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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崎宏和他的家人。“大道无门”是日本前首相中曾根为山崎宏题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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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春节，山崎宏（后排左2）在济南郊区医院和同事在一起
山崎宏从写字桌下摸出一块糖，亲热地递给我，用地道的济南话说，“吃糖。”他指着薄荷糖纸上的日文商标说，“0ishi的意思，就是‘好吃’。”
2010年春节前的一天，在位于济南市区南部的“七里山诊所”——这是儿科大夫山崎宏出诊的地方——一场突发的冬季流感，让就诊者塞满了狭小的空间。
山崎宏大夫真的很老了。白眉毛长长的，遮住了一对小眯缝眼。102岁的寿星，患有白内障，耳朵也聋得厉害，和患者之间的交流，完全依赖经验。他拿起听诊器搁在一个小儿的胸口，告诉孩子的奶奶，“嗓子呼噜呼噜的，感冒了。”孩子的奶奶说：“我小的时候就是山大夫给我看病，我的孩子也是找他，现在轮到了我的孙子。”
日本人山崎宏，在济南居住了70多年。1937年，29岁的山崎宏是侵华日军赤柴部队的随军军医。他离开家乡冈山，来到中国。命运让他留在了济南。小城悠然的生活节奏，常使他忆起宁静的冈山。而济南的孩子从小就听说，在七里山生活着一个不回日本的“鬼子大夫”。
研究抗战史的北京报告文学作家方军，20年来一直在跟踪采访健在的侵华日本兵。他介绍，战后向中国投降的日军128万，现在活着的不到13万。当年参战日军平均年龄25岁，绝大多数已作古。生于1908年11月25日的山崎宏，无疑是日本战败迄今滞留中国时间最长、有资料可查的最后一个鬼子兵。
留在济南
因为严重的耳背，我和山崎宏的对话多数时候要靠笔谈。像老一辈的日本人，他看得懂、也能写繁体汉字，习惯使用的还是中国已经荒疏的书面语。我们说的“热闹”，他喜欢写成“繁华”。
“你哪年来到中国？”
山崎宏提笔写道：“七七事变。”
报告文学作家方军早年在外交部做日语翻译，上世纪90年代留学日本，接触到大量当年的鬼子兵。他告诉我，卢沟桥七七事变在山崎宏那代日本人心中有特殊的含义。虽然卢沟桥畔的永定河水，自打1958年大炼钢铁后就遭到破坏枯干了。“但是日本人一直喜欢说，正是通过卢沟桥七七事变，日本走向了战争的大河。”
山大夫兄妹三人。父亲得了肺结核，母亲操劳过度，在山崎宏12岁的时候双双病死。姐姐把山崎宏带大。“姐姐对我影响最大。她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一个是姐姐自己的孩子，一个是我这个未成年的弟弟。”山崎宏说。
山崎宏还有个哥哥，日本的传统是长子继承制，有弟弟在，哥哥就不必出门去服兵役。山崎宏说，“两个兄弟，怎么也得去一个。我小，所以我去了。不然会被枪毙。国家宪法规定的。”
方军接触到的日本兵讲，日本当年几乎家家有军人，不少日本女人以上前线慰安为荣。如果有人逃避兵役，村公所就会喊来几个人，一声吆喝把这家的房子拉倒。在当时，不效忠天皇是不可饶恕的。
山崎宏不情愿打仗，但是不敢说。来到中国之前，他在老家已经有了一个情人。说起这个情人，老人有些不好意思，“有是有，但是没结婚。”
我写道：“她漂亮吗？”
102岁的老人笑得更腼腆了，“无所谓！谁不愿意漂亮？！”
山崎宏是随日军步兵第10师团长矶谷廉介中将，及其步兵第10联队长赤柴八重藏所统领的部队，来到中国。先是在天津港登陆，而后杀到了济南。
他一笔一划地写下部队番号“赤柴部队，十联队”，笔画短促有力，眉眼中好像突然放出一丝熟悉的杀气。
认识山大夫20多年的刘谟桐大夫讲，山崎宏从军经历只有短暂的几个月，因为看不惯日军烧杀抢掠，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独自出逃。他希望从山东乘船回日本。但是阴差阳错留在了济南。
