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第57个民族”的身份追索
祭祖师在祖鼓前缓缓吟唱着部族的历史，史诗里的英雄不会想到，他的子孙后裔会因为民族身份而惶惑多年。这些大山里的儿女，身着祖宗流传下来的“盛装”，等待着自己民族称谓恢复的一天 本刊记者/王婧(发自贵州黄平、贵阳)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
“每次一唱这个歌，爸爸就让我关电视”，如今已经60岁的高正公回忆，“1999年12月30日，爸爸去世了。他这辈子老念叨，五十六朵花，多一朵都不行吗？”
生于贵阳的高正公，从小就受父亲熏染养成一个习惯，每次吃饭前，他会先盛一份，摆在客厅里的神龛前。神龛里祭祀的除了祖先的牌位，还有右上角挂着的一副用竹条做成的红白弓箭。
他们是一个神秘的弓箭部落的后人，是一个数百年来繁衍生息于中国南方大山里的民族。但现在，在56个民族中，他们找不到自己的名字。
在高正公的眼中，享年85岁的父亲高国璋生前一直在做的工作，就是为家人争取到单一的族称，而这一努力过程，持续了50余年。
大山里的英雄后裔
在家人的传说中，他们的祖先曾射落过天上的太阳，如今，这些自称“哥摩”(语中意为勤劳、朴实忠厚的人)的英雄后裔已经发展到近10万人，他们分布在黔东南的黄平、凯里等地。
黄平县重安江的两岸就是家人的聚居地。在这十里古峡，莽莽苍苍的崇山峻岭拔地而起，一江清波穿崖而过。重安江上，一溜溜古老的碾子，在大水车吱呀声响中缓缓旋转着，这里分布着40余个家聚居的自然寨，多为一姓一寨。
1951年，高国璋37岁。那年2月，中央民族访问团副团长费孝通带团来黄平考察，当时在贵州省民政厅工作的高国璋奉命陪同。这次考察成为高国璋一生的拐点，他的后半生与家的命运紧紧关联到一起。
考察的结果，见于费孝通的《关于贵州少数民族情况及民族工作报告》附件十三中：“一般人认为是苗族的一种，但他们不同意，认为自己就是兜族(族另一种称谓，编者注)。黄平枫香寨是族聚居寨，有106户⋯⋯多数是汉族或苗族佃户。”
家廖姓聚居的枫香寨位于大山的深处。顺着山路往里走，竹林深处冒出一缕缕淡淡炊烟，在碧绿的竹叶间，鳞次栉比的农舍时隐时现。进入枫香寨后，蜿蜒曲折的青石路，把700多户家人连在一起，庭院是用石头垒起的，青石小路上时时可见那些戴着红缨小帽的家少女。
高国璋之所以陪费孝通来到枫香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保留着完整的家语言。“杂居在其他民族中的，因为经济上依赖其他民族，自己的语言也逐渐丧失了，有些甚至已经不能再说原有的语言了。我们想了解佬的语言，要找个能说这话的人已经很困难。很多人说祖上还会说，老年人还记得，现在年轻人不说这话了。”费孝通在他的文集中如是描述。
高国璋为费孝通充当着翻译，那时的枫香寨里，还没有人能说汉语。家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文字。千年的历史与传说，只能通过家人一代代的口耳相传。
费孝通告诉高国璋，“民族的历史需要考证”，正是这句话，促使高国璋开始研究族的历史。
“没有承认的民族”
费孝通的报告，是这几十年来家人追索自己单一民族身份的最直接证据，文中“称族14处，称兜族2处”。
随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在1952年编印的《中国少数民族简表》(补充本)中，把“仡兜族(‘仡’‘’为同音异写字，编者注)”排在国家承认的54个少数民族的第44位,在仡佬族之后、瑶族之前。即使是在1956年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开发行的《贵州省少数民族分布地图》中，同样明确标明族居住的地域，图例中写明“族”。
变化发生于1956年6月，黔东南建立民族自治州，在建州召开的第一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族被说成是“没有承认的民族”。出席会议的族代表、主席团成员拒绝上主席台就座，拂袖而去。
当时，枫香寨的家人并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在第一次户口申报中，他们填的都是“族”。
直到今天，在黔东南地区，人们仍然称呼他们是“族”。在凯里的民族工艺饰品店里，苗族姑娘微笑着告诉游客，“这是黄平县族的蜡染，”她随手拿起一件说，“革族蜡染最大的特点是以太阳为其图案的中心，苗族的蜡染中不会有这样的图案。”
