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绝大多数大陆官员而言，忏悔录是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文体。举凡谈及廉政建设，落马贪官的忏悔录总是耳熟能详的紧箍咒。而说起亲身书写，却又是躲之不及的话题。

其实忏悔原为佛教语，梵文ksama，音译“忏摩”，省略为忏，意译为悔，合称“忏悔”。佛教认为出家人每半月集合举行诵戒，可给犯戒者悔改的机会，后来也就成为了自陈己过，悔罪祈福的宗教仪式。

在大陆的政治语境下，忏悔多半被归类为官场文章类型，一旦提笔书写，也几乎就意味着自身政治生命几近完结——这与其本意截然不同。

目前市面上流传的忏悔录，一是来自法院的庭审记录，二是高法高检系统录制的反腐教材，三是报告文学，而真正意义上的忏悔录，则是纪检监察部门在贪官羁押期间，要求其写作交代材料的产物。这一部分忏悔录在市面上极少完整披露，只偶尔出现在新闻报道中，由办案人员引用若干段落。

贪官如何忏悔，促成贪官忏悔的动机是什么？也就不只是涉案官员所关心的话题。

忏悔录写作“潜规则”

贪官忏悔，一般集中出现在三个阶段：

一是“双规”阶段。由于“双规”是中共纪委系统主导，贪官一旦被“双规”控制，在判断事态严重到自己足以被押上法庭时，大多希望将自身的贪污行为，圈定在中共的纪律处罚条例范围，以党内处分内部消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封封贪官所写的认罪忏悔文本，会从“双规”地点递出，上交给纪委部门，以期望逃过司法程序，止步于中共的纪律检查体系。

但对于贪污数额巨大的贪官来说，仅仅适用纪律检查并不现实，于是接下来，贪官将直面司法程序。

这也是忏悔集中出现的第二个环节。

在司法程序中，特别是在法庭上，大部分贪官出于认罪减刑的目的，会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并对法庭忏悔。但也有在纪委环节忏悔之后，在法庭上翻供的案例。其中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最为典型。而先忏悔后翻供，这种“吃了吐”的行为，也恰恰是忏悔录这种官员文体的虚实所在。

成克杰在此前的忏悔中，提出不请律师，接受党和国家的一切处理，不需要辩护，“我不愿在法庭上与党辩论。我年纪已近古稀了，我不会再给党抹黑。”但他接着表态，“如果法律规定必须请，我就请。”

其后在上庭时，成克杰推翻之前的交代与忏悔，认为自己的行为只能算是工作失误。“我以前的供述是为了承担所有责任，而我今天的供述是为了实事求是。我一直在向中央深刻检查，表示愿意将我们的不义之财交还国家，我是在拔高自己。以推理、假设说明我受贿我是不能接受的。”

另一位贪官，广东省委政法委原副书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麦崇楷，在“双规”期间写过十多份忏悔书，其中一份《我的反省》长达13页。

麦崇楷忏悔自己“放弃世界观改造、个人主义膨胀，是我犯错误的根本原因。”他将自己的问题归结为一时不严格要求自己，不注重思想改造，追悔莫及，“愿意承担一切处分。”很显然“处分”一语出见于党内处罚，而不是法律用词。

当麦崇楷得知检察机关开始对其立案侦查后，他的态度在一夜之间发生巨变。

在检察机关开始讯问后，麦崇楷避重就轻拒不承认犯罪，将其子收受的800万元贿赂，说成是合作项目的利润分成等。“吃了吐”，折射出这些贪官的忏悔，依然只是官场语言的外延。

与之相印证的，是有的贪官甚至从检察日报的“忏悔录”专栏中，逐字逐句的照搬忏悔录，然后在法庭上戴上老花镜，声泪俱下的读出，后被人发现为抄袭之作。

在“双规”未结束，法庭未定案这两个时间节点之前，贪官的忏悔都带有两部分内容——“痛说革命家史”，以及“狠斗私字一闪念”。这一混搭组合的直接指向，是希望组织念及自己的旧功与认错态度，从轻发落。以此为基础，“放松世界观改造”等政治正确的忏悔语言，既满足了纪委机关与媒体的要求，又扎紧了可能存在的政治风险。

