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夏天，得知我要从深圳回四川老家休假，同乡刘春忠托我返程时把他儿子捎带来深圳过暑假。他那时一直在想办法联系深圳的学校，如果顺利，孩子就可以待下来上学，不再留守乡下了。

我到家的第二天，就依刘春忠给的地址找到了川东的一个小村落。站在村口时，太阳正明晃晃照着空水田，围着水田的大片土地杂草丛生，只开着零星琐碎的野花。放眼望去，几处房子趴在远处的树丛中，不见炊烟，也不闻狗吠——也是，村里人能飞的都飞了，去了城市打工、挣现钱，将从前赖以活命的田土村舍留在了身后，任由荒芜。不止刘春忠的村子，我自个儿出生的村庄，川东几乎所有的村落，都在快速地坠入空旷与寂寥，无一幸免。

脚下窄窄的泥土路将我引到了刘家。那是一座略显偏塌的砖瓦房，正屋两间，堂屋与睡房旁边还靠着间低矮的小偏房用来煮饭。猪圈及茅坑也挤在那儿。

迎我的是刘春忠的母亲，老人把我领进屋后，她的亲家母带着另一男孩子也到了。刘春忠的儿子小名叫嘎嘎，他指着那个比他矮一截的男孩对我说：“他叫阿随，我舅舅的儿子。他爸妈也在深圳打工，外婆同意表弟跟我一块去见他们。”那个被指着的小男孩，通红着脸，埋着头，两眼直盯着破了小洞洞的鞋尖。

我嘱咐老人们早做安排，到时我会过来接孩子。俩老人满口答应，又彼此扯了一通闲谈——原来，刘家有三兄弟，就数老幺刘春忠最机灵活泛，但他打小不喜读书，勉强念完了小学，被家里硬赶进初中多读了半年还是辍学了。他不到十八岁，就有媒婆上门说亲，介绍的是十来里路之外、同乡不同社的张娟。这姑娘自小踏实勤快，俩人一下就看对了眼，满十八岁就把婚给结了。

90年代初，川东刮起了一阵外出打工的春风，刘老幺也带着新媳妇去了东莞。一开始小夫妻跑工地，刘春忠跟着师傅干焊接，张娟给工友们做饭，也赚一份钱。

几年下来，刘春忠把电焊、气焊学过了手，眼界也打开了。他听说深圳好挣钱、工资高，就趁着老婆回乡待产不在身边，去了趟深圳看看。一番打听，他寻到盐田港区，找到了一份维修集装箱的活儿，工资翻倍，港币开薪。于是他当即租房，在深圳东部安顿了下来。后来机缘巧合，我就跟他结识了。

张娟在老家生完孩子带孩子，成了一名留守妇女，见识过大城市繁华的她劝说自己的哥哥张庆也外出打工。她说，出去只要辛苦几年，就可以在镇上买房，让爹妈住到街上去，看病赶场方便，大家都放心。哥哥动心了，但不完全是为了父母养老考虑——一年前，他与扮相带劲的汪丽经人介绍相识，汪家大哥开了间小工厂，有点看不上他，于是张庆动了歪心思，速让汪丽怀孕，两人奉子成了婚。

就这样，为了挣钱、在汪家人面前争口气，张庆和汪丽两口子也一同“南下”，成了“深漂一代”。

假期即将结束，很快就到了要返程的日子。那天一大早，我从江边斗城出发，辗转三趟车，几近正午才赶到刘春忠家。

与老人们寒暄过后，我拉起两个孩子就往外走，想着先赶到镇上吃个午饭再乘车回城。谁料两个老太一个拉住我，一个拖住孩子们，说是让我“尝尝嫩苞谷凉粉再走”。她们说凉粉已搅好，在水缸里冰着，马上就能吃了，叫我不必着急一刹子的功夫。

挽留住人后，她俩一块儿进了偏耳房，我和孩子们刚落座，她们就前后走过来，将凉粉及佐料即刻摆在了我们面前。眼前的阿随，头上还贴着淡黄色绒绒的婴儿般的毛发，我见孩子吞着口水，就叫他们先吃。很快，俩老太又一人端着一碗凉粉来到堂屋，分坐在我两旁，半满的凉粉搁于面前，她们却并不动筷子，直招呼我和孩子“快吃、快吃”。

