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这是方嘏德在中国的时候的一张合影
（德国之声中文网）Gudrun Alber是她的德语名字。1948年出生的她，在奥地利蒂罗尔山区由外祖母抚养到三岁。她的母亲在英国认识了她后来的中国继父。三岁的她随着母亲和中国继父，乘船前往中国沈阳，那是1951年。
她的中国父亲在沈阳金属研究所得到一个职位。这位中国父亲给她起了个中文名字，叫方嘏德。她说，嘏是幸福的意思。
与家人一道，她在中国度过了童年，也经历了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下乡劳动等等。她说，自己的童年，“虽然经历了很多事情，但回想起来还是一个很快乐、很愉快的孩子。因为家里条件也不错，父亲母亲对我们都很好，邻居也不错，同学关系也都很好”。
她在沈阳上小学、中学。帮农民收割、挖老鼠洞找大米、挖粪肥、打苍蝇上交、插秧，她都做过。她说，那时候“我好像不知道为什么，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不怕，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喜欢做”。
作为当时唯一在沈阳的欧洲小姑娘，她走到哪儿，大家都看她，“从头看到脚”，但她的同学保护她。
1966年文革开始，她成为了红卫兵，这样“可以保护我的父亲和母亲”。为此，她去沈阳外事处，说她在奥地利蒂罗尔山区的外祖母是贫农，请他们开个证明——毕竟，她的同学说她的中国父亲出身地主，属于黑五类。拿着外事处的证明，她当上了红卫兵。
为了防止被抄家，方嘏德的母亲不得不烧了从奥地利带来的一幅玛丽亚画像。她的父亲作为知识分子，天天要戴着牛鬼蛇神的袖标。她还是经历了抄家，父亲被怀疑是特务，被一个派别带走。另一个支持她父亲的派别得以解救他，让他能回家，“没有受到皮肉的冲击”。
方嘏德讲述，她曾亲眼目睹十四、五岁的初中生，用自行车链条抽打据说是小偷小摸的人，抽打他们的头和身体。她自己的老师也受到殴打，被关在地下室里，“浑身是脓包，很可怜。我后来都不敢过去，那个地下室、那个窗户口、那一条路，我都不敢走。每次走到那个地方。我就心疼得要死”。
她说，刚开始，她自己的父亲也怕她。那时候“吃饭之前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要跳忠字舞，然后再开始吃饭。好多同学家里都是这样。我父亲就问了，我们家要不要这样做，我说不用。”方嘏德对父亲说，我们家就是我们家，“你们永远是我的父亲母亲，不要怕我”。
文革开始，她成为了红卫兵，这样“可以保护我的父亲和母亲”
她曾经历沈阳的武斗。
在纺织厂工作期间，上完难熬的夜班，一大清早，还有领导来要进行政治学习。她提前走，却被拦下，领导说，要把她培养成“第二个白求恩”。
临离开中国、要去奥地利之前，她被贴了大字报。在外事处的干预下，大字报被拆了。
1972年，方嘏德离开中国，回到奥地利，在那里读了大学、结婚、工作。后来，她的母亲以及两个弟弟、中国父亲相继也来到奥地利。
1974年，她第一次回到中国，那年是奥地利工业展览会在中国举行，她为奥地利代表团做翻译。后来她又多次回到中国。如今，她与家人生活在维也纳。
在接受德语媒体采访时，她和家人曾讲述过，回到奥地利后，对他们来说，适应生活是十分艰难的。此次德国之声对她的电话采访，则主要请她讲述了在中国的岁月。她用中文接受了采访。以下是采访的详细内容，因篇幅较长，分为上下篇。
上篇：红卫兵、劳动与“第二个白求恩”
方嘏德女士，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您是1951 年去的中国，当时您3 岁。那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我是听父母说的。那个时候是因为我父亲——我的中国父亲在英国留学，认识了我妈妈，后来他们就结婚了。结婚了以后，我父亲就说，一定要把我带到中国去。
