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2日，河南许昌一天主教堂因一名未成年人入内，被当局关停整顿。
2026年4月15日，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发布报告称，中国当局正扩大对天主教群体的管控，推动地下教会并入官方体系，并在宗教活动、人员流动及意识形态层面实施更严格措施。
这份针对中国的人权报告指出，中国约有1200万天主教徒，仅被允许在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体系内进行宗教活动。拒绝加入该体系的地下教会，成为近年来执法重点。多地教堂被拆除或关闭，十字架被移除，信徒与神职人员受到威胁与限制。
河北保定一位郭姓天主教司铎郭先生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说，过去外国教职人员可来中国大陆交流，但近年需提前申请：“现在外国教友要来和我们一起学习交流，需要向天主教保定市爱国会及教务委员会申请，说明情况、目的、停留时间，基本不会批准他们来。我们想出国也不行。”
谈及信仰自由，郭先生说：“宪法说公民有信仰自由，其实这种自由是在政府领导下的自由，就是要听政府的。天主教要中国化，普通人可以出国，我们不行，要上面批。这两年规定越来越收紧，很多对外交流基本停止了。在国内的地下教会如果不被认可，也不能公开活动。”
“宗教中国化”政策限制教会活动
报告回顾，2016年中共提出“宗教中国化”方针，要求宗教教义、组织与实践体现中共意识形态及以汉文化为中心的表达。此后，全国范围内陆续出现拆除教堂、限制非官方聚会、查禁未经批准的宗教出版物及应用程序等情况。
2018年梵蒂冈与中国达成主教任命协议。根据安排，北京方面提出主教人选，教宗可行使否决权。报告指出，该协议已续签三次，有效至2028年，且教宗尚未否决任何中方提名。
有研究中梵关系的学者指出，这一机制在实际运行中，已成为推动地下教会纳入官方体系的重要制度工具。该学者对记者说：“从形式上看，协议是解决主教任命问题，但在执行层面，北京掌握提名权，就掌握了主导权。地下教会如果不进入这个体系，就会逐步失去合法性与生存空间。”
他表示，随着地下主教逐渐老去且缺乏新的任命来源，原有教会结构正在被重组：“新的主教体系基本都在官方框架内产生，地下教会的人事体系会慢慢被替代，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变化。”
据受访者郭先生透露，有关部门正以相关协议为依据，对地下教会持续施加压力，要求神职人员加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并将此作为其继续从事教职活动的前提条件。
多名神职人员至今仍被限制自由
报告列举多起个案。地下教会主教苏志民（天主教保定教区正权主教）现年94岁仍处于失踪状态，邢文之（天主教上海教区原辅理主教）亦未公开露面；郭希锦（天主教闽东教区原辅理主教）、邵祝敏（天主教温州教区正权主教）长期被限制行动；崔泰（天主教宣化教区正权主教）与马达钦（天主教上海教区辅理主教）曾被拘押并被限制履职。
郭先生说，保定教区正权主教苏志民至今处于失联状态：“我托几位教友去到处打听，他的亲友公开回避，说他们压力很大。”
报告还披露，有神职人员在获释后仍无法正常生活。一名神父被禁止开设银行账户、办理手机卡及护照，被受访者形容为“几乎没有生存条件”。一名来自陕西的信徒表示，其所在教会在被迫转为官方教会后，当局将礼拜时间调整至不便参与的时段，导致出席人数下降。
上海一位赵姓天主教神职人员对记者说：“现在对未成年人的限制越来越严格，很多教堂都不敢让孩子进来，连简单的参与活动都要考虑风险。我这里有居委会人员经常上门，表面上问你有什么困难需要他们帮助，过年过节还送点水果、油，其实就是怕你发声，再三嘱咐我不要接受外国记者采访，还说不要给他们带来麻烦。”
报告称，中国部分地区神职人员需定期参加政治培训，部分地方频率达到每周一次以上。2023年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发布五年规划，提出教义、礼仪及教会管理需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并多次强调“宗教中国化”。
未成年人进教堂即封锁大门
另有来自内蒙古的信徒称，一些信众以“婚礼聚会”等形式掩饰宗教活动，以避免在教堂内被监控与限制。报告还提到，一份2025年9月的内部文件要求家长不得在家庭中组织宗教教育，同时要求学校引导学生对相关行为进行举报。
山西省临汾洪洞天主教堂拥有数万教友。该教堂一位教友张先生对记者说：“现在什么都不敢多说，我们这里教堂很多，他们在教堂门口、里面装了不少摄像头。如果发现有人带18岁以下的人进入教堂，就会把门锁起来，直接查封。去年12月，河南许昌有一座天主堂就是这样被封的。”
报告同时指出，上述措施违反《世界人权宣言》有关宗教自由的原则，并涉及表达、结社与迁徙等多项基本权利。
人权观察呼吁各国政府关注相关情况，并敦促中国当局停止对宗教群体的限制。有中国宗教人士认为，中国天主教的组织结构与信仰实践正发生变化，地下教会的生存空间正在缩小，宗教活动逐步纳入统一管理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