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2年新冠疫情封控解除以来，全国上下陆续有许多医院忽然拉闸停诊，留下的不止是空床，还有一群被迫离开的医护人员。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结于以下三道冲击：

第一道冲击是财务断裂。近几年来的集采让 25 类常用药价格平均下降 50% 以上；随后 DRG、DIP 打包付费将常见病种定为“套餐价”，医院超支需自负，节余也未必全部留下。对许多中小医院而言，药耗差价本是维持现金流的重要来源，如今被压到不足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同时，民营医院的高资产负债率在融资收紧后迅速显露风险，过去五年已经超200家民营医院宣布破产。财源骤减、债务滚雪球，医院选择“拉闸止损”，医护则立刻面对工资停发和社保断缴的现实。2025年2月，唐山南湖医院突然停诊，员工连夜被通知“医院资金链断裂，全面停业”，包括医生、护士、药师在内的1141人，分批走完了离职流程，然而具体赔偿和社保衔接至今没有明确说法。

第二道冲击源于需求坍塌。产科和儿科的就诊需求随出生率锐减而雪崩。2016 年至 2023 年，新生儿数量从 1786 万下降到 902 万，跌幅近 50%。因此在众多医院当中，产科首当其冲受到冲击。2024年1月16日，武汉百佳妇产医院宣布关门停业，数百名医护人员被突然遣散；2024年9月起，宁波鄞州区第二医院陆续关停产科门急诊业务；福建平潭，港立医大妇儿医院则因资金链断裂陷入停业状态。妇产科医护人员因专业特殊性更难转岗，许多人在科室关闭后只能选择待业或彻底转行。产科崩塌，不只是人口结构变化的反映，更是人口政策反复与医疗体制短视的恶果。

第三道冲击则暴露在政策急转与托底缺位。 在经济增速尚未放缓的年代，地方政府把新建医院当作经济增长点，高杠杆扩张与地方补贴齐飞；融资环境急转直下后，债务与成本迅速反噬。除了医改之外，项目审核和预算约束的加强，对营收结构单一的医院影响尤大。与此同时，围绕医护转岗、患者赔付的一系列后续则毫无对应的“托底机制”。2024年10月24日广东梅州，嘉应学院附属医院因连续亏损被宣布破产，成为近年来罕见关停的公立三甲医院之一。一部分有编制的医生被承诺分流，只收到象征性补偿，并被要求自愿离职。一位员工苦笑表示：“爸妈以为公立医院是铁饭碗，其实我们只是可替换的外包件。”

由此，几条压力线清晰可见：出生率下滑让妇产科首当其冲；医保付费改革压缩民营医院盈利空间；高杠杆扩张在融资收紧后变成沉重债务。宏观曲线落到个人身上，只剩失业、欠薪和职业断层。

梅州市嘉应学院医学院倒闭，在此之前，医院已经欠薪10个月

那么在医院关停之后，医护人员能往哪儿去呢？大医院虽缺人，但岗位对学历、资历要求极高。少数学历条件尚好的医生尚能转岗至其他临床科室或大型公立医院，或转入互联网医疗等新渠道。但对多数的护理人员、合同制技师及后勤医辅人员来说，所谓“转岗”往往只是短暂的缓冲：社区卫生中心编制紧、薪酬低，小型诊所和养老机构缺乏晋升通道，一旦资金吃紧又先裁非编人员。等待ta们的是失业间隙、频繁跳槽，甚至被迫彻底脱离医疗系统。一旦失去医院系统的身份，职业晋升路径和培训机会将中断，而社保、五险一金、职业资格更新等都将受到影响。

医院关停潮的背后，不仅是经济问题的整体暴露，更是对医护保障的直接拷问。三年前，街头横幅高挂“最美逆行者”，医护人员曾一度被官方描述为守护生命的“前线”。如今，一纸停业通知却把ta们推向失业线。医生护士不是医改的成本，却被当作系统性失败的代价率先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