我妈就给我外婆写信，说要把我带到中国，我外婆说不行，中国那么远，她说这个外孙女儿就留在我这儿，你自己去吧。
我父亲考虑到，因为毕竟是母亲的孩子，我的父亲就觉得我妈妈应该把我带过去，他有责任抚养我。妈妈就又写了一封信问外婆，外婆还是不同意。后来我父亲又恳求我妈再给外婆写一封信，说绝对不让我妈和我在中国受苦，他保证。
就这样，外婆看了第三次那封信，就感动了，同意了让我去中国。因为我生下来八个月的时候，我妈妈就去英国了，外婆把我带到三岁，还是有感情的。
然后妈妈就回到奥地利那个农村把我接走了，先到英国，然后我们坐船到中国，好像是一个月在船上。
因为我当时说德语，父亲母亲他们说英语，父亲还有一些同事、朋友都讲中文，所以一下子对我来说三种语言都在头脑里，我当时什么话都不说，就这样到了中国。
方嘏德当纺织女工的时候图像来源: Privat
到中国之后，您童年的记忆如何？
到中国后，我大概四岁、五岁就到幼儿园去了。
我奶奶、还有一个姑姑也过来了，跟我们住。那个时候我父亲当时的工资给得很高，207元。我们家吃的方面、生活条件跟其他人比，那真是好上加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时候是政府照顾我们。
我跟奶奶、姑姑住在一套房间，妈妈、父亲跟弟弟住在一套房间，就是隔壁。后来，1955 年我就上了小学。
在幼儿园，我很快就学会了中文，后来跟妈妈就说中文，不说德文了。妈妈要买菜的时候，她说德文，我给她翻译成中文。刚开始是这样。后来我母亲很好学，她进了扫盲学校，夜校，开始学中文。好像 1953 年、1954 年的时候，她就在中国科学院沈阳金属研究所图书馆当图书馆管理员。妈妈很快就学会了中文。
小学的时候，我们住的大院里有好多跟我同龄的小朋友，我们一起去上小学。到现在我还跟小学同学、中学同学、高中同学都有联系。
小学的时候，我记得 58 年大跃进的时候，我们要去捡废铁，把家里不用的废铜废铁都拿到学校去捐送，那不是大炼钢铁吗？我父亲是搞冶金的，他跟我说炼出来的这些东西质量一点都不行，但是没办法，当时是一种潮流。
然后就是三年自然灾害，59 年到 61 年。这个我们也度过了。还好我跟我妈是外侨。55 年以后，我妈的护照和我的护照就过期了，我们就属于无国籍。我在中国生活到差不多 22 岁才拿到奥地利国籍和护照。在中国生活的时候，我和我妈都是无国籍的。
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吃东西比较困难，买不到肉，买不到鸡蛋，都要用蛋票、粮票、各种食品票。我们是外侨，有照顾。我跟我妈一个人可以买 38 斤大米或者白面，其他人都是 22 斤。我父亲和两个弟弟好像一个月就 22 斤，还是粗粮，没有大米，没有白面，是苞米茬子、高粱米这些。我们还有鱼票、蛋票、牛奶票、糖票。油的话，我跟我妈一个人可以买一斤油，其他人一个月只有二两油。
所以不管怎么说，我们家当时没有怎么受苦。跟其他同学比，我真是享福了，真是享福了。看同学饿得要死，有的时候我在家里随便偷了一块馒头送给我同学。61 年以后就慢慢恢复过来了。
1972年在维也纳拍的照片图像来源: Privat被贴大字报