嫩苞谷凉粉一入口，儿时的味儿就铺陈、蔓延开来，仿佛我的母亲猛一下从阴世重返人间。听着我的夸赞，俩老太脸上堆满笑。

我讲，孩子们可能很长时间回不来了，他们亲手带到这么大，舍得下不？

刘春忠的母亲语气笃定：“哎，人老了，管不了他们的课本，耽误不起，还是跟着爹妈强些。”

刘春忠岳母也接了话茬：“老胳膊老腿咧！照看瘫床的老头，管着小的吃喝，满日累到一身痛哟。收完这季苞谷，封地了，不种咯，干不动嘞！”

原来，就是今天天没亮，她顶着星星上的山，掰下玉米，自己背着、阿随抱着，祖孙走了十来里山路赶到刘家。俩亲家又紧忙着脱粒、推磨、下锅、摊凉，才有了这顿浸透着汗水与慈爱的送别午餐。

我享用着美味，听着老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地絮着心里话。她们让我给远处的儿与媳转达她们的无奈，不要生出责怪来。这俩孩子，出生满月就丢给了各自的爷爷奶奶带，成长的十年间，他们的爹妈也没回过几次。

“阿随”这小名是他爷爷奶奶叫开的，这孩子个儿小，胆儿也小，爷奶走一步都得跟着、黏着，小猫小狗样不离人。“嘎嘎”的小名倒是他自个儿喊出来的，还不会叫爸妈时，他就天天“嘎嘎”、“嘎嘎”（四川方言，肉的意思）地嚷个不停。爷奶好不容易赶次集，割块肉几乎都进了他的小嘴。可不管怎么吃，他净长个头不长肉，一直瘦条瘦条，跟麻秆似的。

前两年，嘎嘎的爷爷逝于肺癌。眼下，阿随的爷爷也患上了同样的病。老哥俩一生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却都爱抽口烟。好烟买不起，抽了一辈子的劣质烟，最终熏坏了肺。特别是阿随的爷爷，他宁愿抽几分几毛的烟，也要省下钱给孙子买“生命一号”营养液。这孩子不爱吃饭，就喜欢这款饮料。

说话间，满碗的凉粉下了肚，我双手牵起孩子，准备离开山村。老太太一个眯眯笑：“进城咧，天天有嘎嘎吃啰！”另一个眼角挂泪，哽咽不止：“唉，没人黏、没人随嘞，随他爹妈去咯。”

第二天，我带着孩子们经重庆乘飞机回深圳。他们第一次出远门，一个拉着我的手，一个拽着我的衣角，小脑袋扭来扭去，啥都好奇，啥都要看看。飞机刚一滑动，两张小脸就突地变了色，肩膀紧收，豁着小嘴，双双伸出手拽住我的胳膊。飞机抬头，离开地面，抓我胳膊的手也越来越紧，他们紧闭了眼，一副要冲向狼窝的样子。

后来，空姐送来果汁，他俩几口喝没了。小蛋糕、果仁包则是通通塞进了裤兜，说“要留给爸妈”。

落地深圳后，我领着哥俩抵达我家小区，他们的父母早已在门口等候多时了。谁料刚见面，两个小人儿却躲在我身后，忸怩着不肯出来——好些年不见爹妈，大人变了，孩子也变了，陌生中回想彼此当年的模样，爹妈开始抹泪，孩子涨红了脸。

两家大人看着孩子躲闪疏离的样儿，心里满是自责与酸楚。可有什么法子呢？刚出来打工那阵，工作不稳定，没有年休假，走一天扣一天的工钱。后来进的公司正规了，年假也有了，又想赚年节期间的三倍工资，没休完的年假也想换算成薪水。为了钱，回家之行推了一年又一年。

时代浪潮之下，浩浩荡荡的城市化进程，令奔赴大城市的父母与留守故土的孩童注定躲不开这样的叩击与考验。

那一年，我的儿子刚满八岁，三个男孩很快熟络，成了好伙伴。为了儿子，我也加入到兄弟俩的学校联系中去。那时我家楼下住着儿子的美术老师，我们通过他找到教导主任，又在主任的引荐下带着嘎嘎和阿随拜见了校长。最终，九月份，哥俩各缴了一千三百元的择校费，进了我儿子就读的小学，念五年级。

当时，阿随爸妈在南山区一家酒店上班。四川男人会炒菜，张庆做厨师，但没有厨师证，进不了星级酒店，只能在一般的小酒店的后厨干，领着三千元的月薪。汪丽干客房服务，收入更低，但酒店包吃住，他们夫妻就没单独租房。阿随只得先寄住在刘春忠和张娟这里，张庆和汪丽只有休假时才到城东来看他。

