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特朗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与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各国领导人举行了所谓的美洲盾牌峰会。会议主要围绕打击有组织犯罪展开，是特朗普政府为争夺西半球地缘政治主导权而进行的又一次高调尝试。这一目标被列入去年《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被称作“唐罗主义”。
但此次会议几乎只暴露了特朗普地区战略的局限性。与会者中有不少特朗普在拉美的盟友，如阿根廷总统米莱、萨尔瓦多总统纳伊布·布克莱。但巴西、墨西哥和哥伦比亚三国领导人的缺席却显得格外醒目，这三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占地区GDP一半以上。
特朗普的策略高度依赖经济胁迫、拉拢意识形态盟友，以及以军事干预为威胁，迫使地区国家站队。这位美国总统显然希望打造一个纯粹的盟友网络，清除所谓外国影响或反特朗普的力量。这一战略在很多方面收效甚微。当政府精力被中东泥潭牵制时，很难展现出积极参与的霸权形象；而当总统的方式依赖威胁与指责，而非为地区提供积极议程时，难度就更大了。
多年来，华盛顿对拉美政策一直在忽视与危言耸听之间摇摆——这些危言耸听关乎安全威胁、移民潮、反美政权以及中国的影响力。其结果是该地区学会了表面附和美国关切，私下里却兑现中国开出的支票。
中国的策略是保持耐心和财大气粗的存在：自2005年以来，中资银行向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提供了超过1200亿美元的贷款承诺，主要投向西方资本为规避风险已日益不愿涉足的能源、矿业和重型交通领域。这意味着，即便被认为亲美的领导人也在实行战略对冲。他们欢迎与美国保持建设性关系——美国仍是该地区最重要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但不愿让特朗普规定他们与中国交往的条件。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特朗普的方案缺乏积极激励。美国官员频繁警告与中国接触的风险，提到所谓“债务陷阱外交”，以及中方基建项目可能具有军民两用性质。但华盛顿却难以拿出有吸引力的经济替代方案，也无法阐明拉美国家与中国疏远能获得什么好处。
一些国家几乎别无选择。墨西哥以及中美洲和加勒比大部分地区——这些邻近国家若与美国敌对将损失惨重——领导人不得不更顺从特朗普。墨西哥近期在美国压力下决定对中国商品加征最高50%的关税，表明对一些国家而言，对抗的代价实在太高。
但大多数南美国家在结构上对美国的依赖程度低得多，并与中国及其他伙伴日益融合。这就解释了为何即便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巴西、哥伦比亚等国仍不愿放弃与莫斯科的关系。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权力中心保持紧密关系，能够提供保障和外交灵活性，对冲任何大国带来的波动风险。
这种对冲也是经济务实主义的体现。中国与拉美贸易额从2000年的120亿美元飙升至2024年的5184.7亿美元；地区最大经济体巴西对中国的出口额超过对美国和欧洲出口的总和。几十年来，中国企业在整个西半球修建港口、发电厂和电信基础设施，为西方贷款机构不愿支持的项目提供融资。
拉美领导人越来越擅长表面配合华盛顿的要求，私下却深化与中国的商业联系，而非选边站队。以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为例：2018年竞选时，他公开表达对特朗普的赞赏，高调访台，并誓言结束上届政府所谓“与共产主义政权友好”的外交。上任后，他紧跟特朗普立场，深化与华盛顿的安全合作。
但这一切都没有妨碍他同时推动巴中贸易大幅扩张，任期结束时双边贸易额突破1700亿美元。他也没有答应华盛顿的核心要求：禁止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参与巴西5G网络建设。
这一模式正在该地区其他国家上演。米莱领导下的阿根廷拒绝加入金砖国家，叫停中方的望远镜项目，并禁止中国企业竞标关键水道疏浚工程。然而在其任内，阿根廷对华出口同比激增125%，中国一度超过巴西成为阿根廷最大贸易伙伴。
考虑到拉美强烈的反现任情绪与频繁的政治更迭，特朗普政府任何严重依赖意识形态一致性来确保地区主导地位的战略很可能都不会长久。相比之下，中国愿意与从米莱到巴西总统卢拉等不同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合作。
特朗普政府越是深陷与伊朗的长期冲突，就越难以强制地区国家效忠。拉美政策制定者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场不断升级的危机可能会进一步促使他们做出华盛顿不希望看到的选择：对冲、避免僵化结盟、远离其他地区的地缘政治争斗。
美国整体上仍是该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但伙伴国无法单靠威胁来领导。美拉关系本已深厚且互利，涵盖贸易、投资、教育、移民和文化交流。华盛顿不应将该地区视为零和安全舞台，而应专注扩大这些积极联系，并在最关键的领域自信竞争。
当美国对拉美政策沦为一系列要求清单时，会显得居高临下甚至有些不切实际，仿佛美国怀疑自己的竞争能力。以伙伴关系为核心的战略将更能引起拉美各国政府共鸣，并提醒该地区：至少在目前，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本身仍具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