小学的时候，好像我 10 岁的时候，到农村去。我们学校每年都要到农村帮助农民收割。 有一年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到一个稻田地里去。 九月份，稻子都收割完了， 都摞在一起，要晾干。 因为很多老鼠、田鼠偷稻子，我们要把老鼠洞打开，把大米拿出来。 这个工作我们做过。 我跟着去了一个星期。 我们住在农村一个草棚里面，都带着行李，很高兴。 我们就去挖老鼠洞。 我怕老鼠，一看到老鼠，我就什么办法都没有。 我用皮筋把裤腿都绑紧了，怕老鼠钻到我裤腿里头去。 我们小学那时候挖了好像有两百多斤大米。 老鼠洞里很有意思。 挖了以后，洞里有米壳子，专门放一堆；大米都分开的，干干净净的。 那回我就高兴了。 我说我们每个人能拿一斤大米回家，可以有大米吃了。 我就这样想的。 结果第二天，等到回家以后、再到学校的时候，我就等着什么时候发大米。 结果没有，也没有人提这个事。 后来我就问了一个老师。 我说我们上个星期挖那么多大米，要不要分给我们每个同学一人一斤。 他说你傻孩子，这个我们都上交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老师都自己分走了，根本就没有上交。
那个时候，春天或秋天，还要挖粪肥。到水池子、河沟里去挖黑黑的泥巴，挖出来做肥，这些我们也都做过。小学的时候，每天要到马路上去捡马粪，用小桶装了收起来，上交到学校。还有打苍蝇，看谁打得多，把苍蝇收集起来，放在小盒子里交给老师，老师就数你打了多少。有的时候苍蝇装得火柴盒子一样一小盒。有一次我还去了院里一个养牛的地方，四五头牛，可以挤牛奶的，我看到那边苍蝇特别多，就一下子收了一大堆。
因为我长相跟中国人不一样——1959 年以前在东北有很多苏联专家，1959 年以后全部都走掉了。从 1959 年以后我就没有看到过欧洲人，好像还有一个苏联人见过一次，其他的欧洲人都没有见过。除了妈妈之外，当时在沈阳，我是唯一的欧洲小姑娘。所以我走到哪儿，我要进城啊，走到哪儿，大家都看我，从头看到脚，有些人还要摸摸我的头发。有的时候我也会发脾气，我就骂他，用中文骂他，他们说骂得跟我们一样，会中文呢。但是在我们同学之间——就是小学同学、中学同学，我要是外出、要下乡，外地的孩子都来看我，他们会赶他们的，我同学都保护我。我院儿里的同学、小朋友也会保护我，同学也会保护我。我怎么说呢，人缘不错，不跟人打架，也不跟人吵架，人缘不错，总是有人保护我。
方嘏德女士近照
中学时期
中学的时候，每年都有秋收。九、十月份要到农村去，有时一个星期，有时四个星期。还有插秧，是五月份。每年两次，每次我都去。
我记得初中三年，去了六次农村，帮农民收割或者插秧。我都去，也都挺高兴的，跟同学一块儿去参加这些活动。我挺卖力的，好像挺能吃苦的。有些同学挺娇的。我好像不知道为什么，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不怕，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喜欢做。
插秧的时候有很多吸血虫，一会儿腿擡起来，两三根就在腿上。我就怕，就叫。后来同学、老师就告诉我不要叫、不要叫，拍几下它就掉下来了，不能拉。后来抹了一种油，好像是红色的油，好像是灯油那种，抹上去以后，吸血虫就不咬了。
下乡结束回家的时候，要把铺盖、衣服都卷起来，打成行李包背着。我们住在农民家里，一边炕是他们自己住，另一边是我们住，七八个姑娘住一大炕。老师告诉我们，农民家的东西什么都不能拿，一针一线都不能动。我就站出来说我做不到，因为虱子、跳蚤都跟着我。我被咬得一塌糊涂。我睡在炕头，炕头热，很舒服。结果跳蚤、臭虫一大堆都跑到我身上，咬得我一塌糊涂，好多好多包。
中学的时候基本就是插秧、秋收，还有割稻子。插秧一般是女同学做得快，男同学弯腰时间长了就腰疼，女同学反而没什么事。现在的年轻人没做过这些事，其实这种锻炼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后来上了高中，高中的时候也下乡。但后来就不让我下乡了。因为我到了 18 岁，算是成年人了。在沈阳，从城中心到 50 公里的范围以外，外国人不能随便去，要有外事处的证明。我记得高一第一年秋天我申请到了，下乡去了，后来就不给我批了。
