎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是的，但只是在一年的某个时期。”　　这简直太神奇了，神奇到我们几乎无法相信。养蚕制丝是中国人的专利，虽然公元5世纪一位罗马传教士将蚕种藏在手杖里带回了欧洲，但1498年达·伽马率领由3只帆船的船队到达东非，他们只带去了一些简陋的小珠子、铃铛和洗脸盆、羊毛和酒———这曾经让非洲人很鄙夷。而先于欧洲人70年到达东非的郑和却满载着丝织品、瓷器、茶叶等中华宝物，郑和的船队更载有各种技术工人。难道西屿村的养蚕制丝技术就是郑和部下的后代传给当地人的吗？　　线索再一次断了，由于制丝业在数十年前的突然消失，我们无法亲眼见证和比较西屿村的养蚕制丝业与中国技术之间的异同。　　“您听说过中国船从这里带走长颈鹿的故事吗？”我们又向奥玛尔提出一个问题。　　“这也是一个很久以前的故事，但不是从这里带走的长颈鹿，而是从马林迪。”奥玛尔回答说。　　奥玛尔的答案为我们考证在上家村定居下来的中国水手是否是郑和的部下带来了一线光明。据史料记载，1419年，郑和船队带着非洲麻林国(即现在肯尼亚的马林迪)进贡的麒麟回到中国，引起轰动。而这麒麟便是长颈鹿。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幅名为麒麟图的明朝画，画的就是长颈鹿。而这个史实，即使是在今天的中国也鲜有人知，更何况是非洲偏僻小村庄里的一位老人。最大的可能就是沉没的中国船只的幸存者告诉了当地人关于从非洲带回长颈鹿的故事———当时郑和远航东非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得长颈鹿这种被认为是麒麟的动物。另外，传说中国水手是在上家海滩登陆并定居于上家村，而上家村毁于15世纪中期———几乎就在郑和船队到达东非20多年后，将这两条线索综合起来：如果曾有遇难船只的中国水手达到上家村并告诉当地人关于长颈鹿的故事的话，那么极大的可能那些幸存的水手就是郑和的部下。　　然而这只是推理，我们没有切实的证据来证明郑和船队中的一条船曾经在上家海域沉没。能够作为重要证据的齐里亚马博士曾提到过的那艘中国沉船现在依然静静地躺在海里，幽深的海水掩盖着它的真实面孔。　　“沉船的位置大约在距上家海岸70公里的地方。据那些去深海打鱼的人说，他们在那里发现了一艘中国沉船，并在那个地方打捞上了一个中国陶罐。”在从西屿村返回的路上，齐里亚马教授在地图上指给我们看沉船的位置，“如果中国政府能派遣科学家来帮助我们确定沉船的位置，我们会非常高兴，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船上都装载了什么货物，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发现中国和东非的历史渊源。”　　在我们的要求下，博士带着我们去参观了那个被捞起来的陶罐。去年11月，一个捞龙虾的当地渔民在海面下55米的地方捞起了这个陶罐，并随后把它卖给了居住在拉穆岛仙拉镇的古董商人兼瑜珈修炼者、英国人特勒。　　当我们在特勒家院子的一个角落里看到这个陶罐时，我们认为它更应该叫做陶瓮：它有70多厘米高，最粗的地方直径有将近50厘米。这是一个六耳陶瓮，但有5个耳都已经不在了。将陶瓮翻转过来，我们想从它的底部发现一些关于它的制造年代和制造地点的暗示，却发现由于这个陶瓮长期呆在海底，底部已经被各种海生物建造的巢穴掩盖。但从陶瓮上栩栩如生的双龙戏珠图案可以判断，这确实是中国的产品，只是具体年代，我们无法考证，只能留待专家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在东非海岸打捞出来的第一个完整的中国罐子，以前在这一地区仅仅发现过碎片，从考古的角度来说这是第一个完整的。”齐里亚马博士同时认为这个陶瓮不是用来贸易的商品，因为制作比较粗糙，“它应该是船上水手使用的罐子。”　　在我们采访结束的时候，也许是真正认识到了这个陶瓮的价值，特勒指挥家里的黑人把陶瓮挪到屋里去了。