家的蜡染是传统工艺。今天的重安江边，仍然有好几家染坊。染坊门口放着火盆，几个头戴红缨穗帽子的家女孩围坐一起学点蜡花，大的八九岁，小的五六岁。她们用南瓜叶捣成的绿色浆液代替蜂蜡，花椒刺杈当“蜡刀”，笔杆是用芭茅草，片片笋壳就成了“布”。
教她们的是一个中年女子，她的头饰与小姑娘不同，少了红缨穗。她娴熟地把蜂蜡放在土碗中，用火熔化，然后用蜡刀蘸着蜂蜡，点在一块绷紧的白布上，最后将其放进蓝靛染缸中。
一个带着平顶红帕帽的老年妇女来到染坊，取了自己几天前送来的染布，然后，乘一辆摩的回到了大山里。
她是枫香寨廖尚美的婆娘，听不懂普通话，更不会说汉语。在枫香寨，她们那一辈的女人没有接受过文化教育，除了偶尔赶集，她们很少走出寨子。她们不懂苗语，苗族人也听不懂家话。
这种语言上的障碍在1950年代就困扰着高国璋。那时他无法理解，苗族和家的服饰、语言明明就不一样，为什么苗族成了一个民族，而家却被很多人认为是苗族的一支？
为此，高国璋不断给费孝通写信，要求认定家为单一民族。1964年，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专门力量，到黄平、凯里两县对家进行识别调查，高国璋是其中一员。调查出现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家可能是单一民族；另一种认为家可能是苗族的一支。两种意见还未统一，文革开始了，识别工作被迫中断。
这时，高国璋的儿子高正公已经14岁。他回忆当时的父亲，“不是去做田野调查，就是在县志中搜寻家的种种痕迹，然后不断给费老写信，希望费老能够考证族的历史。”
出嫁时的“盛装”
在建国初期的那次考察中，高国璋曾经向费孝通介绍过家的“背带亲”。费孝通后来写道，“兜的婚姻和周围的苗家不同，称作‘背带亲’。小孩生下几个月或几年，父母就要替他们找对象，把婚定了。有的甚至指腹为婚，儿女没有下地，他们的终身大事已经被决定了。男的20岁，女的到16岁左右就结婚。”
高正公出生在贵阳，他不知道自己是否曾经被指腹为婚，他说他和妻子“绝对是自由恋爱的结果”。
而生活在枫香寨的廖尚美，尽管与高正公同岁，却是纯正的“背带亲”。“好像也没什么不好，在枫香寨里，还没听说哪个离婚的。”廖尚美是枫香寨里为数不多的能说普通话的人，这使他成为村寨里接待来客最多的人。
廖尚美的家在枫香寨的半山腰，三间木瓦房，门口贴着春联“田野纵横千嶂里，烟火人家半山中”。女儿出嫁后，他把女儿的屋子改成客房，用来接待村里安排的外地来客。
廖尚美的女儿远嫁四川，一个汉族的小伙儿。出嫁时穿的“盛装”没有带走，那是一套像是铠甲般的服饰，廖尚美常常向来客展示，并讲述着那个古老的传说：“家的祖宗曾经是古代朝廷的武官，因为战绩卓著，受皇帝嘉奖，赏赐了一身战袍。武官记着皇帝的恩赐，把战袍传给女儿，并让她们世代传下去。因此，女儿们也就按照皇帝赐给的战袍做成铠甲式的服装，流传至今。”
廖尚美的婆娘在绣这套“盛装”时，没有图样，全凭母亲的口传心授。她知道要有长带，但不知道长带代表祖先曾经带过十万八千八百兵；她知道头帕的中间是个“丁”字，两边是“丑”字，但她却不知道这意味着家祖先是丁丑年的四月六日那天射下太阳的；她为女儿准备好了五个银项圈，但她不知道每一个银项圈都是一个典故，一个典故就是一段迁徙史。
关于家更多的历史，廖尚美也不再知晓。他称，“阴系的族长能够记忆家所有的历史，可惜，是家话。” 家最古老的习俗，就是古代氏族公社的残存。家由阴阳二系管理家族。阴系为宗教组织，阳系为家族行政机构。阴系首领由“蛋卜(用鸡蛋占卜吉凶的方式，编者注)”产生，而阳系首领则民主推选。
廖尚美不知道的是，远在枫香寨之外的贵阳，从家走出去的知识分子们，不但已经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寻找到了大量有关家的文献资料，还已经开始用汉语来记载家口口相传的历史。
没有结果的民族识别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高国璋和已经在贵州省委办公厅政策研究室工作的家人廖朝隆，带头给时任国家主席华国锋写信，要求帮助解决家的族称问题。
中国第二次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从1981年开始启动。由于廖朝隆等家干部的努力，家被正式列为此次民族识别的对象之一。