文革一开始，我就进了工厂，到工厂里去开车床，帮助工人做一些事情。那也是一个星期住在工厂里。
文革您是如何经历的呢？
1966 年5 月 16 号，那一天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天说学生晚上 7 点、7 点半要到学校去听重要广播。我父亲、母亲在研究所里工作，也要到办公楼去听广播。那个时候就宣布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个我记得清清楚楚的。
对我们年轻人来说，那时候我觉得好多同学都好高兴。不用考试了，不用做作业了，多开心，天天玩。后来就开始有大串联，开始参加红卫兵。
那时候开始分什么黑五类、红五类。我被打进黑五类，因为我父亲的父亲是地主，他们就给我写成分是地主。我想想觉得不对劲，我又没有拿中国国籍，是无国籍，我又是在奥地利出生的，为什么给我打成地主成分。
我没跟父母商量，一个人跑到沈阳外事处，找他们领导。我说我外婆在阿尔卑斯山乡下，有一小块菜地，种点菜，卖卖菜，这样维持生活。这属于贫下中农。我说你给我开个证明，学校里有同学说我是地主出身。他们说可以，给我开了一个贫下中农的证明。
我拿着这个单子回到学校。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到了 6 月份，5 月 16 号以后，好像是7、8 月份开始大串联，我的同学都没人上学了。我通过另外一个同学就加入了红卫兵，因为我知道我要加入红卫兵，我可以保护我的父亲和母亲。
我也去串联了，去了大连，又去了长春。后来周恩来宣布外国人不介入中国文化大革命，我就回来了。
您在文革中经历或目睹过暴力吗？
文革期间，66 年 6、7 月的时候，我们班同学说要去抄我们班主任的家。班主任是语文老师。我跟同学们一块儿走，走到半路，我越想越不对劲。我对这个老师印象特别好，他帮过我很多，他的课我很喜欢听。我就想到父亲说要尊敬老师，老师是教养，是应该得到尊敬的，不应该侮辱老师。我就跟同学说你们去吧，第一，我没有拿过中国国籍，我是无国籍的人。第二，周恩来说，外国人不加入文化大革命。然后我就走了。后来我才知道，同学到了老师家，把老师家的书、杂志和一些东西都弄到院子里烧了。
那时候真的很可怕，文革期间真的很可怕。
有一批初中生，十四五岁，从北京开着大卡车到我们学校来，要开批斗会。他们抓了一些人——以前有一些被称为“破鞋”的人，还有小偷小摸，抓了四五个，把他们绑起来，站在卡车上。年轻的小姑娘、小伙子拿着自行车铁链子照他们头上、身上抽。我就在下面看，心疼得要死。我就在想，怎么能这样打人。但是那个时候不敢说话。你要是表现出来，你也会被拉上去打。
后来回家，我就跟我妈说了这些事情。我妈跟我说，你就不要想，也不要说，忘掉最好；以后看到人多的地方不要过去凑热闹。
文革期间，学校里有一个历史老师，这个历史老师知道的东西很多，但是对学生要求很严格。
你要是没复习、回答不出来，他就拿粉笔头往你头上打。所以很多同学恨他，文革期间他也被斗了。
有一天我在走廊里看到红卫兵把这个历史老师拦住，不让他走。他们把他的手表抢走了，让他把皮鞋脱下来，也拿走了。后来这个历史老师被关到学校地下室，也被打，浑身是脓包，很可怜。
我后来都不敢过去，那个地下室、那个窗户口、那一条路，我都不敢走。每次走到那个地方。我就心疼得要死。
那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太多了。年轻人造反，天不怕地不怕，好像自己是老大，别人都得听他们的，一点教养都没有。还有一些朋友，自己也是打母亲，在家里批斗自己的母亲，因为母亲是知识分子，或者批斗自己的父亲，就是为了好像当红卫兵，要表示自己多进步。这些东西不可想象，不可想象。
我父亲也怕我。刚开始的时候，我父亲也怕我，怕我会批斗他。