这样过了一学期，阿随头上的胎发倒是转黑了，油亮油亮起来，可孩子越发胆小内向，人前根本不敢抬头、不愿说话。张庆夫妇商量后决定，汪丽辞工到盐田陪伴孩子，再另找别的工作。

那时候，他们刚掏空积蓄在老家的小镇上置下了一处带门面的街房，身为长子，张庆每月要给父母打生活费，汪丽又爱穿衣打扮，眼下少了一份收入，另外租房？他们想都不敢想。为了省钱，汪丽带儿子继续挤住在小姑子家。一间二十来平的屋子，两张床，白天一个家，晚上床与床之间挂上一道布帘，便分成了两个家庭。帘子一边睡着刘春忠一家子，帘子背面躺着汪丽娘俩。每晚，刘春忠的呼噜声会翻过布帘，在小屋里四处闯荡。

一次，张庆来妹夫家看孩子，跟老婆说着说着就争吵起来。吵破天，到底还是因为穷。当初，开厂的大舅子就瞧不上张庆，更恨他动歪心思把生米煮成熟饭，于是拒绝他们夫妻进自己的厂子上班，他们这才不得已外出务工。

眼看阿随就要小学毕业了，汪丽想让儿子回老家上初中，不耽误他们打工挣钱。可阿随不愿意，他已经习惯了城市的学校与洁净的环境；张庆也不愿意，他不落忍把孩子再推给老母亲操劳。他一个劲催促老婆找工作，让她别太挑，有活干有钱进就行，干闲着挤在妹夫和妹妹这里，不是办法。

那时，深圳的GDP超过了天津、重庆，冲到全国第四的位置。这座城市不缺工作机会，像华为、中兴、比亚迪、腾讯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崛起腾飞，急需高端人才；同时，零售、运输、仓储、物流等传统行业也迅速壮大，大量的基层工作岗位可供普通打工人选择。即使机会摆在眼前，没读几天书的汪丽仍是“挑”——她哥大小是个老板，她骨子里多少带着几分傲气与矫情，太脏太累的活儿不愿干，室外的工作怕晒黑了脸。一月、俩月过去了，她的工作还是没着落。

一天，我下班回家，刚从公交车下来，就听见站台上有人叫我——扭头一看，是汪丽带着刚放学的阿随。汪丽个头不高，瘦条条的，背后看上去像发育中的高中女生。那天她描了弯弯的眉毛与眼线，涂着红唇，车站来往的男人都忍不住要多望她一眼。我心想，难怪张庆老顺着她，大概是怕老婆跟别人跑了吧。

我心里直纳闷：“有啥事么？”还没来得及开口，汪丽就一把拉过我的手，咿咿呜呜地哭了起来。下车的人攘来攘去，我一时慌了神，赶紧脱开手，搂住她的肩，带着娘俩离开站台，边走边问缘由。

汪丽一路哭诉，说眼下的日子太难，太难啦！最后，我答应帮她找找工作，她才拿手背揩去脸上的泪痕，哽咽着对我点头道谢。

周末，我让汪丽上我家学电脑操作，嘎嘎阿随也一道来了。儿子有了玩伴，不再时时黏着我，三个孩子趴在客厅地板上玩大富翁游戏，又下楼在花园里追逐疯跑，叫声、笑声一阵一阵涌上来，那叫一个乐呀！

汪丽练习打字时，我进厨房准备大家中午、晚上的吃食。她脑子还不赖，当天就学会了打字和电脑基本操作。下一个休息日，我就去城中村找她，让她准备面试。

之后，她进了我所在的公司，成了码头堆场的一名闸口文员。这个岗位有社保福利，但需要三班倒，汪丽主动放弃了白班，坚持上长夜班——她是想避开与小姑子一家混居的尴尬，这样，白天刘春忠和张娟两口子在外工作，她一人可以放心睡觉；夜晚她去公司上班，大家都自在。

三个月试用期过后，公司给汪丽涨了工资，手头宽裕点后，她就在城中村另租了房，离小姑子家不远，彼此方便有个照应。遇到张庆休假回来，总招我们去他家吃饭，炒出来的招牌菜让一帮大人小孩都好一番大饱口福。

那时，我们三家大人都轮班制上班，没有固定休息日。周一至周五，不时有人在家，仨孩子的午饭就一齐管下。我大多是周末休息，不太忙时就把嘎嘎和阿随叫来我家，吃饭、住宿、作业，我都代管了。

