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的消费者都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购买中国商品。美国人也不例外，尽管关税成本不断上升。

唯一的例外似乎是中国国内的消费者。

这正是中国最高领导层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的核心所在——他们正试图引导疲软的经济穿越与美国的贸易战动荡。中国依赖全球消费者来维持经济稳定，这一点在其周一发布的最新经济报告中得到了明确体现。

今年中国出口额预计将比进口额高出1万亿美元。这种巨大的贸易失衡以及中国对出口的依赖使中国的处境更加复杂——尤其是在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预计下周将与特朗普总统会晤之际。这一问题也令特朗普越来越担忧，全球各国官员正敦促中国调整经济结构平衡，更多转向国内消费。

本周，中国高层官员召开会议，制定未来五年的政策方向。他们面临着若干国内挑战，包括青年失业、社会福利体系薄弱以及人口老龄化等问题。然而，政府并未积极解决这些问题，而是仅采取渐进式政策调整，并加倍投资于生产出口商品的工厂。

然而，要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或许正是帮助像两个孩子的母亲陈逸玲（音）这样的消费者摆脱困境的关键途径。

“我觉得经济环境比较差，”35岁的陈女士带着三岁的女儿在上海郊区的一家商场里逛饰品时说道。“所有人都很难找到工作，而且找到工作的话也很容易被辞退。”她的丈夫在金融行业工作，但没有稳定职位。这一家人目前主要依靠积蓄生活。

经济学家将这种悲观情绪追溯到新冠疫情以及中国当时对社区和城市的突然封控。官员们原本认为，在2022年底放松这些防控措施后，中国会像其他国家一样出现被压抑已久的“报复性消费”热潮。

但这种情况从未真正出现。

与许多在疫情期间向家庭发放补贴的国家政府不同，北京从未直接向民众发放现金。如今，家庭的总体收入水平普遍低于疫情前，同时还要面对不断攀升的医疗支出。中国的企业同样被迫自谋出路，许多公司削减了薪资，或者开始裁员。

在这个国民将积蓄投入房地产的国家里，自2021年开始的房价暴跌也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陈女士名下有四套公寓，其中三套供家人居住，另一套出租。但她的租客最近要求她降低租金。

“现在好多人都退租了，”她说，“租金也不像前几年能收入很高，大家都想降租。”

为了刺激经济，北京在2024年启动了一项消费品“以旧换新”计划，鼓励人们用旧家电和汽车换购价格更实惠的新产品。今年，这项计划又扩展到了智能手机和其他电子产品。

这一举措最初带动了一波消费热潮，但如今热度正在减退。日本野村证券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担忧，如果该计划再延长一年，可能会对那些为吸引买家而大幅降价的企业造成伤害。

“正好有需求的话是更好，”唐颖（音）在一个星期五与伴侣外出购买枕头时说道。“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也不会有了这个补贴我就特地去买。”

唐女士在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工作，她说公司正在裁员。“这让情况有点紧张，”她说。唐女士说她以前每年会花数千美元购买奢侈品，但现在大幅削减了开支，不过她确实利用补贴更换了一台坏掉的空调。

要让消费者有信心增加支出，政府必须先修复养老金体系——目前，中国超过一半的退休人口平均每天仅能领取约1美元的退休金。

“我认为这确实是中国消费问题的核心，”陆挺表示，“如果你不想在退休后陷入贫困，那你就只能存钱。”

近年来，许多失业的人、或者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转而从事外卖或快递配送工作。零工经济雇佣了超过2亿人，从事传统上缺乏保障的工作，这些工作福利有限，往往没有社会保险。

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当政府本身都已经指出养老金体系资金不足、可能很快耗尽时，很难看到储蓄的实际好处。

到目前为止，政府只做了一些小幅调整。上个月，它修改了规定，要求所有雇主为员工缴纳福利。今年，它自1950年代以来首次提高了法定退休年龄。

政府也开始向年轻夫妇提供资金以鼓励生育，但那些曾经推动消费热潮的中年女性如今却要面对抚养年迈父母和自己孩子带来的日益增加的开支。

在最近的一个工作日，45岁的黄伟佳（音）和42岁的珍妮·吴（音）在工作间隙来到嘉兴东部的一家商场，一边吃冰淇淋一边聊天，她们在附近的一家社区护理诊所工作。两人都表示，作为医生，他们的月薪约1万元，虽然略有下降，但因为拥有政府工作，所以感觉相对有保障。

“这个阶段消费会比较大，所以感觉开销特别大，存不下来，”吴女士说道。她有两个十几岁的孩子，每年在孩子的课外学习上花费高达5万元。

黄女士接过话，说到她们这一代人：“我觉得现在是我们俩（这样的人）开销最大，”她也有两个十几岁的孩子，并估算自己在每个孩子身上的开支与吴女士差不多。

“而且还有父母。父母现在年纪也上来了，（正是）生病多的时候。”黄女士说，“我以前觉得我能一边花钱一边存钱，我现在觉得存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