那时候每天早上要念毛主席语录，要背毛主席语录，吃饭之前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要跳忠字舞，然后再开始吃饭。好多同学家里都是这样。
我父亲就问了，我们家要不要这样做，我说不用。我说，我们家就是我们家，父亲是父亲，母亲是母亲，你们永远是我的父亲母亲，不要怕我。我不会针对你们的，我也不会针对其他人的。
那个时候，我父亲当时也挺怕的。年轻人造反。因为父亲是知识分子，文革期间也是背了什么牛鬼蛇神的帽子，也要到什么劳改队里去劳改。当时知识分子都进了劳改队里。
天天好像是扫大街，烧锅炉，做这些工作。要么就是我们院子里居民楼的窗框，要粉刷油漆，就他们来干。十年没有搞研究，文化大革命真是浪费了很多很多有才华的人。
当纺织工人与“第二个白求恩”
66 年、67 年、到68 年的时候，同学们都说要下乡，到农村去。我没有被批准下乡，我就很生气，写了一份申请书，说我要像同学一样，为了建设农村，到农村去，当知识青年。后来好像还受到领导的表扬，说我这个心他们已经领了，但外事处不让我下乡，我属于外国人。
我那时候真积极，真想下乡，因为好像我跟同学关系都挺好的，我不想离开他们，都想跟他们在一起。
68 年底，把我分配到沈阳第二纺织厂——这个厂现在没了。我当纺织女工，学徒工，一个月 17 块钱。我父亲就跟我说，两块钱你自己留着零花，15 块钱全存起来，没钱你跟爸爸要。所以我那个时候，每个月 15 块钱都存到银行里，就留两块钱。
当那个纺织工，也挺开心的。当时一个年轻的女师傅教我，人特好，我特喜欢她。然后慢慢的，刚开始，我就觉得我挺卖力的。后来我发现好多师傅，她们都抽烟。一抽烟就休息半个小时，过一会儿又去休息半个小时。我就是七个半小时干下来，中间半个小时有吃饭的时间。后来我也学会了，有的时候我也想偷懒。
我们是三班倒，一个星期当时都是六天上班。夜班很难熬，晚上十点到早上六点。上了半年以后，这个夜班就特难熬。然后我就想了办法，怎么办呢。有一天我就去纺织厂的卫生所，我也不知道我说什么，我就想逃，就是旷工。我对那个医生说，我拉肚子，你给我请一天假。他知道我上夜班，然后他说，我给你三天假好不好。我说，你就给我一天，我都不敢要三天。他知道，看出来我想偷懒，他想帮帮我，因为我一个外国人。他想帮帮我，我还没敢要。就那么一次。
夜班下班以后，我们还不能回家，一定要坐在那儿，还要政治学习。就来了领导，他们晚上睡好觉，过来给我们念报纸。我们困得要死，还得坐在那儿听他。有的时候我就提前走了。后来那个领导发现了。有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六点半我要赶着回家，他们把大门关了，把我拦住了，不让我回家，让我去政治学习。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三个男人拦着我，都是领导。然后我就想尽一切办法，我就哭出来了，我使劲逼着自己哭，要吓唬吓唬他们。后来他们还是让我走了。
后来他们又找我谈话，说他们要培养我，第二个白求恩。白求恩是加拿大人，说我是外国人，也可以培养第二个，好像要出名什么的。我就跟他们说，我不听这个，我就回家，我不参加政治学习了。
采访的第二部分，请看 下篇：大字报、“鸡蛋人”与沈阳的武斗
下篇：大字报、“鸡蛋人”与沈阳的武斗
（德国之声中文网）Gudrun Alber是她的德语名字。1948年出生的她，在奥地利蒂罗尔山区由外祖母抚养到三岁。她的母亲在英国认识了她后来的中国继父。三岁的她随着母亲和中国继父，乘船前往中国沈阳，那是1951年。
与家人一道，她在中国度过了童年，也经历了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下乡劳动等等。
1966年文革开始，她成为了红卫兵，这样“可以保护我的父亲和母亲”。
她曾经历沈阳的武斗。
1972年，方嘏德离开中国，回到奥地利，在那里读了大学、结婚、工作。后来，她的母亲以及两个弟弟、中国父亲相继也来到奥地利。
