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闯荡的料”：

高学历小城青年择业决策的文化逻辑

——基于对E市40位青年的深度访谈

▍问题的提出

在“知识改变命运”的经典叙事中，小地方出身的年轻人凭借优秀的学业表现考入好大学，从此留在大城市拼搏，拥有更光鲜的职业和生活，被视为“闯荡的料”。但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高学历青年的工作选择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方面，青年人才从中西部向东部一线城市流动的“孔雀东南飞”仍是事实。北京、上海等城市连续多年位居人才吸引力前列，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则是持续的人才净流出。新业态、新产业聚集的一线城市为青年提供了更多样的工作选择。另一方面，高学历青年的择业开始出现下沉求稳趋势。“逃离北上广”“世界的尽头是体制”成为新的择业图景。近几届毕业生五年内在县城就业的比例已持续上升至?25%，他们在县城就业比例最高的行业分别是教育、政府和公共管理，均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返乡青年是下沉求稳择业的主力。其中，东部地区生源地的返乡青年最多，西部地区次之，东北地区最少。显然，走出象牙塔的小城青年是选择大城市的多元机会，还是回到家乡小城安定生活，不再是确定的结局，而是需要深入分析的现实议题。

与矛盾现实相呼应的是群体性焦虑，无意义感在青年中蔓延。高校毕业生以“孔乙己”自嘲，接受多年教育反而让他们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择业困境。青年们打出“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的标语，向往更广阔的空间，拥抱未知的无限可能，对按部就班的稳定生活感到无聊与迷茫。由择业扩散至人生意义的焦虑落于高学历小城青年身上更具张力。“他乡”还是“家乡”、“体制外”还是“体制内”的工作抉择，对于他们来说，或许就是旷野与轨道的人生道路选择。

学界许多研究为“闯荡的料”背书，认为高学历小城青年会远走他乡去往经济发达的大城市，进入高薪、高福利保障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家境优越者更是如此。然而，近年来，有观点认为，青年择业实则是反思性决策，他们有更复杂的考量，考虑的不仅仅是薪资、福利和大城市的吸引力。文化社会学主张，人的观念与行为并非结构性因素的直接反映，而是经名为“文化结构”的社会共享意义系统传导形成的。本研究将择业决策视为由社会经济到文化再到具体观念行动的完整过程，以期打开小城青年工作选择背后的“文化”黑箱。本研究聚焦于出生、成长在三四线及以下城市、获得本科及以上学历且年龄在35岁以下的青年，分析当下中国共存的不同话语体系对青年择业决策的影响，讨论转型期中国的小城青年中谁才是“闯荡的料”。

▍文献回顾与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主题，本研究选择位于西部地区的E市作为小城案例点。一方面，E市被划定为四线城市，符合小城标准。而且，因其地处西部内陆，区位劣势十分明显，当地仍旧保持着非常明显的熟人社会特征，居民生活消费和娱乐的类型较少。另一方面，E市是典型的资源型小城，因资源禀赋具有强劲的经济实力，当地的产业结构和经济贡献都以第二产业为主导，大型能源国有企业极具地方影响力，针对高学历青年的人才引进政策也非常优厚。此外，近十年来，E市基础教育水平极大提高，户籍学生高考本科入学率逐年提升，培育了大量的青年人才。总的来说，E市是具有一定吸引力的富裕小城，E市青年的就业抉择呈现出更明显的矛盾性，也令本研究更加有针对性。

本研究以出生成长于E市、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在一线城市求学或生活过且目前有工作的“90后”青年为研究对象。之所以只选择“90后”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他们正处于青年时期最重要的选择阶段，人生道路往何处去仍无定数，也更容易受到不同话语体系的影响。本研究采取目的性、多点滚雪球的方式寻找受访者，对他们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在个案的选择上，尽可能涉及不同性别、独生子女、学科专业、家庭背景等特征，保证本研究的推论更加具有解释力。基于这些标准，本研究在2022年至2024年进行了三阶段的资料收集工作，选取了40位E市青年为被访者。遵循保密原则，研究者对被访者进行编码：首字母表示工作地点，外省市为W，省内及本地为L；第二个字母表示性别，M为男性，F为女性。

▍离乡青年择业的文化逻辑

在受访者中，前20位均是目前在东部地区一线城市工作的E市青年。他们主张自主选择工作和生活方式，以市场话语作为观念和决策的主要依据。具体来说：其一，他们追求在竞争中达成专业兴趣领域的自我实现，希望在挑战中提升自我能力，而非重复低风险低竞争的刻板工作。其二，他们喜欢人际有边界和被消费主义主导的都市社会，向往自在有趣的生活，而非被人情关系束缚的日常。家乡城市无论在产业结构还是社会特征方面，都无法满足自己所求，离乡闯荡成为必然选择。

