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汶川大地震周年之际，我们做出这一份寻人启事，寻找地震时期在媒体中频繁出现的熟悉面孔，寻找数字背后的音容笑貌、悲欢离合，寻找大灾之下，生命的价值。
2009年4月22日下午，北川县宣传部副部长冯翔出殡，他的外甥女抱着遗像带头穿过北川老县城的废墟。 摄影·钟锐钧
69226人遇难，17923人失踪，374643人受伤。
这是一年前的大地震，留给我们的创伤。
这一年，我们见多了数字，听惯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这类宏大的词语。然而，数字是冰冷的，统计学统计不了数字背后的悲欢离合；大而化之的词语，同样无法承载人们内心深处的沧海桑田。
这一年，我们常常在想，地震破碎大地平沉的那一刻，多少人的命运被改变，那些遇难者、失踪者、受伤者，那些幸存者、志愿者。那些感动过我们的寻子母亲、夹缝男孩，那些在前线指挥抗灾的基层干部，让我们思考生命与自由关系的范跑跑，他们的命运怎样了？
于是，在汶川大地震周年之际，我们做出这一份寻人启事，寻找地震时期在媒体中频繁出现的熟悉面孔，寻找数字背后的音容笑貌、悲欢离合，寻找大灾之下，生命的价值。
杨进太再也没有时间唱歌了。从前，他在擂鼓镇田坝村的山上，一天到晚喜欢唱几句。在歌声里，他和老婆许从敏，出工收工；在歌声里，他有了儿子杨刚、女儿杨雪琳。
地震毁了他的当归地，他的树林，他的家。现在，只要不下雨，他就得到另一座山上，和十几个工友一起，为一家制板厂伐树。干一天，能挣80元。只有下雨时，才能回家。
许从敏地震中被石头击中左颅，昏迷了26天。在医院里，他用歌声唤醒了她。出院后，她的头脑反应比过去慢一拍。每天，在擂鼓镇板房区，她等着女儿放学回家，等着下雨天。
许从敏，是汶川大地震中374643名伤员中的一个。
贺先琼不愿意再回顾寻子的事情。这个瘦小的北川女子，当初曾在绝望与希望之间奔走，从寻人启示到网络人肉搜索，从北川到绵阳到成都到重庆到江苏，从央视到湖南卫视到凤凰卫视到四川卫视。
她没有想到，有一天照片上的孩子找到了，却不是她的儿子。她的儿子王文骁，如果还活着，今年该5岁了，长得胖乎乎的。
王文骁，是汶川大地震中17923名失踪者中的一个。
龚天秀还是忘不了她的老公。结婚26年，他没有让她干过家务，有他的呵护，她任何时候，都感觉到从内心里在笑着。地震，甚至让她宿命地觉得：自己享福享得太早，遭到了报应。她的丈夫王怀俊，北川县科协主席，楼塌时，一直用胳膊护着她。网上的同怀纪念馆，给他写着这样的墓志铭：放下你的双臂吧，妻子和儿子都平安了。
王怀俊，是汶川大地震中69226个遇难者中的一个。
69226人遇难，17923人失踪，374643人受伤。这是一年前肆虐大地后的地震，留下的冰冷数字。
让每一个死难者都有名字
“让每一个死难者都有名字”，是犹太人建立大屠杀纪念馆时的心声，他们对生命的尊重由此可见。
让每一个数字都有名字，是艺术家艾未未的心愿，也是我们的心愿。“我们希望在悼念和纪念遇难者的时候，知道他或她的名字，这是对死者最起码的尊重。”
在大灾难中，这似乎是一个奢侈的想法。大地震的破坏力，远远超过人的想象，给遇难者身份的确认带来巨大的困难；而地方官员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方式，构成了更大的阻碍。
在清明节时，艾未未用文字表达着他的不安：“不是因为恐惧，不是因为伤痛，这个不安是来自遗忘，来自对生命的漠视，对生的价值的漠视正在吞没每一个生者的灵魂。”
我们所做的，也在于对抗这种遗忘。一年前，我们在大地震的震中汶川映秀镇，记录下200多个名字：张凯月，女，14岁；高飞，女；陈昱，男；无名，漩中；无名，漩中??那是一份死亡名单，记录于5
月17日，汶川映秀镇渔子溪村村后的山上，这份名单上记录的更多是“无名”，旁边仅注明大人或娃娃，男或女。
当时，我们和一些幸存者坐在山坡上，面前十多米的地方，四个武警抬着尸袋上山，他们白色的口罩手套，和黑色的尸袋、黄色的尸坑、绿色的山坡，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山顶已挖好三个大坑。每个深
3米多，宽 3米，长数十米，呈川字形排开。不远处，一些幸存的乡亲，淡淡地说笑着，似乎并没有什么悲伤。
像艾未未一样，我们也渴望把所有遇难者的名字记录下来，如果现实空间不允许有这样一座纪念碑，我们愿意把它们印在纸上，做一座纸上纪念碑。
活着
我们为遇难者寻名，为失踪者寻名，寻回他们的前世今生。对于生者的关注，则让我们直接切入现实生活的语境。夫子云：不知生，焉知死？只是，有时生死之间的转换，是那么快。大地震，在它发生一年之后，仍在持续不断地收人。
在绵阳，当冯飞捧着他的孪生弟弟、北川县宣传部副部长冯翔的遗像，出现在追悼会现场时，所有的人都惊愕了。像中的人，和捧像的人，太像了，无论相貌，还是气质。冯飞说：“我的灵魂一半已经跟随弟弟到天国。弟弟的魂魄一半给了我，我就是冯翔留在人间的影子……”
冯翔的死，让整个北川痛惜。他的朋友说：如果当天把他抢救过来，恨不得打他一顿。她的妻子摇晃着一位朋友的胳膊：只有你能把他叫醒，你叫醒他啊。坊间更有传言：他的母亲痛极，出语惊人，指着一群人说：你们，谁杀了我的儿子？
清明前夕，冯翔曾经写下组诗《望乡台》：“望乡台，望得见悲伤，望得见思念，却望不见故乡”。亲人说：他是一个有血有肉、不虚掩、不夸张的人。他无力改变这个世界，最后选择改变自己。
冯翔的故事，让我们感慨，死去何其容易，而活着多么艰难。“活着”，是余华一部小说的名字，而现实往往比虚构更有创造力。我们寻找活着的故事。
想起龚天秀的活着。她怕黑，怕打雷，怕一个人呆在家里，一年到头，天亮了才能睡得着觉；她为了完成丈夫的遗愿而活着，也活在丈夫走了的阴影里。她的儿子王涛，想着如何帮助妈妈走出阴影。
想起什邡红白镇邓文勇的活着。他庆幸一家三口还能坐在一起吃饭，他的儿子邓鑫科，曾被贺先琼当作自己的儿子，苦苦寻找。那张儿子受伤的照片，他看一回就哭一回。因为儿子的伤残，他如今对残疾评级烂熟于胸，他用手比画着身体的部位：到这里是一级，这里是二级……
想起尹华均的活着。6月的北川永安镇，他第一次见到朱云翠时，从登记卡上才知道，她遇难的老公，是他小学到初中的同学王清艳，从此，他不再酗酒，开始了对她的追求：给她洗衣服，做饭，接送上下班……
想起杨进太、许从敏的活着。从前，他们的房子有小四间，家具都弄得好好的。当年建房很辛苦，材料全部是用马运上山，运费很贵，砖是1块砖0.1元，沙是100斤2.5元到3元，水泥一袋2元??如今什么都没有了，除了相濡以沫的生活。
杨进太在山上干活的时候，许从敏呆在家里，有时到邻居家看电视，然后，等着14岁的女儿放学。每天，女儿早上6点起床，就给她穿衣做饭，然后去上学。12点放学回家做饭，12点40分再去上学，5点放学，6点20分上晚自习，8点回来后，再照顾她脱衣睡觉。
下雨的时候，她就在家里等。天黑时，杨进太从山上下来，给她带些椿芽、竹笋，她喜欢吃。她感慨擂鼓镇板房区的生活费用高，小菜贵，莴笋就要1.5元一斤，而地震以前两角三角。而从前她家里种冬瓜、豆豆、辣子、茄子，根本不用买菜。
她的右手不能动，说自己做啥都做不来，耍也不好耍，日子不好过。杨进太就说，你慢慢过嘛，一天一天地过嘛。
唯一让他们骄傲的是，他们的儿子杨刚，在重庆上大学。“温家宝到北川中学时，和我们儿子握手，说你们太辛苦了。”
他们时常回忆起从前：他们在一个队，从小就认识。他喜欢她朴实聪明，她说他年轻时长得好看。结婚时，全村人都来了，坐了20几桌。婚后，他们从来没有吵过架。她在医院昏迷时，他在身边呼唤她，说着家里的哪块地快浇水了，哪块该施肥了，说累了就给她唱歌。
被改变的……
相濡以沫的生活，总是让人感动。这是生命的力量，如涓涓细流，滋润起震区复生的希望。而另一种寻人，寻找命运变迁的故事，则让我们有一种无力感。
大灾难时期，个人的命运变迁，总是那样惊心动魄。这种惊心动魄表现在死亡名单上“无名”字样的大量出现，也表现在灾后造星运动中，意识形态色彩下，人性出现的种种弱点。
在成都，林浩一度享受着警车接送的特权，这个从前映秀镇上的普通孩子，北京奥运会以后，已成长为国家层面的抗震英雄。还在上小学的他，甚至有了亲戚充当经纪人，他知道怎么应付媒体，给他拍照时，他摆出灿烂的笑脸，拍完以后，马上就是另一副面孔。
关于他救人造假的传闻，在网上流传。他从废墟中救出同学的说法，却似乎已盖棺论定，他的“我要多吃饭，背出更多的同学”的豪言壮语，广为流传。他似乎已生活在英雄的幻觉中，再也回不去那个纯真的孩童时代。
