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衡生之死意外暴露中国部分精神病患者残酷生存状况——先是被家庭当累赘，抛弃到社会;继而被一些城区政府当影响市容市貌的垃圾驱赶，相互抛弃永不停止。

一个精神病人的意外死亡

文/图 邓飞

4月14日中午，湘潭市殡仪馆。张衡生在一片哭声中被火化。

一个月零七天前，29岁的张在湖南湘潭县茶恩寺镇一个依傍107国道的扶桥村被车撞伤。村民们先后拨打湘潭市110指挥中心、湘潭县交警大队、交警中队、镇民政所等部门电话，遭遇推诿和敷衍。五晚四天，张蜷缩在路边稻草中忍受饥寒，死去。

3月30日，湘潭市公安局宣布处分公安系统11人。张家向法院提交行政起诉状，控告湘潭市公安局、湘潭县交警大队、湘潭县公安局、湘潭县民政局“行政不作为行为违法”，索赔30万元。

衡生之死意外牵出一幅精神病人群体残酷生存图景——先是被家庭当累赘，抛弃到社会;继而被一些城区政府视为有碍观瞻的垃圾，抛弃到乡村，自生自灭。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如何保证数目逾1600万的精神病群体作为人的基本权利，检讨和重建国家精神病防治制度，是中国社会一个需要勇敢面对和妥善处理的严重问题。

见怪不怪后的心硬

3月7日晚，张衡生突然出现在村民彭术平厨房门口，吓了彭妻周云辉一跳。周以为张是索要食物和水，问张，张一声不吭。周判断张是一个精神病人，将其推出。

张是衡阳市人，两岁丧父，1995年就读当时的中南工学院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1996年底因严重自闭症退学。

周对张的判断直接影响村民对张的救助。周说，如果张是一正常路人，即便“穿制服的”懒管乡村事情，村民也会积极救助——救人积德，或许可得人情和物质回报。但帮助一个精神病人只能收获麻烦。

村民李菊云送给张两条裤子、一件夹衣和鞋袜，煮稀饭送张，但这位最善待张的老人不愿将张带回家。“死在家里怎么办?”黄的媳妇说婆婆如把张搬回家，她将是反对者。几个村民对记者采访表示不解，“一个精神病人，值得你们千里迢迢吗?”

村里一兼职医生给张简单包扎。送张去医院救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茶恩寺镇卫生院医生欧阳中民说，县财政只负责院长、妇幼专干和防疫专干三人工资，其余20余人全部依靠医疗创收，医院不愿治疗找不到肇事车辆的外地伤者，“何况精神病人”。

外界对张在村庄遭遇的平淡对待表示惊讶。但镇医院一位医生说，基层官员消极是因老百姓对其无制约和监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村民消极更多是当地流浪精神病人特别多，“比张更惨的都有、都见过，心就硬起了。

镇上长者回忆，90年代中期，整个镇子一夜之间突增很多流浪精神病人，衣不遮体或站或立，依稀可辨是外地口音。奇怪的是走了一批，又会来一排。

茶恩寺镇菜市场成了流浪精神病人的集散地，他们抢夺垃圾堆里残留的烂菜叶瓜果，“硬生生向嘴里塞”。商户们曾目睹一个流浪精神病人吼叫着，活活砸死另一个流浪者。

四五十个商贩历数来历不明的精神病人们打扰他们生活——他们曾四处生火取暖;曾拿取村民晒在房外的衣裤;曾狂性发作在公路上恐吓、追打学生;还有一个女病人一边喊一边脱衣。当地居民对流浪精神病人感情复杂——“既可怜他们，又很恼火他们”。

众多流浪精神病人为何聚集镇子？

彭术平说，2003年他在该县护湘关租房加工租房制作竹器，一天早晨他发现坪地上五个精神病人，一个30多岁的男子蹲着，“一脸乌黑，只有眼珠子偶尔动一下”，彭盛了点饭给他，他一动不动，第二天就死了。

彭注意到那群精神病人行动能力不一，三个背包的很快就走了，一个却只能一点点横移。彭坚信，这些人不可能同时出现一个地方，而是某种力量一次性运作结果。

记者找到外地车装很多精神病人，抛弃乡村的证据。李菊云的老伴黄书林说，2003年9月一个傍晚，他亲眼目睹一台从衡阳方向开来的中巴车停在距离他家100多米的拐弯处，几个人被推被拖出，车子很快开走。

黄走近，发现是一群蓬头垢面的流浪精神病人。一群人中最后留下一个走不动的老头，黑、瘦，50多岁。晚上20时许，李菊云听到喊叫，出来看见老人右腿被车碾压，李唤村民把老人拖到路边，李嘱咐老人，“你不要爬到路上去，你会被压死的”。