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放松世界观改造”、“脱离组织生活”、“放弃政治学习”一直是贪官忏悔的主流用语。而这些高频率出现的自我批评，带有明显的党内运动时期语言风格。

直到近年，贪官的忏悔用语才逐渐多元。“对不起党”的哭诉，与抱怨交友不慎，感叹“二奶”毁其仕途的忏悔逐渐交织在一起，2009年，贵州省贵阳市原市长助理樊中黔还当庭忏悔说，“辜负了选民的信任”。

2010年10月，大陆媒体披露了一份贪官忏悔录，他的作者是甘肃省窑街煤电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人志，其在忏悔中写道，“如果纪委、检察院能够定期不定期地对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进行预防腐败、廉政警示谈话，我就可能不会犯罪，即使犯了也会有所收敛，不会发展到今天这种严重程度。”

贪腐落马，怪组织未提醒，立即为大陆民众称奇，也进一步丰富了大陆贪官忏悔录的写作语言。

而在走完司法程序，忏悔录也将在贪官入狱之后集中出现。此时被关押的贪官变成活生生的方面教材，被拍进电视纪录片，供高墙外的党员干部学习警示。

一系列的忏悔产品，也将在这条忏悔生产线上出现。

忏悔如何被生产

这是一条复杂的生产线，他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其产品生产与使用者的特殊身份，还体现在产品本身的形态灵活多变——从出版物到电视纪录片，从大型宣讲会到参访活动，都可以被赋予忏悔的内容。

在中央层面，由中纪委、中组部、中宣部联合摄制的《忏悔录》系列电视纪录片，将十余名贪污高官悉数入镜，让他们面对电视镜头忏悔交代贪腐历程。据称，这一忏悔系列片专供县处级以上干部观看。而在部分地区，地方主政官员将观看影片的级别调低至副科级，希望更多领导干部能从“忏悔”中受益。

中纪委与最高人民检察院主管的报纸还专门设有《忏悔录》栏目，定期刊发贪腐官员的忏悔心得，形成电视与平面媒体的交叉覆盖。

地方纪委也参与其中，拍摄本地类似于《忏悔录》功能的电视纪录片。如上海市纪委就曾拍摄以上海社保案为背景的纪录片《贪欲之害》，安排11名涉及社保案的上海局级官员出镜忏悔。据称，上海处级以上官员被要求必须观看此片，影片的播出引起上海政坛不小震动。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称，陈良宇并没有在纪录片中出现。而播放此片时，陈良宇案也尚未宣判。

在黑龙江省，同样以《贪欲之害》命名的电视纪录片，则将黑龙江省原绥化市委书记马德等人列为主角。在当地媒体的报道中，仅绥化市一地，今年年初就有“近万名党员干部进行集中观看，全市重要岗位人员收看面达到90%以上，以支部为单位组织开展座谈讨论320次，市、县、乡三级党委、政府及部门主要领导撰写体会文章1200多篇。”

除拍摄电视纪录片，由狱中贪官出版“忏悔录”题材的小册子，也是忏悔录产品的重要形态。

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海南有限公司原总经理曲德臣，因经济问题入狱后，在海口监狱中写出《人生核算》一书，忏悔自身经历，愿做反腐教材。

2007年10月，海南省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在海口监狱挂牌，曲德臣的书很快被选做警示教育读本最佳素材。时任海南省司法厅厅长施文发现这本书后，向海南省领导作出推荐，随后海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卫留成批示，“请省纪委研究，怎么利用一下？”海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王为璐提出，“印发给处以上干部阅读”。