在绵阳，托瓶少年李阳，能够很大方地拿出一千元，为聚会的同学买单。他享受着成名后的荣耀与实惠。他的同学，曾经1米83高的夹缝男孩郑海洋，有时望着篮球架：“为什么我以前不打篮球呢？”伤感是来自内心的。
我们的寻人名单中，不乏这样的英雄。从前，他们都是普通的少年。而一瞬间，命运改变了。改变他们命运的，除了大地震，除了他们的英勇行动，也许是记者抢新闻的镜头，是塑造典型人物的现实需要。他们成名的同时，他们同样救人的同学仍在默默无闻。
在北川中学，一些明星学生和普通同学之间，已有了裂痕。
在成都，校长肖明华对“抗震救灾优秀少年”薛枭说：“你不是英雄，你只是被救出来的地震幸存者。”举世喧嚣，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这样的认识。
有鉴于此，我们寻人，仅仅赞美生命的韧性、爱情的忠贞还不够，祝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还不够，更多的是需要反思：
我们这个社会，对龚天秀爱情不惜笔力地赞扬，对贺先琼寻子的过多关注，是否在无形间为她们设置了一个道德围城，阻碍了她们对新生活的追求？对于吴家芳，是否先要放下道德的大棒？对于范跑跑，是否多一些理解与宽容？对于抗震英雄的宣传，是否少一些那些意识形态
少年林浩一夜成名之后
作为成人，应该反思的更多。不管林浩救没救人，到底救了几个人，他面对摄像机是否在撒谎，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该如何在一场灾难面前保护好我们的孩子。
林浩
震时：汶川县映秀镇中心小学二年级学生。
现在：被评为“抗震救灾英雄少年”，在成都一所著名小学就读，代言广告，拍电视剧，还有专门经纪人。
成都。傍晚6点。
盐市口附近的小巷里，个子小小的10岁男孩林浩，脚穿一双火红的足球靴，满头大汗，头发湿漉漉地贴在头皮上。在小巷同龄孩子中，他显得瘦小，绣着加菲猫的白色外衣套在身上，有点肥大。
“看！那是林浩！”一个领着孩子放学回家的女人发现了他，惊奇地喊出声来。
“阿姨好！”林浩很有礼貌。他不紧不慢穿过这些热烈的注视。此等场景已经见怪不怪。
林浩的妈妈陈丽，35岁，一个身材娇小的女人，拎着儿子的书包，不远不近地跟在后面。现在她唯一的任务，就是照顾好万众瞩目的儿子。这天林浩放学比往常晚。他喜欢足球，在学校完成了作业，又和同学踢了一场，才用短信通知妈妈来学校接他。
他柔若无骨的小手，飞速输送着短信。在这个年龄，他已经拥有了一部时髦的苹果iPhone手机，这是上海“一个好心的姐姐送的”。不可否认，地震之后，特别是成为“抗震救灾英雄少年”之后，他和他的家庭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到让这个家庭来不及习惯和接受。
新家刚搬进来不到两个星期，月租2000元。宽阔的大三居收拾得很干净，和已经被掩埋的映秀那个简陋的农家有天壤之别。客厅摆着一套能坐五个人的布皮沙发，一台37英寸的TCL液晶电视。
这已经是地震之后林浩一家第三次搬迁。第一次，2008年6月，林浩举家搬到了上海；半年之后，2009年2月，他们又回到了成都，租住在督院街。因为租住地扩建修路，半个月前又搬到了这里。
林浩现在就读的盐道路小学，属于成都人挤破头要上的名校。当然，林浩属于免费就读，直到小学毕业。
林浩的独立卧室是家中最大的一间，全木地板，但是林浩习惯了席地而坐。他掏出了自己的手机放在桌上，开始摆弄着华硕笔记本电脑里的电子游戏。
15岁的姐姐林红的房间里，贴着偶像歌星林俊杰的海报，同时还贴着弟弟的照片。跟很多人一样，姐姐也是林浩的“粉丝”。在上海，有一个自发的林浩后援团，有专门的QQ群，还建了一个浩粉网。网站的负责人是20岁的鲁尼，这个电脑从业者用充满喜悦的声音说：“林浩多可爱啊，我们‘浩粉’都喜欢他。”
“你问我的偶像是谁？”林浩说，“我不想告诉你。”
他嚼着一块口香糖，对于陌生人的提问，几乎不做回应，一概以摇头和点头作答。如果提议给他拍照片，他就大声发出抗议“不照不照”，然后把脸藏起来。陈丽说：“记者老是问地震的事情，林浩对采访已经十分反感。”
桌上的手机频频鸣叫。妈妈在喊：“林浩，你的短信。”
林浩在玩一款格斗游戏，他的技巧尚不熟练，几个回合下来，就被击败了。
陈丽说：“他只玩一个小时的游戏，9点准时睡觉，我感觉现在他更懂事了。”姐姐林红也说：“以前弟弟很幼稚。现在比以前知道学习了。”
林浩从书包里掏出一张奖状，这是学校颁发的“乐美之星”，奖励本周表现最好的学生。刚插班的时候，他的成绩排在倒数第二名，现在已经到了中游，其中，数学还考了前三名，评上了中队长。
“去上海就是个错误”
对于上海的那段生活，林浩很怀念。他在床头贴着和上海老师同学的合影，现在还能说上几句上海话。
在林浩成为万众瞩目的救灾小英雄之后，有人介绍林浩一家到上海生活，并许诺给林浩姐弟俩解决户口，给一家人解决房子。但是陈丽说，“什么都没有。”
“我们去上海就是个错误，是被人忽悠了。”她小心翼翼避开了“上当受骗”这个字眼。
她指着墙上一面林浩参加东方卫视“加油2008”的锦旗，语气里略带抱怨：“去了半年，就得了这么一面锦旗。我们是稀里糊涂跟着他爸爸去的。”
林浩的爸爸，40岁的林大坤，常年在外打工，为生活四处奔波。林浩和姐姐由外婆带大。因为地震，一家人才得以在上海团聚。他们也有意在上海安家。
2008年6月，在解放军第455医院整形外科成功完成了头发移植手术后，林浩被安排进闸北区的童园实验小学读书，林大坤去了一家拆迁公司打工，妈妈陈丽做餐馆服务员。
很多人认为林浩一家到上海发了大财，陈丽否认这种说法。她说，“我工资一个月1000元，但是坐地铁就要花200多元，每天在外面吃两顿饭，一个月最后只能剩200多元，划不来，所以只做了一个月就不去了。林大坤的工资也只有1000元，而我们在闸北租的房子要2000元。”
而上海的媒体记者说，林浩的父母对于工作有过高的设想，认为应该找一个和英雄儿子相匹配的体面工作。
户口最终没有解决。为了孩子的将来，一家人决定重回四川。但是他们没有回映秀，而是来到成都。 “已经没脸回家了，别人以为我们在上海买了洋楼。”林大坤说。
现在，林大坤经人介绍在成都郊区的工地，做一份相对轻松的安全检查工作，平时基本不回家。地震前，林浩只是汶川县映秀镇大山里自由自在疯跑惯了的农家孩童，人生也许还要重演父母辛勤劳作的命运。因为地震，林浩再也回不到无忧无虑的时光，他的生活有了另一种可能。
被大力宣传的少年英雄
在百度知道里，一段为公众熟知的关于林浩英勇救人的介绍是这么写的：“此时，废墟下的小林浩表现出了与其年龄所不相称的成熟，身为班长的他在废墟下组织同学们唱歌来鼓舞士气，并安慰因惊吓过度而哭泣的女同学。经过两个小时的艰难挣扎，身材矮小而灵活的小林浩终于爬出了废墟。但此时，小林浩班上还有数十名同学被埋在废墟之下。9岁半的小林浩没有惊慌地逃离，而是再次钻到废墟里展开了救援，经过艰难的救援，小林浩将两名同学背出了废墟，在救援过程中，小林浩的头部和上身有多处受伤。”
最早对于林浩的新闻报道，来自四川电视台的“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特别节目。面对镜头，林浩说：“有两个同学压在我身上，我使劲爬出来，又把我的同学拉出来，2个都昏迷的，我把他背出去，把他交给校长，校长又把他交给他妈妈。”
记者问：“你总共背出几名同学？”林浩：“是背出两名同学，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记者问：“你这么小，能背得动吗？”林浩：“能背得动。”
很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转播了四川台的这则报道，播音员强调说：“林浩背出了两名同学。”
这是一个特殊的时期。经历了灾难恐慌的人们，需要一个英雄站出来，安慰他们的动荡心绪。9岁男孩废墟中背出两名同学的事迹，随即传遍大江南北。不久之后，2008年6月27日，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团中央、全国妇联表彰抗震救灾少年，林浩成为了 20名“抗震救灾英雄少年”中的一个。中央电视台“六一”儿童节特别节目中，主持人问林浩“最想说的话是什么？”林浩回答：“我要多吃饭，背出更多的同学。”
就在林浩逐渐聚光在公众视野以后，关于林浩是否救人的“造假风波”，开始喧嚣尘上。《林浩不怕聚光灯，只怕有良知的记者》、《 “小英雄”林浩事迹被爆是骗局》的帖子在网上流传。
另一种版本
在事发地映秀，故事却有另外的版本。