李回忆说，她几乎是贴着老人耳边大声吼，但老人木然，似乎在听，却不回话。

深夜，路边村民们再次听到凄厉叫声，一声低于一声。但没有人开灯出门，一切慢慢归于沉寂。清晨，村民看见路上老人已是血肉模糊。

第三天，村民黄市堂等人报告镇民政所，得到两百元在镇上扯了几尺白布、买了一些香烛纸钱，将死者埋在村里。

3月25日，黄市堂告诉记者，2003年以来，张衡生死亡现场附近已死亡四个流浪精神病人——两个病死，两个被车撞死。

村民领记者去探看那些死者的坟墓，坟岗野草萋萋，了无痕迹。村民说107国道只有两车道，弯多路狭，全国各地车辆川流不息，常见精神病人被撞死。

外地有组织、成规模向茶恩寺镇抛弃精神病患者的说法得到官方印证。

茶恩寺镇党政办公室主任韩晓燕说镇上的人一直知道有人向乡村抛弃精神病患者，但苦于无人抓到现场。镇长助理马勇根分析说，镇子民风淳朴，该镇是107国道上一个商贸集散地，较为富裕，公路两边饭馆林立，有大量残饭剩菜，“也许是城里抛弃精神病患者的原因”。

城市严密驱逐制度

张衡生出现在村庄时，身着西装、白皮鞋，整齐干净，不像在外流浪很久。村民说，和张同时出现在村庄的还有七八个流浪精神病人。张被撞伤时，那些人在50米外的一个坡上生火取暖。

村民一直怀疑张也是被抛弃乡村的众多精神病人之一。但3月3日晚上，张离家后行踪一直不明，张到底通过何种方式到达80公里外的村庄成为一个谜团。

有一点可以确认，茶恩寺镇在张衡生事件之前被多次抛送精神病人。但，是谁向乡村抛弃精神病人呢？

黄书林说他当天注意到车牌是湘D起始，是衡阳市车牌。茶恩寺镇向南十余公里是衡阳市衡山县，继续过去十余公里便是南岳风景区。

衡阳市城管内部人员暗示记者去南岳风景区调查。

跑衡阳往返南岳线路的一个郭姓司机是南岳人，曾在景区里开过旅游车。3月29日，郭告诉记者，他曾亲眼目击警察和城管联合“集中清理”景区内的流浪者——用警车或旅游车装着，送出南岳景区。郭的妻子补充说，南岳驱赶、外送流浪者是一个公开秘密。

3月30日，南岳区城管办公室雷主任说南岳景区几乎解决了一直困扰城市的乞讨、流浪者问题。二中队阳队长补充说任务层层分解、落实。一个城管队员的辖区如出现了乞讨、流浪者，未及时报告，该队员将被惩罚，甚至下岗。

相关工作流程是，城管发现流浪者后，必须报告政法委综合治理办公室，由综治办协调民政部门处理。

南岳区政法委办公室主任李秀英说，90年代，中国很多地方的精神病人、乞讨者云集南岳，特别是南岳香火旺盛的七、八、九三月。香客上山求神乞福，不忍拒绝乞讨，一一打发却又给自己造成经济负担，时常很尴尬。

南岳景区主要依赖旅游产业，景区美誉度犹显重要。政府甚至提出凡是来南岳的游客都是区委书记、区长的客人。一个措施就是坚决集中清理流浪乞讨者，维护香客利益。

李介绍南岳景区针对流浪乞讨者建立一整套刚性制度——城管、环卫部门在山下城区负责寻找、报告流浪、乞讨者，民政部门负责现场处理;山上实施关卡制度——如在山上发现一个流浪者，景区门票处将被扣一分和500元。

综治办则负责督察打分，一个月通报一次。政法委与二十余部门签订旅游秩序责任状，某部门一年如被扣十分，该部门党政一把手将被免职。

整条流程看上去严密而富有效率。

流浪乞讨者大多是精神病人，但如何处理乞讨者中的精神病人呢?政法委说具体处理工作是民政局的事情。

南岳区民政局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民政部门建立一个比110更灵动的处理流浪乞讨者的长效机制——民政局救助站发放工作名片给环卫、城管等部门工作人员和城区商户，发现流浪乞讨者即时报告，救助站工作人员必须在15分钟内到达现场并完成处理。

南岳区民政局救助站站长廖哲丹说，被救助者将得到较好照顾，大多数最后能够安全顺利回家。

记者问，流浪乞讨者中的精神病人因智力缺损，难以提供可供救助站遣送的真实家庭住址，回家基本不可能。接受救助10天后他们将何去何从?

