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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八宝山殡仪馆一号大厅哀乐低回，上百名同事、友人、学生、戏迷、家人一起在寒风中送别马少波。被老朋友黄宗江称为“当代大剧痴”的马少波，11月29日因病在京去世，享年92岁。
“阳关正图期颐曲，驿路传来泣挽歌。过去久违心不远，而今永别奈如何。”因故未能前来送别的81岁书法家欧阳中石，用一首诗表达了对老友的哀思，也说出了众人的心声。
解救出一代大师
“马老恩公是救星，少波代党解吊绳。”77岁的京剧大师杜近芳赶来参加追悼会时，从兜里拿出前一天晚上就写好的挽词抄在签名簿上，她对马先生的敬仰、感激之情洋溢在字里行间。
杜近芳说：“没有马先生我就不会从一个文盲、奴隶，成为新中国的年轻演员，也不会成为国际知名的艺术家。”个中原委要从新中国刚成立时说起，那时才十几岁的杜近芳在梨园行已经颇有名气，但因为1945年被封建把头欺骗签了像“卖身契”一样的合同，无论演出多少场她都分不到钱，“我都不知道钱什么样”。备受压榨的杜近芳时常天真地想：等我唱红了，找个带枪的人把他崩了。
1951年，一位师姐悄悄告诉她，把头看势头不好打算在上海演出时把她卖到香港去。又惊又怕的杜近芳在梅兰芳大师和师父王瑶卿的帮助下，联系到当时中国戏曲研究院党总支书记马少波。为了让杜近芳摆脱把头的控制，马少波帮她找房子，在夜里秘密地帮她搬家，又从把头手里索回一半“卖身契”，和杜近芳手里的那一半一起烧了。
恢复自由身的杜近芳在中国戏曲研究院实验第一团第一次领到自己的工资时，激动地站在院子里哇哇大哭。“那以后我度过了洪福齐天的58年。”过去了这么多年，杜近芳始终念念不忘马先生对她的好。
点拨出一级编剧
国家一级编剧、中国京剧院院长吴江与马少波之间有一种不是师徒胜似师徒的情感，“他是我走上文字道路的引路人，无论是在文学创作还是艺术管理上，他都可以说是我的老师。”
吴江创作过许多优秀剧本，但如果没有马先生的一句话，也许优秀剧作家行列里就不会有他的名字。那是1981年北京市文化局在密云举行的作品创作会上，汪曾祺、胡沙等著名剧作家都有作品参与讨论，刚刚三十出头的吴江根本没有资格参与评选，只能旁听。他私底下找到主持会议的北京剧协副主席马少波，鼓起勇气递上一份自己用复写纸复写的剧本，请他指点。
那一年的创作会上北京京剧院没有剧本入选，正当剧院领导抱怨时，马先生说：“怎么没有？我看到小吴的一个剧本就很好，虽然稚嫩，但很有基础。”吴江的这个剧本因此被列入讨论，随后就被定为当年的重点剧目，这就是他的成名作《管仲拜相》。“一个成功的作品对编剧至关重要，马先生的鼓励给了我莫大信心，那几年我接连写了好几个本子。”虽然已经过去了20多年，但那时的情景吴江一直难以忘记。
在艺术管理上，曾担任中国京剧院第一任党委书记的马少波也给吴江很多指点。吴江上任之初，马少波高兴地送给他两句话：为前辈树碑立传，为后人鸣锣开道。吴江一直记着恩师的这两句话，在工作中注重继承艺术传统，培养优秀人才。
演一出“起死回生”
“身历烽火路，笔开艺苑春。关田两汉后，今马又一人。”贺敬之诗中的“马”指的就是马少波。马先生在戏剧方面成就卓越，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在战场英勇机智的一面。出生于山东莱州一个贫苦渔民家庭的马少波，13岁时就开始从事革命文学创作，主编《天外》文学周刊；1937年在济宁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投身革命。
1941年，八路军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等军区首长派时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司令部秘书长的马少波去即墨县，和国民革命军保安十九旅司令员姜黎川进行抗日统战工作。那时姜黎川已处于蒋介石所派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不能公开与他接触。姜黎川约他夜间在驻军围墙内密室接谈，马少波到达指定地点后，为了避开监视，坐进一只箩筐让人吊过高墙到密室会谈。拂晓达成协议后，马少波与同志会合时遭遇日伪军，立即向敌人开枪，掩护战友突围成功，自己却负了伤。敌人撤退后，同志们清理战场时只找到他的一顶礼帽和一只布鞋，于是“马少波牺牲了”的消息传开了，大家都很悲痛。给他的悼词都写好了，正当大家准备开追悼会时，他却在民兵的掩护下回来了。此后他再度深入虎穴，做姜黎川的工作，使其最后下定决心，率部东上莱阳，被改编为八路军的一个旅。年仅23岁的马少波得到军区嘉奖，他智勇双全的事迹在当时也广为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