（一）专业兴趣与竞争挑战：自我的充分实现

强调自我实现和契约竞争是那些选择离乡在大城市闯荡的青年人的主要话语。他们在职业道路上无惧挑战和风险，追求的不是将自我依附于国家体制的稳定谋生，而是在专业兴趣领域施展拳脚、实现自我价值，体现了其对市场话语体系的接纳。这种择业价值观也契合了大城市市场经济深入发展所带来的个体意识、竞争意识，以及与物质生活充裕相伴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崛起。

1.专业发展导向下的大城市就业选择

凭借大学专业所学寻得一份工作，在专业领域实现自我价值，是许多小城青年的择业诉求。学院教育是实现职业垄断、打造社会封闭的主要结构性机制之一，专业技能成为从事专业工作与非专业工作的区别标准。截至2024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的本科专业共有12个学科大类、93个专业类、816种专业。但是，各种专业在就业机会上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平衡问题。城市规模越大、行政等级越高、经济越发达，对应的职业多样性程度越高，西部地区城市的职业多样性最低。这意味着东部一线城市更有可能为部分小众专业方向的大学毕业生提供平台和机会，让他们找到专业对口且具有发展前景的工作。

访谈中，被访青年因专业只能选择大城市就业的情况颇为常见。例如，心理学专业和中医专业的青年希望在自身专业方面获得长足发展，甚至可以为此牺牲稳定性或薪资待遇。对于他们来说，家乡缺少对口职业的发展空间，既源于当地民众观念的阻碍，也源于社会服务体系建设的不健全。因此，回到家乡择业就等同于放弃提升专业能力的可能，甚至会直接转行。与此相对，大城市拥有更大的职业平台和更多学习机会，即便没有编制并且要面对超时低薪工作，他们也甘之如饴：

“学习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很多人会去做老师，但老师只是讲课，它不能提升专业水准。其实之前我有选择可以去当辅导员，很稳定还有编制。但是我选择了心理咨询中心，它没有编制，但却是专业对口的，我可以通过做实务、去培训来提升自己，在这个行业继续走下去。在我们那种十八线小城市对心理咨询更有偏见，熟人社会大家都抱团取暖，有心理问题找亲戚解决就行了，找你干吗呢？”（WF03）

“我觉得（好工作）最重要的一点，是能不断学习。工作时间和回报比例糟糕一点都可以，能够不断学习，有进步空间，建立自己的人脉圈是比较重要的。选中医专业就是想做这一行，但是别说中医，连三甲医院咱们那边都只有一家，我要是回去根本学不到东西。”（WM04）

如前所述，E市的产业结构非常单一，是一座背靠强大资源禀赋、在国家支持下获得快速发展的城市。因而，资源型企业和非资源型企业在当地的发展水平差异悬殊，能源行业对当地工业增加值的贡献率常年在80%以上。尽管近年来E市一直致力于产业转型升级，但前景好的行业还是与资源紧密挂钩的行业。那些政府斥巨资引入的高新技术产业，实际上是企业为利用廉价生产要素转移而来的低端制造部门，难以真正形成产业集聚。受访青年对?E市产业发展的问题有清楚认知，从以下访谈资料可知，即便他们的专业在当地引入的新兴产业中可以找到就业岗位，但受制于产业水平的相对落后，他们仍难以找到满足自己专业追求的工作，无法回到家乡择业：

“我是学机械制造专业的，本科毕业之后我回来在JDF（E市高科技重大投资项目引进的首个企业，主营半导体显示、物联网创新传感器制造等业务）的分厂工作了一段时间。那时候就感觉做工艺挺没意思的，不知道谁设计的东西就发给我，我就负责把设计文件变成制造文件，是个中间人，相对还是低端的。后来我也想去做设计，还得再去学习，所以就去读了研。现在我做的是飞机设计，更回不了家了。”（WM15）

“我学的是材料工程，以前也想过回来工作可能比较安稳啥的。但是你会发现，我讲了这么一大堆想法，其实回来的话是没办法去实现的。不要说是半导体芯片这个领域，就哪怕说是偏电子类的，或者说这种偏电子材料的其实都不多。据我了解可能JDF对这边还是能提供机会，但也比较少。我要是回去估计就是去煤矿做另外的工作吧。”（WM17）

