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所谓的按摩房、洗头房里面都是暗红的灯光。当地人知道，这都是“红灯区”。 (南方周末记者翁洹/图)

她们蜷缩在阴暗潮湿的小屋里，以一次10到50元不等的价格出卖着身体。在等待客人到来的间隙，她们会搬张小凳子坐在巷口，熟练地拿出针线，编织毛衣、十字绣或是足有七层厚、镶着玫瑰花边的鞋垫，完全是居家过日子的神色。时间久了，周围的居民们带着嘲讽与无奈，给她们取了个名字：“毛线鸡”。

“毛线鸡”栖身的地方，位于云南个旧工人村。这里曾是繁华所在，是工人阶级为之骄傲的家园。半个世纪过去，个旧在2008年成为国家首批资源枯竭城市，工人村也在时代的冲刷下面目大变，毒品、性、暴力像藤蔓一般缠绕其中，让这里成为失意者最后的乐园。

在充斥着下岗者、退休工人、无所事事的失业者的工人村里，“毛线鸡”们反而是为数不多还在“工作”的人。她们卑贱而坚忍地顶着这个名字生存着。

每天晚上11点，王莉的丈夫都会到工人村的小巷子口接妻子下班，有时候妻子正在接客，他就会蹲在门口等。王莉是工人村“10元店”的一名性工作者。

据当地民间组织“苦草工作室”的负责人李曼介绍，在工人村中像王莉这样的女人约有500人，年龄大多在35到50岁之间，租住并工作在月租150元、不足6平方米的屋子里。

李曼，以预防性工作者艾滋病感染为目标的民间组织“苦草”负责人，她经常会到工人村给“毛线鸡”们派发免费避孕套。 (南方周末记者翁洹/图)

李曼有时也会和这些性工作者们聊天，她们许多人不甘于沉沦，但无力选择。 (南方周末记者翁洹/图)

在走进工人村“10元店”之前，她们大多有着幸福的过去。

4年前，王莉一家生活在个旧市大屯镇，全家依靠丈夫在选矿厂里的工资维持生活。每天丈夫会拿着零食回家逗弄孩子，王莉则在一旁准备一家人的晚餐。2009年，下岗后的丈夫带着王莉来到个旧市打工，王莉来到距住处不足百米的工人村小巷子里，成为了一名性工作者。

“10元店”的姐妹们大多有着相似的命运，她们大多曾经历下岗、失业、再就业、再下岗的痛苦循环。

“只要活着就好。”躺在棉絮外翻的被子里，李萍常常喃喃自语。床下一米深，就是哗哗流淌的下水河道。

在这里，所有的“姐妹”都曾有过被抢劫、偷窃、殴打的经历。王莉曾遭过3次抢劫，李萍遇到过8次，“有时候10块钱他们都抢”。李萍说，抢劫的大多是吸毒者，“根本不敢反抗。”

毒品与性交易让艾滋病如溃疡一般，在这些失足妇女中扩散开去。2005年，在家庭健康国际组织(FHI)工作的艾滋病感染者李曼发现，个旧性工作者的艾滋病防治知识十分匮乏。许多性工作者在感染艾滋病后仍继续从业，不仅造成了更多的感染者，也增加了自身交叉感染的风险。于是2005年，李曼成立了“苦草工作室”，主要工作目标就是对个旧性工作者的艾滋病预防。

云南个旧工人村社区，这些被称为“毛线鸡”的性工作者在出租房前，一边织毛衣、刺绣，一边等待客人。 (南方周末记者翁洹/图)

一名性工作者匆匆在巷口照镜子。 (南方周末记者翁洹/图)

随着工作的开展，“姐妹”们的遭遇让李曼感到震惊。有一次，李曼发现一对母子：妈妈靠性工作赚取吸毒费用，妈妈接客时，3岁的孩子就会缠住新进门的客人，以便让母亲多接些生意。后来，孩子随妈妈开始吸毒。5年后，母子二人一同注射过量，母亲死在8岁的男孩身边。

李曼赶去时，男孩刚刚醒过来。“孩子吓傻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李曼说。

李曼试图让大家摆脱被死亡诅咒的生活。2009年，她贷款开办了一家洗车场，解决了8名“姐妹”的工作。洗一台车至少要1个小时，收入只有10块钱，但没人抱怨，“从来没挣过这么干净的钱。”姐妹们说。

几个月后，旱灾来临，洗车场由于成本一夜之间急剧上涨不得不倒闭了。

种种努力失败后，工人村的“姐妹”们也学会了苦中作乐。等待客人时，姐妹们都会整齐地坐成一排，在巷子里为亲人朋友织毛衣、绣十字绣。李曼说：“她们第一次有了成就感。”

“无所谓了。”王莉低头绣着“家和万事兴”的十字绣，笑着说。她的身边，是她刚刚织好准备拿回家送给老公的手机套。

这名叫王红的性工作者在狭窄的出租房里等待客人。她们的居住环境通常比较恶劣。 (南方周末记者翁洹/图)

一名来自贵州的性工作者，在出租房里整理头发。据调查，这样的性工作者在工人村社区约有500人。 (南方周末记者翁洹/图)

个旧的老火车站周边，有许多小KTV厅，也是当地的“红灯区”之一。 (南方周末记者翁洹/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