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1年首次访问中国以来，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前后70多次前往中国，始终活跃在中美关系领域，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五代中共最高领导人都建立了“私交”。可以说，无论如何看，基辛格都是美国中国改革友谊奖章的不二候选人。但也正如毛泽东所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基辛格的落选自有其原因。

首先，从10位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的国籍来看，美国、日本两人入选，德国、瑞士、英国、法国、新加坡、西班牙各一人入选，名额极其有限，最多的国家也仅两人。美国、日本的两人入选也并非偶然，美国是当今世界秩序的构建者与主导者，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就是融入这一世界秩序，并且中国是这一秩序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日本在改革开放早期给与中国的投资与援助意义重大。

从美国的两位入选者来看，一位是“倡导并推动中外经贸合作和中美友好的企业家”、美国保险巨头国际集团（AIG）前总裁莫里斯·格林伯格（Maurice Greenberg），一位是“致力于向世界讲述当代中国的国际友人”、曾出版《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的罗伯特·库恩（Robert Kuhn）。其中，格林伯格与基辛格都是美国民间组织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局副主席。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是美国最有影响的对华友好组织之一，1966年由中国问题专家施乐伯、鲍大可、白鲁恂等人发起，致力于“促进美中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1972年中美关系破冰的“乒乓球外交”就是由该委员会促成。2016年该组织成立五十周年时，基辛格与格林伯格一同被授予终身成就奖，以表彰两人对中美关系所做的贡献，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也出席了纪念活动。

由此来看，尽管格林伯格在中国的名气不如基辛格，但在美国人看来，其对中美关系的贡献并不逊色于基辛格。但由于名额有限，中国政府不大可能从同一个组织选择两人入选，格林伯格与基辛格两人必须二选一。

其次，从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来看，基辛格最大的贡献即1971年破冰之旅，其对中国的影响固然极大，但基辛格的贡献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改革开放后，基辛格已经卸任公职，此后的中国对于基辛格而言除了继续发挥和保持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更多的是一门生意，就像很多外国退休高官一样“端起了中国这碗饭”。

1977年卸任国务卿后，基辛格很快被美国投行聘请为高级咨询顾问。1982年，基辛格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咨询公司KAI，核心业务是以不菲的价格向美国一些大公司提供海外拓展的政策咨询以及国际公关工作。“在基辛格和中国政府的良好信任关系基础上，他可以把美国客户带到中国来，和相关高级官员商谈。”

1988年，在基辛格安排下，美国大通银行董事长、洛克菲勒家族第三代大卫·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与邓小平会面。1989年，基辛格带着美国国际集团原总裁莫里斯·格林伯格访华，受到邓小平等人接见、宴请。2003年来华时，同行的是摩根大通董事长及其亚太团队，摩根大通董事长称：“基辛格博士是我个人的老朋友，他向我们介绍了他在中国的很多老朋友，对摩根大通来说，这种友谊非常重要。”

基辛格将中美关系当做一门可以牟利的生意，尽管中国官方不会点破，每次访华仍然予以优待，但难免会心有芥蒂，影响到中国高层对其的观感。2018年8月，又有媒体爆出基辛格曾建议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联俄抗中”，尽管基辛格与美国政府都未回应，但无疑又一次使基辛格在中国的形象减分。

最后，基辛格的落选恐怕还与他在中国的一次政治投机不无关系。2011年6月基辛格访问中国时，正值中共领导层换届前一年。基辛格试图左右逢源，“在北京会见了中国领导层的年轻一代：习近平副主席、李克强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李源潮、王岐山副总理，专程到重庆会见了薄熙来书记。”

在重庆的三天里，基辛格多次与薄熙来一同出席活动，称赞薄熙来的“重庆模式”与“唱红打黑”，并在“中华红歌会”开幕式上即席演讲：“中国的巨大进步是中国领导人的远见和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重庆的巨大变化已经充分展示了薄熙来书记的远见卓识。”

但基辛格不曾料到的是，中共换届尚未开始，薄熙来就在2012年两会后落马。可能基辛格正因为了解中国，所以介入到中国国内政治中，但他对中国政治理解终究有限，最终使他又一次透支了在中国的信誉。也有文章称基辛格也是为了维护在重庆的美国企业利益才吹捧薄熙来的，如在重庆投下巨资的美国惠普公司就是基辛格引入中国的。

在中美贸易战大背景下，基辛格仍不失是中美沟通与喊话的渠道之一，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念旧情的中共高层仍会予以优待、接见。2018年11月，基辛格最近一次访华时，习近平、王岐山都予以礼遇进行了正式会见，但要授予友谊勋章这样的最高荣誉，恐怕就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