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a Ponting, who was 16 when she was subjected to LSD, electroshock, and sensory experiments at the CIA-linked Allan Memorial Institute, is now suing decades later for the abuse she endured.” pic.twitter.com/j4sOd2J3Dy
— The UK Pulse (@GLOBALPULSECO) November 15, 2025
拉娜.庞廷（Lana Ponting）对位于加拿大蒙特利尔（Montreal，蒙特娄）的前精神病院——艾伦纪念研究所（Allan Memorial Institute）最深的第一印象，是气味——几乎像药水味。
“我不喜欢那地方的样子。对我而言它根本不像医院。”她在位于曼尼托巴（Manitoba）的家中对BBC说。
这家医院——曾是一位苏格兰航运大亨的豪宅——在1958年4月的一个月里成了她的家。当时法官因她“不服从”的行为，裁定这位16岁少女接受治疗。
在那里，庞廷女士成为中情局绝密精神控制研究计划中数千名实验对象之一。如今，她成为加拿大实验受害者集体诉讼中的两名具名原告之一。周四，一名法官驳回了皇家维多利亚医院的上诉，使这宗诉讼得以继续进行。
根据她近年取得的医疗档案，庞廷女士在和家人从渥太华搬到蒙特利尔后因难以适应，曾离家出走、与父母不喜欢的朋友混在一起。
“我只是个普通的青少年。”她回忆。但法官还是将她送到了艾伦医院。
在那里，她成了中情局秘密实验计划“MK-Ultra”的不知情参与者。这项冷战时期的计划在未经受试者同意的情况下，测试迷幻药（如LSD）、电击治疗及洗脑技术对人体的影响。
美国与加拿大共有超过100所机构参与其中，包括医院、监狱与学校。
在艾伦医院，麦基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研究员尤恩·卡梅伦医生（Dr Ewen Cameron）会替病人投药，并让他们听录音，有时甚至是上千次——他称这个过程为“探索”。
卡梅伦医生让庞廷女士反复听同一段录音数百次。
“它一遍又一遍播放：你是个好女孩，你是个坏女孩。”庞廷女士回忆。
博士生乔丹·托尔贝（JordanTorbay）研究了他的实验及其伦理问题，他说这种技术是一种“精神驱动”（psychicdriving）的形式。
“基本上是利用语言暗示操控病人的心智。”她说。她补充，卡梅伦还研究了安眠药、强迫感官剥夺与诱发昏迷的效果。
医疗纪录显示，庞廷女士曾被施以精神药物麦角酸二乙醯胺（LSD），以及巴比妥酸盐司可巴比妥（sodiumamytal）、兴奋剂德索辛（desoxyn）和俗称笑气、具镇静作用的氧化亚氮。
位于蒙特利尔的艾伦纪念研究所是加拿大中央情报局所支持实验的试验场。 [BBC]
庞廷女士透过资讯自由法取得卡梅伦写的病历。卡梅伦在她的病历之一中写道，“到了4月30日，病人接受检查……当她吸入氧化亚氮后变得非常紧张、极度暴力，把自己半个身体从床上摔出去并开始尖叫。”
这个“MK-Ultra”实验的残酷真相在1970年代首次曝光。从那以后，许多受害者尝试控告美国和加拿大。美国的诉讼多半失败，但在1988年，加拿大一名法官裁定美国政府需向九名受害者各支付6.7万美元。1992年，加拿大政府向77名受害者各支付10万加元——但不承认法律责任。
庞廷女士并不在其列，因为当时她尚不知道自己是受害者。
数十年来，她说自己一直觉得有哪里不对劲，但直到最近她才了解自己被卷入实验的细节。
她说自己对在艾伦医院发生的事，以及其后好几年的情况都几乎没有记忆。
后来，庞廷女士结婚并搬到曼尼托巴，育有两个她至今仍十分亲密的孩子。现在，她已有四个孙子。但她表示，自己一生都承受着在艾伦医院期间造成的后果。
“我这辈子都能感觉到它的影响，因为我会想：为什么我会这样想？到底发生过什么？”她说。
她表示，她一生都得依靠多种药物来处理精神健康问题，她认为这些都源自于当年的经历，以及反复出现的恶梦造成。
“有时我会在半夜尖叫着醒来，就是因为那些事。”她说。
皇家维多利亚医院与麦基尔大学因案件正在审理而拒绝置评。加拿大政府则回应BBC，指其1992年的和解是出于“人道考量”，并拒绝承担法律责任。
对庞廷女士而言，这起诉讼是她终于获得某种了结的机会。
“有时我坐在客厅里，脑中又会回到那些事，我能想起当时发生在我身上的情形。”她说。“每次看到卡梅伦医生的照片，我都会非常生气。”
虽然卡梅伦的工作如今几乎成了“MK-Ultra”的代名词，但托尔贝表示，她的研究显示，他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正接受中情局的资助。他与美国情报机构的合作在1964年结束。几年后的1967年，他因心脏病发过世。
但无论他是否知道资金来源为中情局，托尔贝说，他都应该知道自己进行的实验是不符合伦理的。
她说，她希望诉讼能继续进行，让受害者能获得某种形式的正义。
“这并不是要把患者失去的东西还给他们，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但至少要确保他们的痛苦不是徒然的，我们能从中学到教训。”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