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周年重访
——汶川周年重访
5·12地震周年之际，记者重访汶川。重灾区和极重灾区51个县的1986.7万人(据2007年末统计)，在重建中面临的挑战并不亚于应急救援，在某些方面甚至更艰巨，因为这项工作更需要爱心的持续与观念的更新。
记者的视角无法面面俱到，本刊选择集中关注房子、孩子与社会参与机制，殷盼能以这三组镜头的管窥之见，为两千万人的生活重建立此存照，并为就在此刻正如火如荼进行着的建设提供一份有价值的参考——
一年后的地震灾区，盖房子的热情淹没了所有的缅怀。尚未完全从悲痛中摆脱出来的灾区人民，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将于短短两年内，集中建起数千万栋各类房屋，在世界建筑史写下“汶川速度”的历史性记录。
围绕最受关注的孩子们，数千万乃至亿元的投入带来的是高标准高速率的硬件建设，地震也成了四川省加大“一乡一校”寄宿制学校建设，调整教育布局的历史性契机，其中，少数民族地区撤并村小的力度尤其大。尽管对于寄宿制学校半军事化的管理水平以及孩子们的身体健康、人格成长、文化影响等全方位的综合评价尚存在很大争议。仅就收费而言，家长们也要在国家刚刚承诺的义务教育之外，为孩子享受到该模式的教育服务而额外承担更大的经济压力。
政府在重建中扮演了无可替代的决定性角色，灾区人民的感激之情记者在采访中时有耳闻。地震发生之初，民间组织与志愿者的参与让惊恐无助的灾民感到温暖，分担了政府的压力。在转入重建之后，“维稳”被提到核心议程，外来机构和人员被视为潜在不安定诱因之一。政府所试图拥有的绝对控制力，又令灾区的社会重建面临新的挑战。
在物质获得快速修复的同时，社会重建中的软件要素、正常生活所需要的软性力量，反倒更值得人们关注，尽管这一部分很难被量化考核。“没有反思的眼泪只是水”，一年前的灾区采访，本刊记者曾写下这样的句子，一年后，它仍旧提醒我们，收拾河山与心灵的前路漫漫。祈愿两千万人能在被震动过的土地上，不被旧有的惯性思维所裹胁，栽下未来生活的新苗！
——本刊编辑部
汶川速度
“严厉打击村霸、街霸、砂霸、行霸”、“农房贷款有偿使用，诚实守信还本付息”，这样的大红标语贴满了绵竹市富新镇的街道两旁。去年的5·12大地震，这个小镇因为倒塌的富新二小而备受关注，时隔近一年，记者再次来到这里时，富新二小的新校园已接近完工，地震带来的伤害早已淹没在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里。
一年后的地震灾区，盖房子的热情淹没了所有的缅怀。政府和明星企业最关心的是学校，不论在哪个灾区，学校的重建几乎都是标准最高、速度最快、资金最充裕的，而老百姓关心的是自己家的住房，尽管建材、人工价格都涨了一大半，但勒紧裤腰带盖一所像样的房子仍然是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极少有人愿意过两年再修新房。
今年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承诺灾区的重建要在两年内完成。地震毁损的建筑物和建筑设施占总损失的七成，房屋受损达到1500万间以上，要在短短两年内，集中建起数千万栋各类房屋，这样的重建在中国建筑史甚至世界建筑史上都是从来没有过的，面临的资金、规划、施工等任务丝毫不比当初的地震救援轻松。
但时隔一年，回到灾区的记者大多会感慨，盖房子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想象，跟这个国家很多领域一样，速度似乎从来就不是问题，与当年建筑领域的“深圳速度”相比，“汶川速度”同样令人惊讶。且不管是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还是个人住房，远远超过震前水平。
开工率
与映秀、北川这些明星灾区不同的是，在地震救援的过程中，绵竹并没有被太多关注，但这个原本的四川十强县如今面临最繁重的重建任务，绵竹一共有12.4万户农房需要重建，在四川10个极重灾区县(市)中排名第一。
学校、医院、道路、水厂甚至工业园这些大型项目从设计、招标、施工到验收，基本都由江苏援建指挥部承担，对于当地政府来说，12万栋农房成了最大的任务。尤其是2009年，中央政府要求把民生放在第一位，而灾区最大的民生，无疑是住房问题。
总理“两年完成重建”的承诺让地方政府陡然紧张起来，制订好的进度几乎都重新修订，让老百姓有房子住，这是重建完成与否最基本的标志了，但现在，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不采取更强力的措施，要在两年内建好10万多户住房，是不可能的事情。