那些年深圳的小学还没午餐服务，校外午托机构也未兴起，没有老人帮手的我们，想尽了各种办法来解决孩子的午餐难题：让孩子自己用微波炉热饭菜、去邻居家搭伙、到校外的餐馆签名吃饭，一周一结……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日子我们是一边拼命工作，一边拽着孩子往前赶，十分疲惫。可既然选择了深圳，也就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如果贪图安逸，那跑来深圳干什么呢？

这座城看似没门槛，人人都可以来，人人都可以进，说是“来了就是深圳人”，可咱普通人，一家子若不齐心合力往中间挤，被它推搡出去也是迟早的事。

2010年春天，我儿子上四年级了，嘎嘎小哥俩已是六年级的学生。

一个周末，我特地带孩子们去市中心玩，体会都市的繁华。我们登上了帝王大厦顶层的深港之窗，远眺香港市容；参观了国贸，领略了小平南巡的系列图片；去了京光华大商场，品尝了港式茶点，还看了电影《阿凡达》。

走出商场大厦，太阳还高高挂在天空，白云如絮，蓝天如洗，随处可见的勒杜鹃撒着欢儿绚烂着，一树一树的木棉花焰红烈烈，热腾着。我们走在春风里，嗅着飘来荡去的花香，瞧着蝴蝶，瞅着鸟儿，孩子们眼里都亮闪闪的。

时间还早，我带着孩子们穿过东门步行街，去到天虹商场，给嘎嘎和阿随小哥俩各挑选了一套衣服。十二岁的孩子，最后的童装，告别他们即将远去的童年。他俩当即换上新衣，一路笑着，坐上返回的大巴还合不拢嘴。

转眼，嘎嘎与阿随上了初中。中学有食堂，张娟和汪丽不用再为孩子的三餐忙得团团转了。初中的课本她们不懂，孩子的作业也不用她们督促检查，时间突然就“多”了起来。张娟的主业是在大型超市干理货，时间富裕了，她就找了各种兼职。她中等个儿，微胖，动作算不上麻利，可每天一睁开眼便开始做事，不停地干活，跟个骆驼样，前脚迈出，后脚跟上，无休无止。

超市的工作分两班。早班下午四点就下班后，张娟赶紧骑上小电驴“呼呼”跑到雇主家做顿晚饭，赚取一单收入。要是上晚班，下午两点才开工，她就凌晨五点起床，赶去街道做半天的临时环卫工，工钱到手才心满意足地踏进超市，开始自己分内的工作。如此勤勉下来，张娟月收入快过万了。

2011年夏天，我去超市买菜，正挑着玉米棒子，一抬头，就望见张娟拉着一大堆菜篮，“呼哧呼哧”地从库房里出来。我赶紧扔下玉米跑过去帮她一把。盛满青菜瓜果的菜篮子高高地堆着，张娟在前面拉，我在后边推，我们好似在移动一座山。小山到了菜架边，我问张娟：“干吗做男人干的活？”

“这个岗位工资高嘞！”张娟忙着摆菜，话语里满是自豪与爽朗。

见她忙个不停，我劝她悠着点，别闪了腰身。刚要离去，张娟却一个大步跨上来拉住我，说有点事要麻烦我一下——最近，她和刘春忠相中了我家隔壁小区的一处房，想着手买下来，要我一块去看看，帮着杀杀价。

我好奇他们咋突然决定买房，张娟一下红了脸，扭扭捏捏地讲，嘎嘎上初中一年了，读书成绩还不错，老师说保持这个样子，考高中、上大学不是问题。他们两口子也盼着儿子将来能留在深圳，这些年存下的钱够首付了，想给嘎嘎供套房。

末了，她还来了句：“自己的房子才像个家嘛！”

自打来到深圳，刘春忠一直从事着集装箱维修的工作。他灵活又肯干，表现不错，年年都有工资加，从最初的两千港币月薪，现在已涨到人民币七千出头。张娟也勤爬苦做，会持家，花钱精打细算，除去小家的日常开销及老人的生活补贴，余下的钱都被她一子不落地存了下来。

我满口答应去帮忙吆喝砍价，还不忘冲着她双手竖起大拇指，心想：这步棋你们走对啦！

我见证了张娟夫妇在深圳买房。签下购房合同，那套二手房以单价万元整、总价一百万成交。钥匙到手那天，我们一行人“哒哒哒”上楼，敲响了房门，与先前的租客续签了为期五年新的合同。因为每月的房租已够覆盖房子的月供，刘春忠和张娟夫妇正式开启了收租的爽快日子。