不知是耳朵真的很背，还是一上午的出诊让山大夫有点疲倦。这段历史，他始终没有完整地亲口讲出来。刘谟桐大夫的故事怎么听都像是一个反战的主旋律，而一个身陷虎狼堆的日本兵能否具有如此高的觉悟，是令人怀疑的。
我检索到一家济南报纸对山崎宏的报道，又提供了另外的版本：山崎宏在部队中违反了规定，为了逃避惩罚，只有选择做逃兵。回日本也要受罚，于是留在了山东。
这个版本相对合理，但还不能完全打消疑虑：日军血洗山东经年，这块土地伤亡惨重，一个落单的鬼子兵如何能够做到不被仇恨淹没？果真济南人够厚道吗？
我问山大夫：“为什么留在济南？”
老人似乎有意打岔，“毛主席说了，打仗好多年了，日本国家也穷了，一分钱也不朝日本要。所以，我要报恩啊。”
老人说的这段历史，是指新中国成立后，主动放弃了对日本侵华战争的索赔。
我继续在纸上写，“留在中国艰难吗？”
山大夫笑了，“难的时候都过去了。打仗的时候最难，现在都和平了。和平了还有什么难的？毛主席说了，愿意回日本的回去，愿意留在中国的继续改造学习。我听毛主席的话，留下来了，能有什么困难？”
我继续问：“‘文化大革命’,也没有困难吗？有没有被当成间谍？有没有挨打？”
他再次否认，并且重复着前一句话，“听毛主席的话，还有什么困难？毛主席的伟大就在这里。”
后来老人的女儿提醒我，山大夫一直保留着日本国籍，这是他在后来的动乱年代得以保全的护身符。他女儿说，“如果他入了中国籍，运动的时候肯定早就被当成特务消灭了。不光他保不住，俺也得去要饭。”
“难道你不想念日本吗？”
他很坦然地告诉我，“老家都没人了，想那些没意思。现在我就等死了。”山崎宏突然想起一件往事：当年他在冈山的家人收到军方寄来的一个骨灰盒，原来失踪军医山崎宏被列入了战死者名录。但是，家人打开骨灰盒，发现里面盛着三块小石头。
“你说笑话不？”山大夫眯缝着小眼睛，笑得很开心的样子，“就三个石头，那就是我，我早就已经死掉了。”
行医赎罪
去年，方军从山东画报社编辑处得知，济南有一个100多岁的日本老兵，一直坚持每周六日出诊给济南市民看病，替当年的战争行为“赎罪”。
方军的第一反应是不可思议。方军和100多个日本兵有过往来，这些珍贵的个人史如今摆满了他在北京潘家园附近租的一处民房。随着时间推移，当年的侵华日军像阳光下的雪堆逐渐凋零。现在和他保持通信的也只有3个日本兵了。能活到山大夫这把年纪的日本兵，真是太少见了。
等来到济南见到山大夫，方军相信了“仁者多寿”这句话。85岁之前，山大夫一天要跑三个诊所出诊。如今岁数大了，才减少到一个诊所。用行医的赎罪方式，让方军感到震撼。
我问山大夫：“为什么赎罪？”
他语气加重了，“打仗打到别人国家，当然有罪。”
“战争是日本政府发起的，你有必要为日本政府赎罪吗？你犯了什么错误让你不安？”
山大夫认真地说，“日本皇帝犯了错，参加战争的日本人也犯了错，都是有罪的人。”
让方军一度也感到困惑的是：山崎宏逃离部队后滞留济南的前因后果，始终语焉不详。从卢沟桥事变到日本投降的8年里，关于山崎宏的信息只留下两句话：他当了逃兵，路上中国人给他一些食物，他要报答中国人的恩情。后来他重操旧业，做了一辈子大夫。
随军医生山崎宏这段隐秘的个人史，难道被更为惨烈浩大的战争史吞没了？假如山大夫本人不愿讲，就没有人能够知道答案。方军想到通过查阅山崎宏所在日军档案，去寻找答案。
在《天津史志》中，方军发现了赤柴部队的踪迹。
1937年8月21日，由日军第10 师团步兵第10联队（联队长赤柴八重藏）主力组成的右侧掩护队，向静海进攻。这是赤柴部队在中国作战的开端。此时，正是随军医生山崎宏开赴中国战场的时期。
《天津史志》记载，山崎宏所在的步兵第10联队，1937年8月14日在塘沽登陆，到12月26日作为日军主力部队占领济南，为时4个月，行程500公里，几乎天天作战。
《天津史志》对赤柴部队在天津的暴行，有明确记载的达10次之多。比如：“1937年8月5日赤柴部队围攻杀死我29军37师驻府君庙一个排的守军，又进村逐户搜查杀人，36人死于刺刀下，其中妇女都是被奸淫后杀死的。”
方军认为，这只是赤柴部队所干坏事的一小部分。
刘谟桐曾经听山崎宏回忆说：“经常把全村的男女老少集合起来，都杀了，最后再烧个精光。”