廖说，2003年8月颁布实施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条例》没有涵盖精神病患者，救助工作人员到达现场，发现对象是不能提供真实住址的精神病患者，一般不予救助。

记者再问来到景区的流浪精神病人不能接入救助站，又将如何。廖想了想说只能让他们留在原地。

但廖的说法遭到其他官员的否定。政法委一官员骄傲地说，“各部门齐抓共管，景区基本上看不到疯癫和乞丐了”。民政局一工作人员承认，在严厉驱逐流浪者的制度压力里，衣着体面一点的乞讨者都无法逗留，更何况衣不遮体的精神病患者。

一个未被救助站解释清楚的问题是，流浪精神病人到了南岳到底会发生一些怎样的事情。

廖说景区较小，又在107国道旁边，精神病人过几天会继续流浪、走掉。

据悉，南岳政府重视对救助站的投入。2004年财政拨款15、2万元，今年拨款18万余元，供该站在编8人工资和日常救助开支。救助站是一个独立法人，财务实行独立核算。

下午，记者再度进入救助站，查询该站台账，发现一本台账里多处修改痕迹、接受救助者地址不详、救助金数额不详等硬伤。

救助站的“自己人”和被救助的“外人”共同分享财政拨款——多少分配给“自己人”、多少分配给完全处于被动的“外人”只能取决救助站站长的职业道德和良心。记者短时间无法调查该站是否如台账显示提供法定救助服务，但发现该站另外一种形式的弄虚作假——中午救助站二楼靠右的一间救助室里空空荡荡，一张席子靠墙而立，一地灰尘。两小时后，记者发现那间空房子多了一张桌子、一张被盖俱全的床，救助站的人说被救助的人一直睡在这里。

精神病人对国家损耗不亚萨斯

3月31日，湖南省脑科医院副院长郭田生告诉记者，“一个精神病人比一个残疾的乞丐还可怜”。

一个精神病人疯癫时，他已丧失养活自己的基本劳动能力。但他比残疾乞丐更糟的是，乞丐可以采取求乞、哭泣等方式来竭力保持与外界良好沟通，获取生活资源。但精神病人可能莫名其妙殴打他的每一个亲属，一次又一次破坏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

病人身边的人因为恐惧产生疏远，一个精神病人逐渐将生存环境破坏殆尽。

有专家譬如精神病人是“爬行在另一个世界的人”——辽宁省葫芦岛市建昌县精神病人陈某被家人用铁制手铐反铐，关在房间27年。

记者在衡阳县107国道集兵滩地段，一个精神病人披着一件军大衣行走。他见记者拍照，咧嘴、羞涩地笑，并撑开一把破烂的雨伞试图逃避。

精神卫生专家称，严重精神病人如获及时、系统、科学治疗，40%以上能够回归社会，一般患者则大部分可以治愈。

但一个精神病人治疗成本较高。精神卫生专家介绍说，对于精神病人的一个疗程耗时2-3个月，花费五千元以上。早期患者一个疗程后，每月仅仅药品一项开销需三五百元，维持期要两年。如再发病，维持期将是五年。

地方政府对精神病人基本未有资金投入，大多数家庭无力承受病人治疗费用，致使80%的患者不能及时住院治疗。相当数量的精神病人得到治疗，出院后又因治疗费用难以坚持长期服药，导致复发率高。

长沙市一个朱姓家庭的儿子精神分裂，母亲只得放弃工作专门照顾，烧香拜佛兼借贷所有能够借贷的钱，却未能帮助儿子回复正常。儿子一天失踪，父母寻找未果，哭了一场只得放弃。

中国精神病人群体更多像朱一样消耗家庭基本财富后，被家庭无奈放弃，散落社会。

相当部分精神病人自然而然流向经济富裕、民间救助机会较多的城市城区。城乡二元化制度下的中国城市可通过暂住证拒绝非城市人口进入，精神病人成为最受排斥的人群。

南岳景区驱逐流浪精神病人则暴露一些城市为保护自身利益考虑，直接建立严密制度驱赶或是抛弃进入该地的精神病人。

实际上，南岳景区只是一个缩影。城际间相互驱逐流浪精神病人一直是界内人士公开的秘密。一个地方精神病医院副院长说医院每隔一段时间，便会把流浪精神病人丢到相邻城市交界处。 譬如长沙，就会将精神病人集中起来，装上车子丢到渌口、白关镇等地;株洲推到湘潭;湘潭丢往浏阳……依次推进永不停止。