当天，张庆一家也在场。从楼上下来，阿随小声问他妈：“咱家打算几时买房？”

汪丽大声吼道：“买个鬼的房子！家里一分多的钱都没有。”

阿随立马闭了嘴，我们一行人都收了声，默默走向小区大门。

我心里有些不悦，汪丽这个样，是在嫌弃我帮她找的工作收入太低吗？不对呀，她的工资其实比张娟在超市打工的收入高出不少，她发这么大火，该是嫉妒心在作怪吧。

没过多久，我又碰见了张娟一次，她从自家小区里出来。我冲她挥了挥手，她笑着向我走过来。

“过来看房收租金？”我问。

“不是不是，租金直接打银行卡。帮租客做卫生，算是钟点工吧。”张娟顿了顿，又说开了，“租客俩公婆要忙生意，没空做家务，我一个星期帮他们做一次清洁，一次二百元。给别人做也是做，自己的房子让外人打扫，我还不放心哟。”

我哈哈笑了起来，张娟也跟着笑。

笑过后，我调侃她咋不带带她嫂子汪丽：“一块出来做兼职，赚外快，共同富裕嘛！”

张娟却一下变了脸，一副怒其不争的样子：“人家哪有空咧！下班就找人打麻将，稍得闲就研究数字号码，买不完的彩票。我哥不常回来，我们又管不住她，这样赌下去，家不败光才怪。”

打那以后，我在公司里对汪丽多留了个心眼，打听下来，竟发现身边的同事大多都与她打过麻将、玩过纸牌。大家对汪丽的“牌风”倒是点头称赞：“愿赌服输，现金结算，从不赖账。”

年底公司聚餐，场地选在海景酒楼。

那天，一线员工下班后，班车直接拉去了海边，领导和行政人员还在公司忙工作。率先到达的汪丽手又痒了，她上到酒楼的天台，见那儿铺着大圆桌，立马组局招呼玩家，面朝大海玩起了“三公”（比扑克牌点数大小的游戏）。这种玩法与打麻将比输赢更快，更刺激。

我一到酒楼就听见了汪丽的吆喝声，抬头见她站在椅子上，独领风骚，短发脑袋绕着她围了一圈。她麻利地向下飞牌，手法专业、老道，只是一年到头了，不知她赢了几何，又输掉多少。

后来，我又得知汪丽的赌瘾与脾气按不住了，都越来越大。张庆克扣了家用，断她的生活费，汪丽二话不说，直接跑去他工作的酒店大吵大闹，撒泼打滚。张庆顾及脸面，不得不继续按时支付每月的房租水电费、妻儿的饭钱。

那几年，张庆虽然涨了工资，每月有四五千元，但依然存不下几个钱。每次回家，他都带着一肚子怨气，发泄的方式也十分“专一”——打开门拉过汪丽，黑着脸红着眼，指着鼻子骂她“败家婆娘”，如果实在忍不住，巴掌就呼过去。无数次吵斗中，两人的感情比细纱还薄。离婚协议起草了，双方也签字了，那张纸就放在家里唯一的桌子上，不知道约束谁。

初中几年，阿随一直在那张桌上看书写作业，他知道那一纸协议是父母之间的契约，只是他们谁也没因那张纸改变一下自己。母亲还是赌，一直赌，父亲一回家张口就骂，伸手就打。阿随哭过、喊过，可摆脱不了出租屋的逼仄、父母间的冷漠。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待在学校，如果人不用睡觉，他愿意一直待在学校里。

三年初中终于毕业，阿随舒了口气。他果断放弃报考高中，背着瘪瘪的背包，里面装着他全部的家当，踏进了深圳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选读电气自动化专业。他想早点工作，早点赚钱，早点独立。

他刚入学，张庆和汪丽之间就断了经济往来。丈夫不再交钱给自己，汪丽的个人收入限制住了赌牌格局，让她浑身不自在。坚持了两月，汪丽辞去了文员工作，提取了不多的社保余额，注销了社保账户，带着那份签字的离婚协议，悄悄回了四川娘家。

汪丽走后，张庆结清杂费，退掉了出租屋，阿随在深圳又没了家。爷俩偶尔会面，只得再次挤进刘春忠和张娟家。那时刘春忠和张娟已换租了一套小两房，阿随和嘎嘎挤一床，张庆睡客厅沙发，父子二人借人之地，栖身一晚。

