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哈梅内伊（Ali Khamenei）在美以空袭中身亡，炸裂的政治真空正如战事的猝不及防，将伊朗的未来拖入五里雾。
最一开始，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Masoud Pezeshkian）、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埃杰伊（Gholamhossein Mohseni Ejei）、宪法监护委员会成员宗教官员阿拉菲（Ayatollah Ali Reza Arafi）组成了三人领导小组，负责领导政治过渡工作。不过最高领袖的选拔本身，似乎陷入某种两难。
首先，迅速任命新一任最高领袖，可以展现政权的连续性、平稳人心，在国家危急时刻传递稳定讯号。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战火冲天的当下迅速宣布人选，反而可能成为外部攻击的新焦点，让新最高领袖再被斩首。
再来，人选如何出炉也是问题。当然，伊朗宪法规定，最高领袖必须具备杰出的宗教学识、深厚的伊斯兰法学和政治知识以及强大的管理能力，同时必须由88名教士组成的专家会议秘密选出，但这不过是表面章程。
在伊朗处于多事之秋的当下，即便专家会议身负遴选最高领袖的当然职责，其他“非正式”行为者其实也可能起到重要作用，例如库姆的高级神职人员，尤其是拥有独立宗教权威的大阿亚图拉，就可能间接影响议会内部舆论，即便他们其实没有正式表决权。
再来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由于在哈梅内伊任内大幅崛起，并在伊朗动员“抵抗轴心”（Axis of Resistance）中扮演关键作用，更是当前抗阻美国以色列进逼的关键力量，这股势力无疑也会大幅影响新一任最高领袖的遴选。
或许正因如此，即便伊朗官方尚未正式发布结果，只是宣布候选人名单已经确定，一个消息却已在各大媒体流传：在革命卫队强势主导下，哈梅内伊之子穆杰塔巴（Mojtaba Khamenei）被确立为伊朗新一任最高领袖。
基本上，如果这一消息为真，或许就能透露些许伊朗未来的政治走向。
2019年5月31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的次子、56岁的穆杰塔巴（Mojtaba Khamenei）在德黑兰参加活动。（Getty）
革命卫队成为政权主导者
首先，这代表曾是最高领袖政治伙伴的革命卫队，在经历这次政治巨变后，已经跃升为主导政权的重要力量，甚至可以说是真正的执政核心。
众所周知，穆杰塔巴在过去并非没有被猜测为接班人，却都受到两个关键因素阻却：第一，伊斯兰共和国体制本身，就是对所谓领导人“世袭制”的反对，穆杰塔巴如果接任最高领袖，明显是复辟过去巴勒维王朝的旧习，可能无法在政治上服众；第二，穆杰塔巴身分仅仅是中层神职人员，即便是最高领袖之子、据传与革命卫队关系密切，却从未担任过高级民选职务。
显然，在原本伊朗的政治环境下，穆杰塔巴虽然不是完全没有接班可能，却明显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存在，正因如此，哈梅内伊才会一度提拔前总统莱希（Ebrahim Raisi），如果不是2024年5月的空难意外，莱希原本是各界心照不宣的下任最高领袖。
但如前所述，当前伊朗其实正处多事之秋，因此最高领袖的遴选与其说是出乎宪法规范、专家会议的投票，不如说是取决于教士集团与军方、其实也就是革命卫队的内部谈判。
图为2025年12月30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印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已故“圣城军”指挥官苏莱曼尼（Qassem Soleimani）肖像的横额高挂，以供民众纪念。（Getty Images）
其实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历史来看，军队与教士集团原本就是共生关系，双方结盟并不只是权力果实的共享，还有家族、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多场域交织。不过这种平衡结构，明显在近10年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伊朗通过“阿拉伯之春”连动的叙利亚内战、也门内战介入中东各大战场，打造联通黎巴嫩到伊拉克同时触及红海的“抵抗轴心”板块后，革命卫队的地位就已显著不同，基本上是从安全部队跃升成了“国中之国”，既能影响伊朗的对外政策，也掌握伊朗石油收入的巨大红利，成为巨大的权力与腐败核心。
