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都市报10月4日报道 2010年度搞笑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于美国当地时间9月30日在哈佛大学举行，日本公立函馆未来大学教授中垣俊之等人因发现黏菌具有建立高效运输网络的能力获得了“交通规划奖”。

研究人员在与日本关东地区形状相同的容器内培养多头绒泡菌，模拟关东地区36个主要车站和东京的交通。结果多头绒泡菌形成了最为经济的运输网络，甚至比实际的铁路网更优秀。这项成果因被认为可供人类借鉴而受到好评。中垣俊之在颁奖仪式上诵诗一首：“我不过是一只变形虫，但是能够分辨复杂的道路，并且能够建立交通网。”会场上响起一片大笑声。

获得本年度搞笑诺贝尔奖的还有：坐云霄飞车可减轻哮喘症状——两名荷兰科学家获医学奖;骂脏话能舒缓疼痛——3名英国学者获和平奖;中国科学家也榜上有名，他们和英国研究人员共同发现果蝠交配时也会，被授予生物奖。

搞笑诺贝尔奖是对诺贝尔奖的有趣模仿，从1991年开始每年颁奖一次，评委中有些是真正的诺贝尔奖得主。其目的是选出那些“乍看之下令人发笑，之后发人深省”的研究。

丘成桐：美国哈佛大学数学系主任、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卓以和：美国朗讯公司半导体研究副总裁、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到现在都还没获得诺贝尔奖？”7月26日，在第六届世界华人论坛上，61岁的丘成桐和73岁的卓以和在接受南方日报专访时不约而同地提出这样的问题。

“现在中国年轻的科学家和学者，不像我们这一代人，当年为了科研愿意拼命，从早到晚做研究。新生代研究者把工作时间限定为朝九晚五，休息时间就出去玩。”两位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对中国年轻学者的科学精神颇为担忧。

症结 中国学者缺乏科学精神

“中国目前缺少真正具有科学精神的尖端人才，学者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十分急功近利，取得一点点成绩就自我满足了。坦白说，在中国很少看到年轻人日以继夜地为了某个科研项目去努力。”丘成桐认为这是中国远离诺贝尔奖的主要原因。

丘成桐说：“得诺贝尔奖要作出有很大创新性的贡献，中国的创新人才还差很远，大学也没有形成创新的浓厚氛围。很多年轻教授想着怎么评上杰出青年等奖项，到了四五十岁又想着当院士。他们看到的是物质好处和社会地位，而不是发现科学精要时带给自己内心的快乐。”

丘成桐表示，中国家庭从孩子上小学就开始训练他们为高考做准备，在学校里老师帮学生猜高考题目，学生照着模型去练习，完全埋没了人的创新能力。

“最高尚的境界，就是中国有一群优秀年轻人真正为了人类求知欲望来做学问，探寻大自然的奥秘，能做到这个，很快就会有中国科学家拿到诺贝尔奖。”丘成桐说。

退步 名校生考不过哈佛入学试

“高考不考微积分，很伤害中国整个科技的发展。因为微积分是最重要的一门基础学科，文艺复兴第一个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牛顿和莱布尼茨发现微积分，后来全球科技才开始长足发展，”丘成桐说。

丘成桐介绍，中国高考为了标准化，担心很多学生学不懂微积分，就干脆不考。高考不考，学生也不学。但是，美国的中学是要学微积分的，学得好的大学生在20多岁就开始做相关研究了，而中国学生到了大学才学这门课，浪费了很多时间。“中国一定要培养一批精英学生，要跟全世界开展科技竞赛，人家能懂，你也要能懂，不能为了公平起见，大家都不懂。”

“近10年中国出去的留学生比20年前水平差了很多。以前来哈佛的中国留学生会轻松考过博士入学考试，而且得到很高分，但近几年中国名校的学生到哈佛却考不过入学考试。”

丘成桐说：“现在很多中国留学生到了美国，不是为了做很深入的研究，他们大多都想着怎么样在毕业之后到华尔街上班挣钱。”

“我在美国遇到很多中国去的人才，我问他们要是回国的话，什么是最要紧的条件？很多人回答我说，最要紧的是自己需要一个靠山。”卓以和说，“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人才不够用、不适用、不会用的问题，有了人才怎样留住？应给他们提供一份稳定的薪水，还有稳定的研究时间。”中国要想留住人才，必须给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怪象 名教授不屑给本科生授课

“在学校里要端正学风，教授和学生都要做到这样，”丘成桐说：“世界上抄袭别人的学者很多，但被发现后会受到很严厉的惩罚。但在中国，抄袭者被发现后还大摇大摆地走在学校里，真的是很奇怪。这让学生怎么看？教授在台上告诫学生要诚信，学生则在台下偷笑。一个老师面对几百个学生，一个校长面对一两万个学生，学生会想：老师、校长都能抄袭，我为什么不能做。学风不正，再怎么谈诺贝尔奖都是假的。”

“中国要大力提倡自主创新，首先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严惩抄袭者。不仅是工业创新，学术创新也是这样。一个好的创新研究动不动被人家抄去了，研究者情何以堪呢？不搞好这个，自主创新没法谈。”丘成桐说。

卓以和说，美国很重视从小对孩子进行诚信教育，在学界若发现有人抄袭，就将抄袭者解雇。

“中国很多有名的教授不重视教学生，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名教授觉得自己有名，要做研究，很伟大，教本科生显得水平太低。但是哈佛大学是全世界第一流的吧，哈佛就要求每个教授都要教本科生，中国学校太宠名教授了。”丘成桐说。

丘成桐介绍，美国的自然科学基金有很多人去申请，申请者要讲清楚自己对教学有什么贡献。有这个机制后，名教授也不得不花心思去教本科生。美国没有教授敢说自己是做研究的，不教书，但在中国常有人讲。在这方面，美国的机制值得借鉴。

出路 建中国的“贝尔实验室”

卓以和说，做实验需要和最好的科学家一起合作，尤其是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交叉在一起，产生了灵感，就是新发明的开始。

“所以我希望中国有这么样一个实验室，能够集中最优秀的研究者一起工作，像美国的贝尔实验室一样，将有力促进中国的自主创新。政府加大经费投入保持实验室的运营，不要给研究者太多的压力，不要规定他们一定要在三五年内出成果，有时候十几年才真正将一个发明发展成为一个产业，”卓以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