山大夫后来告诉方军，自己是和三人一起逃亡的。时间范围是冬天攻入济南不久。一支部队有4个人逃亡，这在侵华日军中也是一件耻辱的事情。但是随后赤柴部队一路紧急南下，显然没顾得上追杀逃兵。
1938年4月6日，赤柴部队在台儿庄战役中作为日军主力，被中国军队最精锐的汤恩伯部队集中约40个师的兵力围歼消灭。方军相信，军医山崎宏如果没有逃脱，一定会在中国军队的强大炮火前化为灰烬。
山崎宏回忆，他一路要饭，试图往山东半岛的尖上走。但是穷困潦倒，连一身衣服都没得换。“一看要饭的是个鬼子，中国人没揍我就是好事！”后来山崎宏就留在济南一家仓库当上了保管员，因为无家可归，把仓库当成了家。
方军说，从常识推断，如果山崎宏“无心谢罪”，在日本人占领山东那些年，四处流浪的他完全有机会重回侵略者阵营，而不必沦落到受中国人接济。但是山崎宏没有。日军在山东恶行累累，山崎宏没刻意隐藏身份，居然在济南长期生活下来，可见并没做过杀人放火的亏心事。
1946年始，投降的侵华日军及家属总计310万人被遣返，逃遁于中国民间的山崎宏怎么没有被遣返回去，仍然是个谜。方军判断，逃兵山崎宏应该是一位没有干过任何坏事的鬼子兵。“这样的人，在中日两国漫长的交往历史上，还是不多见的人物。”
“为人民服务”
山大夫的家就在诊所旁。他和63岁的女儿一家一起生活。女儿女婿都退休了。外孙在公交公司上班。这是一户普通的济南平民家庭。
山大夫的中国妻子比他小11岁。是1947年山崎宏39岁时，别人撮合的。但她在40岁的时候就得病死了。
山大夫每月退休收入有5000多元，但是生活出奇简朴。喜欢吃日本产薄荷糖。饭桌上常见的是老济南常吃的馒头、粥、咸菜。四川地震，勤俭的山大夫却让女儿帮着捐了很多钱。
女儿说，小时候很怕父亲。生活中的山崎宏还能流露出武士道式的严肃，让女儿相信了那些描写日本人刻板性格的影视都是有生活真实的。女儿一家对日本知之不多，她感觉父亲身上唯一残留的日本习俗，就是每天早晚冷水洗澡，一直坚持到95岁。
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后，山崎宏成为名副其实的民间大使。他的远亲在和歌山政府工作，1983年在山崎宏的牵线搭桥下，济南与和歌山结为友好城市。
山崎宏为济南市民免费行医，为战争赎罪的报道，在日本传播很广。前任日本首相中曾根为他题词：“大道无门。”
山大夫说，“大道都无门框，不能守旧。孔子说‘生于斯，逝于斯’，照孔子的说法，我本应回到日本国生存，但是，我要用实际行动谢罪，要一生感恩。”
方军认为，中曾根对山崎宏的赞扬别有深意。“大平正芳、田中角荣、中曾根，好几任日本首相当年都打过中国。也只有这些侵华战争参与者，才知道15年战争给中国的伤害太严重了，所以他们才力挺两国走向和平。他们明白，山崎宏也明白，日本应该反省谢罪。”
这些步入暮年的老人，和早年陷入战争癫狂的鬼子兵有了天壤之别。方军说：“我认识这些老鬼子兵的时候，他们都骂自己当年是‘八嘎’。北京话就是‘傻帽’。说再也不会傻到去别人国家打仗了。”
通过对日本社会多年的观察，方军认为，日本的右翼仅是一小部分。现在的日本已是民主社会，出兵这种事要经过投票。像当年军国政府那样操纵战争，已经不那么容易。
2009年10月，山崎宏获得日本总理大臣奖，表彰他对中日民间交往的贡献。老人对得奖很淡然，唯一让他感念的，是在山东大厦举行的颁奖宴上，日本领事夫人特地为他做的那顿香喷喷的红豆饭。那是家乡的味道。
晚年山崎宏还做了一件为济南人称道的事情，他向红十字会申请无偿捐献遗体供医学解剖。女婿说，因为山崎宏一直保留了日本籍，申请没有章程可循，所以一直申请了4年，济南才最终批准了他的请求。
老人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把自个完完全全奉献给了济南这座待他不薄的城市。“他就是毛泽东说的那种纯粹的人。”方军称赞说。而山崎宏习惯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我来日不多了，有生之日，要多为人民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