同年，嘎嘎的中考成绩不错，如果是深户生，他可以读深圳前四的名校，可非深户的录取线要高出三四十分，他只得进了盐田区唯一的公办高级中学。刘春忠夫妇可谓是喜忧参半，三年后，要是还没深圳户口，儿子就只得回四川老家参加高考了——两地的课本都不一样，到时怎么办呢？

刘春忠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一下加重了，他思来想去，决定逼自个儿一把，考个高级焊工证。如果通过了，按政策，他可以“进深户”，嘎嘎办随迁，一块就带过来了。

焊工考证分为实操与理论，实操刘春忠不担心，十多年来，他天天干的就是电焊气焊，焊接各种碳钢、耐酸钢、耐热钢，技术一流。可理论那本厚书，他怎么啃得下来？想当初他小学都没念透，好多字都不会认不会写。

刘春忠捧着理论手册，心里瑟瑟发抖。他强迫自己翻看了几天，那些小蝌蚪般的字在他面前跳来跳去，杠杆叉叉的电路图，怎么看都觉得像老鼠夹子，翻书竟然比抡大锤还累。他实在没辙了，来向我求助。我告诉他，可以去专业机构参加培训，先听老师讲，后面再自个看书，重要的条条款款都要背下来。张娟不敢耽误，赶紧拿钱给老公报了培训班，同时把考证的名也一块报了。

几月后，刘春忠走进了技术认证考场，实操一把过，分挺高，可理论考试没过合格线。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参加正规考试，一考就过了一半，他心里倒有了几分自信。之后的空余时间，他继续捧着理论书本钻研，眼睛看，脑袋想，熟读牢记。

第二年，刘春忠再次走进焊工理论考场，面对监考老师，他心里也不那么慌乱了，手中的笔也听话了许多。写完最后一个字，他又检查了一遍才走出考场。后来，分数出来了，刘春忠举起右手，对着我们做了一个“OK”的手势。

接下来，是要到人社局填各种表格，再回四川老家迁户口。嘎嘎奶奶高兴得没法言说，通过几年的奋斗打拼，如今她的儿孙摇身一变，从农户变成了深圳市民。

反观张庆这边，境况就格外不同了。年前，阿随的技校放寒假较早，他避开春运回了四川老家，先看过奶奶，又赶去外婆家。那时，汪丽在她哥开的麻纺织厂做纺车工，每天站着干十个钟，月薪只有八百块钱。她越发瘦了。

阿随听外婆与舅舅讲，他妈已经戒了大赌，只偶尔玩玩小麻将，娱乐放松一下，不碍事。他便劝他妈回深圳工作，一家人在一起多好。汪丽说：“你爸都没开口，妈还是不去的好。你回去后，要好好读书，父母没出息，你的路只能靠你自己走。妈对不住你。”

汪丽说着说着红了眼，阿随及一旁的外婆舅舅都跟着抹泪。三代人哭造化弄人，又无奈世事艰辛。

2016年夏天，嘎嘎考取了深圳大学，阿随步入社会，在“电子王国”华强北做了一名电脑销售员，还兼职负责商场的电梯维修。他白天卖电脑，晚上复习书本，准备报考高级电工。

阿随挣钱了，想到还在外婆家的妈妈，便劝说爸爸给她打个电话，递个台阶。张庆理解儿子的苦心，拨通了汪丽的手机。在阿随的一番劝说下，汪丽哽咽着答应来深圳了。其实早在一年前，她在娘家就待不下去了——她大哥的麻纺厂因污染重、产品滞留、人工高涨等原因宣告停产，汪丽跟着丢了生计，整年都没收入。借着照顾老母亲起居的由头，她哥才支付了双份的生活费，大嫂对此脸色难看，冷言恶语不断。

汪丽立马启程，她抵达深圳的那天，丈夫和儿子都前往火车站接她。当晚，一家三口齐聚在刘春忠家，张娟把我也叫过去一块吃晚饭。席间，他们劝哥嫂要和睦相处，好好过日子。

那时刘春忠已经做到了主管的位置，结识了不少拖车公司的领导，他介绍汪丽去了一家拖车公司做调度文员。我家那套小两房的租客刚退租回老家，我便让他们一家三口住了进去，租金低于市价几百元。

一切问题似乎都解决了。汪丽白天出门上班，晚上回到海边小屋。老公和儿子休假才回来，小小的屋里，流淌着一家三口粗茶淡饭的小日子。

没多久，阿随通过了高级电工考核，也成功办理了深圳户口。他还设想着，只要自己好好干，后面还能把父母的户口也迁来深圳。他们年轻时纳了税，希望他们退休后也能享受深圳老人的福利待遇，诸如：免费公交、免费体检、免费游景区、餐补及各区政府为独生子女家庭购买的各种保险福利……

