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苏黎世报》评论指出，中国严重的产能过剩，并不只是由于政府补贴和内需疲软，中国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才是造成产能过剩的真正原因。《法兰克福汇报》评论称，中国房地产危机一日不除，德国经济就将难有起色。《新苏黎世报》评论指出，中国严重的产能过剩，并不只是由于政府补贴和内需疲软，中国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才是造成产能过剩的真正原因。《法兰克福汇报》评论称，中国房地产危机一日不除，德国经济就将难有起色。媒体详情https://t.co/JCgnh9PNI0 pic.twitter.com/jb6wNjSb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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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产的产品之多，早已超出了世界市场的吸收能力，因此，中国同世界各国的贸易摩擦几乎接连不断。《新苏黎世报》客座评论指出，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以及内需疲软造成了工业产能的严重过剩，进而给国际市场带来了冲击。但事实上，这样的观点早已过时。这篇题为《中国模式中严重错误的激励机制》的评论写道：
”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体制：它看重的是速度和规模，而不是生产率和差异化。正是这种体制在激励企业生产过多的产品。事实上，产能过剩也是中国现行经济制度可以预见的必然结果。
造成中国生产过剩的根本原因，是一个各方意想不到的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干部的业绩评估和提拔制度。在党的官僚体系中，评估地方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是经济增长、就业以及税收。中国最大的单一税种-增值税，由中央政府和提供生产和服务的所在地政府平分，而消费上述产品的所在地政府则不会获得这一税务收入。
该制度决定了生产地才能分配到增值税收入，从而鼓励了地方政府不断扩建大型生产中心的规模。地方官员会想法设法，挽留上流和下流企业，以尽可能扩大税收基础。这种特殊的税收制度也解释了中国为何会出现大量密集型工业基地的原因：电动车生产线的附近会有电池生产厂家，而生产光伏产品的企业则会集中在原料和配件供货商附近。
在这种制度的鼓励之下，地方官员的行为方式更像是产业投资者和风投玩家。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模式确实大大提高了效率，但偏远省份照搬这一模式时，很多项目往往达不到预期，并给地方政府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在中国经济令人咋舌的快速崛起期间，这一制度性功能失调的问题被其他一些因素所掩饰，但现如今这些因素已经渐渐失去了影响力。2020年之后发生的一些变化，例如房地产市场崩盘、当局对私营企业加强监管，使得中国错误的激励机制变得更加突出。由于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只可以租赁使用，因此地方官员并不需要完全依赖发展工业。但2021年至2022年，随着房地产泡沫的彻底破裂，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大幅滑坡。与此同时，北京政府又开始加强监管那些导致房地产泡沫破裂的融资工具，如专项以及短期债券等等。于是乎，地方政府填补财政缺口的可能性越来越少，在此背景下，扩张工业产能就成了地方官员推动增长、创造就业以及增加税收的唯一可靠杠杆。”
《新苏黎世报》评论指出，中国特有的税制以及党政官员的晋升机制促成了中国工业产能的快速扩张，而国有银行体系一味重点扶持政府项目的做法，又导致了产能的重复建设和效率低下。
“综上所述，企业、投资者和地方官员都在各自层面上做出了理智决策，但最终结果却是产能过剩。有鉴于此，中国改变其制度性的激励机制已经势在必行。但迄今为止，北京只进行了微不足道的调整。要建立一个鼓励创新、避免产能过剩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中国必须进行制度层面的改革。北京需要制定并执行鼓励竞争的政策，大胆创新应得到鼓励。相反，只要知识产权、公平竞争得不到法律保障，廉价的效仿者就会层出不穷。
减少过剩产能是对中国自我纠错能力的终极测试。中国模式最终将走向衰败，还是能够再创辉煌，一切都将取决于此。”
《法兰克福汇报》评论认为，中国旷日持久的房地产危机，正在对德国经济造成越来越大的冲击：
”为了遏制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北京在四年前出台了限制房产企业借贷的严格规定，但此举却最终引爆了房地产危机。而中国的房地产危机又给全球市场造成了一个数以千亿计欧元的消费缺口。因为资产严重缩水的中国人突然不敢花钱了。
建筑产业整体陷入了困境，中国对钢铁和水泥的需求量大幅滑坡，上述建材大量涌入国际市场，在一系列连锁反应中，德国的蒂森克虏伯等公司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令人沮丧的是，在上述领域，德国经济目前仍看不到转机。中国的房地产危机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至于危机是否已经触底，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仍莫衷一是。目前，另一个房地产巨头万科也陷入了困境，债权人正在讨论该公司的前景，这一发展加剧了中国购房者的不安全感，也使相关各方都感受到了前景的不确定。这一负面发展也将波及德国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