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都市情感新作《蜗居》拍摄画面。 中新社发 杨慧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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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11月26日电 电视连续剧《蜗居》讲述了大陆都市白领宛如蜗牛居无定所，拼命赚钱买房的故事，因倾诉市井小民的卑微心声，引起社会强烈共鸣。台湾《联合报》也刊发组稿，对这一现象进行报道，并指出，年轻人要在北京“生存”，比在台北生活要苦。
原文摘录如下：
当前大陆最火红、收视率破十的电视剧《蜗居》，倾诉市井小民的卑微心声，和对不公社会的吶喊；这些磨难，来自于对“蜗居”的渴望。
“蜗居”喻意是都市白领阶级宛如蜗牛居无定所，唯有蜷曲在蜗牛壳般的小租屋里，解决基本住的问题。拼命赚钱一圆“房事”，成了多数小老百姓“不可承受之重”。
《蜗居》一剧描述来自乡下、有复旦大学高学历的女主角郭海萍和丈夫，在租来的六、七坪的小房子过了五年。为了买房，夫妻省吃俭用，每分钱都要精打细算，连每月三十三元人民币的交通费，也想尽办法省下来。
“什么为人民服务，是为先富起来的人服务吧！”为了找房，看尽建商脸色的海萍，充满对社会的愤怒，但又无可奈何。可是有了房子，不意味就此“幸福快乐”，而是痛苦的开始。
“每天一睁开眼，房贷六千、吃穿用住两千五、孩子上幼儿园一千五、人情往来六百、交通费五百八、管理费三百四、煤气水电二百，我每天至少得进帐四百，这是我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最终拥有自己小窝的海萍，一语道尽不少都市人煎熬。
即便如此，一批批成家立业的年轻人，仍想尽办法买房。大陆一项吸引三十六万名网友投票的调查结果显示，八成人认为“幸福与房子有关”。
《蜗居》所以吸引人，是因剧中表现的“房奴”、“二奶”、“反腐”等当下大陆社会热门话题，引起观众共鸣。
尤其，在房价飙升年代，官员和地产开发商之间的勾搭运作，让大陆观众看得又恨又爱，鲜活地刻画都市白领的生存状态。一片叫好声中，《蜗居》却因部分内容太过写实、台词过于辛辣，引起众多争议。
《蜗居》现象反映出，继历史剧后，社会问题剧成为大陆当红题材，诸如《嫁衣》、《房子》、《中国家庭》等电视剧，收视率都表现非凡。
此类戏剧，不仅呈现有血有肉普罗家庭生活，也深入到大陆社会各个层面，让观众不自觉发现，剧情和自身生活竟如此切合，不禁“心有戚戚焉”。
住北京比台北苦
年轻人要在北京“生存”，比在台北生活要苦。
月薪一万元人民币(约台币四万八千元)，是一般北京老百姓“中薪阶级”；但对在外商公司服务五年、三十岁的小同，“这丁点儿”薪水，却被房贷啃掉一大块。
小同前年初结婚，靠双方父母赞助，在五环外回龙观，买了总价八十多万元的新房，贷款六十五万。当时，房价，一平米约七、八千元(一坪约十一万台币)。
“有产阶级”小同，生活被房贷压得苦不堪言。“我光月供房贷，就要四千元”，已育有一子的小同，扣掉柴米油盐支出、给父母的安亲费、老婆和宝宝的生活费，他每月生活费竟只剩一千元不到，比民工还惨。
出身山西的他，郁闷地说，在北京“生存”十年，仍是苦哈哈，有时想想不如回老家，有房有车，一个月三、五千元就够了。
麦兜族 奋斗代名词
《蜗居》引发网友关于房子与爱情的讨论。“麦兜族”成大陆时下流行语。
“麦兜族”是指没有显赫家境，辛苦地在城市为生计奔波的草根阶层。他们购房、买车的梦，都得经由自己一点一滴的努力来实现。他们的生活虽然艰辛，但精神富有，乐观向上，锲而不舍，有人说，“麦兜族”是奋斗的代名词。
香港动画片里的麦兜，是只平凡的小猪；现实中也有与麦兜相似的一群人，出生于80年代后，他们在大城市挥汗打拼、默默奋斗。“麦兜族”与“富二代”截然不同，凡事须亲力亲为。
当北京中产得月入五万
《蜗居》的女主角海萍误以为有房就是中产阶级，因为美国就是如此，她的丈夫苏淳却吐槽，指中国人“消费向欧美看齐，收入向非洲看齐”。
在高房价的北京，“家庭月收入五万人民币(近二十五万台币)，才叫中产阶级”，主管房地产业务的北京触动传媒副总经理朱克说。
他多年的观察，发现北京的财富结构呈现“哑铃状”。大陆各地财力雄厚者，多会在北京置产，增加了房市需求；同时，北京可开发地越来越少，导致北京房价上涨。
但“哑铃”下端状况又是如何？朱克表示，大学毕业初就业的月薪大约两千八至三千元；工作五、六年后，大约五千多元。这样的薪水，根本无力负担北京的高房价。
他举例，北京四环内的新房，每平米都上看四万元(每坪六十万台币)；即便东二环的五年二手房，都还维持两万五(每坪三十七万元)的水平。“年轻人没长辈支持很难置产。”
正因北京的高房价，孕育出一批“轻移民”。众多薪水微薄的年轻人，被迫住到距离市中心十几、二十公里的郊区，甚至三十多公里外，每天上下班通勤得花两小时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