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AI带来的失业问题越来越让“打工人”担心。在部分特定行业这一现象非常明显。麦肯锡报告预测，到2030年全球57%的工作时长，可被自动化。

有年轻人担心被AI替代，面对这个问题，全国人大代表董明珠笑了，“我那么大年纪都不怕被AI替代，你们年轻人怕什么？只能通过学习，做到比AI聪明！”她透露，自己已熟练使用AI正常处理工作。

全国人大代表刘庆峰建议要系统应对AI时代就业变革，建立国家级AI就业风险监测预警与政策评估机制，完善转型期稳岗转岗公共支持与培训，强化社会保障托底。

在刘庆峰看来，以大模型为代表的通用人工智能正快速重塑产业与就业结构。AI时代转型期，存在技术影响速度快、“就业极化”风险上升、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出现结构性矛盾等问题。但AI也催生大量人机协同型新岗位，岗位重构而非单纯替代。

事实上，最近两年，随着AI的快速发展，部分传统行业已经受到了较为严重的冲击，比如在平面设计、视觉特效、翻译等行业，不少从业者称已经感受到强烈的“AI冲击”。

刘庆峰认为，当下要系统应对AI时代就业变革，可以建立国家级AI就业风险监测预警与政策评估机制，构建覆盖“岗位变化－技能供需－就业质量”的高频监测体系，统一统计口径与数据底座；还要建立分行业、分区域预警阈值和政策触发规则，实现“早发现、早干预、早稳控”。同时要完善转型期稳岗转岗公共支持与培训，强化社会保障托底。

据了解，针对AI就业风险监测预警与政策评估机制，在国内部分城市已经开启。

华东政法大学社会法研究所所长李凌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国内部分地区已经开展了岗位替代风险的测算，比如上海闵行区就曾经对300余家制造企业的自动化设备更新、岗位变动数据实时追踪。2025年，针对电子制造行业发布了3次岗位流失预警，联动人社部门开展转岗培训，帮助2000余名员工跨行业就业。

在李凌云看来，建立国家级的AI就业风险监控预警与政策评估机制，具有比较强可行性，除了部分城市的实践经验，国家数据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相关部门，还掌握相关数据资源，有能力进行整合。她说：“AI时代下，劳动就业的模式会发生非常大变化，远程协作，碎片化承接任务会成为一种常态，需要对新增的灵活就业人员在社会保险制度方面更加完善。”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副院长金维刚则认为，建立AI就业风险监测预警机制以及转岗公共支持这些策略是可行的，但远远不够。

在他看来，AI带来的冲击远超以往技术革命，具有“颠覆性”特征，不仅影响就业，还可能冲击经济结构、社会生活，现在只是冲击到部分行业，但按照AI目前发展速度，未来将对就业市场造成前所未有的考验。

“我国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针对AI的发展，需要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由国家统一管控，将AI发展纳入法治化轨道，分级分类限制部分应用领域，比如明确哪些领域可使用、哪些领域限制使用、哪些领域禁止使用，尤其在民生保障、就业密集型行业，应考虑优先保障就业。还要警惕资本无序主导AI发展，国家需提前干预，避免爆发危机。”金维刚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