如今，她与家人生活在维也纳。
在接受德语媒体采访时，她和家人曾讲述过，回到奥地利后，对他们来说，适应生活是十分艰难的。此次德国之声对她的电话采访，则主要请她讲述了在中国的岁月。她用中文接受了采访。以下是采访的详细内容，因篇幅较长，分为上下篇。
下篇：大字报、“鸡蛋人”与沈阳的武斗
您为什么决定回奥地利？
从小我妈就跟我说，你的前途、你的将来是欧洲。我妈一直灌输我，让我回到欧洲来。
我当时在工厂里上班，隔壁的工厂是一个机械厂，男工人比较多。我师傅经常来给我说媒，隔壁那工厂有个小伙子看上你了，要不要我给你拉拉线，做个媒人。我说不要不要不要。那个时候我二十岁了，大家都来给我说媒，可吓死我了。我从来没有说我在中国要成家立业，因为我看到我那些同事，结婚了以后生了孩子，56天就背着小宝宝到工厂里去上班，好辛苦。我就想，不行，我绝对不能在中国扎根，我绝对不会找一个中国人当做丈夫。我从来没有这个想法。
因为我在中国，一举一动，大家都在看我。我长得是欧洲人的样子，蓝眼睛、黄头发，在中国特别显眼。如果我在中国要找个对象，那就得出去看看电影、压压马路、逛逛公园；如果不成的话，就会被说成是“破鞋”。所以我在中国一个男朋友都没有，也没有这个想法。
被贴大字报
然后我快要离职的时候，好像离职的第二天，工厂里给我贴了大字报。整个走廊里，那个长廊里头，都是大字报，都贴我的，说中国人民给我养育成长，然后我现在要享受资本主义的生活，要到欧洲去，要到奥地利去，要到国外去，就是写的那些东西，好像是我没良心怎么怎么的一大堆。有一个纺织厂里认识的一个朋友，挺好的，跑到我们家来告诉我，说今天工厂里贴了好多好多大字报，关于你的事儿，批评你。我一听，我也没有做什么坏事，脚正不怕鞋歪。
第二天，我就到了沈阳的外事处，找他们的领导人。我就提出来，第一个，周恩来说，外国人不介入中国文化大革命，为什么给我贴那么多大字报。我也没有做什么坏事情。外事处的人劝我，说不要着急。那个时候已经同意我回奥地利，但还没有完全批下来，他们也很小心。然后说你不要放在心上，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就直接派了人到了工厂，把那个大字报全撕掉了。
之后工厂领导给我父亲打电话，说到我们家来，跟我赔礼道歉。我父亲跟我说，你今天下午在家里待着，厂里的领导过来看看你，给你赔礼道歉。我一听，一气之下就走掉了。我说我不听他们的赔礼道歉，都是装的。我不理他们，来了三次，我都跑掉了，没有接受他们的道歉。
我们家我父亲呢，在文革期间，皮肉上没有受到冲击，妈妈也没有受到冲击。妈妈一张大字报都没有得到。因为妈妈人很好，我妈妈性格很好，不跟人翻脸，吵架什么的都没有。所以我们家就算是跟当时在中国的很多欧洲人家庭比，那我们真是不错的，没有受到皮肉上的冲击，精神上是有的。当时那时候知识分子都受到冲击。
老外的称呼
你说我为什么要回奥地利来，因为我长得就是欧洲人的样子，在中国虽然我说中文，我到哪儿去都是（外国人）。还有当时在中国，我们一些邻居还是同学，在我背后都叫我黄毛子、大鼻子杂种，当我面叫我名字，背后都是黄毛子、大鼻子杂种这些东西。
在奥地利，有一次我在中国餐馆去吃饭，我跟老板娘很熟。那天刚开门，有一对夫妇是中国游客，他听我说中文，就跟老板娘说，这个老外会讲中文呢，讲得这么好。然后我就对那个中国人说，在这里你不能叫我老外，你们是老外。我说你们中国人在公交车上，在欧洲什么地方，一说就是老外怎么怎么的，好像到处都是他的国家，挺有意思的。
我先生就说，有一次，——因为他原先在大学里教书，搞过一次好像是一个课题，叫包装学，他就说，我太太这个包装是欧洲式的包装，里面的货是中国货，你明白吗，就是我的想法，我的思维都是中国的，长相是欧洲人。
很多在欧美长大的华裔孩子，人家称他们叫什么人，你听说过没有，对，对，香蕉人。我当时就想，我是什么人呢，我想一想，我是鸡蛋人，煮熟的鸡蛋，外面是白的，里面是黄的，我就称我自己是一个鸡蛋人。
