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郭（音）打造了堪称中国式成功范本的人生。他生于1971年，在90年代中国深化经济改革的浪潮中步入成年。他自学计算机技术，先后入职多家跨国企业，之后又进入中国互联网巨头公司。40多岁时，他已跻身中产阶级，生活安稳，和妻子提前还清了两套房产的房贷，把女儿送到加拿大读高中和大学。
但后来，哈里·郭被裁员了。如今55岁的他已经两年多没有工作。这并非因为他没有努力尝试，他位于北京住处附近的超市不招50岁以上的收银员；他去仓库求职也被拒之门外；一位经营小生意的熟人带着几分尴尬告诉他，他这个年纪，实在没法录用。
几十年来，像哈里·郭这样的人——我称他们为改革一代——始终觉得，自己和这个体系之间有一份简单明了的约定：努力工作，不批评政府，生活就会稳步向好。
在经济腾飞的年代，中国经济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中国企业和跨国公司争相抢夺人才，职业机会遍地都是。跳一次槽意味着薪资可能上升30%。他们是家族里第一代大学生、第一代拥有房产、第一代在企业里一路晋升到管理层的人。他们给孩子报补习班，送孩子出国留学。
这个中国梦和美国梦何其相似：人们相信，只要努力工作，就能过上比父母更好的生活，而自己的孩子又能过得比自己更好。
如今，这个梦正在破碎。社会向上流动的空间微乎其微，向下流动的拉力却无比强劲。房地产市场大幅收缩，民间投资持续放缓，跨国企业纷纷关停或缩减在华业务。尽管中国官方城镇失业率多年来一直徘徊在5%左右，但自疫情以来，裁员潮已蔓延至科技、媒体、教育及房地产相关行业。
在中国的各大城市，乘着改革浪潮之势成长的职场中年专业人士发现，劳动力市场已经容不下他们了。在这个崇尚年轻的经济环境里，他们年纪太大；对于经营承压的企业而言，他们薪资成本太高；房贷、子女学费、年迈的父母这些沉甸甸的经济责任又让他们根本无法停止工作。
哈里·郭提起了社交媒体上一个广为流传的梗：“40岁职场生涯已死，只剩坐等入土。”55岁的他，觉得自己早已被埋葬了。
2023年10月失业后，哈里·郭去他家附近的政务服务中心办理了失业登记，被拉进了一个名为“40/50”的微信群。这是一个官僚术语，特指40岁以上的失业女性和50岁以上的失业男性。在他居住的约有1000户人家的小区里，这个群在短短一年多里从最初的四个人涨到了86人。
就业年龄歧视已经如此常态化，甚至有了一个专属的名字：35岁魔咒。人们普遍认为，一旦跨过35岁这个门槛，白领就从企业的资产变成了负担。尽管中国法律有禁止就业歧视的通用条款，但并未明确界定年龄歧视，也缺乏强有力的执法保障。重庆一家招聘公司发布的微信帖子颇具代表性：客服岗年龄上限30岁，银行呼叫中心限35岁以下，半导体工厂限30岁，仓库分拣岗限45岁。
根据某招聘平台2021年的数据，阿里巴巴员工的平均年龄为31岁。
中国科技公司的员工年龄结构更是呈现出明显的年轻化倾向。职场社交平台脉脉2021年的数据显示，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的员工平均年龄仅27岁，阿里巴巴和华为的平均年龄是31岁。据一项分析显示，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员工平均年龄为37岁。
然而对很多人来说，年龄歧视带来的屈辱感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更让他们无所适从的是，他们曾经向上攀爬的那架社会上升阶梯已从脚下抽走。
一位只愿透露自己姓马的男性在一家省级广播电视台做了20多年记者和编辑。2003年，他从内蒙古来到上海，是当年涌向大城市寻找机会的外省人才大军中的一员。在收入巅峰期，他和妻子（她至今仍在该台工作）年收入合计约50万元。他们生了两个女儿，买了车，换了更大的房子。
大约2018年，广电行业的广告收入开始枯竭。马先生的工作量越来越大，薪水却不升反降。2022年，他确诊了一种血液病，需要接受骨髓移植，并需要长期休养。可他听说台里正在进行结构调整，害怕丢掉工作，最终不顾医生的建议，提前返岗。
可他最终还是丢了工作。2024年12月31日，他录完了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期节目。现在，他每个月能领到约2000元的失业金，买菜买肉都要挑打折的，他去申请了各种音频剪辑和新闻相关的岗位，但毫无回音。他今年47岁。
“人一过了某个年纪，就成了透明人，”他说，“你过去做什么、懂什么，全都不重要了。”
当我问他对未来有什么打算时，他说，宁愿不去想这些。
在中国北方的一座二线城市，一名39岁的网络基础设施销售员也经历了同样的职业轨迹。他要求只用他的昵称“奔驰”来称呼他，这是梅赛德斯汽车的中文名字。他从农村考上大学，入职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结婚成家，在2019年房价顶峰时贷款买了房。
奔驰在2023年被裁员。找了八个月的工作，才找到一份薪资只有之前一半的岗位。
他当年买的房子如今市值已经跌了至少四分之一，还很难出手。做全职家庭主妇的妻子想生二胎，可他觉得根本负担不起第二个孩子，觉得家里应该缩减开支，甚至连女儿的舞蹈课都想停掉。
“以前我总觉得，明年会更好，”奔驰说。“现在我想的只是怎么守住手头的东西别崩盘。”
哈里·郭已经和自己的处境和解了。“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他说。“就像当年的文化大革命，就像90年代的国企下岗潮。这是历史的周期。这次刚好轮到我们。”
现在的他信奉一句话：尽最大的努力，做最坏的打算。他说，“泰坦尼克沉没的时候，你能做的无非是尽量有尊严地沉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