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男朋友谈了9年，因为彩礼谈崩了。”

岁末年初，本是婚嫁高峰期。在返乡见双方父母、筹备婚事的喜悦氛围中，一些年轻人却因彩礼问题陷入两难。与此同时，社交平台上，也出现了“彩礼超过5万元建议分手”“彩礼就是买卖” 的声音。

情感承诺与现实利益之间的拉扯，使彩礼议题成为舆论焦点。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出整治农村高额彩礼问题，并首次提出了“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的新表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教授胡卫卫长期研究彩礼问题，她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过去一段时间，各地整治高彩礼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治理半径多局限于县域或市域。当民间婚配超越行政区划时，本地治理的效力便大幅衰减。此次中央文件提出以文化地理边界为依据的“区域协同治理”，“恰恰是对这一治理盲区的精准回应”。

中央首提联动治理

春节前夕，一位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问：“外地嫁到江西，彩礼要多少啊？”

评论区很快热闹起来。有人为她谋划计算，结合两地彩礼的“行情”，给出了接近20万元的平均数；还有评论称自己即将订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有跟帖热心提醒：“劝你强硬一点，这是我走过的路，不能低于20（万）。”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春节前湖南、湖北、浙江等多地政府发出倡议，再次重申对高额彩礼的反对态度。2月3日发布的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在提及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时，更是首次提出了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的表述。

中国新闻周刊梳理近年来多地整治彩礼的做法，无论是以优先入托等措施进行奖励，还是以取消文明户等荣誉进行处罚，又或是制定村规民约进行约束，相关措施多是由区县市一级政府制定实施。

胡卫卫指出，这些治理路径除了面临“低彩礼没面子”观念根深蒂固、治理成本和反弹风险高等共性难题，近年来，随着职业媒人的“平台化”趋势，部分婚介从线下走向线上，利用短视频平台跨区域撮合、规避属地监管，男女双方分属不同省份，本地政策的约束力被严重削弱。

区域协同治理的必要性由此体现。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龚为纲的研究显示，彩礼价格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区域集聚特征，彩礼水平相近的地级市往往在地理上相互毗邻，形成稳定的区域性价格。

“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的思路，与当前高价彩礼问题的空间分布特征是高度一致的。”龚为纲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他结合裁判文书网约12万篇涉彩礼纠纷文书，并借助问卷调查和田野调研发现，高价彩礼区域中存在大量“省际毗邻地区”，如由皖北、豫东、鲁西南构成的黄淮海区域，以及陕甘宁、冀鲁、闽浙赣等交界地带。这些区域在文化特点上具有相似性，彩礼价格形成机制亦相近。但由于行政区划分属不同省份，政策标准与执行方式各异，给高价彩礼的统筹解决带来挑战。



河南豫东某县青年准备好在订婚宴上给女方的16.8万元彩礼。图/受访者提供

胡卫卫进一步指出，省际毗邻地区往往呈现出“通婚密集、标准分化”的结构性矛盾。现实中，婚姻市场天然具有跨界属性。在部分交界区域，客观上形成“向高彩礼地区嫁女、向低彩礼地区娶亲”的套利空间。此外，社会文化边界与行政边界存在错位。毗邻地区往往同属方言圈、习俗圈，婚恋流动遵循文化逻辑而非行政区划。

在胡卫卫看来，此次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的表述，本质上是让治理半径匹配婚姻市场真实半径。这既是对人口流动与社会转型背景下乡村治理复杂性的回应，也标志着高额彩礼整治正从“各自为战”转向“协同共治”。

如何落地？

事实上，毗邻地区的彩礼治理已有尝试。

2023年起，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联合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单县，组建 “豫鲁联姻”抵制高价彩礼跨省联动议事协调机构，建立两省三县区移风易俗跨省联动机制，通过发布倡议书、万人签字、青年联谊会等活动培育 “低彩礼、简婚礼”的婚恋观念。



在河北省河间市二十里铺村，2017年就推进婚俗改革抵制高额彩礼。图/解雪薇

在浙苏皖三省交界处，长兴县煤山镇与江苏宜兴太华镇、安徽广德新杭镇地缘相连，长期存在高额彩礼交织蔓延的问题。三年前，煤山镇牵头打造三省毗邻区“有礼乡宴”文明实践项目，推行“彩礼转化计划”。

不过，在胡卫卫看来，推进省际联动仍面临现实阻力。不同地区收入水平与历史彩礼基数差异明显，简单统一标准既难落地，也容易引发群众抵触。与此同时，职业婚介媒人开始跨区域流动，而现行备案与监管体系仍以属地管理为主，跨省协查缺乏稳定制度支撑。此外，县级主官主要对上级负责，跨省协作做得好是“潜绩”，做得不好反易暴露本地问题，部分交界县市存在“守界不越界”心态，基层动力不足。

针对以上困境，胡卫卫提出，相比对齐彩礼金额标准，更可行的路径是推动毗邻县市互认婚俗改革示范村、互享红黑名单，建立彩礼纠纷跨省调解机制，并把联动实效纳入省级乡村振兴实绩考核，例如省级层面可通过要求交界县市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定期交换彩礼监测数据，让“联动”从倡议变为必须完成的履职动作。

随着政策层面对跨区域协同治理提出更高要求，如何把握婚俗自治空间与公共政策介入之间的边界，成为当前治理实践中值得重视的问题。

胡卫卫认为，把握这一边界的总原则应是“介入手段、不干预目的”——政府可以对给付过程设规则、对公共成本设底线，但不替当事人定感情、不为婚姻定价。

“例如，当彩礼数额明显超出地区常态水平，甚至需通过举债方式完成给付时，其影响已超出家庭内部礼俗范畴，对社会风气产生外溢效应，公共治理介入具备一定合理性。”胡卫卫特别提出，程序上应坚持行政引导与民主同意的协调配合。

在她看来，政府可以通过提供成本测算、发布倡议性标准、纳入考核引导等方式传递治理意图，但具体彩礼限额、宴席标准等不宜以红头文件强制规定，而应经由村民代表大会、红白理事会等自治组织民主协商后，转化为村规民约。行政指令为自治设定底线和方向，民主程序为规则赋予执行力。

她强调，手段上应多用“服务替代”，少用“惩罚威慑”。与其设卡拦截婚车、通报批评高额彩礼家庭，不如建好集体婚礼基地、让“零彩礼”新人在宅基地审批、信用贷款、技能培训等方面享受可感知的优待。

“从长远看，高额彩礼治理的核心，并不在于简单压缩数额，而在于通过更具吸引力的现代生活方式与制度供给，自然替代陈规陋习的生存土壤。”胡卫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