2009年初，海南省纪委重新编印该书，向全省领导干部赠阅。在赠阅8000册后，又加印5000册。当地媒体报道称，“一些外省的领导干部看到该书后，也纷纷索要。”直属于中央纪委、监察部的中国方正出版社，后决定将此书在全国公开出版发行。

除去电视与出版物，影响力最广、冲击力最强的忏悔产品，当属各地廉政教育基地定期举办的参观活动。

“人不就是一日吃三餐、睡觉一张床嘛，这些简单的道理，为什么这个时候才明白。”180度环形屏幕上，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如此哭诉。当参观者置身重庆市廉政教育基地时，脚下踩着象征为官要“如履薄冰”的玻璃地板，头顶的布景是疏而不漏的“天网”，伴随着文强的哭诉与钟声，阅读一张张忏悔书，这样的“震撼教育”体验极为少见。

自2010年上半年对外开放以来，重庆市廉政教育基地三个月接待两万人次参观，预约参观现已排到年底。讽刺的是，这个由文强一手操办起来的廉政教育基地，现在每天有数以百计的参观者透过巨大的屏幕，一遍遍的观看自己生前的忏悔影像。不少参观者好奇于媒体描述中飞扬跋扈的文强会如何忏悔，在到达教育基地后就直奔大厅，将文强追捧为不折不扣的“忏悔明星”。

在各地方，还活跃着其他形式的忏悔产品。如根据级别划分，单位低阶职工多被安排去法院旁听庭审，接受当事人在法庭上的忏悔教育；中层管理者赴监狱参观体验；领导干部多在履新前，被组织起来召开廉政大会，在会议上带出几位落马贪官现身说法，以亲身忏悔，为新任干部敲警钟等。

值得玩味的是，如果忏悔产品只是情绪的放大与重复说教，显然并不值得被如此广泛的生产，忏悔的背后其实另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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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部分贪官忏悔言论

“主动交代两箱赃款存放的地点后，我怕走漏风声，钱出意外，彻夜不得安睡，心里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盼天快点亮，天亮后就可以将钱尽早交给组织。我在当晚写下了《盼天亮》：“越盼天亮，天越难亮，不知时针指向几点几分。我一个人整夜在焦急地等待，眼睛未曾合过，静静地、痛苦地等待光明快快来临。突然，窗外听到鸟鸣鹊起，渐渐地朦朦胧胧见到窗外发白了，我等得好苦呀……天亮了，赶快！赶快去取钱！取钱！”

——郑通卫，海南省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原局长正处级，因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2009年7月6日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九年。

“当兵时，在老山前线，我出生入死，冒着枪林弹雨，没有倒下去;援藏时，我战胜了严酷的自然条件，没有倒下去;在日常工作中，我战胜了一切困难，也没有倒下去；最后，我却倒在了金钱面前。”

——高小明，陕西省神木县原县委常委、副县长。2010年4月12日，因受贿241万元，被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我低估了组织，高看了自己，像个党内“个体户”，我行我素，放弃了接受组织监督的机会。就是在中央纪委对我的问题进行初核调查的2000年7月，我在北京301医院住院期间，仍然把组织监督放在一边，收受各类人员贿赂100余万元这些事实说明，我犯错误很重要的原因是摆脱组织监督的结果。这个苦果葬送了我的政治生命。因此，我希望更多的地方党组织一定要发挥组织生活、组织监督的真正作用。”

——慕绥新，沈阳市政府原市长。2001年10月10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慕绥新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因身患癌症，慕绥新于2002年3月2日死亡。

“我是书法家，求你们不要杀我，我就留在这里免费给你们写字，天天写，每天给你们写一幅。”

——胡长清，江西省原副省长。因贪污受贿，于2000年3月8日被依法执行死刑。胡长清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被判处死刑的高官。

“我受贿这么多钱，官是不能当了，希望能给我几十亩试验田，我用高科技来种田，为国家做点贡献。”

——徐炳松，原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因犯受贿罪，于1999年8月27日被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