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湖南艺术职业学院官网发布公示称，中央戏剧学院2024级表演（动作表演）专业学生林沐然因“祖父母年事已高需就近照顾”等家庭特殊困难，申请转入该校2025级戏剧影视表演专业（专科层次）。

此事在网络引起热议。有网友表示，“是主动申请的，或是内娱首个本降专”。有网友认为，中戏要求第一年不能出校拍戏，降级申请或与“请假拍戏”太多有关。还有网友质疑：“祖父母年事已高需本人就近照护”，难道父母不能照顾？花点钱都能解决的事情，要牺牲孩子学业？甚至有媒体要求有关部门调查这种转学是否规范、相关证明材料是否真实充分、审核程序是否严格执行标准，理由是突然“本降专”太不符合一般人的常识。其转学理由“太牵强”，如果说“学业跟不上”申请转学，还说得过去。

或许是在舆论压力之下，5月30日，林沐然方面宣布停止相关转学事宜。

不得不说，这种舆论监督令人错愕：这是从“双一流”大学转到高职院校，不是从高职转到“双一流”，从常理上说，如果学生本人没有特殊困难（学业、身体、家庭），是不会作出这种选择的。这种选择并没有破坏高考公平。在笔者看来，社会舆论当然有权监督转学的公平公正问题，但对于“‘双一流’转高职院校”，也追问是否合规、是否有合理理由，制造出“舆情”，就过了，这只会让转学更难。

鉴于这类转学的学生都有“特殊困难”，公示其实不宜将其“特殊困难”公开，这涉嫌曝光学生的隐私，进而加剧学生的困境。如学生有身体疾病，申请转学，公示其因身体疾病原因转学，就曝光了其健康隐私。对于转学的学生，必须公示的内容可以包括从什么学校、专业转入什么学校、专业，当年高考分数、转出学校与专业录取分数，转入学校与专业录取分数。只要符合当前的“高转低”规定，舆论应该尊重其选择。而且，从扩大学生选择权出发，还应进一步拓宽学生转学渠道，让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专业，完成大学学业。

不少网友将从本科院校转到专科院校，称为“逆向转学”，并表示不理解。而事实上，从维护高考公平出发，当前我国高校学生的转学政策，只允许这类转学。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转学：（一）入学未满一学期或者毕业前一年的；（二）高考成绩低于拟转入学校相关专业同一生源地相应年份录取成绩的；（三）由低学历层次转为高学历层次的；（四）以定向就业招生录取的；（五）研究生拟转入学校、专业的录取控制标准高于其所在学校、专业的；（六）无正当转学理由的。”（目前上海市正在试点的普通高校招收“插班生”工作，上海高校大一本科生有可能从高考录取分数较低的大学转入录取分数更高的大学。）

近年来，部分高校发布的转学公示，引发舆论关注，而关注点往往都是“为什么从高学历层次转到低学历层次”，这说明部分网友对转学政策并不了解。

作出这种转学选择的学生，大多有实际困难。前述规定也明确，“学生一般应当在被录取学校完成学业。因患病或者有特殊困难、特别需要，无法继续在本校学习或者不适应本校学习要求的，可以申请转学”。从湖南艺术职业学院公示的转学信息看，林沐然因“祖父母年事已高需就近照顾”等家庭特殊困难，也符合“特殊困难、特别需要”这一条。但有网友不理解，认为这是可以克服的困难，不能因此放弃在中戏的学习机会，也有人揣测真实的原因，或是不能跟上中戏的学业，所以选择“本降专”。还有舆论认为，作为一个流量明星，如果是因学业遇到困难申请转学而说成是家庭有困难申请转学，这涉嫌不诚信。这有一定道理。但站在当事方，对于遇到特殊困难作出艰难选择的学生，要逼着公示其特殊困难，这并非人性化处理。从人之常情角度，在“崇尚学历”的社会环境中，一名明星能放弃中戏，申请转学到高职院校，这一选择本就是很艰难的。舆论应该理解、尊重这一选择，而不是质疑，甚至逼其改变这一选择。

在美国，在校大学生申请转学，是“家常便饭”，并不需要说出理由。转学甚至是一种学生与大学持续“双向选择”的机制，一名哈佛学生可以申请转学到耶鲁，耶鲁对其申请进行审核、评价，决定是否录取。畅通的转学制度，促进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大学、专业，也促使大学提高教育质量吸引学生选择。中国的转学（专业）制度则十分严格。由于高考实行按计划录取，各校、专业录取分数线不同，为维护高考公平，不但不允许“从低学历层次转到高学历层次”，也不允许“从高考录取分数低的专业、学校，转到高考录取分数高的专业、学校”，也就是说不能“从低转高”，只能“从高转低”。

但即便是“高转低”的转学选择，也引发舆情，闹得沸沸扬扬。当事人可能担心影响自身形象，不得不停止转学平息舆情。这折射出我国社会还存在浓郁的“学历情结”，既反对“低转高”，也不太接受“高转低”，把“高转低”认为是“学业失败”，这其实阻碍了学生的转学选择。近年来，由于难以转学，就是“高转低”也阻力很大，有的学生只有选择从大学退学，再复读参加高考，填报志愿，进入自己想转入的学校、专业。多年前，一名上海交通大学本科生转入井冈山大学就引起舆论关注，而学校给出的原因是“该生因身体原因，不适宜在外地学习”，但这一理由也遭遇质疑。

由于没有畅通的转学制度，这也让中国高校很难从严要求学生。比如，一名大三学生因学业不合格而面临被退学（或因对学校、专业不满意想读另一校），他要申请转学，必须转到低一层次的学校，且要说出充分的理由。他如果想上同层次（即使高考录取分数更低）的学校，则只能选择退学、复读、再参加高考，这需要付出极大的成本。随之，大学让学生退学也被质疑是对学生的未来不负责，剥夺学生的高等教育受教育权。

2024年，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超过60%。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转学（以及转专业），其实应该成为让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大学、专业的一种机制。近年来，也有专家建议应该建立转学（专业）制度，包括允许学生申请转去同层次学校，甚至高一级学校（“低转高”），以此扩大学生的选择权，提高学生对大学、专业的适应性与满意度，促进大学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而显然，如果对“高转低”都不接受，那“同层次转学”、“低转高”就更不可能了。

为扩大学生的选择权，部分高校已经实行“零门槛”校内转专业制度，这得到学生的欢迎、社会的认可。为进一步扩大学生选择权，有必要把建立畅通的转学制度提上日程，这需要破除学历歧视与偏见，改革人才评价体系，构建具有公信力的转学评价体系。可借鉴博士招生的申请—审核制，探索由申请转入大学（专业）根据高考成绩、大学学业表现、本校（专业）测试成绩决定录取转入学生，给大学生二次（甚至多次）选择大学、专业的机会。社会对无碍高考公平的转学，也应该更加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