已经67岁的高国璋喜出望外。他觉得看到了家争取为单一民族的希望，甚至亲自前往枫香寨调查，希望助廖朝隆一臂之力。
此次在贵州省的识别工作对当地13个民族单位进行返本归源，较好地解决了他们的民族成份。但仍遗留了家等八个待识别民族的成份尚未解决，有待最后审定。
在这一次的民族识别的报告中，不但有当地的田野调查的结果，还有家知识分子搜寻到的能够证明家为单一民族的文献材料。廖朝隆称，这是“土洋结合，殊途同归”，“黄平、凯里两县的县委、县人民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四大班子经过认真讨论，一致认为按照民族构成诸要素，家民族特点突出，完全具备单一民族条件。据此，两县人民政府分别具文上报黔东南自治州人民政府、贵州省人民政府，并要求转报国务院审定批准，承认家为单一民族即族。”
1985年，廖朝隆牵头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信：“据说，现在有一种主张，即对需要最后审定的八个待识别民族，一个也不能承认，只能采取归并的方针，把它们统统归并到其他已经承认的民族中去。”
最终的结果印证了廖朝隆听到的传闻。此次大规模的民族识别，没有再认定新的民族。
1986年6月，国家民委下发了(1986)民政字第252号文件，家的民族成份被认定为 “贵州兜人(苗族)”。随后，部分家的农民群众开始拒绝缴纳公粮。
当时，第一代身份证正在推行过程中，一些地方把家人的民族成份填写为“苗族”，激发了家人的强烈不满。
由于第一代身份证还是手写形式，最终，家的身份证上，民族一栏填上了手写的“”。
这一次，枫香寨的人们才知道自己是未被认定的民族。在那个开始农民工流动的年代里，拿着“族”身份证的青年男女被用工单位拒收，青年人考大学、参军，民族成份不填写成“苗族”就不准办迁移户口手续。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家人被迫更改了民族，不再坚持在身份证上填写“族”，而是改成了苗族、汉族等。
“第二次民族大解放”
1990年代，枫香寨迎来了一位“家的贵人”，来自香港的张兆和博士在研究苗语时听说了家话。从此，他开始研究家文化。
张兆和住在枫香寨，用录音机录下阴系族长唱的《迁徙词》，并标注了国际音标，然后一一翻译和对照，从中考证出家迁徙的历史。《迁徙词》中提到，家人在元末明初时由今凯里舟溪分迁到现在的住址。
而在廖尚美家找到的那本早已泛黄的族谱，表明家迁徙经过的地点共有16处。其中最早为北宋时期的南京(今河南商丘)，而后8处均位于今天的凯里附近。这后8处的可考族谱为30代，按照每代20年计算，廖家在枫香寨至少已经居住了600年。
那时，黄平、凯里两县的族，居住地域基本连成一条狭长的线。线的两边分别是苗族和汉族聚居区。清代中叶以后，苗族人民反清起义不断，枫香寨就曾经是清军镇压苗族起义的大战场。“家人寡不敌众，只能撤退。来不及跑的，就被杀死。在枫香寨这一带，家人的尸骨堆积如山。直到后来苗族失败，家人才得以回到家园。”廖朝隆说。
而这，也使得家人的居住区域进一步缩小，退到深山莽林中。即便今天，家人仍不愿离开。
更多的文献资料与家口口相传的历史相映照，让家的历史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在高国璋生前最后两年，他把这一生对家的研究汇集成册——《德润笔耕》。
1999年12月30日，高国璋逝世。高正公按照家的习俗，在父亲的胸前放上 “归宗牌”，然后请来“开路师”为其开路。开路师身挂长刀，手提“引路鸡”和“归宗竹”，口念“开路词”，指引仙逝的高国璋归宗还祖。
高国璋已无法知道，就在他去世后不久，家人民族身份的确认有了新的进展。
2003年，全国开始颁发第二代身份证。病榻上的廖朝隆带领着家干部和群众代表接二连三地上书中央，再次阐述家的民族族称问题。与此同时，根据贵州省委领导批示，贵州省公安厅也将此事上报公安部。
2003年8月，公安部与国家民委商定后，下发2003公字118号文件，家人居民身份证“采取一种过渡办法，填写为家人”。
这被家人视为家的“第二次民族大解放”，“尽管只是一个过渡，但从此我们不再顶着苗族的帽子了。”廖朝隆称。
这让家人觉得扬眉吐气。至少，他们可以光明正大地拿着印有“家人”的身份证外出打工，甚至，在办理出国护照时，他们的民族成份也依然填写为家人。
抢救家文化
因为批复中称，这是一个“过渡办法”，2004年3月，一批家人在凯里市召开座谈会。在他们的会议纪要中称，“家人的过渡只能向争取国家承认家为单一民族的目标过渡，而不能有任何别的目标选择。”
