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完善和创新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服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曾说，协调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

　　记者近日走访北京、陕西、湖北、广东等地发现，城镇化加速人口流动，增强经济发展活力，但“异地”带来的系列难题也成为一种民生之痛，破解“异地现象”所带来的社会管理难题已成为基层群众的强烈期盼。



　　流动大军的“异地之痛”

　　截至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1.27%，将近2.3亿流动人口。近年来，与流动人口生活密切相关的系列“异地问题”开始凸显。

　　2012年，“异地高考”成了网络热词。在搜狐网发起的“异地高考你支持还是反对”的话题中，有近百万人参加投票。

　　在北京，京籍与非京籍人士就是否“异地高考”展开网络“论战”。争取异地高考政策的家长张先生说，自己在北京工作十余年，孩子从小就在北京上学。但遇到高考，自己的孩子还得送回原籍，不公平。

　　一位京籍高中生家长说，一些北京人早就对外地人涌入北京造成的公共资源紧张等问题意见很大。这次又要开放异地高考，北京孩子的竞争太残酷。

　　在“异地高考”背后，更多的“异地现象”值得思考。异地医保报销、异地办理准生证、异地结婚登记、异地退休养老等等。贴上“异地” 标签的这些事，似乎都成了百姓生活中的“难办之事”。异地准生证更是被网友戏称为“史上最难办证件”。

　　不少人认为，是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添加了桎梏。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李汉林认为，“异地问题”看似是户籍制度壁垒所致，实则牵扯到社会公共资源分配问题。户籍本来只用作记载人口信息，人为给户籍增添“附加值”，使户籍成了公平分享社会公共资源的壁垒。



　　“异地现象”背后的三大矛盾

　　记者采访发现，“异地现象”难解，背后存在三大矛盾人口流动与户籍制度管理之间的矛盾、外来务工人员“流入易”与“融入难”的矛盾、优质资源有限与公共服务均等化需求大之间的矛盾。

　　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的一份民调显示，外来人员对“北上广”的经济发展缺乏“共享感”。该中心执行总监王文俊说，调查发现，外来人员最期待通过“提高医疗、教育、养老保障的标准”、“降低看病、入学、交通、水电等公共服务收费标准”和“增加个人收入”的方式来实现经济发展成果共享。

　　为了让外来务工人员更好地“融入”当地，广东省东莞市专门设立一个正处级行政单位进行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并亲切地称外来人员为“新莞人”。

　　东莞市新莞人服务管理局副局长陈晓慧说，经过多年努力，本地人和新莞人在医疗、社保等方面的差距基本消除，但免费义务教育依然主要是针对户籍居民子女实行的政策，如果想要一步到位实现义务教育均等化，是对政府财力的极大挑战。

　　记者根据东莞市新莞人服务管理局提供的数据算了一笔账。东莞市有常住人口822万，其中新莞人640多万。假设640多万新莞人中10%是孩子，那就有约64万人。按照每年安排50万适龄在学儿童来计算，一个班40人，就需要12500个班。东莞市一个小学的规模是40个班左右，解决这50万人的九年义务教育需要300所小学和将近300所初中。

　　相比之下，在东莞建一所学校从买地到建设成本大约需要1亿元，这还不包括维护校舍和师资的支出。2011年，东莞市三级财政支出只有602亿元，刚够建起600所学校。

　　记者了解到，按照我国目前的政策，各地财政预算、城市规划等都是按照当地的户籍人口来计算，就学、就医、道路、土地等依据的也是户籍人口的数量。这就在人口流入地造成了“僧多粥少”的局面，也无形中加剧了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抢夺”公共服务的矛盾。

　　如何破解“异地难题”？

　　李汉林认为，破解“异地难题”不能“单兵突进”，而涉及户籍制度、高考制度、社保制度、财政体制等一系列改革。如教育领域，将义务教育经费跟着流动人口，而不是按照户籍人口下拨，会有助于各地财政安排流动人口子女就学问题。

　　如何理顺流动人口管理问题？广东、北京、浙江等省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部门负责人建议国家在机构设置、法律完善、队伍建设、信息共享和社会参与等5方面推进顶层设计。

　　一是建立全国统一的流动人口管理机构，二是出台全国统一的规范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法律法规，三是在流动人口聚集地建立一支人数足、待遇够、素质高、工作到位的流动人口协管员队伍，四是建立以公民身份证号码为唯一代码、统一共享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数据库，五是推动基层组织、社会组织参与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贺雪峰指出，中国的城镇化也要防止出现城市内的二元结构。如果一些人处于“半城市化”状态，但又和土地脱离了关系，会给社会管理带来新的问题。

　　贺雪峰认为，“异地现象”背后的三大矛盾有可能会长期存在，但这些矛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只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加大针对“异地现象”的改革力度，经济社会发展依然可以长期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