2.?成长和挑战导向下的体制外就业选择

部分受访青年并不喜欢自己的大学专业，却对其他行业与领域拥有强烈兴趣，想要在真正感兴趣的事业中实现自我价值。他们对人生有着清晰的期待和野心，始终寻找着热爱并可以为之倾力付出的事业。当家乡没有承载他们事业的基础时，那些拥有多样机会的一线城市便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从以下两个案例可知，青年们或是在沉闷工作的业余生活中找到兴趣，又或是在频繁更换职业时进入到最喜欢的行业。不论咖啡还是金融行业，都在以能源工业为支柱的E市缺乏生存土壤。青年们想要在热爱的事业中挑战自我、发挥价值，就只能脱离家乡环境，奔赴大城市的广阔天地和优质平台获得发展：

“我开始是尊重父母的意见回家了，在一个事业单位工作，领导很器重我，但我却对未来越来越迷茫。那时候我就喜欢上了做咖啡，休息日我就去学。很多人活了一辈子可能都没找到的东西，我找到了，就不想再浪费时间了。2020年，我辞掉工作来上海，因为这边的咖啡行业确实是全国最好的，我想学更多东西。现在觉得自己活得很有底气。”（WM05）

“读研的时候，我开始觉得翻译这个工作比较偏辅助、偏背后。随着对自己要求越来越高，我更想在某个位置上发挥自己的价值，不局限于重复别人的话。后来我去过大厂工作，也去过大使馆工作，做的工作都没有核心竞争力，挑战也不大。现在这个公司属于金融行业，对我来说挑战很大，相当于重新学起，但我的能力有了质的提升。金融行业在咱们那个内陆三四线城市根本发展不起来，做这一行我就不可能回去了。”（WF11）

这类青年也表达了对体制内工作的抵触。我国计划经济的历史和市场化转型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体制分割。在计划经济的单位制社会中，国家通过单位对个体提供全方位庇护，职工从事的是薪资福利遵从行政分配的“铁饭碗”工作，免于失业风险与激烈竞争。这种制度特征既塑造了鼓励事事依附国家、厌恶风险、一味追求稳定的国家依附话语，也形成了依赖行政预算获得回报、厌恶竞争、只求完成任务的行政分配话语。尽管单位制早已成为历史，但体制内（即国有部门）工作仍保留了单位制的部分特征，仍是优厚福利、低失业风险以及更高社会声望的代名词。不过，受访青年根据亲身了解，指出近年来让青年们趋之若鹜的体制内工作实则刻板无聊、缺乏挑战，是经营人际关系大于发挥实际能力的混日子选择。他们不愿将自我依附于国家体制稳定谋生，而是追求在市场契约关系营造的竞争环境中挑战自我、提升价值。

“父母都是公务员，我觉得也可能是因为从小看着他们工作，经常去他们单位玩，小时候就觉得这份工作非常无聊，一辈子都能望到头，不是我以后想要的生活。我觉得选择的工作起码是自己有兴趣的，有想干的心情的，而不是有一天混一天。”（WM10）

“我不喜欢那种上下级观念很严重的公司，我上一份工作是在国企，公司氛围不太好。每一个人都在对上司溜须拍马，我的上司也在对他的上司溜须拍马，我觉得很烦。现在这个公司虽然很累，但是挑战很大，机遇很大，回报也很多。你的回报都是凭能力来的，不是背后走关系搞小动作。老板是扁平化管理员工，也更愿意启发员工，而不是说派个任务你去完成就行。”（WF13）

（二）舒适都市与窒息的家：自在的趣味生活

选择大城市工作的小城青年并非都追求竞争中的自我实现，另一部分受访者指出，他们更喜欢的是大城市的生活方式。在这类青年的话语中，他们更看重都市的社会生活方式，喜爱大城市人际边界感带来的自由体验，享受在发达的消费市场中满足自己的多元兴趣需求。同时，以生活为中心的他们表现出明显的风险厌恶和低竞争偏好，因此倾向于选择在大城市体制内就业。

1.?有边界的人际交往带来身心自由

青年们偏好都市中人际有明确边界感的生活，反感家乡没有边界的人际往来。在访谈中，有的人提到回到家乡的情景时充满无奈，因为不得不承受来自父母和亲戚的拷问，从工作到婚恋问题都被指指点点。对于他们来说，家乡小城既不是避风港，也不是安乐窝，而是令人窒息的家庭环境与人际关系网。相较之下，大城市“人人自扫门前雪”，没有人会对工作细节和婚恋与否过问太多或发表评价，这种对他人事务不过多干预的社交边界感，为多元生活方式提供了空间，带给青年们极大的“舒适感”。

“这么多年一回家，我妈、我舅就让我回去，在矿上找个工作。近两年他们都开始给我介绍家里的对象了。去年我确实想过回去，心想要不试试考研，考不上我就回家了。但是，‘十一’假期回去那会儿我感觉很窒息。不管什么事情，我妈就只会说我不行，对外人也这么说，我真的受不了。”（WF02）