现在，这个陶瓮对于特勒而言也许意味着一大笔财富，但对我们来说，它依然解决不了我们的历史谜题———这个罐子无法证明它来自于一艘中国沉船，更无法证明来自郑和的船队。　　在中国的唐代，中国的许多城市就已经具有了国际化的特点：来自世界各国的商人、学者或乘坐帆船或沿着丝绸之路到达并居住在这些城市中，中国的广州、杭州等城市的港口里停放的大型海船更往来于世界各地。史料记载，公元7世纪时的广州已经居住着两万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每年往来的大型商船更是不计其数。很难确定是一艘中国船还是一艘阿拉伯的商船在中国补充了一些船上用品和货物以后沉没在了拉穆群岛附近———阿拉伯商人从公元8世纪起就往返与东非和中国之间进行贸易，元朝时的旅行家汪大渊就是乘坐阿拉伯的商船到达非洲的。　　我们的采访到这里似乎一无所获：历史在它前进的路上毁灭了大部分的确凿证据，却留下美丽的传说和支离破碎、如虚如幻的历史残片来诱惑我们，我们仿佛被历史玩弄于股掌之上，却无法自拔。　　尽管我们剪下了瓦上家人巴拉卡·巴蒂·谢的一缕头发，准备回国后请基因学家根据她的基因来判断她与中国人的联系，但这也许也是枉费心机：郑和的船队中本身就有许多是回族———阿拉伯人的后裔；而且，郑和为了远航非洲，特地请了许多善于航海的阿拉伯人作为向导，如果巴拉卡·巴蒂·谢恰好是这些人的后代，基因就无法解答这个问题；另外，从拉穆群岛当地人的风俗来看，600年的时间已经足够繁衍30代，而拉穆群岛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各民族大融合之地：阿拉伯人、印度人、欧洲人的血脉在这里相互掺杂，如果真有中国人的基因，那么这些基因也不断与其他种族的基因纠缠在一起。现在，仅存的那些基因片段还能否说明问题？　　看来，真正能够解决是否有中国沉船的幸存者在拉穆群岛留下后代以及这艘中国沉船是否是郑和船队中的一...  查看完整评论

面向东北的墓碑　　在穆罕迈德的率领下，我们走出上家遗址，来到一块墓地。这块墓地的形状和中国农村最常见的那种墓地极为相似：前面一块石碑，后面是一个土丘。穆罕迈德认为这块墓地极有可能就是中国水手的墓地。　　“按照当地的风俗，一般来讲，当地人都埋在村子里面，村子外面一般都是埋从外面来的人，所以我们猜想这是中国人的坟墓。”穆罕迈德指着墓地说。　　然而，最能证实死者身份的墓碑上面却没有一个字，无论是中国字还是阿拉伯文字。这墓碑并不是用石头做的，而是和上家村遗址的墙一样，用珊瑚混杂着从珊瑚里面烧制出来的石灰做成的。显然，要想在这种疏松而且充满着多孔的珊瑚墓碑上刻字是非常艰难的，即使曾经有过字，现在也必定被数百年的岁月抹去了。“几年前，我曾经亲眼见到过一块刻着中国字的墓碑，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找不到了，可能是被文物贩子偷走了。”穆罕迈德惋惜地说。拉穆群岛从9世纪起就成为了单桅帆船时代重要的贸易中转站，因此许多珍贵的文物散落在民间，也就吸引了大量的文物贩子。　　那块穆罕迈德曾经见过的刻着中国字的墓碑现在不知道在哪一个收藏家的柜子里，而对我们来说，一个真正能够证明中国水手达到过上家村，并有可能说明这些中国水手是否是郑和部下的证据就这样消失了。也许只有对整个上家村的墓地进行挖掘才能够得到相关的证据，但这却不是我们这些电视记者力所能及的事。　　看着眼前这块被历史冲刷得满目疮痍的墓碑，我的心中突然荡起一丝悲凉，那墓碑面向着东北———那正是中国故乡的方向。我似乎突然看到了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用尽最后的一点力气，抬起手，指着故乡的方向，合上了双眼。而在数千里之外的中国，他的父母妻儿，也曾哭干了眼泪，望断了天涯。　　“我的祖先来自中国”　　离开了上家遗址，我们向着据说现在仍居住有中国水手后裔的西屿(siyu)村进发。　　西屿村在帕泰岛的西北端，上家村被焚毁后，大部分村民迁移到了那里，建立了西屿村。　　