但在家人中德高望重的廖朝隆对此并不乐观。他告诫家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要争取到单一族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最关键的是，家的古老文化正濒临消亡，如果再不努力抢救自己的文化，家依然可能消亡。
为了挽救家文化，这些知识分子开始为家口口相传的诗词录音，用汉语翻译家语言，并邀请语言学家前来研究。他们将家习俗详细记录下来并集结成书，还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搜寻与家相关的种种文字。这几年，不下十本关于家的研究文集在他们手中诞生，遗憾的是，由于经费问题，很少有书能够出版。
在一本由廖朝隆主编，20余人参与编辑的《家民族研究文集》的末尾，附上了捐资人的名单，为了此书的印刷，几百个家人共捐款23180元。
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廖凤林甚至开始在网络上开了“天地家人”的博客。他把搜集的资料和自己的邮箱公布在网上，并耐心地回复着每一封来信。他说，“我们的文化水平也许不足以去深入研究家的文化，但我们将这些资料搜集起来，敞开胸怀提供给每一个愿意了解家文化的人，这样我们的民族文化才能真正得到继承。”
从“家”到“族”
在今天的枫香寨，16岁的小姑娘廖翠花仍在很努力地跟着妈妈学习蜡染和刺绣，“从五六岁就开始了，但到现在，我都还不怎么会，可是我出嫁的时候需要嫁妆啊。”
廖翠花最近一次穿“盛装”，是在过年的时候。她平时不会这样穿戴，因为穿一次要将近一小时，她也不会绾发髻，无法把太阳帽牢牢地固定在头上，这些都需要妈妈的帮助。
但她会唱几首家的民歌，会跳几段芦笙舞，她说，“这几年，学校会开这样的特长班，让大家学一些民族的歌舞，有贵宾来时，会让我们去唱歌跳舞。”廖翠花说，“不过平时我们多半是听流行歌曲。我就很喜欢王菲。”
枫香寨这几年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一些老的木头房子被拆掉，取而代之的是砖瓦构造的小洋楼。当地政府希望能够发展旅游业。“尚未识别的民族”成为家的代名词，“原生态文化”成为黄平旅游的重要项目。经过黄平县政府的努力，2005年，家最大的祭祀仪式“哈戎节”被收录进贵州省人民政府公布的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巧合的是，不久以后，家开始筹备2009年11月的新一届哈戎节。在家，哈戎节平均约30年举办一次。枫香寨自古以来共举办了30届，新中国成立以来，只在1993年举办过一次。
廖尚美就是这次哈戎节的主人。此前，他因祭拜祖先得到了一个孙子，随后他向族里的阴系提出举办哈戎节，长老用“蛋卜”确定了举办的日期。当地政府也为这次哈戎节提供了财政资助，还特意为枫香寨开辟了上山的路，尽管只是土路，但已经能跑小型车辆。
为了准备祭祀，枫香寨人特意下山，花了4200元买了一头金黄色的牛。廖尚美说，“祭祀的牛脊梁要挺直，不能弯曲，否则对主人家不利；牛的犄角不仅要对称，而且要向里弯曲，不能向外斜出，否则主人家的财运就会外泄，坐不住财。”他把这头牛单独喂养，并细心地保持着牛圈的干燥，以便让牛身不粘牛粪。
2009年11月26日至28日，在哈戎坪上的祭祀持续了3天。阴系族长、祭祖师、芦笙师、大学匠、二学匠以及五房主要人物齐集在祖鼓前，头戴蜡染、刺绣帽，围上银制双弓箭，插上精制的鸡毛凤尾，身穿长袍，列队向祖宗行公祭礼。
男人们穿上了久违的“盛装”，佩戴着家男人的“三宝”：一是芦笙，二是刀，三是红弓白箭不离腰。这个射日英雄的后裔，终于在这一天又呈现出弓箭部落的英武。
正是在这次哈戎节上，张兆和教授告诉廖朝隆，家的习俗文化被全面收录进由美国耶鲁大学“人类文化区域档案”中心编辑的《世界文化百科全书增订本》中。
祭祖师在祖鼓前唱廖家的《迁徙词》，缓缓地叙述族史，追忆祖宗，以教育子孙后代不要忘本弃宗。穿着“盛装”的家人开始随着芦笙起舞。拄着拐杖站在第一排观礼的廖朝隆，神情肃然，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看到下一届的哈戎节，不知道自己能否等到“家”恢复为“族”的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