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南方的城市，和其他二三线的城市一样，夜幕降临，市中心的广场，就成为人们过平民夜生活的地方：散散步，跳跳舞，发发呆，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在这里发生着。

我是和一个自称女王的性工作者来到这里，她带着我去看，她的另外一份工作，志愿者。她拿着从一些公益机构拿来的纸巾，还有避孕套，目标是那些在广场上做生意的女性。

我问她：“你如何分辨？不担心看错了，别人会觉得被冒犯？”

“不会的，我从来都没有看走眼。”她很自信，不过也许是因为我在她身边，当她准备行动的时候，有一点点的犹豫。“我们两个人站在这里嘀嘀咕咕太久，你看那个阿姨，一直在看着我们。不过，她肯定就是。”

我不知道她对不对，因为那个看上去五十多岁的女子说，她是在等人，但是她又很自然的接过了纸巾还有避孕套。两分钟后，我们找到了下一个目标，聊了一会，这个没有化妆，穿着运动服的中年妇女，实在是很难让人和卖淫联系在一起。

“她们都来自农村，很多是单亲，要养孩子，也没有文化，找不到工作。”从年轻很多的女王嘴里，听得出有一种优越感，我甚至想，也因为这样，她才会和其他的那些从事这个工作的女孩子不同。

采访的时候，女王带来一个叫做小青的女孩，她的故事，很符合一般人的想象，家里穷，孩子多，小学都没有读完，所以不会写字。十六岁外出打工。去过东莞的工厂，觉得太累，回到家乡，做过服务员，同样觉得太累，钱又太少。被男人欺骗，结果堕胎，然后就入了这行。听她讲的最多的，是如何被男人欺负，不给钱，甚至有的把她骗到家，让她打扫完卫生，然后再把她赶走。不过她觉得运气还算好，没有被警察抓过，除了被打过一次，还没有遇到危及性命的事情。

女王的运气没有那样好，她被抓过，也被打过，但是她会投诉。她说，自己学习了所有的法律，也把监督电话的号码预先存入手机。她还会被自己的遭遇上网发帖，有一次，当地官员亲自上门，要求她把帖子删了。而结果，帖子没删，但是她也离开了那个地方，因为老板不喜欢她这样的女孩，而她自己也担心，不走，可能会惹更多麻烦。

除了去广场，平时她也会教其他姐妹如何维权，如何更好的保护自己的身体，在她的房间里面，放着一本“索多玛王国”，她说那是她最喜欢的书，还有一本“资本论”，她说原本打算买来学习如何做生意，结果发现看不懂，尽管这样，她说，还是准备要慢慢看的。

和小青只想到生计不同，女王更关心自己所在的这个群体的地位问题。对于我在访问的时候，没有太多问她一些观点，她非常的不满意。她带着一本本子，上面写着不少她要表达的观点，她最想说的，就是这个行业为何不能合法，因为既然扫黄根本扫不干净，甚至成为创收的一种方式？

之所以做这个采访，还是源于三月两会的时候，一些媒体又把“卖淫合法化”这个提案拿了出来。很好奇的问了当事人，全国人大代表迟夙生，是否如一些媒体报道，每年都把这个提案拿出来，她澄清，只提过一次，而且那一年，虽然签署的人数符合了要求，但是最终没有成为正式的议案。原因，在她看来，可能是觉得这个话题，从道德层面，可能太有争议。

当年迟夙生提出这个议案，是因为作为律师的她，接手不少性工作者被杀的案件，之所以性工作者容易成为被害人，在于她们不会选择报警，因为她们知道，自己在从事一种违法的职业，报警，等于是自投罗网，而很多凶手，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对这个群体下手。

关心这个问题还有一位叫做赵军的学者，他原来是警察，他说，刚开始，觉得这些性工作者，是社会的毒瘤，但是接触的多了，忽然明白，有些事情，不是那样简单的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也不是那样简单的，就可以把这种现象消除。既然消除不了，那就需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这些人群的基本人权保障，如何可以做到。

赵军送了一本书给我，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书上的这样一段话，大意是：一个社会的法治水平的高低，在于这个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他们得到的法律保障的多少。

即便性工作者做的是违法的事情，但是并不是说，她/他们的基本权利，就因此而没有了。

女王带我们去看这个城市最多高级夜店的地方，她说她想不通，在这些地方，所谓违法的事情，不是公开或者半公开的存在着吗？

“你知道哪些人去这些地方吗？”她问我。

我当然知道，很多人都知道，因此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也因为这样，更让人觉得很怪异，更觉得，如果对这个人群故意的视而不见，任由她们的权益受损，实在是太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