“在家里，很现实的是，只要你在父母眼皮底下，亲戚就会问你：工作怎么样？每个月挣多少钱？什么时候结婚？有对象了吗？什么时候生孩子？孩子学习怎么样？没完没了。跟你熟吗？不熟。在大城市就很少会这样，大家都点到为止，没有人会觉得不结婚很奇怪，这就是大家的生活方式。”（WF19）

小城青年对大城市和家乡小城生活的偏爱与厌恶形成鲜明对比。对此，齐美尔与费孝通的论述点明了熟人乡土社会和都市现代社会的本质区别。齐美尔分析都市社会时指出，都市中人际关系是依托于分工的松散关系，他们以理性为主导，在自我保护机制下实现了所谓的“自由”，个性得以发展。而小城镇则是以高度黏合、同质且紧密的人际关系维系的，个体总是处于密布交织的强关系中。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基于差序格局的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依靠血缘、亲缘关系紧密联系，人情关系而非律法规则成为处理问题的主要手段。从该角度看，小城青年们对家乡生活的反感，正是来自熟人社会的紧密人情关系特征，亲朋好友之间将密切互动、信息共享视为理所当然。这种没有边界感的熟人社会相处方式让一些小城青年难以适应，所以选择逃离。相反，都市社会以保护个性和自由的松散关系为特征，有距离、有边界的关系为小城青年保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提供了余地。

2.?消费主义带来生活方式的多元化

都市社会不仅以人际边界感保护生活方式选择的自由，还通过消费主义为青年们提供了各种生活选项。市场经济为我国带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让大城市成为消费主义的沃土。鲍曼指出，在消费主义时代，“无聊”不允许存在，消费市场和消费文化为人们寻找生活乐趣提供了多种选择，使人们不得不为被兜售的生活方式买单。王宁发现，随着满足实际需求与彰显意义表达的消费需求得到满足，追求情感和兴趣的消费变得越来越重要。诸如电子游戏、嗜好、旅游、娱乐、文化等消费都属于兴趣消费的范畴，年轻人越来越愿意为兴趣买单。本研究访谈也证明，一些小城青年确实是因为兴趣消费而更喜欢一线城市的生活。以留在上海的受访者为例，他们认为，这座城市为发展兴趣爱好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想学习技能、买最新的产品、看最前卫的展览，在上海都能实现。相较之下，E市的文娱消费选择少，生活既无聊又匮乏，显然没有吸引力。

“其实我觉得要是回家是去B市（E 市相邻的小城）还可以，但回家我就难以理解。生活太匮乏了，要是在矿区，电影院、书店这些都很少。人情关系什么的我在国企也习惯了，但主要是娱乐设施太少了。在上海生活可以发展的东西很多，有什么爱好在这里都可以实现。比如我喜欢画画，休息的时候我就去上素描课，学一些东西。”（WF18）

“当初来上海也不是因为说喜欢上海，只是因为在上海的这几年我发现这座城市确实有它的魅力所在。这么讲，国内新开家什么店，第一家店九成就在上海。除了这种消费以外，精神文化生活上，你想看的展览，只要跟艺术沾边的肯定也会在上海，没事做的话就可以去看看。我也不是说多喜欢，但我想干一件事的时候，在上海可以做，其他地方做不了或者机会很小。”（WM16）

3.?舒适生活导向的体制内工作选择

有趣的是，这部分追求一线城市生活方式的被访青年，并不排斥在体制内工作，他们中有人入职国有企业，有人成为有编制的教师。访谈资料表明，这些青年认为进入体制内是形势比人强的明智之举，他们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例说明互联网大厂等热门工作的高失业风险。对这些小城青年来说，有一份能支撑他们长期留在大城市生活的工作最为重要，相比专业兴趣的自我实现与竞争挑战，收入适中、不内卷的稳定工作才是“性价比”之王。所以，他们也更能理解“考公热”的择业现象，将体制内工作列为优先选项。

“像互联网大厂碰上疫情就可能会裁员。所以还是要在体制内工作才稳定，有铁饭碗，只要你不犯一些大的错误，也不愁会被裁员。这几年‘考公热’也有它的道理。”（WF01）

“我进入电网属于误打误撞，一开始可能觉得在北京选这个工作不是那种钱多事少离家近的。但其实等你工作之后，就会觉得这个工作不会让你特别不满意，性价比算是很高了。大厂当然好，2015年那会儿进去是最好的，但现在这个形势，不能贪心那么多。”（WM12）