张春东，50岁，映秀镇中心小学副校长。他自称在地震中亲手把林浩从废墟中抱出来。“当时整个教学楼塌下来，总共只有8秒钟。”他说。
“林浩肯定是我救出来的。但是当时我不认识他。”张春东说，林浩所在的二年级在二楼，被压在废墟中。自己第一时间爬到操场，总共参与救出了十几个孩子。第一个救出的是一只脚被砸断的女孩，然后就是林浩。
“我当时看到林浩躺在预制板边上，一个劲地在呻吟，于是我把他抱到草坪上，还问他，‘你没事吧？’后来天下雨，我还给他盖了一层棉被，让他不要动，等父母来接，结果晚上就不见了。听说是被他在璇口中学的表姐和姐姐接走了。”张春东说。
对于林浩所说，亲手把救出的学生交到校长手里的细节，张春东肯定地说：“林浩没有把学生交到我手上”，“我之前并不认识他。”
关于所有报道和事迹宣传上所说的“林浩逃生后又返回废墟救人被掩埋”的细节，张春东强调说，“我没有看见林浩救同学。当时很乱，我不知道林浩之前做了什么。”
到了后来，林浩应邀到北京电视台，录制2008年7月1日的《光荣绽放》节目时，也亲口否定了自己之前的说法。现场有小朋友提问：“怎么都说你是背出同学来的呢？”林浩回答说：“这些都是报纸虚言，你们不要乱相信。我是用手推、用脚踹把同学推出来的，然后爬出来的。”
而此时，“林浩废墟中背出同学”的新闻，随着中央电视台等大小媒体的报道已经深入人心，而这件事也正成为他获得一系列荣誉的资本。
最初的报道还称，林浩在废墟下带领同学一起高唱《大中国》鼓舞士气，这件事在映秀也有不同的说法。有人称，带领同学唱歌的是另一位女同学、林浩的同桌周玉烨。
周玉烨的妈妈余琴也是映秀镇中心小学的老师。地震中，周玉烨左小臂截肢，目前在外地治疗。余琴介绍，周玉烨是学习委员，林浩是班长。地震来临时，周玉烨和其他几个同学跑到了老师讲桌下，但是同桌的林浩不知到哪里去了。“被掩埋后，周玉烨带领同学一起唱起《大中国》。” 余琴肯定地说。
这个细节被记录在《南方都市报》5月22日的一篇地震报道中。
这篇发自映秀小学救援现场的报道说，被压在下面后，同学们的哭喊声和呼救声响成一片。过了一会儿，他们班上的周玉烨同学大声对大家说道：“你们不要闹了，我们一起唱一首歌”。于是，在废墟下，就飘出了一阵歌唱声。正是根据这歌声，搜救人员发现了埋在下面的柴正东等人。六七个小时后，柴正东和身边被埋的两个同学一起被救了出来。
报道中出现的柴正东，正是林浩后来声称自己救出的那位男同学。这篇报道的记者林劲松回忆说，柴正东是被埋六七个小时后，被救援部队救出来的。而张春东回忆，林浩是被埋2个小时之后就救出的。
学校拒绝就此事发表评论，而林浩的父亲林大坤曾在某个场合中表示，“质疑林浩者是因为嫉妒。”
在映秀板房区，香霸鱼火锅店的老板娘说：“这就是为了树立一个典型。我们这里都知道，事实并不是那样。”一个吃饭的村民大声说：“谁没有救人？我自己就救出了好几个。一个小孩子，能救什么？”
而另一起夸大报道也成为当地人的笑谈：映秀镇中心小学的一个女孩，在地震后接受采访时称，自己是从5楼跳下机智逃生的。媒体曾经大量报道，并称赞她的冷静勇敢。实际上，映秀小学教学楼只有4层。说起这些，映秀镇中心小学的老师只有摇头苦笑。
一个村民认为，林浩的事迹只有一个人的讲述，自始至终缺乏被救一方的求证。但是，“当时都很混乱，没有人去甄别。”
在副校长张春东看来，林浩“救人的基本事实还是有的”，不过不像媒体报道的那么夸张。“主要是有些媒体的夸大报道和误导。”张春东说，其实地震时有很多无名英雄，很多家长彻夜守候在学校废墟前营救。映秀小学有400多名学生，在这次地震中遇难近 300人。林浩一个班32名学生，活着出来的只有十来个。
现在，这些幸存下来的老师依然生活在窘迫的环境中。映秀镇中心小学校长谭国强正在为老师没有到位的300元生活补贴而烦恼。
争议声中，林浩和其他19名少年荣获“抗震救灾英雄少年”称号，获得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各种荣誉不请自来，就连林大坤也记不清儿子究竟拿了多少奖了。有趣的是，林浩还获得了一个电视台的“三农人物奖”。奖杯搁在家里的柜子里，陈丽看了都觉得好笑。
然后是万众瞩目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林浩出现在旗手姚明身旁，胜似闲庭信步。这个出人意料的亮相，契合了民众的热情，为他迎来了经久不息的喝彩——在2008年这个特殊年份，显然，林浩被赋予了更加复杂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一个孩子的本身。
“我没兴趣去查林浩当时究竟做了什么的细节和真相，对于一个几岁的小孩，我觉得还是放过他吧，我非常讨厌的是成年人的做法，不管林浩救没救人，到底救了几个人，他面对摄像机是否在撒谎，他撒谎的原因是什么，是自愿的还是大人教的，这一切都不重要，我想说的还是那个老话题，该如何保护未成年人。”在争议声中，著名博客主王小峰如此写道。
谁在他的身上获利
陈丽说，从前自己和丈夫在外打工，无暇照顾子女，林浩从小自由自在，生活很独立。“自家地里种着菜，他和姐姐回家都是随便摘几棵菜，自己做饭吃。”
现在，林浩走到哪儿总得有人跟着。
早上7点半，由在盐道路中学就读的姐姐送到学校，晚上妈妈接回家。前不久，成都《华西都市报》还报道，林浩出名后，产生了很大的社会价值、商业价值，为避免他人无端滋扰，在最初的租住地——督院街，街道派出所民警特意制定了安保措施：林浩上下学时，民警或治保队员会在校门处等候；如其父母没空，民警可护送其回家；在租住房小区门口，对外来陌生人严格登记，如要求见林浩，必须获得其父母同意。现在就读的盐道路小学的教导主任罗女士已经推掉了无数对林浩的采访，她说，现在采访林浩要经得成都市主管教育部门的同意。还是经常有记者到学校门口堵，令不胜其烦。
还有更多的摸不清什么意图的人在身边出现了。
去年9月，福建一家童装公司找到林大坤，请林浩代言，并支付一定的代言费用，作为林浩今后的学习基金，另外还许诺在上海和汶川开设6家专卖店，说一年下来最少盈利20万元。看到对方很诚恳，想到夫妻俩找工作也难，林大坤心动了。这是林浩签的第一个商业广告。
这个童装老板还认了林浩做干儿子，给了林浩2万元见面费，前后加起来总共5万元。陈丽说，“后来才知道，这2万元是代言费。店面也要自己租，但是上海房租太贵，一个店面要接近2万元，而且进货折扣要3.5折。”这个价格对于林大坤一家显然太高了，他们无力接受。
服装厂也不满意。这个公司在网上发布声明说，“好不容易物色到你们满意的店面，你们却在我公司全额支付开店投资的情况下，还要求公司连今后经营中的店租也全额支付了。我们想帮助你们开设专卖店的好意，却被你们当作进一步要价的筹码。作为小英雄林浩父母的你们，莫在大家献爱心的时候，伤了大家的心。”
双方最终不欢而散。
有了这次教训，林大坤说，自己再安排商业活动就更加谨慎了。“我拒绝了好几个广告。”前一个周末，他带着林浩飞赴郑州，拍摄电视剧《护士站的故事》。他强调，这是客串。但是对于出场费，他闭口不谈。
现在，林浩身边出现了一个类似经纪人的角色。据说他是林大坤的一个远房亲戚。地震前很久没有联系，地震后找到了林浩一家。
他妈妈说，打算在林浩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接一些广告，由这个叫田万良的叔叔帮忙联系，但目前仍以孩子学业为重。
田万良自称在香港一家杂志干过。他说：“你们要是采访，给我传一个提纲。我看了之后安排浩子会很方便。上月，中央电视台就是把提纲传给我，我很快就把节目做好了。” 当摄影记者要求给林浩拍照时，田万良伸出手遮挡镜头，俨然经纪人的角色。
春节的时候，林浩一家曾经到映秀给张春东副校长拜年。现在张春东仍然担心：环境的骤然变化，有可能影响孩子的前途。“树立一个典型容易，但是林浩付出的和得到的，是否能成正比？这个问题似乎没有人考虑过。我想他到了一定年龄可能会想这些问题。”张春东说。
在陈丽看来，林浩还是孩子。“他经常说，他既是妈妈的小宝贝，又像是妈妈的小情人。我还是怀念以前单纯的生活。”但是这样的生活已经离他们远去。
林浩绷得太紧了。在学校，老师也说，应该让林浩放松一下，以前在映秀，林浩还可以放学后偷吃邻居地里的地瓜，现在他不能这么做，因为他是小英雄。陈丽说：“老师说，林浩拥有同年龄孩子不具备的成熟，而这些以失去快乐和自由为代价的成熟，也许正在困扰着他。”
一切来得都太突然，有点应接不暇，他们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林浩的妈妈说：“我只希望林浩快乐成长，我们一家平平安安。”
坚强女人走出悲伤围城
龚天秀
现在：为了完成丈夫的遗愿，废墟中，她喝血求生。被困73小时后，她自锯伤腿从废墟中获救。2008年感动中国候选人。今年5月，她将重回农行上班。