4月初，绵竹市统一做了强制规定，所有农房建设要在5·12之前全部开工，争取到9月底全部完工。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政府想了不少办法，比如开始建房才能拿钱，逾期不开工拿不到补助，统计考核各乡镇的农房开工率等等。
“只有房子开工，才能拿到国家补助的钱。”遵道镇镇长甘德福说，农村总是会有些好吃懒做的人，如果把钱发了，拿去打牌，最后钱没了，房子也没盖起来，再跑来找政府要房子，我们该怎么办呢？
对于基层村干部来说，要挨家挨户上门去做工作，动员大家赶紧盖房子，开工率每个月都要统计上报。这样的措施确实收到了效果，4月底，记者在绵竹各地采访时，遵道镇最为贫穷的秦家坎村开工率居然都达到了97%，原本想等过些日子建材、人工价格都降下去时再盖房的农户，也都没法再等了。
之前很多专家预测灾区农房重建最大的问题在于资金缺口太大，中央财政震后恢复重建基金针对地震受灾的51个县、市、区立即安排了3000亿元，对口支援省市支援约为710亿元，但是仅四川省12个重灾区和88个非重灾县市区需要的重建资金预计就达到1.7万亿元。
而且，其中绝大部分资金都投向了公路、学校、医院等基础公共设施，农房建设会因为缺乏资金而难以迅速完成。但据记者的多处走访，农房建设资金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资金来源主要是三块，一是国家的无偿补助，二是国家提供担保的小额贷款，三是自筹资金。
以绵竹为例，依照人口数，每户国家给予无偿补贴1.6万、1.9万、2.2万不等，而贷款也容易，在最高限额3万之内，只要等房子开工之后，拿着户口本等必要证明到信用社即可办理，不需担保，甚至不需像地震前申请贷款那般复杂的手续，政府补贴利息，3年以后才开始偿还，具体期限则没有限定。虽然金融机构对此忧心忡忡，但依然在国家的强力要求下，悉数完成了贷款的办理。
不差钱
4月23日，记者在秦家坎村采访时，村民谢文跃家的新房已经率先建了起来。“花了8万多，除了政府给的钱，又向亲戚借了些，还有就是自己攒的。”谢文跃的妻子说。
地震之后，夫妻俩几乎没有歇过一天，给化工厂打工、去城里捡破烂、在倒塌的旧猪圈养猪、在工地上打小工，夫妻俩同时干着四五份活，一切都是为了挣钱盖房子。整个村庄中，这个年轻的家庭地震后的生活状态有着相当普遍的代表性，地震前，勤劳并没有给这个村庄带来富裕，但是在面对灾难时，勤劳让这些一无所有的中国乡村体现出了最顽强的生命力。
对于补助和贷款，很多老百姓分得并不是很清楚，只是统称“国家给的钱”，对于这部分钱，老百姓感恩的心态非常重。事实上，即使在多数发达国家，由公共财政直接补贴个人建房，即使是在大灾难面前，也是不可能的，而由政府提供担保的金融贷款，在规范的金融体制中也很难出现。
2月底，中国社科院针对震后重建融资问题在北京组织了一次研讨会，邀请了日本阪神、台湾 9·21大地震后参与重建资金募集的诸多专家和官员分享经验。日本放送大学教授、参与建立了阪神大震灾复兴基金的林敏彦就坦言，国家直接参与重建无疑是最有效率的，但日本的中央政府认为把公共财政用于个人的住宅建设，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一直到13年后才通过法令，政府财政可以用于个人住宅建设。
一向缺乏明晰财政法令的中国，显然不存在这样的障碍。对于执政党而言，这笔钱物超所值，极大提升了政府在灾区的威信，所以，尽管地震一周年之际，大量记者重返灾区，地方政府相当警惕，生怕老百姓说什么不满的话，“做了这么多事，被一两个人的抱怨给抹杀了，太冤，所以，必须得严格控制啊。”一位宣传部的官员就向记者这么诉苦。
但老百姓并没有太多不满，重建考验的是大量资金、物资的组织调配，这比去年的救援更加考验政府能力，且大多由最基层的地方来组织实施，但却并没有招致太多不满，这同样出乎了很多人的预料。
标准不一
村民们偶有的抱怨集中在各地标准不一，汶川、北川等山地灾区，每家可补3.2万元，邻近的什邡，每家2.8万，这让很多人不明白，甚至认为是市政府把钱拿去干别的了。
但中央和省级财政的补贴是一样的，区别只是在于援建省区提供的资金多少，当时，中央要求援助方要把当年财政的1%投入灾区重建，各地财政收入不一，自然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标准，再加上绵竹这样的灾区，虽然死亡人口不是最多，但倒塌房屋、受灾人口都是最多的，有限的资金分配下来，就显得标准低了很多。