我还是说，中国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都有好的地方，我都维持着。所以说我的童年，虽然经历了很多事情，但回想起来还是一个很快乐、很愉快的孩子。因为家里条件也不错，父亲母亲对我们都很好，邻居也不错，同学关系也都很好。所以我回想起我的童年，一直都是很愉快的。
后来我在奥地利读了大学。也结婚了，工作，一直到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我的命挺好的。我没有受过那么大的苦，想做什么，好像就都能做到，就能得到。
我在奥地利的时候，也在大学里教过中文。
我的中文名字是我父亲从《康熙字典》里给我找出来的。他跟一个朋友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用哪个字。那个“嘏”字，是一个很少用的字，意思是幸福。“德”就是道德的德。所以这个名字的意思，一个是幸福，一个是道德。
后来我也常常回中国。我自己算了一下，大概去过二十多次，二十四次、二十五次。1972 年我回到维也纳，1974年跟一个工业展代表团在中国，在北京的工业展览会上做翻译。1974 年是第一次回中国，最后一次是 2018 年。
Helmut Opletal博士在《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毛泽东时代中国的个人崇拜与红色印记》一书中采访了您，您提到您的母亲在文革中曾不得不烧掉一幅玛丽亚画像，以防被抄家。小的时候，母亲对您的教育有天主教背景吗？
完全没有，我就信我自己，啥也不信。对，文革期间，我一个挺好的同学找到我，说方嘏德，你们家有一张天主教玛利亚的照片，你得给它毁掉。 破四旧嘛，不然同学会到你家里去抄家的，这个一定要毁掉。我就回家就跟我妈说了，我妈说那咱们就给烧掉吧。摘下来，放在后面院子里弄点稻草，一点火就给它烧掉了。
当时在我们家还有来抄家的，我也经历过。 那个时候是66年8月份、9月份，到我们家来抄家。因为我父亲呢，那个时候是被说牛鬼蛇神，那个标签呐，天天带这个袖标，上面写的牛鬼蛇神。他们怀疑我父亲是CC特务，那个CC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是蒋介石的朋友吧，当时好像是他们资助国民党有这个奖学金，我父亲从他们那儿拿到奖学金到英国去留学的。然后呢，就因为这个事情父亲被当成CC特务。
他们就去查，所里面就去查。父亲他是头脑很清醒的，他是哪一年哪一日见到什么人跟什么人说话，他都全都写下来了，那人家就去查了，到底有没有这个事情。他当时就为了得到这个奖学金到英国去留学，一定要加入国民党，他就加入了国民党，但是呢，他根本没有什么活动都没有。就是你说：参加了这个党、加入国民党，就给你奖学金。后来就在英国深造，就这样。回来以后呢，那个时候是周恩来说的号召知识分子科学家回国， 建设中国。那个时候我父亲就是爱国嘛，就跟他的一些教授、还有一些同学就回到中国来，来建设社会主义，就这样。好心好意的结果呢，被打成什么CC特务。然后呢，怎么查都查不出来，这个事情花了很多很多钱没查出来。
刚才提到的书中您在采访中说，当时沈阳有一些不同的派别，您父亲加入了其中一个派别。
他加入了叫什么硬骨头派工人那一派。还有一派叫什么红旗派，是知识分子那边的。这个硬骨头派就是站在我父亲这边，就帮了我父亲。有一天，父亲晚上七点多钟被抓到这个办公大楼里，不让回来，说要审他、审查他，然后我妈妈就着急了， 说怎么办呢，父亲被抓了。我就说，那我去找个朋友，我找一个同学，院里的一个小姑娘，我跟她挺熟。她父亲是这个硬骨头派的头头。我就找这个小姑娘，说你告诉你父亲，我父亲被抓了，想办法能不能给他保住，别受到什么皮肉的那个冲击，或者被打呀，怎么样的。然后呢，好像她父亲马上就通知了部队，当时好像是硬骨头派跟军队也有什么派连接在一起的。结果后来早上五点、四点多钟，把父亲放回来了。父亲就回来了，回家了，没有受到这皮肉上的冲击。