▍返乡青年择业的文化逻辑

在受访者中，后20位是目前已经回到E市及其周边小城工作的青年。这些青年倾向在工作和生活方式的选择中找到自身之外的理由和庇护，以传统话语和单位制话语作为观念和决策的主要依据。具体来说：其一，他们希望自己的工作符合父母期待、有利于承担家庭责任，并依恋家乡人情关系网络，不愿意远离父母和家乡去往异乡闯荡。其二，他们想要过安稳平淡的生活，对充满竞争的不稳定职场和高生活压力的都市心生厌倦，家乡小城和稳定工作是他们向往的避风港。

（一）亲情伦理与人情资源：家庭乡土的依恋

与离乡青年强调工作、生活方式的自主选择不同，返乡择业青年的话语始终离不开家庭与家乡，表达出“家庭需要他们，他们也需要家乡”的互相牵绊。这类青年回到E市工作的决策充分显示出他们对传统话语的亲和，他们认同并遵循家庭的代际权威和责任伦理，在代际支持和反馈中实现个人和家庭的发展。同时，他们也深谙家乡熟人社会中人情网络的运作之道，将熟人关系视为个人的创业资源。

1.?亲情伦理导向下的返乡就业

本研究发现，来自家人的期待或者与家人彼此照应的考量，在受访返乡青年的表述中占据了相当的比重。

一方面，当青年人对专业兴趣发展没有明确的目标、缺乏职业规划时，父母的期待和建议便成了他们的指路明灯。大多数E市青年的父母都希望孩子毕业后能回到自己身边相依相伴，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为下一步结婚生子打好基础。这些受访青年几乎都表示，自己在毕业时对想从事的工作没有想法，“听父母的”成为他们头脑里顺其自然的决定。在他们看来，具有相对丰富人生经验、作为重要他人的父母，总归不会给出对自己不利的建议。研究者在补充提问中发现，这类青年的共同特征就是他们从小都是“听话的孩子”。“听话”意味着亲子关系存在明显的亲代权威特征，父母更主动地介入到“没有主见”的青年子女的人生选择中，促成他们做出符合期待的返乡择业决策。

“（毕业）那会儿就业很盲目，而且我这个人也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公务员也考、银行也考。当时是听了父母的话，一是我觉得他们有经验，肯定不会害我；二是我从小就是那种没有主意的人，就听父母的话了。我感觉这个跟性格有挺大关系。”（LF28）

另一方面，也有受访者认为自己选择返乡是出于对家庭责任的承担，是在权衡自身需求和家庭经济情况后做出的理性选择，不是对父母的无脑服从。访谈资料表明，这类受访青年显然在自己与家庭、大城与小城之间进行了细致的比较。他们反思自己的职业偏好，认为专业相关的工作并非真正的兴趣所在，或者说自己的工作不是非大城市平台不可，家乡也有合适的选择。相比机遇，大城市的高生活成本和难适应的生活环境更令人困扰。而辛苦供养自己长大读书的父母逐渐老去，未来会更加需要帮助和陪伴。他们既担心“子欲养而亲不待”，也明白以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家庭经济状况，不足以让他们和家人在大城市守望相助，父母更不愿离开故土去往大城市开启新生活。所以，回家工作是既不委屈自己，也能更好承担家庭责任的最佳选择。

“毕业的时候在北京和大连都拿到了offer，但是我想来想去还是应该离家近点，以后也可以照顾父母。一是我并不一定要做自己专业的工作，反而我对文字类工作还挺感兴趣；二是外面生活成本也高，空气环境也不好。那回来这边就是两个选择，去能源企业，要不就考公，我觉得公务员更适合我吧，还能为家乡做贡献。”（LM27）

“毕业的时候我可有冲劲了，甚至就想留在西安，但当时还是回来了。我想着不能就只考虑自己。我父母年纪六十大几岁了，我要是在外面工作个十来年，一年都见不了几次，我觉得对他们很亏欠。即便我有两个哥哥，我自己的责任还是要尽到。”（LF32）

值得注意的是，独生子女在面对家庭责任时更加无从选择，他们强调独生子女责任约束对返乡择业决策的作用。如受访者所言，作为家中唯一的孩子，自己是父母的责任人，为了能够及时照应，应该多考虑回家乡择业。在本研究的案例中，有独生女已经开始履行照料义务。她原本在一线城市工作，但作为家中支柱的父亲突发重病，而初入职场的她还没有将父母接到大城市的能力，所以为了更好地照顾父亲，只得返回E市工作。她的例子引人深思，虽然对于大多数受访者来说，他们的父母还是身体健康的中年人，但是在职业起步阶段一旦面临突发状况，独生子女并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风笑天的研究指出，“80后”独生子女的父母在?2023年后进入高龄老年阶段，将直面养老困境。本研究的案例则表明，不仅是养老，独生子女家庭的亲子牵绊在生命的各个阶段都存在，青年子女很可能因家庭责任而陷入自主却又“别无选择”的择业困境。