“江苏援建资金总投入90亿元，其中财政资金80亿，剩下的是社会捐助。”江苏援建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姚晨说，农房重建资金用了24亿，主要用于贷款担保、建材差价补贴、特困户建房补助和集中居住点基础设施配套。
按照投资总额，在极重灾区中，江苏的90亿已不算少，临近的什邡是70多亿，而明星灾区汶川和北川都超过了100亿。但是，绵竹是受灾人口和建筑物重建数量最多的灾区，如果考虑这些因素，90亿则并不多。
地震发生后，中央政府很快想出了对口援建的办法，可以说，这个独具中国特色的办法不仅解决了人力、物力和资金问题，而且，迅速理顺了体制，但是要求各地按照财政1%比例投入的一刀切的做法，却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重建资金分配的不均。
映秀镇的重建预计投入20亿，但这样的投资额仅仅在映秀可能实现。据记者测算，在灾区其他乡镇，2万人口左右的镇，重建投入大部分在3亿左右。如果更加细分，这3亿资金，对有的镇已经绰绰有余，可以说到了花不完的地步，但有的镇则不够。
江苏常州负责援建绵竹遵道镇。遵道是个2.1万人的大镇，建筑物几乎全部倒塌，“根据我们的财政收入来算，我们必须拿出3.8亿投入遵道重建。”常州援建指挥部项目处处长唐伟业说。
但由于在遵道还有另外一家知名企业万科集团参与了重建，一共投资7500万，建设了学校、医院、镇政府等四大项目，所以，常州的3.8亿显得有些无处可花，他们已经启动的三个项目分别是通往县城公路的公交站棚、一个年画传习所和一个日供水3000吨的自来水厂。
“我们的3.8亿肯定还是要投在遵道的，这是早就确定的，能够拉来更多的企业和社会资金，这是遵道政府的本事，但这些并不会影响我们的投入计划。”唐伟业说，接下来还有军民桥、农贸市场、文化中心、村道等项目，资金绰绰有余，且都是高标准建设。
除了北川、映秀这样的备受关注的灾区之外，并不是所有重灾区都能像遵道赢得企业的大笔援助，从而在资金上不感拮据，甚至有的地方重建资金都要自筹，在德阳和绵阳交界处的旌阳区，同样是地震灾区，其中受灾最严重的柏隆镇，死亡8人，受伤83人，房屋倒塌1.2万间，各项基础设施基本毁损，但该镇却并没有分到对口援助的省市，更不用说民间企业的关注，镇上一条村道的修复，需花费100万，除争取到扶贫项目资金50万元之外，剩余只能由社会各界资助和农民投工投劳解决。
祸福相倚
去年年底，万科集团花费1000多万建起的遵道中学3层教学楼就已经交付使用了，这个红灰相间的房子，如今是整个镇上最醒目的建筑，豪华程度让村民们目瞪口呆，不使用一块砖头，3层的房子还装有电梯，上课不用黑板，而是用价值10多万的电子白板，抗震能力达到了9级，比国家规定的标准还高。不用说之前的乡村中学，即使是成都的贵族学校也难以相比。而整个绵竹投资额最大的学校还不是遵道学校，而是县城的绵竹中学，48个班，校园建筑总花费1.3亿元。
对于镇政府来说，不光是学校，还有政府办公楼、村镇公路、水厂、医院等等基础设施都在重建中远远超过了原来的水平。“重建确实将我们整体的公共设施水平提高了几十年。”镇长甘德福也说，不光公共设施如此，老百姓建的房子也同样，装修一家比一家好。
对于秦家坎村而言，地震似乎并不全是坏事。“最大的好处的是把那个化工厂给震垮了。”老村长肖自玉说。他说的化工厂是龙蟒集团的一个磷化工加工厂，与剑南春、东汽公司一样，龙蟒集团是绵竹市三大支柱之一。但对秦家坎来说，几十年来，工厂像他们的噩梦，这个有着悠久贡烟生产历史的山村因为化工厂带来的酸雨断绝了产烟叶的生路，村里带花的植物几乎全都不能生长，1995年始，村民们就因地下水常年污染而拒缴农业税。
“为了把工厂搬走，几十年来，我们知道找了多少次政府，但都没有成功。”肖自玉说，现在一场地震把整个厂区都震垮了，绵竹市也决定将工厂搬到新建的化工园区。才停产一年，村子里的果树就又开花了，地下水也没有以前那么酸了。
绵竹市政府的重建规划中，这些龙门山脉深处的小村落也都不再发展化工和采矿业，而要发展旅游和农业。尽管政府“打造东方阿尔卑斯”的口号听起来有些不切实际，但对之前甚少从政府获取帮助的村民们来说，却像是莫大的希望，他们按照政府的要求，把房子都修成了古老的川西民居风格。
“我们的烟叶会恢复的，还有酿酒，这都是村里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工艺，很多村民都懂技术。以前那种磨了骨头养肠子的活法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这个50多岁的老村长和他的村庄一样，似乎已不为地震中逝去的生命悲伤，而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因为地震，他们失去了原先那个贫穷的村落，却也因为地震，赢得了无数的关注：政府发钱给他们盖房子、修公路，给他们规划蓝图，而不再像之前那样仅仅是在这里开矿，北京来的设计师给他们设计装修，还有从未听说过的NGO也来帮忙，生活前所未有地闪现着希望。