北川县任家坪外的山坡上，龚天秀悲伤地站在丈夫的墓前。心里很苦的时候，她会来和丈夫聊聊天。每个月她会跋涉60多公里，从绵阳赶到公墓来看丈夫两三次。 摄影·孙炯
龚天秀抬起左腿，迈上台阶，站稳，再抬起右腿。装了假肢的右腿，向外撇着。她不让人扶，一阶一阶地往上爬，黑色的皮鞋，踩在青色的山路上。爬五六级台阶，便停一停，用手扶一下右腿。
来到丈夫的墓前，墓碑上刻着：故父王怀俊之墓 生于一九五五年八月初七日 卒于二零零八年五一二大地震 祀男王耀辉立。
公墓之下，几百米处，是任家坪白色的板房区，山坡上绿意盈野，26年前，那里油菜花开，她和老公第一次约会于此。任家坪以西两公里处，就是他们曾经的家园，如今的死城北川。
龚天秀留着波浪式的头发，黑色外套，紫色裙子，画着浅红的眼影，像从前一样优雅，她说不想让丈夫看到自己活得很糟糕。亲友们上香、焚币，龚天秀双手合十，拜了几拜，在纸灰纷飞中，身子一顿一顿的，终于呜咽起来：“我现在过得好苦啊。”
这是4月20日的上午。一个多月前，也是在这里，龚天秀为儿子王涛（现在改名王耀辉）和儿媳王倩，举行了简单的订婚仪式。墓前，烧着告慰亡人的香，与标示喜庆的红烛。王涛和王倩跪在墓碑前，龚天秀抽泣着：“怀俊，我把涛儿和王倩给你带来了。我们今天在你面前，举行一个简单的订婚仪式，也了却你一个心愿。”
英雄的怕与悲伤
这一年，龚天秀过得很苦，她似乎只是为了完成丈夫的遗愿而活着。
虽然，在北川，乃至在全国，她已由一介平民成为一个传奇，一个象征。她饮尿喝血、自锯伤腿求生的事迹，被写入古体诗：一震妻生夫永离，同埋临死托娇儿。揪心锯腿逃生痛，活命残肢饮血悲。地下三天曾幻灭，人生一世总离奇。从来怜子牵肠肚，几个爹娘龚女痴。（广西藤州诗社）；也被写进现代诗：龚天秀敲击着龚天秀/汁液顺着脊背喂养了爱情/龚天秀为了存活把自己连根拔起（思想的狐狸博克）；也作为剧情，被改编进大型抗震救灾情景剧《永不放弃》。
在媒介眼里，她是一个堪与“关羽刮骨疗毒”媲美的英雄，一个地震中最坚强的母亲，一个对爱情忠贞不渝的妻子。北川县长经大忠说：如果大家都像龚天秀一样，北川的明天就很有希望。
她成为2008年感动中国候选人，她被各地的记者们追逐。于是，结婚26年来，还不敢一个人睡觉的龚天秀，在公众视野里，成为一个拥有钢铁般意志的人，引起人们的无限敬意与好奇。曾经有人问她：如果不是砸你自己的腿，而是请你去砸别人的腿，你敢不敢？
“我不敢。砸人家的腿，我办不到。”与其他在地震中一举成名的人物相比，龚天秀对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她说：“我觉得自己也不是像事迹中那样感人，我只是出于一种本能。”
而那种本能，源于丈夫的临危托孤：灭顶之灾降临时，在北川农业银行宿舍的3楼，龚天秀和丈夫王怀俊掉进一个狭小的夹缝里。黑暗的瓦砾之间，丈夫死死地用胳膊把她护在身下。
清醒过来后，丈夫说：“龚老二，我可能不行了。”龚天秀一惊，探手一摸丈夫的后背，粘糊糊地，龚天秀知道那是血，她大哭起来。丈夫的声音慢慢衰弱下去：“龚老二，你要出去，我们只有一个娃，你一定要把娃培养成人，要他走正道……”
龚天秀对南都周刊记者说：“看到老公走了，当时我也不愿意活了。可他照顾我几十年，如果这点小小的心愿我都不能完成，就太无能了。我到了那边，都没法跟他见面。就凭着他这句话，我活了下来。”
没想到，活着却是那么不易。这一年，龚天秀的生活轨迹，从北川废墟，到绵阳404医院，到重庆大坪医院，到绵阳的姐姐家，到临时租借的房子，一路艰难。对她不舍不弃的，除了亲人，还有痛苦。
龚天秀说：“地震给我总体的感觉，就是天地倒转，脑壳混乱，整不清楚了。”
她怕黑。在重庆时，不敢闭眼睛，不敢一个人呆着，“不是我姐姐拉住我的手，就是我娃握着我的手。眼睛还没有闭，就觉得血淋淋的，感觉石头砸过来了，根本不敢睡觉。”
在绵阳，她租住的是三室两厅，她和儿子儿媳住在这里。去年9月底刚住进来时，王涛在家里陪着她，现在王涛已经没有时间了，他每天早晨8点半就要去上班，晚上六点半才回来。对于一个人的日子，龚天秀说，现在慢慢地有些习惯了，毕竟娃娃有自己的事情，不习惯也得习惯。
她晚上依然睡不着，房间的台灯整夜开着，电视也开着，有声音，她会觉得好过一些。早晨六点左右，天亮了，才能睡觉。有时睡到七八点，又醒了。
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就看书、看电视、看影碟，她喜欢看侦破片、剿匪片。但书和电视，也不敢多看，有时只看一会，眼睛就会痛。以前她的眼好得很，只是地震以后，哭的时候太多了。有时候她一个人在家，一碗饭端在手里，就会哭上半天；或者与朋友聊起 5·12时，就禁不住流泪。龚天秀说，以前不相信人的眼睛会哭瞎，现在相信了。
除了怕黑，怕一个人呆着，她还怕巨大的响声。在给丈夫上香的前一天晚上，11点多，绵阳下起了雨，有惊雷炸过夜空，小区又停了电。龚天秀从床上坐起来，在无边的黑暗里，她摸着手机，播放着里面的音乐，一遍又一遍。
“只要有一点声响就好。”她就那样坐了一夜。
他俩的爱情故事
“只要有他，我就啥都不怕。”恐慌的时候，龚天秀就会越发地想念丈夫。
47岁的龚天秀，和孪生姐姐龚天琼一样，举止优雅，相貌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10岁。她说：“我和姐姐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找到了称心如意的老公，有他们的呵护，我们任何时候都很开心。任何时候，都感觉到从内心里在笑着。”
她经常想起，26年前第一次约会的情景：北川城外的任家坪，三月的山坡上，油菜花盛开，金黄的一片，他们在田间玩耍，那里有王怀俊家的包产地。后来收油菜籽的时候，她又来帮忙。王家很开心，觉得她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像模像样。
他和丈夫都是通过考试成为乡镇计生干部。那时，经常一起开会，一起学习，组织检查工作时，也在一起。当时，她18岁，他25岁了，她觉得自己年龄还小，认为他们之间根本不可能，甚至不敢相信，他那么大岁数了还没有找朋友。“他向我表白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他在为别人说媒，怎么就说到他自己了？我真是觉得不可思议。”龚天秀回忆着，旧日甜蜜溢于嘴角。
“那时，他发誓，一辈子会对我好。”龚天秀说。他说到做到了，结婚26年，龚天秀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老母鸡翅膀下的小鸡，被无微不至地呵护着。
“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有了他，我在外面都显得很乐观，大家都说我是一个非常阳光的人；不管有多大的事情，我跟他说一下，就会迎刃而解，天大的事情，在他那里都是小事情；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当时很生气、很烦，一想到他能给我解决这些问题，心里就甜滋滋地给他汇报。”
从前，他叫她“龚老二”，她叫他“王大爷”。一听叫他“王大爷”，丈夫就高兴得很，简直笑喘了。
而终于，往日之情如露如电。在废墟里时，当再也听不见丈夫的声音，龚天秀知道他已经走了，但心里还不肯承认，她说，“你睡着了，睡一两天就可以醒了，再不醒，我就要咬你了”。她真的去咬他，昏迷一阵，咬一阵。
安装假肢康复训练时，她觉得丈夫在看着她，她尽量走端正点，不愿意他看到自己一会儿在哭，一会儿崴着脚。龚天秀说：“他是一个比较追求完美、喜欢讲究的人，如果他看到我这么窝窝囊囊地活下去，他肯定也不好受。我既然活着，还是要像以前一样，要活得干净，活得整洁，活得有志气，这才是他需要的。”
婚后，龚天秀基本没有做过家务，洗衣、做饭、带娃，老公都不让她做。“重体力活都是他做，轻体力活是我做。轻体力活就只有吃饭、睡觉、上班”。现在，她住在租的房子里，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
“我以前很幸福，现在落到这种地步，很难过。5·12以后，我们真的一无所有，实在是太难了。”前一段时间她发高烧，在家里睡了三天，儿子再三劝她去医院，她不愿意去，“去了，给娃娃增加负担，给单位也增加负担。”
她试着找回原来的生活。上午起床后，把自己收拾整齐后煮点饭，爱吃回锅肉，就炒点回锅肉，或者红烧个啥，炒点瓜瓜菜、四季豆。从前，老公就喜欢给她做这几样菜。有时，在饭桌上，她会对王涛说，你老汉最爱吃这个吃那个。王涛听了，也哭。
