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高级官员彭珮云于上周日在北京去世，享年95岁。她曾受命在计划生育政策最严格时期执行严苛的“独生子女”限制措施，而后又致力于放宽并最终结束这些政策。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发布讣告，称她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以及在人口卫生工作与妇女儿童工作的“杰出领导人”。

这样的官方赞誉几乎未触及彭珮云在1988年被任命为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时面临的困境，她所负责的工作被她本人和其他政府官员称作“天下第一难”。

彭珮云自青少年时代就投身于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并在高校中作为执行党政策的干部逐步升迁。但作为一名女性，她在政府高层中实属罕见；而作为计生委主任，她见证了中国这场大幅降低出生率的运动造成的苦难。

特别是农村妇女，她们被迫堕胎、绝育，遭到地方干部的殴打，还要面对简陋的节育手术。

她的顾问之一顾宝昌在回忆录中写道，彭珮云曾说，她“也是女性, 也是位母亲”。他回忆彭珮云曾问他：“难道计划生育就一定要这样干吗？”

在上世纪90年代，彭珮云曾试图让计划生育——城市家庭为一孩，农村家庭通常可以有两个孩子——的执行不那么残酷。在必须完成生育指标的巨大压力之下，许多地方官员对她的努力颇为不满。一些人认为她不过是个天真的局外人。

但彭珮云召集了人口学家、医学专家以及志同道合的官员，共同论证这样一种主张：较为温和的举措——包括宣传教育与更丰富的避孕方式选择——可能更有助于控制出生率。接下来的30年里，她从一开始力图减轻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制性，逐渐转向了质疑：在越来越多夫妻连一个孩子都不愿生的情况下，中国为何还要坚持这些政策。

“尽管她别无选择，必须支持党的最高领导，并确保独生子女政策的目标得以完成，但在几个关键时刻，她采取行动放松了政策的执行，并使之朝着更为人道的方向发展，”哈佛大学荣休教授葛苏珊(Susan Greenhalgh)说道，她在研究中国人口政策时结识了彭珮云。

退休后，彭珮云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进行游说，呼吁彻底取消生育限制，她警告说，中国可能会成为一个孩子太少的社会。

“正如她当年坚定地执行独生子女政策一样，十年之后，她又以同样坚决的态度希望废除它，”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社会学家王丰在电子邮件中说。他是即将出版的一本关于独生子女政策终结的书的合著者，该书引用了一部未出版的彭珮云传记，这本传记的写作获得了彭珮云的协助。

彭珮云1929年12月25日出生于南京，是家中八个孩子里的长女。位于中国东部的南京是当时的国都。她的父亲彭湖是一名银行家和企业经理，她的母亲范新绶则为丈夫所在企业的员工子女创立了一所学校。

彭珮云天资聪颖，15岁就考入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该校由躲避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的知识界人士创办。她先攻读社会学，并接受了左翼政治思想，后来为了安抚担心她的激进活动会有危险的父母，转学到了南京的一所大学。

在南京，彭珮云同样投身于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学运，并在16岁时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她与介绍自己入党的学生王汉斌相恋，两人于1949年结婚。此后两人育有两儿两女。

1947年，彭珮云和王汉斌搬到北京，她在清华大学完成了社会学学业，同时从事地下党工作。1949年底，中共革命推翻了国民党统治，毛泽东站立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从清华毕业后，彭珮云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党总支书记，这是她在高教系统担任的多项职务中的第一个。1964年，她出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在担任这一职务期间，她的丈夫在位高权重的北京市党委书记彭真（与彭珮云没有亲属关系）手下任职。

然而，这对夫妇的显赫地位为他们的日后埋下了祸端。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要清除他所认为威胁其事业纯洁性的内部敌人，北京大学和彭真就是他的两个目标。

王汉斌被打倒，彭珮云也在毛泽东支持的造反派冲击北大校方时成为批斗对象。她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时刻，自己十几岁的儿子公开批斗她。此后，她被送去劳改，有六年时间未见到丈夫。

毛泽东于1976年去世后，中国的新领导人开始在高教系统拨乱反正，彭珮云也重返教育系统任职。1987年，彭珮云受党中央委派，前往位于华东的中国科技大学，负责恢复那里的秩序。当时该校已成为学生抗议活动的中心，著名天体物理学家、时任该校副校长的方励之正在公开呼吁民主变革。

数月后，一名中央领导致电彭珮云，给了她一个出乎意料的任务：在中国人口加速增长时期执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当时中国领导人担心人口增长会拖慢经济现代化进程，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加强了对1979年制定的严格生育限制的执行。

1988年初，彭珮云不太情愿地出任了国家计生委主任，在一间狭小的办公室里开始工作，她面对的艰巨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在多子女为常态的农村地区——落实生育限制政策。

彭珮云开始走访数十个村庄。在这些地方，政府依赖积极的地方官员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手段往往十分残忍。为了解更多计划生育情况，她向人口学家求教，后来又向外国专家寻求信息和建议。

虽然她仍然致力于实现控制生育的目标，但希望找到更为人道的方式来达成这些目标。与她合作的专家们说，她知道政府的政策在科学依据上并不充分，并且希望利用自己的官僚工作技巧，从体制内部推动改变。

从1991年开始，她领导的国家计生委推行所谓的“七不准”，试图阻止基层干部在执行计划生育时采取体罚拘禁、高额罚款甚至拆房毁屋等极端手段。彭珮云与志同道合的官员还努力推动改善妇女医疗保障，提供更多样的避孕选择。

不过，中国最高领导层仍然向地方政府施压，要求严格执行生育限制，而批评者认为彭珮云的努力不过是做做样子。但也有与她共事的人表示，在体制的约束范围内，她确实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

“她确实是让独生子女政策变得柔和的关键人物，”上世纪90年代先后任职于联合国人口基金和福特基金会、在北京从事人口政策和生殖健康相关工作的琼·考夫曼说。“在一定程度上，计划生育项目从强制转向了改善服务、给妇女更多选择的项目，尽管人口目标仍然存在。”

1998年，彭珮云卸任国家计生委主任，但仍以其他身份继续参与人口事务，包括担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这是一个党领导下的组织。

她的在世亲属包括丈夫、四个儿女、四个孙辈、五个曾孙辈，以及三个姐妹和两个兄弟。

退休后，彭珮云在幕后持续表达对中国长期严格限制生育政策的忧虑。随着人口增长开始显著放缓，她担忧北京的领导层未能及时采取措施。

2014年在上海举行的人口政策研讨会上，她敦促在场的数十位专家向中央领导层呼吁，将独生子女政策调整为“二孩”政策。她把这一建议直接送到了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手中。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全会批准实施“二孩”政策。

然而，随着许多年轻人害怕抚养子女的负担，中国人口持续老龄化且总量萎缩。2018年，彭珮云再次致信中国领导层，呼吁彻底取消生育限制。她在信中写道，这不仅是明智之举，更关乎公民权利。

她写道：“生育政策应回归常态，让公民自主决定生育。”

2021年，中国改为“三孩”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