“最后确实是权衡之后还是想离家近一点，我们家就我一个（孩子），有个什么事如果我不在身边那就没办法。要是做本身专业的工作，那我肯定不会回来了。所以，回来就是为了彼此安心，他们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肯定乐开花了。”（LF22）

“我是因为父亲脑梗，家里需要我，那我要承担这个责任，就回来工作了。像咱们独生子女，很多人其实还没有遭遇要照顾生病父母的情况，但我是小小年纪就承受了这些，只能这么选择。”（LF25）

2.?人情资源导向下的返乡创业

在家庭原因之外，小城青年也可能出于对熟人关系网络的依赖而选择返乡择业，这与那些因为厌恶人情关系而留在大城市的青年形成鲜明对比。在受访者中，回到家乡创业的两位青年，他们或是“子承母业”，或是白手起家，都将迎接风险挑战开拓一番事业作为目标，而不甘心在不自由的稳定工作中蹉跎岁月。但与留在大城市闯荡的青年不同，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要提高创业成功的概率，家乡E市才是沃土。从小成长的熟悉环境、熟人遍布的人情关系不是给他们带来束缚和不安的东西，而是可以让他们利用的最好资源。依赖地方关系网，创业资金、合作伙伴、店面租金及客户来源都能得到保障，而去往大城市只能从零开始，反而困难重重。

“我家就是做生意的，可能是有这个基因，上了两年班实在是觉得既不自由、赚得又少。后来我妈也是拿了钱给我，让我创业，那我还是觉得对这边的情况更了解，知道做什么生意能赚钱。去外地的话，很多东西你都得重新了解，那都需要时间和成本，市场机会有时候就是转瞬即逝，等不起的。”（LM39）

“因为我是农村的，我知道自己是啥情况，想创业没有支持和人脉，基本不可能去一线城市，人生地不熟，要车没车，要房没房。在家里这儿我自己跑业务也熟悉环境，还有认识的哥们给我介绍客户，成功率肯定更高，我现在能站住脚就是因为这个。”（LM40）

（二）预期管理与有限野心：安稳生活的向往

在返乡择业的青年人话语中，还有部分人并没有过多以父母或家乡为理由，展示出寻求安稳生活、追求安全感、排斥市场竞争和风险的价值倾向。他们大多在E市的国有部门就业，将稳定、压力小作为工作选择的主要标准，表现出对强调国家依附与行政分配的单位制话语的亲和。从个人的就业决策经历看，这部分青年大致可以按照“是否曾经在大城市闯荡过”划分为两类。

1.?大城市闯荡不适后的职业规划调整

部分青年是在有过一线城市工作经历后重新调整择业预期，他们难以承受异乡高强度工作的压力，将安稳和不辛苦确定为择业的新追求。以下案例的访谈显示，两位青年分别在香港和北京的大企业有过薪资不菲的工作，但她们很快意识到“都市居，大不易”的艰辛。无论是大城市高昂的物价和房价，还是行业内部激烈的内卷竞争，都让她们感受到职场和生活的沉重压力，对自己能否长久坚持产生了怀疑，并学会承认自己是“普通人”。她们不再贪恋大平台的高风险高回报，而是开始以生活为中心，希望换一份让自己“能喘口气、真正有空闲、认真生活”的工作。所以，两位青年选择通过E市的人才引进政策回到家乡，最终顺利获得事业编制，过上不用内卷的新职业生活。

“那会儿我是在香港做媒体，跟内地同学比起薪还是挺高的，但是香港的物价也超级高。后来我对这个行业也了解了，就感觉自己没那么大的能力在那里一直待下去。香港人能出国的话，他们也会离开香港，外地人去那里生存压力太大了。工作就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既然没法生存，那就回来走人才引进这个绿色通道。”（LF37）

“我之前在北京央企的派遣单位做出纳，虽然属于地产行业比较挣钱，但都是暂时的。我不能单考虑赚钱，而是要有工作，也要有闲。回来的关键原因就是北京房价太高、太卷、太累。没有房子你就没法拥有稍微有质量的生活，工作强度大，对身体有损伤，你的幸福感也会很低。现在政府单位清闲又稳定，不用担心领导不满意就裁掉你，真的是无忧无虑，我很满意。”（LF38）