和丈夫的结婚照，她收起来，不敢看。那是存在姐姐家里的照片，如今成了唯一的见证。在她的房间里，有一台电脑。她经常关起门，对着电脑上的祭奠堂，发呆，有时房间里传来很大声的哭声。王涛和王倩在外面听着，不敢进去，“让她自己哭出来，会好受一些。”
伤城记忆
心里很苦的时候，龚天秀就去丈夫的墓前，和他聊天。
丈夫安葬的那一天，是2008年8月15日，那一天，亲人们怕龚天秀伤心，不让她去。
第一次到公墓，是2008年9月份，王涛把她背上去。这以后，她就经常去，一个月去两三次。姐姐陪着她，有时坐公交车，有时由亲友开车，跋涉60多公里，从绵阳赶过来。
2006年和2007年去世的母亲、父亲，都葬在公墓，他们的墓碑在丈夫墓碑的上一层，相隔只有几米。龚天秀常常站在丈夫的墓前，和三个亲人聊天，给丈夫说，也跟父母说。聊完天后，她觉得心里好过一些。
公墓往下，两公里处是北川县城，与这个安葬了数百人的公墓相比，北川城是一个更庞大的公墓。那里的废墟下，埋着她的外婆幺弟朋友乡亲数千人。地震后，龚天秀回过两次北川城。一次是在今年清明节前一天，一次是在4月20日为丈夫上香时。
4月20日那天，车子进入老县城时，龚天秀的面孔是微笑的，像以前从外地回到北川一样。那时，北川虽然很小，但很干净，很文明，整个北川人，不是亲戚，就是朋友；不是朋友，就是熟人。龚家七姊妹，大姐经商，三妹在北川招商局，四妹在林业局，五妹、大弟在绵阳，幺弟在保险公司，姊妹们友爱团结，日子过得很安逸。
那一天，一路上，她指着姐姐开铺子的地方，幺弟失踪的地方，念叨着大弟的儿子因受母亲伤情影响，而没有考上大学的困境。
她指点着曾经熟悉的地方：“那是老交通局、招待所、县委武装部，都埋了。”
“那是烟草公司，当时有个男人在上面喊了两天两夜。”
终于，车子停在禹龙上街，路口处绿宝宾馆的大楼倾斜着，路上满是废墟。龚天秀走下来，指着废墟的那头，三根飘扬着褪色红旗的旗杆处，就是她先前工作的农业银行的大门。
从前，救援者就是从这片废墟上爬过去救她，又把她从这上面抬了出来。再从前，这条路上，她每天都要走上十多趟。由禹龙上街右拐，到林业局大院妈妈的家；那边有个超市，常去那里买东西；买菜也走这条路；晚上到公园去耍，和老公去“金海岸”、“绿宝 ”歌厅唱歌，也走这条路……
有时候，几姊妹一起去唱Ｋ。有时候，她和老公两个人去，花100元包一个厅，唱一个晚上。龚天秀喜欢唱彭丽媛、李玲玉、李谷一、孟庭苇的歌，老公喜欢唱张明敏、蒋大为、刘欢的。过羌年的时候，唱歌跳舞到凌晨两三点。
往事并不如烟，龚天秀在废墟前述说着这些，嘴角含着笑，仿佛在说别人的事情。
大地震的第二天，龚天秀就上了遇难者名单。第三天，行长江山发现龚天秀还活着，王永洪等三个侄子，都赶到了废墟上，听见他们的婶婶在下面喊：你们再不来，我就要骂人了。侄子们一听，喜出望外：她说话就是这种口气。他们甚至惊叹，三天三夜没吃喝了，还有这么大的劲。
在王永洪等人的印象中，婶婶似乎和从前一样活得尊严体面。出门的时候，收拾得整齐，化着淡妆，脾气也和过去一样。
龚天秀说，成为感动中国2008年度候选人时，自己事先并不晓得。有一天，单位来人说，要发动全农行系统给她投票。她说，那不用，投票要人家愿意啦。
抗震救灾情景剧《永不放弃》在重庆演出时，剧团领导请她去看，她正在换假肢，走不开。几个朋友去看了，回来都说演得很好，大家都流泪了。后来，龚天秀见过那个饰演自己的演员，演员说很佩服龚天秀。龚天秀跟她开玩笑说：我哪能跟你相提并论，你这样有水平，又长得漂亮。
对于获得的各种荣誉，龚天秀说，她有一种愧疚感。2008年5月19日，在被送往重庆的火车上，她看到很多人辛苦得不得了，帮了这个帮那个，有人专门煮饭端来喂她，她当时想：我们一个小小的职员，死就死了，国家还花这么大的人力物力来救助，觉得愧对国家，愧对了单位。
开始新生
在丈夫王怀俊的遗愿中，最后一个是，让龚天秀好好活下去。而龚天秀内心的苦，也许只有自己才知道。
“我认为在地球上，再也找不到他那样好的人了。他让我随心所欲，不干涉我的任何事情。他只帮我排忧解难，他说他就是我的出气筒，我在外面有什么压力，有什么牢骚，统统可以在家里向他发泄……”
在无数的黑夜里，龚天秀觉得，她的幸福，来得很早，去得也早。她甚至宿命地认为，自己享福享得太早了，得到了“报应”。
对于龚天秀的悲伤，王涛和王倩看在眼里，难受在心里。王涛说：“我爸走了，她感觉我爸对她的爱也走了。如果一直这样，我们以后都会在这个阴影里。我希望她走出阴影，让她感觉到我爸的爱还在，逐渐找到亲人的爱，好好过以后的日子。”
王怀俊生前对龚天秀有一个承诺：等儿子成家立业了，带着她走遍中国的每一个省，最后到天涯海角，去看海。
2009年3月4日，在王涛的求助下，经四川卫视“5·12中国爱—爱心行动”节目组的安排，龚天秀在歌星李玲玉的陪伴下，来到了三亚。这是龚天秀第一次独自出远门。
在天涯海角景区，她坐在轮椅上被推到大海边，一个人坐在那里，大海远处，有两块交错的石头，那是象征爱情海枯石烂不变心的爱情石。如电影里的场景一样，慢慢地，龚天秀哭了，一声一声地喊：老公，我想你，我真的很想你！
龚天秀的天涯海角之行，像他们夫妻的爱情一样，有着童话般的美丽，可平淡而残忍的生活还在继续。龚天秀说：人总是要面对啊。
从三亚回来，龚天秀的心情有了很大的变化。接受媒体采访时，她说：“看海是丈夫的承诺，如今去看了，就觉得丈夫的承诺兑现了，能感觉到丈夫的那种爱。我要让他看到，我现在耍得很开心。请他放心。”虽然她的心里仍然很苦。
进入5月份，王涛在绵阳农行工作已两个月了，他想为妈妈换一个好的假肢，“让妈妈开开心心，健康健康走完以后的路。”
龚天秀目前的假肢，断过两三次；而且由于腿慢慢萎缩，假肢的腔就显得大了，走路时不稳当。龚天秀感慨孩子的孝心，她说，只要能走就行了，再好的脚，都有个适应过程。
随着5·12周年的临近，老公的心愿时时挂在龚天秀的心头。王涛还没有结婚。龚天秀说：“我们现在经济条件不允许，地震后一无所有，我觉得很对不起他老汉。想等到稍微有点经济实力再说。”
对于王倩，龚天秀感到对她有点愧疚。去年六七月份，正该王倩找工作的时候，她跑到重庆照顾自己，工作到现在还没有落实。
而王倩走进这个家庭，则是被龚天秀的事迹所感动。当王涛打电话告诉她，妈妈是自己锯断腿爬出来时，王倩当时鼻子一酸，眼泪哗的一下就流出来了。“我觉得她特别伟大，这样一个家庭，我要早点融入到里面去，我应该陪着王涛这样走下去。”
5月份，龚天秀也要去上班了。农行的领导担心她的腿，一度想让她病退。龚天秀不愿意，“我觉得，基本上没什么不方便的。”年前，单位给她在离北川安昌不远的花荄找好了房子，房子在8楼，没有电梯。龚天秀说：“每天上下楼，强迫自己锻炼，也是件好事。”
情义男，薄情男，做名人真难
吴加芳
震时：绵竹县汉旺镇兴隆村的农民，在地震中失去了妻子和家园。吴加芳为妻子穿上干净衣服，用绳子将妻子绑在身后，骑摩托车背她回家。这样的场景曾轰动一时。
现在：去年11月，吴加芳与成都女子刘如蓉相识九天后匆匆结婚，婚后吴加芳在老家盖房子。迅速再婚招来一片质疑声。
再婚，盖新房子，应付媒体，“背妻男”吴加芳这一年不得空闲。
地震中遇难的妻子石华琼被红外套裹住，冰凉而无力的头垂在吴加芳的肩膀上。“老婆，我们回家。”他说，自己不过在履行一个男人应尽的责任。从汉旺镇回到兴隆村，平日10分钟的摩托车路程，2008年5月14日，夫妻俩走了最后一次，花了30分钟。他没哭，因为怕泪水影响了视线，妻子坐在后座会感到颠簸。
背妻照在网上流传，感动了无数人。“嫁人要嫁吴加芳”，老吴几乎成了现实版的杨过，深情、专一、负责，代表了一个中国农民朴实的爱情。可这个“杨过”没有花十六年守望“小龙女”。去年11月，震后半年，吴加芳迎来了新娘刘如蓉，一个在深圳打工的成都女子。两人相识九天后匆匆领证，婚后继续分居两地。吴加芳在老家盖房子，刘如蓉继续外出打工还新房贷款。
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石华琼，认识刚满半年的刘如蓉，吴加芳还未完全适应全新的生活。他口中的“我老婆”，有时候是石，有时候是刘，在同一个句子里同时提到两个女人的时候，他才会刻意把石称为“前妻”。
没有适应的，还有来势汹汹的媒体攻势。不赡养老父，与亡妻经常吵架闹离婚，背妻是被娘家人所逼……年初，吴加芳像明星一样被挖出或真或假的过去，记者像狗仔队一样，跑遍了他所有亲戚朋友家。每天早上老吴一开门，就有三四拨记者等着他。
从来没离开过汉旺的吴加芳，为了应付大江南北各路媒体，如今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邻居们善意地调侃：“如今老吴是见过世面的人，跟我们都讲起普通话，标准得可以去主持电视节目。”
