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gine几乎每周都会在 Instagram 上传照片，定位都在迪拜。有时是商场里的快乐蜂炸鸡店，有时是雇主家附近的夜景，也有时只是休息日一杯咖啡。她总会把滤镜调得很亮，再发回菲律宾老家的家庭群组。
但战争开始后，她第一次上传照片时关掉了定位。她说母亲最近每次看到新闻，都会问她是不是也在那些被导弹袭击的地方。对Regine来说，战争最先改变的不是工作，而是她和家人报平安的方式。
本轮美伊以冲突升级后，海湾多国陆续公布因空袭与导弹拦截碎片造成的平民死伤名单。令人意外的是，在部分公开案例中，外籍劳工占据了极高比例。在海湾合作委员会（GCC）部分国家公布的15名平民死亡案例中，有12人为来自南亚与东南亚的外籍劳工，占比达到80%。
他们有人死于工业区宿舍附近的爆炸冲击，有人在夜班途中遭遇坠落碎片，相比不断滚动更新的导弹轨迹与外交声明，这些名字很少真正进入战争叙事。但他们并不是突然出现在海湾的。过去几十年里，数百万来自南亚与东南亚的劳工进入阿联酋、沙特、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他们分布在建筑工地、港口、医院、餐厅、商场与家庭内部，承担着海湾城市最基础、也相对最底层的劳动。
海湾地区承载着数以千万的亚洲劳工，而他们的汇款又支撑着无数的家庭。当这片区域出现动荡，牵动的不只是地缘政治，还有一条横跨大陆的经济链条。而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也随之浮现：是什么样的结构，让去与留的选择变得如此复杂？
美以伊战争开始后，受到战火侵袭的海湾都市居民住宅楼 Cr. 作者友人
二、为什么他们不断走向中东？
Regine并不是没有想过留在菲律宾。她28岁，英文很好，在本国念过研究生。这样的学历和语言能力，原本足以让她期待一份体面的工作。但现实并没有给她太多选择。她说，家乡没有合适的岗位，去马尼拉也未必好到哪里去。
相比之下，迪拜的家政工作虽然辛苦，却能更快换来一份稳定收入。像Regine这样的人并不是少数。菲律宾的就业市场容不下他们的学历，而海外的厨房、客厅、医院、商场和机场，却始终需要人。
在菲律宾，海外劳工已经成为国家经济结构的一部分。根据菲律宾中央银行数据，2024年菲律宾海外劳工汇款超过38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58亿元），长期占GDP约8%至9%。在许多菲律宾家庭里，家里有人在海外工作早已是一种日常现实。菲律宾政府甚至长期设有专门的海外劳工管理机构，从培训、语言课程到劳务中介与出境程序，出国工作已经形成一套成熟体系。
外籍劳工部是菲律宾政府重要的国部级单位 Cr. Kuwait OFW
这种文化甚至会代际延续。一些菲律宾孩童从小看着父母在海外工作长大。有人一年只能见母亲一次，有人从小由祖父母带大。等他们成年后，又继续走向海外。即便拥有大学学历，也有人选择出国做看护、服务业甚至家政工作。相比本地有限的薪资，中东能够提供数倍收入。
印尼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作为全球最大的穆斯林人口国家，印尼与海湾国家长期存在宗教与社会联系。对许多普通家庭而言，去沙特不仅意味着收入，也意味着离朝觐梦更近一步。家政工作的薪水，往往被规划为未来某天前往麦加的路费。与此同时，印尼女性的穆斯林身份本身也是一种竞争优势，因为当地家庭倾向于雇佣同属穆斯林的家政工。宗教动机与市场需求的叠加，使中东长期成为印尼女性家政工的重要目的地。
而在南亚，劳工输出与整个国家经济的联系更加直接。尼泊尔、孟加拉国、巴基斯坦虽然国情各异，但面临的结构性困境惊人地相似：高失业率、货币贬值、外汇压力，以及海湾国家对廉价劳动力的持续需求。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尼泊尔海外汇款规模长期接近GDP的25%至30%；孟加拉国仅2023年就有超过130万劳工赴海外工作，其中绝大多数流向海湾。从输入端看，海湾国家也早已成为南亚劳工最重要的目的地之一。海湾国家约有3500万外籍人口，其中南亚劳工占据相当大比例：印度人在海湾约有900万至近千万规模，巴基斯坦与孟加拉国劳工均达到数百万，尼泊尔劳工也超过百万。多数人从事建筑、物流、安保、服务业等蓝领工作。