慢慢地，汪丽熟悉了新工作，下班后又有时间邀约从前的老相识一块吃大排档、逛夜市、到海边吹吹风。能和汪丽处到深处的故交，大都长着一颗不羁的心灵，聊着聊着，他们就开了桌，旧业重操起来。

家里，张庆负责房租水电、煤气、网费等杂费，阿随每月还会给汪丽三千元生活费。平日里，汪丽独自在家，如节约点花，她的工资完全可以存起来。可她有她的执念，人又怎么管得住自己的心魔？以前玩过的麻将、三公、六合彩，她都觉得腻了，没啥新意。仗着几分姿色，她开始要拖车司机载她去香港“买马”。

香港交通贵、吃饭贵，喝瓶水都要十块钱，几千元的工资哪里够折腾。汪丽先是向周围的亲密好友们借钱下注，赢了当即还账，赔了本下月工资到账再一个个归还。刚开始这个流程还算流畅，小有结余。可赌运不常在，她的流水开始出现亏空，好胜心愈发急切，下的赌注更猛，缺口变得越来越大了。

拖了两三个月不还账，渐渐的，就没人借钱给汪丽了。要是她就此打住不再买马，不再下注，一切似乎还有救。可汪丽太想发财、太想捞回本金、太想大赚一笔了。她碰了网贷，从美团贷、从京东贷，先是几千，后来过万。到了还款日，几个平台之间来回腾挪，从盈利、打平到亏空，只用了半年时间而已。

大公司的钱不能欠，会吃官司。汪丽勉强偿清余额后，转而寻找那些不知名的小机构，贷款审核没那么严格。私底下，她无数次输入一串串数字，在家里的电脑，个人的手机上，记录着一条条借款数目。

2019年的一天，汪丽的手机显示内存不足，卡机，她让儿子帮忙清理。阿随这才发现了老妈的秘密，接着，他查电脑，又见六七十万的欠款。

阿随的双手不受控制地颤抖，一时，他仰头长叹：“完啦！全完啦！咱家没得救了！”

稍微平息下来，阿随立即联系张庆，让他爸马上回家一趟。

当时张庆正在后厨炒菜，听到儿子悲愤的声音，跟上司打过招呼，扔下大勺就往外跑。一路紧赶慢赶，推开虚掩的大门，看到儿子与老婆垂着头，木桩似的僵坐着，他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便停在门口，直直盯着妻儿。

阿随依然没抬头，他幽幽说道：“爸妈，你俩离婚吧。”

张庆这才回过神来，跨进门，弯腰去看一旁桌上的电脑。停下鼠标，他面如死色，一样木木地坐了下来。几分钟后，他起身找来笔与纸，一字一句、一笔一划拟好协议。签下他的姓与名后，他双手握着那张纸，缓缓递到汪丽面前。汪丽默默接过，由上往下览了一遍，稍做迟疑，她扭头看了看丈夫和儿子，也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她明白，自己伤透了他们的心，这婚该离了，这家也该散了。

阿随哽咽着对他妈说：“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欠下的债，尽量去还。我手头有几万元，都给你先抵债吧。”听儿子这样讲，张庆也表示在汪丽退休之前，自己离婚不离家，照旧负担家里的开支，汪丽的工资就拿去逐月还账。

阿随陪父母去的民政局。父母走到一块有了他，又因为他的一句话，他们分道变回了自己。从民政局出来的那天，阿随觉得自己有罪，但又不知道自己到底错在了哪里。

老家镇上的那套门面房由奶奶住着，张庆存折上十多万现金划给汪丽还网贷，他们半生攒下的那点共同财产，就这样均分了。

深圳的家就这样散了，想到自己苦读备考高级电工，初衷和愿望此刻全都破碎，酸楚涌上心头，阿随泪流满面。

2020年盛夏的一个周末，我去市图书馆借书，从黄贝岭地铁站出来，走到205公交站，已是晚上九十点钟了。着拖鞋、抱游泳圈的年轻人挤满了站台。

当时，地铁八号线还没竣工，市中心去大小梅沙亲海玩水，大都在黄贝岭转乘公交。我冒着一身汗挤上车，刷完卡，后面响起熟悉的声音：“阿姨、阿姨！”我望向满满一车人头，见阿随坐在后门边冲我笑着挥手，我抱着书挤进过道，向他靠近。