每天到前妻墓前报平安
关于吴加芳的一切故事，都源于女人。背妻一夕成名，再娶惹争议。但女人是缺不得的，在老吴看来，一个家没有女人，就成不了家。
吴加芳和石华琼的结婚证边角已有些磨损，但红艳依旧，发证日期是1986年4月25日。“结婚那年，我22岁，她21岁。我们在工地打工认识，都是汉旺老乡。1987年就牵了小孩（生了孩子）。1989年修起了老房子。”
石华琼爱美，庭院里种着桃树、梨树、樱桃，树下还有一两株素白的野兰花。农闲时节，老吴出门去做建筑零工，石华琼就牵着家里的狗在院子里望着，直到丈夫的背影被阳光越拖越长，最终消失不见。
“幸福，真的是幸福。”老吴用这样的词语来形容地震前的家庭生活。“有人问我什么是幸福，我说是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平平淡淡，没有牵挂，这就叫幸福。”
石华琼娇小、皮肤白、带个眼镜，斯斯文文，吴加芳觉得她跟普通的农村妇女不一般，于是宠着她，没让她干过重活，即使妻子做饭的手艺一般，二十多年来老吴依然吃得津津有味。老吴包容的，还有妻子的“爱耍”。“女人干完屋里头的事，耍耍麻将也是很正常的。”他不忿，为什么到了有些媒体的笔下，亡妻竟成了好赌之人？两人的拌嘴竟成了闹离婚？
地震前三天，夫妻俩吃中饭，吃的是韭菜炒鸡蛋和青椒肉丝。石华琼冷不丁说：“老公，这辈子我们是夫妻，下辈子我还要嫁给你。”
“你说啥子？”老吴愣了。
石华琼一字一句地说：“下辈子我还要嫁给你，不为什么。”他没回答，只是夹了一筷子肉丝给妻子。
老吴说，这辈子欠她这么多还没还够，怎么说下辈子呢？一件冬天的棕色短皮衣，领子的绒毛一闪一闪，这是石华琼一辈子最贵重的衣服。这衣服花了300元，相当于老吴打半个月工的收入。“那还是我硬拉着她买的，她根本舍不得。”
地震后，村里的老人告诉吴加芳：“如果当时你把这番对话告诉别人，石华琼说不定就不会遇难了。”吴加芳认为所谓“说出来的鬼不害人”不过是迷信，但他想了一会后，很严肃地说：“我相信是天嫉妒了。夫妻太恩爱，过不到老。”
如今，石华琼葬在老房子50米开外的麦田里。四月里成熟的麦田像极了毛绒绒温暖的毯子，石华琼枕着坟头的桃树，在零星的粉色花瓣中安详地睡去。每天老吴都要到妻子墓前，报个平安。
“我和刘如蓉有缘”
吴加芳背石华琼回家的摩托车，已经被地震博物馆收藏，博物馆贴了钱，他买了一辆三千多元的新摩托。老吴说，他现在觉得最有纪念意义的宝贝，是至今仍立在院子里的救灾帐篷，那是他和刘如蓉的新房。
快，太快了。对于这段新婚姻，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来得突然，包括刘如蓉。
45岁的刘如蓉说，自己年轻的时候离婚，离开儿子在深圳打工多年，还是有些经历的。“看完关于他的报道后，我对他也有些好奇，觉得应该从朋友的角度去关心一下他，于是想方设法联系上他，但是没想到后来真的会和他结婚。”
刘如蓉并不是第一位向老吴递橄榄枝的女人，在她之前，吴加芳收到过数十份快递或信件，里面传达着同样的主题——嫁人就嫁吴加芳。“我都拒绝了。一是语言方面我觉得不能沟通，二是很多人都说自己有车有房，生活方面不用操心。我只要听到谁说有车有房，我最反感。她们都让我离开这个伤心之地，5·12这么大的事儿我能忘记吗？不能！”
去年11月18日，见面的第9天，两人谁都没告诉就到绵竹民政局领了证。吴加芳说：“刘如蓉跟我前妻很像，体贴，细心，前妻养的狗第一次看到她就很亲热，我们有缘。”刘如蓉说：“我看到吴加芳那双满是青筋的手，就知道他是一个朴实的男人。”
消息传开，谩骂声随之而来，网民们站在道德制高点，他们不理解“情义男”为什么变得这么快。同村的老魏理解吴加芳，他们是二十多年的邻居兼中学同学。“他痛苦，石华琼在天上也痛苦，何必呢？感情可以慢慢培养，但是总得先开始新生活。”
“我最矛盾了，你们谁都不知道。”让吴加芳为难的，不是网上的诅咒，而是他对两个女人同时存在的感情。
12月，两人在深圳妇联的邀请下在深圳参加集体婚礼。婚礼场面隆重，红地毯，白婚纱，鲜花气球，还有过百名记者围着。吴加芳挽着新婚妻子，想起和石华琼结婚的时候，到绵竹公园耍了一天，就算是结婚旅行。
“她一个人在家里躺着，我在这边热热闹闹的。”吴加芳说自己高兴不起来，只能尽量维持表面上的平和。但他同时小心翼翼地提着刘如蓉婚纱的裙摆，生怕被记者踩脏了。
农历年，刘如蓉以新婚妻子的身份第一次住进了老吴的家，那个石华琼一手布置起来的农家小院。她说：“我每天观察你，你老是望着前妻的墓。”
“你不高兴我这么做？”
“不是，你这么做是应该的，我就是因为这样才嫁给你。”
盛名下的改变
一位去年采访过吴加芳的记者说，今年再采访老吴，感觉他变了，说话真幽默，都快像个大学教授了。
老吴爱看报刊，比如《故事会》、《读者》、《青年》。他对一些生活琐事的描述能力，大大超过了每一位来访者的想象，他能详细地想起和石华琼相处的点滴，包括她喜欢桃红色的衣服，出门前抹发胶的习惯。
被标签化为“情义男”之后，老吴被无数次问起他当日背妻的一切细节和往日的恩爱。他知道媒体要些什么，不要什么。今年年初有媒体将他和父亲多年不和的事情写出来。还没等问完，吴加芳恍然大悟，“我知道，你说的是我的负面新闻！”
与父亲不和，说起来还是因为年轻时的石华琼和老父相处不好，结果双方各执一词。“像这样的家庭矛盾很多，如果不是我被大家记得，也没人来关心这些。”农历新年期间，在刘如蓉和成都某报的牵线下，父子二人冰释前嫌。
除了再婚，地震一年来吴加芳最重要的任务还是将新房子建起。这是吴加芳自18岁开始当建筑工人之后，第二次为自己建房子。新房子150多平米，三房三厅，东南向，二楼是个平整的大露台，可以喝茶，晒稻谷。
新房初具雏形，在深灰色的墙上不过刚抹平灰，通往二楼的楼梯依然是裸露的水泥。但这是吴加芳在采访期间第一次流露出兴奋的神情，主动指着各个房间一一介绍。“这是给两个儿子的，这是我和刘如蓉的主人房，是套间，还带洗手间。”
本来这个房子的地基应该在春节前就打好，但因为当时天天接待媒体，耽误不少时间。每次老吴开口骂了媒体几句，总是不忘补上：“人家大老远跑来看你，拒绝人家不接受采访，良心上过不去。”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的是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这个一辈子没离开过绵竹的农民，如今习惯性地说着普通话。只有当别人笑他，他才刻意地把口音换回去。
邻居们对吴加芳的评价不错，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朴实的人，没有太多想法。但吴加芳知道，有人在背后嫉妒他。“以前记者来采访我背妻子的时候，村民都夸我对妻子确实好，是个好男人。现在负面新闻出来了，又改口说我跟妻子感情根本不好，经常闹离婚。”
村书记李本林说，他们就是眼红，以为老吴收了记者的钱。吴加芳还是想不通，也不知道这笔账该算在媒体头上，还是那些前后矛盾的村民身上。
老吴把自己描绘成媒体的遥控器，爱怎么捏就怎么捏。“把我吴家芳，想怎么捧就怎么捧，要捧多高就捧多高，要摔多低就多低，摔下来还要压你两脚。”说这话的时候，又有一家外国杂志打来电话，约好明天来为他拍一组地震周年纪念照片。
“我就不是什么名人，人家名人是靠名声吃饭，而我是靠种地维持生活。所以我不愿意做名人，这个名人做得真累。”
老吴想，要是有个两三天没有记者来采访，能专心盖房子，每天跟刘如蓉通个电话，一切就好了。
聚光灯下“最难做的县长”
过去的一年，北川县长经大忠和北川，就像他在援建项目交接仪式上频频被抓拍一样，始终处于公众的聚光灯下，似乎每走一步，都要经受全国人的打量，都要经历一番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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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时：北川羌族自治县县长。
现在：在地震中，经大忠最为全国熟知的话是“干部留下，学生先走”。全面的救援工作展开后，他始终战斗在第一线。被中组部表彰为“抗震救灾优秀共产党员”，入选2008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
经大忠太忙了。在北川重建管委会大院里，他的板房办公室，经常是大门紧闭。像大多数前来寻他的记者一样，你看不见他的时候，他在路上。