政府在精神病人监护与治疗方面一直基本是个旁观者，对家庭遗弃精神病人不得不保持缄默。湖南省法律援助中心主任许光汉接受记者采访说，刑法等相关法律规定：遗弃精神病人、构成遗弃罪的，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在司法实践中，中国法院至今还没有一次对存有遗弃行为的监护人作有罪判决。

郭田生说，一个精神病人对社会资源的损耗和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不亚萨斯。

中国医院急诊室每年至少抢救100万企图自杀者，不明原因的自杀往往与抑郁症有关。抑郁症患者自杀率高达10%-25%。

精神病烈于萨斯主要是“不仅伤己，而且伤他”。黑龙江省精神病防治所所长刘长久比喻精神病人是埋在社会的一颗颗“地雷”，威胁公共安全。

湖南省公安厅统计，从1992年至2004年9月，该省审批肇事肇祸、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精神病患者强制监护治疗达201起。

这仅仅只是精神病人“闹出大动静”的事件。湖南省脑科医院透露说，湖南省一年精神病人肇事至少1000起。

精神病人肇事频繁出现中国各地——2005年3月21日中午，福建省平潭县苏澳镇9岁女孩吴某，被患精神病的父亲活活打死。当天，福州市仓山一精神病人金某将母亲砍死。2004年8月，一精神病人在北京一幼儿园砍伤15名儿童。

2005年3月2日《健康报》报道：广东省1998～1999年不完全统计，该省因精神障碍者行凶致死426人，致伤460多人

湖南省政协委员周进宇在今年提交的政协提案里说，该省约有精神残疾人40万-50万人，是中国精神疾病“重灾区”。衡阳市就有“武疯子”4万-5万人。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显示，在社会转型、民众生活压力指数上升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精神疾病已经取代呼吸系统、心血管、脑血管疾病以及癌症，成为中国民众最高危疾病。

中国民众习惯认为，患精神病是老天惩罚一些做了坏事的人或他的亲属。在害怕受到社会歧视和排斥，羞于公开的传统文化中，中国到底有多少精神病人一直未被外界掌握。

2000年，《中国新闻周刊》撰文《精神疾患偷袭中国》，指出当年中国已有1600万人精神病人，这个群体以每年至少10万的数量递增。流行病学统计显示一个“精神疾患时代”已悄然来临。

一个事实是，中国正在遭遇精神卫生疾病所带来的巨大系统性损耗。

如何重建精神病防治新局

1938年，世界第一部《精神卫生法》诞生，至今已有100多个国家相继颁布精神卫生类法律。中国卫生部1985年指定四川省卫生厅牵头、湖南省卫生厅协同起草精神卫生法，但至今只是草案一张。

精神卫生专家透露说，草案十年不能转正的核心问题是谁来支付精神病防治费用。按照国际惯例，国家承担精神病防治的主要费用，如出现意外则由其监护人承担相应责任。

国家不能提供经济支持，家庭不得不独力承担精神病人的医疗费用。民政部门负责收治无监护人、无单位、无经济来源的“三无”精神病人;公安部门负责收治已经肇事的精神病人。

事实是，民政、公安收治精神病人涉及利益分配。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里，两部门不作为、少作为甚至截留精神病人资金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与中国众多贫困精神病人家庭形成对比的是，中国行政管理成本居高不下。2005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两会上透露，根据非正式统计，2004年中国官员用车耗费3000亿元，招待用费2000亿元，出国考察花费亿2000元，仅此三项消耗纳税人7000亿元。一个精神卫生专家表现艳羡，“从里面扣一百个亿，我们可以帮助多少家庭多少病人?”。

中国人民大学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寿龙说，精神病防治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更是一个严峻社会问题，已威胁和谐社会的建立和发展。中国社会从经济发展型社会向公共服务型社会转变，保护精神病人这一天然弱势群体是其职责和义务。

联合国1948 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 条规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 ，确定了精神病人由于他们作为人的基本属性而受到人权法保护。1993 年，世界人权大会维也纳会议重新强调，精神残疾和身体残疾患者受国际人权法的保护，各国政府必须制定国内立法实现这些权利。

随着人权入宪，民众不再忌讳讨论人权，中国社会各界要求保护精神病人权利的呼声越来越高。2005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后，卫生部已收8件关于制定精神卫生法议案——259位人大代表呼吁加快完成立法，推进精神病防治规范化、法制化

数名精神卫生专家相信中央政府将调整现行精神病防治政策。

北京学者秋风撰文说，防治精神病，需要社会层面变革，使社会变革过程更为公平合理;更需要社会精神层面的重整，诸如政府放松对社会的控制，给社会教化、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以及宗教信仰等等提供更为宽松和自由发育看见，民间社会的强大将有更多能力承担解决更多社会问题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