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同安区法院针对这起现场无人作证的案件作出了一审判决。
老汉摔倒只有小学生站旁边
据了解，那位小学生姓陈，在同安区念书。他和摔倒的杜老汉都是同安五显镇店仔村人。陈同学的爷爷陈老汉和杜老汉是两家相邻，中间就一条巷道。这条巷道，也是陈同学往返学校的主要通道。
去年1月4日中午，杜老汉的大儿媳妇林女士经过巷口时，看到杜老汉摔倒在巷道的水沟里，当时，陈同学就站在旁边。林女士赶紧上前，和随后赶到的陈同学奶奶等人将杜老汉扶起。
次日，杜老汉被送往医院。经鉴定，他的伤残等级为八级。6月13 日，当地村卫生所人员到杜老汉家治疗，诊断为右下肢骨折，并伴有感染症状。8月17日，杜老汉不幸去世。
杜老汉死后，他的家人将陈同学及其父母告上法庭。杜家起诉说，杜老汉是被陈同学撞倒在地，才造成受伤，因此陈家要赔偿。但陈家说，杜老汉是自己不小心摔倒的，陈同学是要去上学时发现杜老汉躺在水沟里，主动上前搀扶，根本没有撞倒杜老汉。
私了便条能否当成法庭证据
杜老汉摔倒时，现场只有他本人和陈同学，因此案件缺乏目击证人。双方各执一词，案件一时陷入僵局。
幸好，在庭审中，法官调查发现，去年1月8日，陈老汉曾写了一张便条交给杜家。这条便条上写着： “经征求良招意见，不报警私了，一切由我自负。”陈老汉还在便条上签了字。
1月10 日，杜家也写了一张收据交给陈老汉。收据载明：“今收到陈家现金壹仟伍佰元正，因其孙撞倒杜老汉造成骨折。”
但是，这两张私了便条与付款收据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呢？
据陈同学父母说，这是杜家利用他们夫妻不在家时，威胁陈老汉签下的，杜家还写了一张字据要陈老汉照抄写下来。
法官认为，事发当时，在场的仅杜老汉和陈同学。陈同学尚年幼，杜老汉也已年迈，未能正常表述事发经过。陈老汉作为陈同学的长辈，在事发当日即到现场，从其出具的私了便条和其提供的收据内容分析，应视为陈老汉确认了陈同学撞倒杜老汉的事实。
法官判决原告被告责任各半
至于杜老汉的死因，由于杜老汉死后未作尸检，因此不能明确其死亡的真正原因。
法官从案件实际情况综合分析说，首先，杜老汉已88岁高龄，各器官均已老化，是一主要原因；其次，杜老汉生病期间，其家人未将其送到医院进行规范治疗，加重了杜老汉病情，也是其中一原因；第三，杜老汉的摔伤骨折导致行动不便，也是其体质降低的一个原因。可见，杜老汉摔倒骨折并非导致其死亡的唯一原因，结合本案实际，本院确定杜老汉的摔伤在其死亡结果中占有20%的原因力。
法官还认为，陈同学对杜老汉的摔伤结果存在过错，但杜老汉的子女未尽好监护义务导致其在巷道里摔倒同样存在过错，故原告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判决认定被告陈同学与原告各承担50%的责任。因此，判决陈同学的父母赔偿12655元。
议见·说法
事实真伪不明 法官如何断案？
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健雄：本案作为一例典型的侵权案件被起诉到法院，最重要的就是对侵权事实的认定。能否正确认定被告是否存在侵权事实，关系到裁判的公正性问题。
法院裁判所依据的主要事实真伪不明，是法官在审理民事案件时经常会遭遇的情形。而民事诉讼一旦提起，法院是不能拒绝裁判的。这就必然涉及在此种情形下，法官应当如何裁判的问题，也就是民事诉讼理论中所提到的证明责任分配或分担的问题。如果法官对案件事实无法确认的话，一种法律上的技术处理方法就是根据证明责任来作出裁判。
依据诉讼法的规定，证据可以分为书证、物证、证人证言、视听资料、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和勘验笔录七种形式。证据只有具备了法定形式才具有合法性，也才能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特别是书证这种证据形式，通常在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被赋予较高的地位，而且我国的庭审素以“书证中心主义”为特征，本案的事实主要就是以便条和收据作为书证并结合“日常生活经验”、“常理”、“社会情理”等经验法则作出认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