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母亲群体就北京警方取缔‘六四’集体祭奠，表达抗议，并敦促有关部门取消这种无理要求。(志愿者提供)
六四事件37周年前夕，北京“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收到北京市公安局通知，今年6月4日不准他们前往北京万安公墓祭奠亲人，也不准举行以往例行的悼念仪式。遇难者家属6月1日发表抗议书，指当局要求违背宪法、法律及基本人性，并要求撤销相关限制。这是六四难属30多年来首次被禁止前往公墓祭奠亲人。
本台获得的抗议书显示，近日北京一些“六四”遇难者家属收到北京市公安局下属机构通知，2026年6月4日不许“六四”遇难者家属到万安公墓进行个人或集体悼念，不许宣读悼词，不许发布悼念照片。抗议书称，北京市公安局的这种无理要求，违背国家宪法、法律及基本人性，遇难者家属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并敦促有关部门取消这种无理要求。
天安门母亲成员张先玲星期二（6月2日）告诉本台，北京市公安局今年不准他们前往万安公墓祭奠六四遇难者，也不准举行以往例行的悼念仪式。她说：“他们现在不让我们去万安公墓了，也不让念祭文、悼词，这些以前例行的动作都不让做了。现在连去都不让去了，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三十多年 六四难属首次被禁入公墓祭奠
数十年来，天安门母亲群体每逢6月4日，都在警察陪同下前往万安公墓祭奠，并宣读祭文、悼词，缅怀亲人。对于官方突然禁止家属去公墓祭奠，张先玲表示，当天派出所所长到她家。她说：“我在家里闷得慌，心里也不舒服。反正这边每天都有岗，今天所长也来了，我说所长都来了，那你陪我出来玩吧。他就开车带我到奥森公园转了一圈。”
自4月28日起，天安门母亲群体就被公安和社区人员监控。张先玲说：“我这地区28号就上岗了，社区口两个保安，楼下两个警察，还有两辆车，一辆警车，一辆民警车，防备得很严，接外媒记者的电话就更甭提了。”
张先玲是六四死难者王楠的母亲。多年来，天安门母亲群体持续要求公布六四真相、追究责任，并给予死难者家属赔偿。每年六四前夕，天安门母亲成员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看管，外界联系和日常出行受到限制。
北京多人被上岗或旅游
北京异议人士吴先生对本台说，当局今年禁止天安门母亲祭奠亲人，太残忍了：“亲人无缘无故被开枪打死，过去还能祭奠，三十多年了，现在连去公墓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哎，消息太突然了。”
吴先生还说，这次很多人被限制自由：“高瑜25号就被带走了，季风去了桂林，还有律师莫少平、浦志强，吴强、何德普、查建国、老鬼、张丽娜、马力诚、胡佳、刘迪、李蔚等被上岗。”
湖南株洲多位维权人士表示，他们最近使用翻墙软件VPN时发现，自上周开始，翻墙越来越困难。其中邱志告诉记者：“最近翻墙难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有几个研究翻墙软件的朋友说，最近十几天，翻墙有些难度，有人用外国的VPN也出现断断续续的情况，经常连不上网，到后半夜情况好一点。每天上午9点到午夜12点最难翻墙。”
多地网民翻墙受阻
邱志说，往年六四期间也存在这种现象，但没有这次严重。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何先生告诉记者：“我们这里翻墙也很困难，警察派人在楼下值班，经常打电话给我，叫我不要尝试翻墙，还说他们能测到我们翻墙。”
何先生说，上周起，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陆续被公安控制：“廖双元、申有连、曾宁，还有黄燕明，有的被带到郊区强制旅游，有的被上岗，出狱后的陈西、杨绍政（大学教授），一直被严密监视，尤其是陈西，不管到哪里，警察都紧盯着他。”
过去30年，贵州人权研讨会十多名成员长期受到当地公安监控。每逢全国两会、六四前后，廖双元、陈西等人都会被当局列为“重点人物”，看守人员几乎形影不离。
在浙江杭州，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成员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控制。其中，2004年出狱的陈树庆和最近出狱的徐光均被国保警告，六四期间不得翻墙，更不能发表言论或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徐光的友人告诉记者：“徐光刚出狱，他在监狱里面长期绝食，身体很差，他是一个坚持每年六四期间会绝食的人，我们非常担心他的健康情况。”
六四记忆仍被管控
1989年6月3日至4日，解放军戒严部队向争取自由民主的学生开枪，造成重大伤亡，至今外界不知具体伤亡人数。30年来，天安门母亲群体要求中共公布真相、追究责任、赔偿家属。每逢周年前夕，六四难属、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和部分前政治犯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看守、约谈、上岗或强制旅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