上述案例也反映了当下青年人的一种普遍困境。她们这种看似消极的“躺平”决策，实则源自社会加速变化带来的焦虑和恐慌。在社会日新月异的转型期，人们的日常生活被迫持续加速，生命自主性被削弱，工作中的个体被异化为机器，生活中的个体在消费主义营造的无限欲望中获得虚假快乐。因而，“躺平”是青年用以抵御加速社会的主动减速，是一种在结构性压力之下的主体性撤退。被访者的观念决策调整，正是对市场话语体系的抵抗，她们明确地意识到无止境的竞争、内卷对人的异化和都市社会充斥的消费主义陷阱。当她们发现自我实现在高压之下显得虚妄又渺茫时，便决定不再闯荡，选择回到没有被消费主义侵蚀的熟悉家乡，找一份稳定不内卷的工作，实现工作和生活的全面降速。

2.?低人力资本积累下的回乡安稳偏好

访谈还发现，那些没有在外工作经历就返乡就业的青年，早在大学时期就已认定自己野心有限，没有留在大城市的能力，毕业后回家找一份稳定工作才是正题。

一方面，有的受访青年认为性格是不适合闯荡的主要原因，恋家是印刻在血液里的东西。但分析他们的表述会发现，所谓性格不适只是他们对自己厌恶未知挑战、面对不确定性时退缩的一种合理化。他们表示，自己虽然喜欢大学所在的一线城市，却也明白大城市生存压力大、留不住，只想回到家乡尽早安定下来。在这类青年人的话语中，安定感不可能来自大城市的独自漂泊闯荡，而只能来自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环境，来自不会担心裁员失业的稳定工作。这种对确定性的迷恋，在突发事件到来时变得更加坚定，家乡成为真正的避风港。相较于那些留在大城市的E市青年，这些青年虽未彻底丧失对专业兴趣的追求，但深刻认同自我实现必须在风险可控范围内，要让位于安稳生活这个主要目标。

“其实我挺喜欢大学所在的城市，但毕业的时候一点没想过留下，就是习惯性地想回家，也是觉得自己留不下。回来工作了几年，我也想过趁年轻再出去，但这个决定就很难了，已经在体制里，很难下定决心。而且疫情的时候，我又总听人说被裁了什么的，我就觉得在家稳定还是挺好的。”（LF29）

另一方面，还有青年将没有信心留在大城市闯荡归因于体验不佳的大学经历。根据访谈资料，两位受访青年在大学阶段并没有确定自己的兴趣方向，也没有找到适应劳动力市场规则的方法，所以直至毕业都非常迷茫。在缺乏足够的自我实现诉求的情况下，大城市生活在他们眼中的危险远大于诱惑，回家上班成为最稳妥的选择。LM36从小就是优等生，但因为高考发挥失常，未能报考自己喜欢的专业。由于对所学专业的不喜欢、不适应，他的大学生活一直浑浑噩噩、不在状态，直到毕业后才下定决心跨专业读研。但这时，他对未来的希望已经简化为“考个好考的研，然后回家上班”。郑雅君归纳了进入精英大学的小镇做题家的两种模式，其中一种就是“直觉依赖模式”，这类青年沿着旧有的习惯踏实学习，不会针对性地为求职积攒履历中的可用资源，到毕业时只能在迟疑中被动选择一条自己能力够得着的出路。以下两个案例中的青年就是如此，他们进入大学后很快失去了目标，既不喜欢自己的专业，也没有找到真正感兴趣的事情，在临近毕业时恍然发现自己已然错失了许多为留在大城市做准备的时机。站在择业的分岔路口，他们只能凭借自己最擅长的应试考试能力，回到家乡考公考编。

“我根本没想好找什么工作，或者要不要回家。大学期间像白过了一样。临毕业人家都忙招聘，我好像啥也没干。当时想过要不要留在福建那边，但我不知道为啥，就觉得自己不太行，所以就直接打包回家考事业编了。我爸其实也不理解，他反倒是希望我能在外面混的。”（LF23）

“大一大二那两年很痛苦，一直对那时候选专业的事情后悔，也没好好学，几乎毕业之前都是那种不太好的状态。那会儿不管是看本专业的就业方向，还是我自己的水平，都没法留在大城市。所以我就回来考研，换个专业再去考公，留在咱们这儿。我现在也已经想开了，再来一次可能也不会比现在更好了。”（LM36）

▍总结与讨论

本研究援引文化社会学的思路，分析在大城市受过高等教育的小城青年“留在他乡”和“返回家乡”的就业决策分化现象。从被访青年的观念阐释入手，将他们的择业决策看作是社会经济变迁背景下青年人结合自身境况对文化结构中不同话语体系的话语元素进行自主选择的结果。概括起来，本研究揭示的高学历小城青年择业决策的文化逻辑如图1所示。