在中东都会街上随处可见的外籍劳工，他们几乎来自于南亚地区 Cr.作者
这意味着，海湾并不是这些国家劳工迁徙的偶然目的地，而是一条早已规模化、制度化的主要去向。宗教因素同样强化了这一迁徙方向。相比欧美，中东在语言、饮食、宗教习惯上更易进入，也更容易被家庭接受。
来自孟加拉国北部村庄的Rafat，就是这条路上的一个普通身影。他去卡塔尔之前，家里把仅有的半亩地抵押了。中介费、签证费、机票，加起来是一笔他打工整整一年才还清的数目。他说他不后悔，因为那笔钱让弟弟治好了病。但他也说不清，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回去把那半亩地赎回来。
在这片土地上，像Rafat一样的人不是少数。很多人真正抵达中东之前，就已经先欠下一笔债。出国务工不是选择，而是为数不多的出路。于是，过去几十年间，一种特殊而稳定的区域迁徙结构逐渐形成。海湾国家需要大量外来劳动力维持城市扩张与服务业运转；而南亚与东南亚多个国家，则不断向外输出那些本地无法吸纳的年轻人口。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是为了战争来到这里。最开始，他们只是为了生活。
三、被锁在雇主抽屉里的中东外籍劳工护照
Siti在沙特做住家家政工。她的房间不大，准确地说，更像是雇主家厨房旁边隔出来的一小块空间。她每天清晨起床，准备早餐、打扫房间、照顾老人，有时一直忙到深夜。
有一次她发烧，原本想休息半天，但雇主家老人当天要去医院复诊。她最后还是推着轮椅出了门。她说，那天自己一直在出汗，不知道是因为天气太热，还是因为身体真的撑不住。在沙特的九年里，她的护照一直存放在雇主的抽屉里。她不是没想过离开，但也需要原雇主签字，而中介费早已在来的第一年就还完了。那一年，她几乎没拿到什么钱。
住家家政工们的工作与生活很难真正分开。她们住在雇主家里，也就意味着几乎随时可能被叫到。休息日是否稳定、手机能不能自由使用、护照由谁保管，很多时候都取决于雇主。对于大多数外籍劳工而言，中东并不只是工作的地方，而是一张森严的社会等级网。
这种高度依附性的劳动关系，在海湾传统“卡法拉制”下尤其明显。“卡法拉制”（Kafala System）是海湾多国长期实行的一种外籍劳工担保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劳工的合法居留权直接绑定于特定雇主——即担保人。雇主不仅提供工作，还掌握着劳工能否留在该国、能否更换工作、甚至能否离开的核心权力。尽管部分海湾国家近年已推动改革，但在现实层面，许多劳工依然面临转工困难、离职受阻等问题。
对于建筑工、清洁工、保安和物流工人而言，困境则更多发生在户外与宿舍。高温、长工时、拖欠工资、拥挤住宿，是海湾劳工长期面对的问题。许多人住在远离城市核心区的工业区宿舍，每天由巴士或者卡车送往工地、港口或商场等地。
战争让这些本就存在的脆弱处境变得更加危险。导弹与拦截碎片并不会区分谁是本地公民，谁是外籍劳工。但不同社会等级的人，拥有的躲避空间并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在战争伤亡名单中，外籍劳工会显得格外刺眼。他们不是因为更接近政治冲突而受伤，而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地点、居住空间与身份处境，让他们更难远离风险。
对Siti来说，战争并没有让她立刻停工。她仍然要做饭、打扫、照顾老人。只是现在，每当手机弹出新闻提醒时，她会下意识看一眼城市名字。她担心的不是某一个未曾听说过的战场，而是自己明天还能不能出门。
利雅得街头成群结队出门采购的印尼女佣 Cr. Fayes Nureldine
四、战争改变的，不只是安全感
战争带来的改变，并不总像爆炸那样直接。更多时候，它会以一种隐性的方式进入劳工们的生活。