4月25日上午9点多，他在前往通口镇的路上。这一天，山东临沂市援建通口场镇项目竣工，这是四川震后第一个全面竣工和整体交付使用的场镇援建项目。经大忠与绵阳市领导，同山东省援川办、临沂市领导一行，在警车开道之下，直奔通口。
这是北川县长经大忠一周内接待的第二个山东代表团，前一天，是日照市委书记一行，接下来两天，还有东营和济宁代表团。5·12周年之际，北川重建紧锣密鼓，作为对口援建单位，山东各地代表团频繁来川。而自地震以来，北川就是车轮滚滚，这个以前来过的最高领导仅为四川省省长的全国唯一羌族自治县，过去一年接待的客人，上至中央领导，下至各地政府官员、文艺团体、社会组织,比过去十年还多。
接待工作，要占去经大忠三分之一的时间。《齐鲁晚报》曾这样描述他接待客人时的场景：一车车从北川老县城离去的官员向他挥手，他站在路旁，用鞠躬的方式送别这些远道而来的人。作为县长的他懂得权力的重要，他向每一位到来的官员索要名片，以备日后北川重建时，这些曾经到过北川，并表示哀痛的官员能给予真正的援助。
当天上午10点，一行人在羌族歌舞的欢迎声中到了通口。参观援建项目时，经大忠总是走在后面，让客人与领导先行，显得谦和，并不多话。他似乎还是老样子：神情凝重，黑衣，平头，两鬓略白。
只是在经过一块石碑时，看到碑上写着“512汶川特大地震”字样，他用手指轻轻敲了下：“512特大地震就行了”。似乎只有这时，才让人感觉到他内心的沉痛。在那场大地震中，震中在汶川映秀，而北川实为第一极重灾区，一万五千六百余人遇难，四千三百人失踪。
11时10分，在沂蒙广场举行的援建项目交接仪式上，经大忠代表北川感谢临沂市的无私援助。他的声音洪亮：“今天，必将是北川灾后重建进程中一个值得纪念的重要日子……” 对于山东，经大忠像所有北川人一样，满怀感激，他曾说：“北川就是山东的第141个县。”
2009年，是北川恢复重建的开局之年，全县将实施新建、续建、恢复重建项目399个，其中包括总投资20亿元的地震遗址博物馆、投资10亿元的北川工业园、投资2亿元的北川中学。经大忠和山东人的担子都不轻。
而重建工作并非一帆风顺，过去的一年，经大忠和北川，就像他在交接仪式上频频被抓拍一样，始终处于公众的聚光灯下，似乎每走一步，都要经受全国人的打量，都要经历一番风雨。
“死城”记忆
每隔一段时间，经大忠就要回老城一次。参观县城新址，祭奠老县城遗址，成为一些来访代表团的活动内容之一。
当天下午4点左右，车队从三倒拐进入老县城，经大忠神色凝重。对于老城，很多人不愿回来，那些惨烈的场景时隔一年之后，仍让人们噩梦不断。经大忠说，这些对自己没什么大影响。“到老县城去，我也需要调整心态。活着的人，要克服伤害，更重要的是要看到明天。”
但在一些场合，经大忠还是难以控制感情。清明节时，万人坑公祭仪式后，他掩面而去。他对同行的杨澜说，在公祭前打定主意不哭的，可是一站到那里，喉咙就被堵住了似的，半分钟没说出话来。
经大忠不愿多谈内心的真实感受，他对南都周刊记者说，清明节前一天晚上,他就开始调整心态。公祭仪式，本来说的是省里四套班子前来，当天是市里四套班子来看望北川的父老乡亲，他很感动。
下午4点多时，车队行至北川大酒店，一行人步行到万人坑前，献花，默哀。接下来，经大忠陪着客人参观地震遗址。在县政府广场前，一旁的县政府大楼仍往后倒着，无头大禹像孤立杂草中，荒凉之极。地震的当天晚上，这里聚集了4000多名幸存者，到处是人叫，风响，水响，地在摇……
经大忠点燃一支烟，缓缓地说：“地震时，我在县委礼堂开会……”他没有向客人介绍当时的具体情景。县委组织部工作人员王发明，当时用摄像机记录了地震发生20多秒后，北川的真实情景。在这部录像里，北川暗无天日，废墟如山，灰头土脸的经大忠带人四处查灾……
经大忠说，地震当天，他在新老县城来回跑了5趟，跟着他跑的人，砸死了好几个，当天往外转移了4000人。他主要是统筹安排，只要有时间就去救人。他和绵阳市副市长左代富，当天在曲山小学，救出一个男娃娃，第二天下午，又和左副市长、赵秘书长一起救了4个人。而地震时，经大忠有5位亲人遇难。他不愿意向人提起，当时他的父母妻子在哪里，只是说“他们都是自己爬出来的”。
在废墟前，来自临沂的一名女记者被惨状震撼，流下了眼泪。经大忠说，他“当天甚至来不及难过，救人是最要紧的，先救出来，再找医生……”
他说自己从来没有怕过，就是“蒙”了两次。“从县委礼堂跑出来，把人带到安全地方，看到县城基本上被埋了，感到脑子‘蒙’了一下，大概就是几秒钟。然后从县委大院往老城一看，万径人踪灭，这时，又‘蒙’了一下，大概又有几秒钟，不知道羌族人还剩下多少。”
而北川之劫，并不止于地震。2008年9月24日泥石流扑向县城的那天晚上，经大忠正从贯岭乡赶回来，当时雨如瓢泼，雷就像在头顶上一样，泥石流淹到膝盖以上，把车子丢在路上，从晚上九点走到次日凌晨两点，走到桂溪凤凰坝。
经大忠说：“一行11个人，最后走出来5个人。有个同志差点滑下悬崖。我的手机也丢了，剩下6个人，过了一周才接出来。”
明星县长的无奈
在经大忠参加的活动中，他尽可能低调，低头，不多说话，但明星县长的效应，仍使他不断被记者认出来，以至于屡次抢了领导的镜头，这让他很无奈。
在通口镇交接活动中，临沂援川指挥部一个年轻女队员看见经大忠，连忙跑过来，“经县长，我能和你合个影吗？”
在震后北川第一次集体婚礼仪式上，当新人进场时，他和县领导静静站在一边。但很快就有记者发现了他，他的面前瞬间聚集了一堆镜头。
对于贴身采访的记者，他感到很不理解。他说，自己接受采访，有一种负罪感，“我们想平平淡淡地工作，不想去表达什么东西。”在外地记者中，他对山东记者格外客气，谈到山东援建话题时，他会让山东记者上他的越野车，边走边谈。
这一年，在铺天盖地的报道中，经大忠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县长，成为四川抗震救灾中政府官员的象征。他参加全国抗震救灾英模事迹报告团，被中组部表彰为“抗震救灾优秀共产党员”，入选2008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上春节晚会，他略显阴柔的声音，凝重的表情，让无数人印象深刻。
感动中国组委会授予他的颁奖词称：千钧一发时，他振聋发聩，当机立断；四面危机时，他忍住悲伤，力挽狂澜！他和同志们双肩担起一城信心，万千生命。心系百姓、忠于职守，凸显共产党人的本色。
在广受赞誉的同时，经大忠也频遭质疑。多次上电视之后，就有人质疑他想出名。他说：“我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也没时间去想这些。”在关于“出名”的争论中，上春晚引起的议论较多。经大忠说：“一开始是他们直接跟我联系，我说不去。后来他们通过宣传系统活动，市委说需要去，这就不是个人的事情了。”
质疑并不止这些。后来，网上甚至有帖子质疑经大忠地震中的表现。有人抱怨经大忠当天把北川伤亡情况报小了，也有人说他只是指挥救灾，没有直接救人。
在地震中，经大忠最为人熟知的话是“干部留下，学生先走”。这个报道最早出自华西都市报 2008年5月22日09版《县长高呼：“党员留下，学生先走！”》，报道称，当时“经大忠猛地站了起来，大声吼道：‘党员干部留下，让学生先走！’”在网络上，该场景又被演绎为“经大忠想也没有想，就用麦克风最后的扩音，喊出‘干部留下，让学生娃先撤’。”文章一经刊载，即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人们纷纷为经大忠的振聋发聩的一声大喊而叫好，而随着经大忠成为感动中国人物，这句话经央视荧屏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
然而不久，就有人说经大忠当时并没有讲过这句话，或者是这句话经过了艺术化拔高。网友西北汉子在博客中称：“干部留下，学生先走”是谎言，真正感动中国的应该是在现场的三位老师，大会还没开始，就地震了，大人全跑了，仅三位老师和同学们在一起，后来是保安和其他人把他们救出来。
对此，经大忠在英模事迹报告团报告中是这样说的：“5月12日下午，我正在县委礼堂参加全县青年创业表彰大会。会议刚要开始，突然，大地强烈震动，玻璃破碎，天花板掉落……‘地震了！’所有人都慌乱起来,惊叫声、哭喊声，此起彼伏??情急之中，我一边打着手势，示意人群赶快疏散，一边大吼：‘大人留下，学生先走’！200多名学生很快撤了出去。我担心学生出来是否安全，随即从垮塌的侧墙跑了出来。先撤出来的孩子都好，稍后撤离和抢救出来的人，有60多人受伤。我迅速将大家带到前面县委大院……”
参加会议的武警北川县中队副指导员贾达国当时看到，主席台上的县领导冲着前几排的学生一个劲地挥手。对此，经大忠说：“开始不敢对着学生喊，怕大人都踩过来了，就打手势，逼得没办法才喊的，喊了不是一句，而是好几句话：大家不要慌，不要着急，不要踩着学生，让小孩先走，有序地撤离。”