而基本上在伊朗积极扩大地缘势力的这些年，财政状况也因西方制裁、过度投入“抵抗轴心”而恶化，催生了年复一年的大型全国示威，从内部冲击了神权政府的统治能量。而在这种愈发风雨飘摇的情境中，革命卫队的镇压无疑扮演稳定政权的重要角色，这又会进一步推动整个伊斯兰共和国向革命卫队的倾斜。
因此可以这么说，统合并收割1979年革命成果的虽然是教士集团，但巩固并维系革命后体制至今的关键力量，其实还是在各大冲突后坚定捍卫政权的革命卫队，即便这其实反映某种政治衰败的饮鸩止渴：强硬对外倾向、坚持不肯放弃动员“抵抗轴心”，会增加与西方谈判解除制裁的难度；革命卫队的严重腐败与裙带关系，则会加剧伊朗推行经济改革的困难。而镇压虽能弭平经济问题导致的各种大型示威，却只是减缓痛苦、而非解决问题。
无论如何，革命卫队在当前伊朗已经是无可颠覆的重要政经势力，并也无疑在遴选下任最高领袖上，拥有极大的影响力与话语权。因此如今各大媒体盛传的“革命卫队强势主导穆杰塔巴出线”，或许未必是空穴来风。
2026年2月28日，美国与以色列向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图为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帕克普尔（Mohammed Pakpour）。（网络图片）
伊朗逐渐倾向军政府？
不过这个现象本身，也就意味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某种质变：从原先的“法基赫的监护”（Velayat-e Faqih）、也就是教法学者治国的体制，逐渐倾向类似埃及、缅甸的军政府掌权。
毕竟，“革命卫队强势主导穆杰塔巴出线”本身，其实也就透露一个双面现实：穆杰塔巴原本在接班资格上相对不足，但在作为“国中之国”的革命卫队强势主导下，原本的候补球员也能变MVP（最有价值球员）；但这其实不会改变候补球员实力不足的本质，前者因此只能愈发依赖革命卫队支持，进而分享权力。
换句话说，如果穆杰塔巴真的在革命卫队强势主导下，成为新一任伊朗最高领袖，那么未来伊朗的政治动态，恐怕就是最高领袖与革命卫队实施共治，而且后者的影响力能进一步深化政经领域，议会等民选机构的权威和合法性也将受到弱化，其他挑战者则几乎没有正式途径来颠覆军方控制。毕竟在这种情况下，政权的统治正当性并不来自意识形态叙事，而是绝对的武力优势。
2026年2月16日，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成员参加在伊朗南部的演习。（Reuters）
而这种局面可能导致两个政治走向。
第一，伊朗爆发内部军事冲突的机率下降。当然，这背后关键不是穆杰塔巴本人，而是革命卫队满意这种结果。只要穆杰塔巴作为哈梅内伊之子，愿意继续父亲时期的相关政策：继续动员“抵抗轴心”、持续倚仗革命卫队，后者就会继续扶持穆杰塔巴在位，而不至于爆发政变、强势接管政权。
第二，伊朗可能会在部分保守文化政策上松绑，例如不再强硬进行头巾执法，一如回到鲁哈尼（Hassan Rouhani）时期，却还是会继续反美反以、动员“抵抗轴心”的对外政策，也很难针对伊朗严重依赖石油经济、革命卫队本身作为“国中之国”的情况推进改革。与此同时，美伊核谈判可能也会因为革命卫队的强硬立场，而不容易有新进展。
而基本上这种政治伊斯兰略受压制、军方地位上升的动态，其实不是没有前例，例如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崛起前的土耳其，就基本是军方作为政权影武者、持续压制政治伊斯兰的情况。因此埃尔多安在土耳其政治史上的关键意义，除了带领土耳其经济起飞、因为长期掌权而被戏称是“当代苏丹”外，也有驯服土耳其军队这只强大猛兽的一面。
当然，有鉴于伊朗当前政体源自1979年的革命成果，即便未来由革命卫队主政，教士也绝不可能毫无话语权，毕竟如前所述，库姆的高级神职人员、尤其是拥有独立宗教权威的大阿亚图拉，还是拥有一定的舆论影响力与权威。只是这些权威本身，终究无法凌驾革命卫队作为政权守门人的关键，因此伊朗还是会有“法基赫的监护”这层外皮，只是或许会在革命卫队势大的背景下，变得愈发稀薄。
而这，或许是哈梅内伊决心重用革命卫队、建立“抵抗轴心”时，就已经注定无法阻挡的政治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