那个时候就是乱怀疑、乱抓人，然后是挺可怕的。每个人都要表现自己嘛，是不是？
书中的采访提到，您还见过沈阳的武斗？
有武斗，见过大枪给我吓得马上就藏到那个树丛里头去。有，在院子里有动枪的。然后有一次，跟我妈妈到附近的一个商场去买东西。 然后走在大马路上，那个时候年轻人造反派，他们就到部队里拿大卡车拿那个部队的枪。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政府好像就是说文化大革命就让他们去干嘛是怎么回事。那年轻人呢，十四岁、十五岁就去拿枪拿大卡车。 不会开就在马路上乱开呀。然后我跟妈妈在马路上走，看到一辆大卡车、第二辆大卡车过来，都是年轻人站在上面拿着枪。然后有一个就喊，哇，美国佬！就看着我和我妈拿枪比划，给我吓得赶紧把妈妈给拉住。马路旁边有树丛，我就躺在这个树底下去了，给妈妈也拉到树底下。 然后，因为他那个车子司机没有看到我们，车是向前开的嘛，所以就过去了。所以是很可怕的。后来我就跟妈妈说，我说你千万不要出门，你不要出门，不让妈妈出门。
短波听林彪事件
还有一个事情。66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家收音机坏了。因为当时每天都要听新闻嘛，我就跟我妈说，我把那个收音机带上到城里去修。到一个修收音机的公司，公司也比较大，好多好多桌子，里面很多工作人员，一个人拿我的收音机放在他桌上，我都可以看到的，他就是隔一个隔板嘛。然后他看了，好像里面一个什么灯管要换一下，他换了一下，然后他在后面又调一下东西， 咔咔咔咔咔咔。我就看他后面调什么东西，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无所谓，后来他说修好了。他就告诉我，你不要听短波，我说我不听短波。我拿回来以后呢，当然了，我是听短波的，我都听日本的，春夏秋冬有短波，我听短波的地下电台。 那个时候，哎，我就发现听不到了，什么都听不到了。那我就想了，好像在后面拨什么东西，我就用想象力，哪个方向，哪个方向，试拨了两下，哎，短波出来了。那个时候修理收音机的人呢，他的任务是短波全都给你关掉，不能听的。收音机里是有这个，你一关掉，你不懂这些东西，当然听不到了。
后来我就听短波，我妈也听短波，我妈听德文的。有一天，林彪事件，1971年底。我听广播听到了，就说林彪被击落下来了，死了。然后呢，我就跟我妈说了这个事儿，我妈就把这事儿跟我父亲说了。我父亲下班回来晚上给我叫到他房间里，他说，你现在已经是成人了，但是我要跟你说一件事情，你听到的东西不能跟任何人说。他说我今天听你跟你妈说关于林彪这个事情，如果你说出去了，你的头会掉下来。父亲很严肃地跟我说，千万不能跟弟弟说这个事情，任何人都不能说，你可以听，你有自己的能力，可以分析，但不能跟任何人说。我说爸，你放心，我就跟我妈说了，跟其他人没有说。 我不会跟任何人说。我说我都没跟你说嘛，我只跟我妈说了。
这个事情呢，林彪的事情我是最早知道的。隔了两个星期以后，我们邻居有一个退休军人，他挺喜欢跟我聊天的。 一会儿就过来说，方嘏德，我有一件军衣领子，——他知道我会缝衣服，他说你能不能给我翻过来，我的领子前面都破了。我说我没做过这个事。他说，帮我做，他挺黏我的，我就帮他做。然后挺愿意跟我聊天的。有一天在我下班回来的路上，好像他也在路上碰到我了，骑着自行车。 他就跟我说，方嘏德，我告诉你个事儿，什么人都不能说，林彪的飞机降下来了。我就跟他说，这事儿可不能说呀，会掉脑袋的，我跟你讲。我还挺严肃地跟他说，其实我心里早就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