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华盛顿邮报，作者约瑟夫·勒莫因是大西洋理事会自由与繁荣中心的高级主管，威尔·莫滕森是项目助理。
当新冠疫情首次席卷全球时，首要关切是公共健康。国际供应链陷入混乱，政治领导人面临着不得不限制社会行为以保障公共健康的局面。
五年过去，全球民主遭遇了类似“长期新冠”的困境。政治自由本已在下滑，但在疫情之后跌至25年来最低水平。
数据显示，自2019年以来，全球年度民主倒退率增加了四倍。至少有112个国家丧失了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其中超过三分之一在疫情前并未出现退步。
这其中包括美国、加拿大、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欧盟27国中的20个。
一开始，疫情为威权主义的权力巩固提供了借口。领导人利用紧急法令，推迟对自身的监督，并辅之以激进的信息战，以稳固权力。
比如，突尼斯总统借公众对防疫不满之机，暂停议会并改写宪法以利于自己。缅甸军方以新冠引发的“动荡”为由发动了2021年的政变。中国和俄罗斯的领导人则扩大虚假信息宣传，在国内营造能力形象，同时对外渲染民主失败，以此为扩大审查、监控和压制提供合法性。
在中欧、菲律宾和玻利维亚等制度较弱的民主国家，新冠带来的经济压力和行政脆弱性，很快转化为政治侵蚀。新兴经济体遭遇更严重的衰退和更缓慢的复苏，民间社会监督组织也难以对伪装成紧急应对的行政权力扩张形成制衡。
制度更完善的民主国家韧性更强，但也并非毫发无损。
Why democracy is backsliding, faster and faster https://t.co/bDh6wP4xUX
— AshleyMoore-Sullivan (@UMAshleyMoore) September 9, 2025
欧盟最稳定的民主国家在紧急状态下限制了基本自由——行动、集会和言论的自由，这些措施常常绕过正常的立法和司法监督。许多非常措施持续到疫情高峰期之后，暴露了治理的薄弱环节，并加速了民主倒退的趋势。再加上新冠高死亡率，这些限制加剧了公众不满，进一步削弱了对政府及更广泛制度的信任。
人们常常觉得政府的措施过度或出于政治动机，而不是保护公共健康的审慎步骤。
疫情似乎已经结束，但对政治自由造成的损害仍在延续。虽然2021年是后苏联时代全球民主下滑最严重的一年，但数据显示，2024年——“选举之年”——紧随其后，位居第二。
另一个持久问题在于疫情期间成长的一代。学校停课造成了历史性的学习损失。在中低收入国家，大约70%的10岁儿童无法阅读基础文本。隔离和对社交媒体的更多依赖也进一步缩窄了孩子们的学习机会。
这一代儿童未来的社会参与度可能下降，削弱民主制度的活力。
这些问题威胁着一些基本优势。民主国家在健康、创新和长期增长方面始终优于威权体制。实现民主化的国家在二十年内GDP累计平均提升近9%，并成为更可靠的贸易伙伴。
如果疫情造成的倒退固化，将锁定更慢的增长、更大的不稳定和加剧的不平等。全人类都将因此付出代价。
治愈民主“长期新冠”的办法，既不是怀旧，也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有意识的修复。
立法机构必须在权力尚存时，引入硬性的时限条款和司法审查，防止紧急权力固化为永久权威。他们需要实施透明和监督措施，确保危机时期的数字监控技术不会成为永久的控制工具。
最后，各国社会需要投入资源弥补学习损失，加强青年的公民教育，并对海外脆弱的民主国家提供有针对性的国际支持。
这些都不会轻而易举。在已经出现衰败的地方，补救并不简单。但如果置之不理，问题只会恶化。
赌注实在太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