扎着揪揪尾发、一身笔挺白衫的阿随起身让座给我，站在一旁和我聊天。

“你小时候可没这么爱讲话，都不敢认咯。”

“长大了嘛，又成天卖东西，不说话可不行嘞，阿姨。”

“扮相王子一般，公司要求这样穿搭么？”

“阿姨，我们上班有制服。这身衣服老贵了，特地为参加沙龙准备的。”

“沙龙？”

阿随也不瞒我，直说了——他做销售结识了各样人，其中有位富二代把他带进了自己的圈子。阿随没本金，可也想创业，只能去富人堆里碰碰运气。他做了个智能停车场的策划案，想推荐给大佬，拉拉风投。

听完阿随的一席话，我心里闪过一丝不安。汪丽做的发财大梦，难道也遗传给儿子了？又转念一想，年轻人有梦想不正常吗？阿随是阿随，汪丽归汪丽，儿子比他老娘牢靠多了。于是，我笑着鼓励阿随好好干。

同年，嘎嘎大学毕业，考公合格，被邻市惠州某县的药监局招录。他一口回绝，说自己的农民父母凭自身努力成了深圳人，作为他们唯一的孩子，他不能把父母留在都市，自己向下而行。后来，嘎嘎一直待在深圳，边打工边继续备考。

2023年，张娟和汪丽这对姑嫂同时退休。张娟以深户资格退休，养老金还不错；汪丽缴费年限不足，一时没了收入，加上身体出了毛病，只得再度回四川投靠老母亲。

阿随的创业计划一直没等到天使投资人，梦破了。房价高企的深圳，仅凭他卖电脑、维护电梯，猴年马月才能攒出房子的首付？深漂一代不给力、不配合，还挖坑，深漂二代的阿随无计可施了。汪丽前脚离开，他后脚也走了。

离开深圳的前一天，阿随迎着夕阳，拖着长长的身影去了趟市民中心。一路上，人形机器人指挥着交通，智能环卫车来来回回清扫街道，无人机群穿梭在高楼大厦之间。落日余晖，天空浩荡，科幻照进现实。阿随举起手机，拍下小平塑像、拍下如大鹏展翅的市府大楼、还有那棵只开花不见叶的网红树异木棉。对着钻石般闪耀的第一高楼——平安金融大厦，他也按下了快门。他想带走的东西很多很多，唯一带不走的，是自己对深圳这座城市的向往与留恋。

揣着特区身份证，阿随去了生活成本相对较低的海南，在海上跟船，做电工。一家三口，只剩他爸张庆还在深圳给人炒菜，守着他的饭碗。与此同时，川东老家也开始等着他的归期。

2024年大年初二，刘春忠张娟夫妇邀我去他们家聚餐，说俩老太都来深圳过大年了，想见见我。

我备下红包，拎上水果，向隔壁小区走去。上到三楼，朱红密码门一拉开，见俩老太红绸缎衫，满脸的褶子笑。十多年过去了，老人们腰弯了背驼了，可她们内心的喜悦是藏不住的，全扬在眉梢，挂在嘴角。

这一年，刘家的喜事很多：嘎嘎三次考公后，终于如愿进了深圳某社区街道办，工作地点在大梅沙。为此，刘春忠夫妇收回了出租多年的自购房，重新装修，一家人彻底搬离了那矮趴趴的城中村。

他们接双方老人进新房过新年，除夕夜的团年饭，却等不来在外漂泊的阿随。阿随奶奶念了又念：“可惜啦！”一旁的嘎嘎奶奶也不停絮叨自家孙子：“嘎嘎长胖咯，倒是该把女朋友带回来。”

我落座客厅的大沙发，喝着新沏的陈年普洱，一边应和老人，一边环顾敞亮的大房子。那闪着光的家具，花朵灼灼的垂帘，刘春忠和张娟的日子就如同我杯中的茶汤，苦尽甘来。

那年，我家孩子正攻读硕士，年后返校前，他陪我去大梅沙看海。那天中午，在大梅沙工作的嘎嘎请我们吃饭，哥俩商议后选订了坐落在湖畔的西餐厅。他们告诉我，小时候他们仨到大梅沙玩，阿随指着这家餐厅说：“等长大后有钱了，一块去吃顿大餐。”

饭菜上桌，我们都抬起头来，越过茫茫大海，朝西南方向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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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漂三十年，两个家庭的命运分野

身边Ourlife 2026-03-08 03:1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