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6年2月26日，日本东京，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推动加速修宪、扩充军备、强化国家情报能力等政策，日本各界人士举行集会演讲。
高市早苗内阁上台后，日本情报体系改革的步伐在持续加速。
据央视新闻报道，日本自卫队以所谓“岛屿防御”之名，日前实施了大规模的组织调整。作为改革的其中一环，海上自卫队新设置“情报作战集团”，并于2026年3月25日在日本防卫省举行成立仪式。
该集团约有3200人，由涉及情报信息的4支部队整合而成，目的是统一原先分散的指挥系统，提升认知战领域的作战能力，并强化与美国海军等方面情报部队的合作。
近年来，多国屡次曝光日本间谍案。在此背景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仍强调应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工作直接向首相官邸汇报。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安全政策正在全面“右转”。“二战后，日本的情报机构基本被解散，其经济情报、战略情报长期依赖企业和美国提供。随着自主外交的意愿日益增强，日本对一手情报的需求也愈发迫切。”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廉德瑰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
“成立‘情报作战集团’、设立‘国家情报局’，既是为了强化日美情报协同，也是寻求战略自主的重要一步，更是其整个国家安全保障体系转换的关键组成部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蔡亮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
“提升认知战能力”
“通过虚假信息、无形渗透等手段，对他国舆论及决策施加影响的认知战，已成为日本面临的现实威胁。”
在海上自卫队“情报作战集团”成立仪式现场，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发来贺词，表明了打造这支队伍的意图。收拢情报力量，提升认知战能力，是日本自卫队此次组织调整的关键落子。
当地时间2026年3月14日，日本神奈川县横须贺市，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日本防卫大学校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
现代战争概念中，认知战、信息战被认为是“不流血的主战场”，被各国认为是比传统军事入侵更加隐蔽、更难防御的威胁。
这一触角同样延伸至陆上自卫队。南方周末记者查阅发现，该组织数日前成立了“情报作战队”，这是其首次将情报、电子战、网络攻防与认知战整合为一体化的专职力量。
“为建立一套连贯应对认知战的机制，我们决定成立这支新的‘情报作战队’。”新闻发布会上，日本陆上自卫队最高长官、陆上幕僚长荒井正芳在面对记者提问时作出以上回应。
日本防卫省表示，未来将从被动的防范虚假信息，转向主动的信息攻防、舆论塑造、认知作战，以适配“全域作战”和“反击能力”等安保现实需求。
“右翼势力不再遮遮掩掩了。此次日本自卫队的组织调整，主要措施包括新设水上舰队、扩编太空部队、组建情报部队等，目的是进一步提高统合力。”
在蔡亮看来，整合并成立专门的情报力量，不仅体现了军队层面对相关工作的重视，更展示了高市早苗内阁进一步推动情报体系改革的野心。
据《中国国防报》报道，早在2024年9月，日本海上自卫队就已计划设立“舰队信息战司令部”。该部整合了海上自卫队的系统通信队群，以及自卫舰队建制下的舰队情报群、对潜支援群等具有信息职能的重要机构，目的是强化综合信息战能力。
事实上，日本在社会领域也展开了一定的认知战渗透。
据新华社报道，日本大型众包平台CrowdWorks被曝长期发布网络招募信息，向视频制作者征集“称赞日本”“批评中国”等视频内容，并给予每条视频报酬2000至4000日元（约合90至180元人民币）。
“对华展开的一系列认知战，正通过多种信息传播手段，试图影响乃至重塑受众的认知，深入作用于人的意志、精神与心理层面。”
广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国家安全与发展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姜滕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此类行动带有历史修正主义色彩，有意遮蔽、美化其历史罪行，进而淡化、推卸乃至否定自身的战争责任。
特别是日本借助文化软实力，持续输出其生活方式、价值取向、政治理念，对青少年群体冲击颇深。
“一些怪诞、夸张乃至扭曲的表达，以及刻意丑化中国形象的叙事，某种程度上在解构主流教育所建构的身份认同，意图削弱中国大众的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姜滕龙说。
“多名日本间谍被捕”
间谍作为情报工作的任务载体，凭借其身份便利，往往能轻易获取所在国的一手信息。
