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社会的根基在于人们能参与政治而无需担心暴力。失去这一点意味着可能失去一切。查理·柯克——以及他的家人——刚刚失去了一切。而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也向失去一切又迈进了一步。

其实，我们朝着这个方向滑坡已有一段时间。2020年，绑架密歇根州州长格雷琴·惠特默的阴谋被联邦调查局挫败。2021年，一群暴徒冲击国会山，企图推翻选举结果，当时民主党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总部还发现了管状炸弹。2022年，一名男子闯入时任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的家中，意图绑架她。佩洛西当时不在家，但闯入者用锤子袭击了她82岁的丈夫保罗，致其颅骨骨折。2024年，特朗普总统遭遇未遂暗杀。同年，联合健康集团首席执行官布莱恩·汤普森遇害身亡。

2025年逾越节期间，有人向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乔希·夏皮罗的家中投掷燃烧瓶。明尼苏达州前众议院议长梅丽莎·霍特曼及其丈夫被杀，州参议员约翰·霍夫曼及其妻子遭枪击重伤。而周三，“美国转折点”创始人柯克在犹他谷大学演讲时遭枪击身亡。

即便你很不认同柯克的诸多观点，以下说法依然成立：柯克的政治实践方式无可指摘。他走进校园，与所有愿意交流的人对话。他是这个时代最擅长说服他人的人之一。当左派以为自己几乎完全掌控了大学生的思想时，柯克一次又一次地出现，试图打破这种掌控。起初非常缓慢，然后突然之间，他做到了——2024年大选中，大学年龄段选民大幅转向右翼。

这并非全是柯克的功劳，但他在其中起到了核心的奠基作用。我不认识柯克，也不是为他致悼词的合适人选。但我羡慕他的成就。在民主制度中，乐于接受分歧是一种美德。自由主义本就需要更多他身上的那种勇气与无畏。加州州长加文·纽森在自己播客的第一集中邀请了柯克，还坦言自己的儿子是他的铁杆粉丝。这足以证明柯克的影响力。

在社交媒体上，我看到，对柯克之死的反应大多还算得体。左派和右派都表达了悲痛与震惊。但我也看到两种有误导性的反应——尽管引发这些反应的愤怒或恐惧不难理解。一种来自左派，将柯克的死与其观点挂钩——毕竟，他曾为第二修正案辩护，甚至承认这意味着要接受无辜者的死亡。另一种来自右派，将他的遇害作为全面开战的正当理由，仿佛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国会纵火案。

但正如前面罗列的事件所揭示的：政治暴力一旦升级，绝不可能仅仅发生在你的敌对阵营。即便真能如此，那也会是一个充满恐怖的世界，一个崩塌为最不可逆转的非自由状态的社会。

政治暴力是一种病毒，具有传染性。美国历史上曾有过政治暴力肆虐的时期。20世纪60年代，约翰·F·肯尼迪、马尔科姆·X、马丁·路德·金、罗伯特·F·肯尼迪和梅德加·埃弗斯相继遇刺。70年代，乔治·华莱士州长遭未遂暗杀幸存，杰拉尔德·福特在一个月内遭遇两次暗杀未遂。1981年，罗纳德·里根遇刺，小约翰·欣克利的子弹击中他的肋骨后反弹，击穿了肺部，总统侥幸生还。这些刺客和未遂刺客动机各异、政见不同、精神状态也各不一样。但当政治暴力变成一件可以想象的事情——无论是作为政治工具，还是成名捷径——它就会开始不加选择地感染宿主。

美国政治存在对立阵营，这一点无需回避。但双方本应致力于同一个更大的目标——至少我们大多数人都在努力维护这场美利坚实验的生命力。我们能接受选举失利，因为相信下一次选举仍有希望；我们能接受争论落败，因为相信还会有下一次争论。政治暴力却危及这一切。

我和柯克在多数政治争论中站在对立面，但在美国政治前景仍有可能性这一点上，我们立场一致。政治本该是争论，而非战争；本该用言语取胜，而非用子弹终结。我希望柯克平安，既是为他，也是为我自己，为我们共同的更大目标。对夏皮罗、霍夫曼、霍特曼、汤普森、特朗普、佩洛西、惠特默而言，亦是如此。我们要么全都平安，要么无人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