从上家遗址到西屿村7公里左右的路程，我们走了将近3个小时：在几乎没有树阴遮挡的情况下，非洲的烈日在头顶烧烤着我们的皮肤，40多摄氏度的高温让我们汗流浃背，脚下滚烫而柔软的沙地一边融化着我们的脚掌，一边竭尽所能地想留住我们的脚步，沙地中丛生的荆棘不断划伤我们的身体，肩膀上数十公斤重的电视设备和水、食物更让我们疲惫不堪。然而事后我才明白，与追寻历史谜题所造成的心灵灼伤相比，这些都显得太微不足道了。　　到达西屿村时远远就听见村中发出的喧闹声，好像在发生着什么事情。我们连忙循着那声音赶了过去。　　在村中的一片空地上，不知什么原因，两个黑人青年正在打架，并且还动了刀子，出了血。但马上，两个小伙子都被人架走了，人群也开始逐渐散去。　　不经意间，也或许是冥冥之中的天意，我转头向空地旁边一所房子前依然站着围观的人群望去，一瞬间，我感觉自己似乎被闪电击中，血管和神经开始剧烈地颤抖起来：在那人群中有一个中年妇人正笑吟吟地看着我。她的皮肤比黑人要白得多，与其说她像是黑人，倒不如说她更像中国南方海边因日夜操劳、风吹雨打而被晒黑的普通中国妇女，她脸上的笑容，更显露出一种典型的中国普通农村妇女的恬退隐忍的美。　　她是谁？　　“她叫巴拉卡·巴蒂·谢(barakabadishee)，她就是瓦上家(washanga)人。”穆罕迈德在我耳边轻轻地说。　　“瓦(wa)”在斯瓦西里语里是“从……地方来”的意思，“瓦上家人”的字面意思是从上家来的人，但在西屿村，“瓦上家人”则特指中国人的后代：当年从上家村迁来西屿村的其他人都被称为法茂人，他们是当地人与阿拉伯人以及葡萄牙人结合的后代，而独有中国人的后代被称呼为“瓦上家人”。　　“我的祖先来自中国，当时到达上家村，和当地人结了婚，然后就不断延续下来了。”谢对我们说。　　“你知道关于中国的什么事情吗？”我们紧接着问。　　“不知道，但我很想知道，现在我也不断地打听关于中国的事情。”在采访的间隙，我们注意到谢脚上小拇指的指甲是不完整的———在中国民间，人们传说炎黄子孙的在身体上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脚上小拇指的指甲分成两半。　　谢的家里惟一与中国有关的东西是一个中国的搪瓷盆，丰收牌的，看着上面的花纹估计已是20多年前的产品，但现在依旧是完好如新。谢有5个孩子，她的小女儿瓦玛卡现在正在拉穆镇上高中，明年就将考大学。　　“我想到中国上大学，因为我的祖先来自那里，而且中国的地位也比其他很多国家高。”瓦玛卡对我们说。　　“你想在中国学什么？”　　“学医，这样当我的家人生病的时候我可以帮他们看病。”　　瓦玛卡与她的母亲相比更像黑人———谢的丈夫是当地的法茂人，但她的皮肤仍然较当地黑人要白许多。　　为了证实谢关于自己是中国人后代的说法，我们采访了西屿村的前村长、60岁的奥玛尔。在这个没有任何文字记载的地方，关于村子的历史是由历任的村长口口相传继承下来的。　　“瓦上家人的故事是从老祖宗那里传下来的，据说他们来自中国，很久很久以前，一艘中国遇难船只的幸存者到达这里，和当地人融合了，后来他们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些人有漂亮的头发、大大的耳朵，他们没有其他名字，就叫瓦上家。”谈到中国人的事情，老村长显得很激动。“瓦上家人不少，但他们都属于一个叫做穆罕穆德·谢的家族。”　　“穆罕穆德”是阿拉伯人姓名中最普通的一个，伊斯兰教的创立者就叫做穆罕穆德，因此许多非阿拉伯血统的人在皈依伊斯兰教后都把自己的名字加上一个“穆罕穆德”，以作为伊斯兰教徒的标志，而“shee”的斯瓦西里读音则与中国的“谢”完全一样，它是否来自于中国？但巴拉卡·巴蒂·谢对此一无所知。　　我再次向脚夫桑巴请教了这个问题，他说“shee”肯定不是肯尼亚当地人的姓，他也从未听说过有任何的穆斯林叫这个姓。“这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姓。”桑巴反复咀嚼着“shee”的读音，摇着头说。　　“谢有兄妹6个，除了她以外，她的其他兄弟姐妹都已经离开了西屿村，居住在拉穆镇和蒙巴萨、马林迪等地，...  查看完整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