针对网上的质疑，经大忠说：“我不看这些东西，我们忙得不得了。历史不是谁说几句话就怎样的。实际上这些事情，说不说对我来说，都不是很重要。因为当时不是我一个人在上面，主席台上就是8个人，现场有那么多人，我没有必要去解释。我需要做的就是安抚老百姓，发展经济……”
而在过去一年，被质疑的对象并不仅限于经大忠。如一位县领导所言，北川因震出名，变成了全国的北川，全世界的北川，工作稍有不好，外界就会品头论足。北川的干部压力很大。
2009年，先是网友炮轰北川，以110万采购豪华越野车是否有必要；再是质疑花23亿建地震博物馆，是否在搞形象工程？
越野车的事情，一度让经大忠很恼火，他接受各地记者采访，称车子不是领导座驾，而是配给公安局用的抢险指挥车。曾有朋友打电话问这车是不是他买的，经大忠说，“我只是笑了笑，啥也不说。”
四川省常务副省长魏宏3月在全国两会上，对此的回复是：北川是重灾县，基于它自己的理由购买了一辆超标的汽车。尽管购汽车没有使用灾后恢复重建资金，但省委省政府明确认为它是不符合规定购买的超标车。超标车已经被企业原价购走，政府作出检查，并将购车责任人调离。
地震博物馆，同样使经大忠心情很复杂。高兴的是，这么多人关心北川；复杂的是，北川的事情，容易引起误解。他解释：“这个项目，不仅是地震博物馆，还有唐家山、湔江河的治理，地震遗址的保护。”
北川县政府办副主任陈远迁对此的理解是：北川受到太多人的关注，它就像全国人民的儿子一样，很多人希望它有一个好的发展，但父母也有误解子女的时候。有时，过分的关注，在没有弄清真相的时候，会给灾区添乱。目前北川的主要领导三分之一的时间接待，三分之一的时间开会，很多事情都要晚上去做，有时就担心宣传解释的工作不到位，给工作造成被动。
干部自杀的压力
而经大忠乃至北川的压力，并不止于这些。
4月20日，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自缢身亡。这是继去年10月，北川农办主任董玉飞自杀之后，北川自杀的又一名官员。
在地震中，北川遇难干部多达464人，占全县干部的22.6%，另有13.7%的干部子女遇难，19%的干部成为单身，90%以上的干部有亲人遇难。而地震后，抗灾重建工作非常繁重，精神压力也非常大，两位年轻干部的自杀，无疑是雪上加霜。冯翔博客里透露出的信息： “告诉您，不要逼我”，一时引发各种解读，满城风雨。
经大忠不愿意回顾听到噩耗时的场景，他反复说，“记不得了，就是接受不了，肯定难过了，肯定是睡不着了。”事发当天，经大忠陪绵阳市委书记吴靖平、北川县委书记陈兴春看望了冯翔的家属。吴靖平离开后，经大忠又陪家属坐了一小时，两度落泪。
经大忠印象中的冯翔，和董玉飞一样，两个人都比较朴实，做工作都比较扎实，对自己要求严格，而且他们都有一定学历，比较专业。经大忠说：“大家都是朋友，在一起工作的时间，还是很多??”言谈间，经大忠神色越发凝重，声音很细。
董玉飞自杀后，北川为保护干部职工的身心健康，对基层干部进行异地轮训。冯翔自杀之后的第四天，在全县关爱干部工作会议上，县委书记陈兴春提出关爱措施20条，包括建立受灾干部名单，解决夫妻分居、家庭重组等问题。经大忠没有出席会议，他在国家发改委汇报工作，发改委领导也提到精神家园建设问题。
至于个人的心理创伤，经大忠说：“我主要是靠自己调节，没时间疗伤。”他并不讳言，曾经有那么一夜，他半夜三点突然醒来，独自走到室外，哭了一小时。他说：“这也是发泄的一种方式。你不能不调节自己，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不停地工作，是经大忠的另一种调节方式。清明节时，他对杨澜说：一年来最折磨他的念头，就是有些人或许还有活的机会，但他救不过来了，包括自己的妹妹、妹夫和外甥女。一年以来他要求自己坚强，用工作把“胡思乱想”的时间挤掉。
于是，高强度的工作，使他每天最多能睡五六个小时，没有多少失眠的机会。他说，只要有时间就睡得着，下乡时，在越野车上睡觉，“效果很好”。
副县长吴和政、县府办副主任陈远迁对此深有体会：经县长是个工作狂，做事情就像玩命。经常凌晨1点还在看文件，年轻人都要打瞌睡了，他的精神却越来越好；下乡时，很多人走路走不赢他。
经大忠说：“我们一般出差，都是下午五点走，第二天就要回来，有时赶上飞绵阳的飞机就早一点，有时晚上12点多才回到成都，再回到北川，就凌晨两点了，这些都很正常。”
经大忠不愿意谈论个人生活，只说自己住在乡下，作息时间没准。他说：“当干部，各种环境都要适应。”然而，这种快节奏工作作风，却常常使身边的工作人员受不了。他的司机王勇，就因此累出了胃病，被迫调换工作。
曾有人感慨，北川县长可能是目前中国最难做的县长。经大忠说，他倒没有这种感觉，压力当然有一些，而且是各方面的：受灾以后，群众有各种诉求；重建工作人手少，工作量大??但是，做干部就是要做事情，“面对压力，你能说你不做了吗？”
记者问他，很累的时候，会不会想：我要是个老百姓，该有多好？经大忠说，有时候也想过，一种很朦胧的假设，就像开玩笑一样：如果怎么怎么样，可能会轻松一些。但是如果真不要你做了，你又会觉得你要做。比如说，上级组织关心北川的干部，很多人提出调动，但大家也会说，我就是没被选中也没关系，我就看着北川慢慢变好。
震后，北川干部享有申请调离的机会。去年六七月，北川先后有十几个科级，乃至县级干部调离。也不断有传言说，经大忠要走了。
在北川政界，45岁的经大忠是土生土长的羌族人。他从一般的招聘干部起步，由南华乡武装部长，而璇坪乡长、党委书记，到北川乡镇企业局局长，34岁时，已做到了常务副县长。有说法称，当年，他本有“扶正”的可能，却因为一次不在分管范围的塌桥事故，而耽搁下来。直到2005年9月，代理县长，2006年当选县长。
陈远迁称，看不出经县长想走的迹象，他对北川的老百姓念念不忘，在他当乡长的璇坪，人们仍亲热地叫他经乡长；每次去老县城时，他总默默地站在一边思考问题。让陈远迁印象深刻的还有，震后不断有人给经县长寄来汇款，有的一次就五万元，他都上交了；他获评中组部“抗震救灾优秀共产党员”，拿了1万元奖金，也捐了出来。
记者就调动问题问经大忠，他说：“我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再造一个新北川
经大忠说他考虑最多的，还是投资与产业问题。他不愿接受记者采访，但是“如果说说工作、聊一下经济研究还可以。为了宣传北川，我都愿意做。”
下乡时，经大忠经常带着关于区域经济、产业经济之类的书。这次接待临沂客人的时候，他还带了一本《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效益》。除了看书，他还写经济学论文。县府办提供的材料显示，经大忠是四川省委党校经济学专业在职研究生毕业，经济师，在各大杂志发表经济类论文28篇，2008年至今发表4篇，2009年2月，还在全国人大民委《民主与法制》上，发表了《灾后重建与区域经济发展》。
他说，现在做事，要靠你去把握经济规律，才能参与市场，靠同情是没有办法的。他平时到外地去，主要就是去吸引外地投资，目前北川已吸引20多亿元的投资项目。经大忠认为北川重建，最大困难还是产业问题。震前，北川的主要产业是：水电、矿产、建材、农副产品加工、休闲度假产业等。重建以后，新增了一些产业，比如地震产业，围绕安全居住来研究防震减灾设施；玫瑰花项目，在震前就在试种，测试情况良好，原来准备2008年秋季大规模种植……
在经大忠的办公室里，放着一幅北川行政规划图、一幅北川工业园区规划图、一幅新县城规划图，那上面有北川的未来新世界。在这间经大忠称为“开放式”的办公室里，工作时间一长，他就不时双手抱头，休息一下。铁人经大忠，毕竟不是铁打的人。
他的窗外，北川仍是百废待兴，2869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分布着12条地震断层、861处地质灾害发生地；随着5月的来临，汛期将至，去年泥石流的威胁仍让人们刻骨铭心。而各种建设也在热火朝天中，全县固定资产投资预计今年完成114.76亿元。
在他办公室所在的安昌镇，东南方向两公里处，一片拆迁过后的空地上，矗立着一个巨大的广告牌，写着“再造一个新北川。”那是2008年5月22日，总理温家宝考察北川时的嘱言，也是经大忠的愿望。今年5月1日，他接受绵阳电视台采访时说：我想北川的未来应该是两句话，第一句话是任重道远，第二句话是大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