首先，我国社会经济转型造成了明显的地区发展差异和体制内外差异，为E市青年营造了不同的工作生活情境。一是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东部一线城市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已然成为社会开放、消费发达、职业多样、平台宽广的代名词。而地处西部内陆的E市仍是社会封闭、消费不健全、产业单一、平台有限的小城市。二是体制内外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具有计划经济单位制色彩的体制内工作与遵循市场逻辑的体制外工作在工作压力和职业风险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前者没有激烈的绩效竞争，是几乎没有失业可能的“铁饭碗”，后者则遵守市场契约原则，是绩效考核竞争激烈的高风险工作。

其次，我国当前的文化结构中传统话语、单位制话语以及市场话语三大体系共同在场，构成了E市高学历青年合理化择业决策的意义之源。其一，中国传延千年的传统话语体系经久不衰，印刻在国人遗传密码之中，与家相伴的安定乡土生活是它的象征。代际伦理话语是传统中国最核心的价值准则，亲权与孝道责任持续作用于人们的观念与行动。熟人社会话语所规范的以人情关系为主的处事方式依然深刻地影响着今天E市人的日常生活。其二，我国计划经济历史造就的单位制话语体系仍然存在，依靠国家庇护和行政分配的思想深入人心，稳定与低竞争的生活是它的象征。其中，国家依附话语概括了体制内个体依靠国家庇护、极度厌恶风险的特征；而行政分配话语则是体制内个体依靠行政机制获取回报、排斥激烈竞争的写照。其三，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市场话语体系对个体观念与行动的作用越来越大，自主、不确定的现代都市生活是它的象征。强调个人理想抱负的自我实现话语、主张不断提升能力和优胜劣汰的契约竞争话语，以及提倡人际边界感的趣味生活的都市社会话语，都是市场壮大带来的文化后果。东部一线城市作为市场经济先锋，成为最能彰显市场话语的地方。

再次，青年个体会结合自身境况做出相应的择业决策，并选择文化结构中的不同话语来合理化其择业观念。人是身处于由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青年人对某种话语的偏好或排斥反映了他们观念背后的深层次文化结构。在这个意义上，离乡与返乡的本质区分在于话语选择的不同。离乡去往大城市的青年以自我诉求为中心，主要选择市场话语。他们大体分为两类：一类青年拥有专业兴趣领域的理想抱负，为了提升自我价值甘愿接受风险挑战，他们拥抱市场的自我实现话语和契约竞争话语，主要选择大城市的体制外工作；另一类青年被市场话语体系中的都市社会生活话语吸引，追求人际有边界、生活有趣味的都市体验，厌恶熟人社会的人情关系，但也偏好单位制的压力小和生活安稳话语，倾向于在大城市中寻到“铁饭碗”。返乡回到小城工作的青年倾向于向外界寻找支持与庇护，更加偏好和选择传统话语与单位制话语。他们也可分为两类：一类青年习惯迎合父母的期待，更多考虑家庭境况，主动承担孝道责任，或是依赖熟人关系网络发展事业，他们更亲和传统代际伦理与熟人社会话语；另一类青年因为糟糕的大城市工作经历或不佳的大学体验，对内卷竞争的职场和高消费的都市生活心生抵触，因此更接纳传统话语和单位制话语，选择回到家乡并主要从事体制内工作。

最后，回到本研究的最初问题：谁是“闯荡的料”？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在奔向现代化的征途中形成了现代性与教育的双重象征秩序，它们为来自落后小城镇的年轻人构建了一条理想路径，即努力学习—接受高等教育—到现代大都市生活，离乡闯荡似乎成为高学历小城青年的最佳择业方向。然而，本研究的资料证明，今天中国的高学历小城青年并非都是离乡闯荡者，相较社会经济结构要素下的必然，“闯荡的料”更是一种文化选择的偶然。对于他们来说，在急剧变迁的时代和复杂交织的话语体系中确定人生的意义，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困难，但也更为重要。阎云翔曾指出，中国社会的个体化是个体相继从家庭和国家中脱嵌的过程，在国家卸下包办就业的责任后，当代个体主观上成为自我依赖、积极竞争的进取自我。按此说法，制度层面个体化的青年理应摆脱传统和单位制话语的影响，成为市场话语的拥趸。但是，本研究的结果表明，一部分小城青年仍然认同并接受传统和单位制的话语元素，选择将自我与家庭、乡土以及国家重新嵌合，从中寻得择业这个“自主”决策的意义锚点，在不确定的时代找到个体的避风港，不愿离乡闯荡。只有那些接纳市场话语，将个人理想抱负与生活追求置于首要位置，也有能力和条件去自主创造全新人生的小城青年，才能成为“闯荡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