据中新网援引日本广播协会（NHK）报道，当地时间2025年3月17日，一名日本籍男子因涉嫌间谍活动罪，被白俄罗斯地方法院判处7年监禁，并罚款2.1万白俄罗斯卢布。
这名男子名叫中西雅敏，早前因涉嫌搜集军事设施等信息并将其提供给日本情报机构，被白俄罗斯当局逮捕。在该国生活的六年间，他拍摄了道路、桥梁、后勤通信和军事设施，共计九千多张照片。
“他与一名白俄罗斯公民假结婚，并共同设立了一家商业机构，业务活动使其频繁前往边境及邻近地区。”退役少将、反外国情报机构专家阿列克谢·扎哈罗夫介绍案情细节时表示。
中国经济社会，同样面临着日本间谍的“无声威胁”。
“员工未提出上诉，判决生效。”2025年7月16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间谍罪，判处一名日本制药公司男性员工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据央视新闻报道，该男子年过六旬，是安斯泰来制药公司（Astellas Pharma）的高管，并在中国日本商会中担任要职。他于2023年3月被拘留，2024年8月被起诉，2024年11月进行了首次公审。
针对案件细节，中国商务部作出说明：涉事员工受日本情报机构委托开展调查，并获得报酬。
日本东京中央区，安斯泰来制药公司总部。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该公司一名高管被中国国家安全机关依法拘留。
“近年来，国内曝光多起日本间谍案，其目标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军事安全领域，而是广泛延伸至经济、科技、舆情以及海洋事务等多个维度。”
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秦立志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类活动往往采取“开放式情报”策略——借助公开渠道获取信息，游走于法律“灰色地带”。既规避了直接违法风险，也实现了战略情报目的。
日本对华情报活动，还与右翼势力所鼓吹的“中国威胁论”密切相关。
2025年7月，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作为重点“关切对象”。南方周末记者查阅发现，白皮书用大量篇幅渲染所谓“军事扩张”，声称中国正持续提升海、陆、空三军战力，并在东海、南海等区域开展“示威性活动”。
正因为这种对华安全叙事的升级，日本防卫省将“指挥控制与情报能力”列为国家防卫战略的七大核心能力之一，并提出要构建“无缝衔接的情报收集体制”。
“归根到底，日本的核心诉求在于所谓‘国家正常化’。为合理地进行军事扩张，将中国塑造为‘最大挑战者’，意图通过‘抹黑对方’来‘漂白自己’。”
在蔡亮看来，中美博弈背景下，日本希望以遏制中国的方式，换取来自美国的军事“松绑”和战略支持。
打造“日版中情局”
高市早苗内阁正加快组建日本版的“中央情报局”。
据新华社报道，2026年3月13日上午，日本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关于设立“国家情报会议”以及负责具体事务的“国家情报局”法案，计划最快在今年7月设立这一系列机构。
当前，日本的情报职能分散在多个机构，包括内阁情报调查室、外务省国际情报局、防卫省情报本部、法务省公安调查厅、警察厅国际犯罪调查局等。
以上机构尽管时有合作，但本质上仍各司其职、相互独立。
“早在安倍晋三内阁时期，日本便设置了国家安全保障局（NSS）。若‘国家情报局’成立，将设专门局长直接向首相汇报。情报局与安全保障局相辅相成，使得首相官邸真正成为国家安全事务的‘司令塔’。”蔡亮分析。
“在美国全球战略收缩的背景下，日本试图填补其在东亚地区的权力真空。”秦立志观察称，随着中美竞争加剧，东北亚及印太的安全风险上升，日本亟须成立“国家情报局”来提升情报能力，以支撑其日益强化的威慑战略。
因此，“国家情报局”若如期落地，将被赋予综合性的工作协调权，集中收集并分析来自警察厅、外务省、防卫省等职能部门的情报信息。“情报权力高度集中、机构权限大幅扩容，容易走向监控泛化与对外渗透，加剧地区军事与情报对峙。”人民日报《新安全》杂志社评论称。
日本国内舆论，也表达了一定程度的不满。
“政府以严峻的安全形势为由推动情报体系改革，但此举引发了民众对于加强社会监控、侵犯大众人权的深切担忧。”《京都新闻》在社论中指出，执政党不应强行推动此项法案，而应进行谨慎的审议。
自高市早苗内阁就任以来，日本不断收紧“外国人政策”，例如经营管理签证门槛提升到3000万日元、拟延长入籍最低居住年限、强调“非法滞留清零”目标等，均被看作是构建排外防御体系、推行激进情报战略的举措。
当地时间2025年11月16日，日本东京，示威者举行反对收紧“外国人政策”的抗议活动。
“过去我们常说中日关系是‘政冷经热’，在高市早苗内阁的一系列言论及政策影响下，正逐步走向‘政冷经冷’的局面。”秦立志认为，地缘邻近本应促进双边合作，但当安全关系出现恶化，两国各方面冲突将可能产生倍增效果。
“中日关系恰如‘爬坡过坎’，前路本就不平坦。但高市早苗内阁执意要‘不系安全带飙车’，在处于‘险滩急弯’的当下，很难看到前景会好起来。”蔡亮形容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