朋友办公楼的菲律宾清洁工 Maria 在阿联酋工作已经第五年。她每个月约2200迪拉姆（约合人民币4075.28元）的工资，大部分都会汇回菲律宾老家，用来负担弟弟的学费和母亲的糖尿病药物。冲突升级后，她开始比以前更少花钱。休息日若非必要，她尽量不再外出，也暂时取消了原本计划寄回家的额外生活费。她担心，如果局势继续恶化，雇主未来可能会缩减开支，甚至提前结束合同。
而在菲律宾老家，变化已经开始出现。母亲最近减少了去诊所复查的频率，因为家里开始担心，未来汇回来的钱会不会变少。Maria没有把这些担心说得很重。她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母亲，最近外面有点乱。她没有说的是，自己也开始反复计算：如果合同提前结束，家里还能撑多久。
国际人道主义分析机构 ACAPS 在近期报告中指出，持续冲突已开始影响部分南亚与东南亚国家的汇款稳定性。对于尼泊尔、孟加拉国、菲律宾等高度依赖海外收入的家庭而言，一旦工资中断、工地停工或劳工撤离，受到冲击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家庭的生计。
这种影响并不总是立刻显现。它可能只是一次迟到账的汇款，或者一个家庭开支计划的悄然调整。有人开始更谨慎地消费，有人频繁刷新新闻关注局势变化，也有人开始重新考量自己的去留。但最终，大多数人选择了继续留下。这个选择背后，是一道并不复杂的算术题：离开的成本与留下的风险，哪个更可控。
在战争阴影之下，很多劳工真正面对的，并不只是是否安全。而是：如果离开中东，他们还能靠什么生活？
五、从海湾到亚洲都会：不同的城市，相似的劳工链
如果把目光从海湾移开，会发现中东并不是南亚、东南亚劳工唯一的目的地。新加坡、香港、吉隆坡，同样是他们外出务工的重要方向。
高楼、机场、商场与中产家庭的日常运转背后，也站着大量来自印度、孟加拉国、菲律宾、印尼与尼泊尔的外籍劳工。仅新加坡，就有超过140万名工作准证（Work Permit）持有者，其中大量来自印度、孟加拉国、菲律宾与印尼。
新加坡有大量来自南亚和东南亚各国的劳工，服务于城市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Cr.作者
新加坡和香港有更完善的劳动制度和城市治理，而海湾国家的劳工体系则显得更“成熟”。但对于许多底层劳工而言，他们的生活依然高度依附于雇佣关系。工作签证、居留身份、收入来源，甚至很多时候的居住空间，都与雇主紧密绑定。这是亚洲都会与海湾国家之间最相似的地方：富裕城市需要外来劳动力维持运转，而南亚、东南亚许多家庭，则需要远方寄回来的工资维持生活。
不同之处在于，亚洲都会中的劳工风险更多来自失业、债务、工伤、欠薪与身份续签；而在海湾，战争让这些原本已经存在的不稳定，又多了一层突发性。它不一定立刻改变劳工的身份，却会改变他们对未来的判断和决定的选择。
因此，海湾并不是一条孤立的迁徙路线，而是亚洲跨国劳工体系中风险更高的一端。战争真正照见的，正是这条横跨南亚、东南亚与中东的劳工链。它平时隐藏在签证、宿舍、汇款、雇佣合同和一通通报平安的电话里，直到危机发生，才突然变得清晰。
六、战争照见的，不只是战争
后来，Regine还是会发照片，照片看起来和过去没有太大不同，只是定位不再出现。她仍然每天工作、休息、汇款，等待下一次和家人视频。像她一样，Rafat、Siti、Maria，以及更多没有被写进新闻标题里的南亚与东南亚劳工，也仍然留在海湾。
他们留守中东，不是因为不了解风险。事实上，从卡塔尔世界杯期间持续曝光的劳工死亡新闻开始，海湾国家恶劣劳动条件的问题就早已进入全球舆论。关于高温作业、护照扣押、宿舍条件与意外事故的报道，在过去几年里反复出现。但是他们的生存空间，从离开家乡的那一刻起，就被压缩成一条窄路。而战争，只是让这条路变得更窄。
卡塔尔世界杯开幕前虐待劳工的新闻频传，成为国际焦点 Cr.国际媒体
这一次，随着导弹落向了海湾，战争也击中了一条横跨亚洲的脆弱链条：一端是依赖外劳维持运转的海湾城市，另一端是依靠汇款撑起日常的南亚与东南亚家庭。海湾国家需要他们的劳动，他们需要海湾的工资。过去几十年里，这种关系早已超越了简单的“出国务工”。
在这个链条上，最细弱的环节往往承受着最大的压力。它连接着家庭、债务、教育、迁徙与整个亚洲的人口流动。
战争没有切断这条链。它只是第一次，让更多人看见了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