事实上，很多重建中的事宜，比如产业规划、污染整治、基础设施建设等等，这些原本就是政府的职责所在。对于中国的广大乡村来说，不管是物质实体的重建，还是人群活力的恢复，都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需要的仅仅是真正的关心，而不是攫取。
灾区农村孩子都要寄宿？
“村里房子都没了，像个死村一样。要是孩子们再不在村里上学，欢声笑语听不到了，就更像一个死村了。”去年9月，在四川阿坝州茂县一个羌族村寨，得知自己任职的村小学将被撤掉的消息后，校长站在地震废墟上，伤感地说道。
这个村寨位于茂县与汶川交界处，1000多口人，村小成立于1950年代。全校200多学生，小学一至六年级都有，其中五、六年级都是两个班，还有汶川的学生来校就读。“实际上，这个村小已相当于乡中心小学了。”慧慧是国内某NGO组织的成员，汶川地震后，她来茂县考察学校，最后确定援建这一所村小。
慧慧带了建筑设计师去，但听村小的校长说，县教育局已做了规划，这所村小要撤并到乡中心小学。“我们去县教育局询问，教育局官员说，这个村小不能援建了，要撤。我们决定再争取一下。这是个大村子，村小有六七十年的历史了，教育传统非常好。但县里请示后又讲：上面说了，村学一所也不保留，全部砍光。”
事实上，从2000年起，四川省中小学布局的调整一直在进行。调整的基本原则，按四川省教育厅厅长涂文涛的说法，是“加大寄宿制学校建设，做到中心校建在乡，初中建在中心镇，高中进县城”。
2008年4月11日，在省教育厅和财政厅举行“2008年乡村教育发展留守儿童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会议上，涂文涛宣布：“全省将投入3亿元的资金，建设、改造400所农村留守儿童寄宿制学校的教学用房和学生宿舍。”工程项目预计将在2008 年底以前全部竣工并交付使用。
一个月后，地震打断了这一进程。然而，随即展开的灾后重建，却给四川提供了百年难遇的机会，迅速恢复并大大推进这项工作。
多花钱的“圈养”？
从去年5月至今，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四川灾区特别是阿坝州学校规划布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乡一校”政策在当地得到全面推广：村小被撤销，所有孩子都集中在乡镇中心小学。据称，这一政策将作为教育部未来在贫困地区农村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的重要举措。
对此，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梁晓燕说：“这个决定是突然宣布的。它出台的过程是什么？论证在哪里？外界一点不知晓。整个决策时间，可能在一个月之内，估计是想趁着重建的机会，搞‘撤点并校’，一步并到位。”
按照规划，阿坝州13个县中的8个地震重灾县，重建时全部要撤并村小。其中，茂县原有107 所学校，2008年12月，茂县县政府制订《茂县灾后恢复重建实施规划》(送审稿)称：“……调整学校布局，实现‘一乡一校’目标，全县恢复重建各类学校 33所。”到2009年4月，阿坝州政府发布的《阿坝州灾后重建学校重建进展情况通报(一)》中，茂县的重建学校数字又减少了2所，变成了31所。
慧慧说：“目前，茂县教育局的精力都放到重建的硬件上了。因为政府承诺，9月1日要让学生搬进永久性学校，这个任务压在头上，完不成乌纱帽就可能保不住了，根本没有精力考虑软件建设。虽然茂县只有31所学校，但9月1日前要全部完工，压力很大。 ”而原来规模小的学校，因为灾后重建全都变成了大学校，大大阻挡了社会力量的介入。
据了解，现在阿坝州重建一所小学最少要投800万，1000万、2000万的投资都是少的。一些企业派人到灾区寻找合建项目，都败兴而回，因为没有能力资助规模如此巨大的学校。
梁晓燕则认为，上述撤并决定是灾难性的。它涉及所有的学生，做决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对教育、对学校、对孩子们会带来什么后果？这些都是非常值得质疑的大问题。
几年来，梁晓燕在四川省以外做过许多调查，搜集农村地区现有寄宿制学校情况，发现其中有很多问题。一是学生营养缺失严重；二是它是一种“圈养”，学生心理发展出现很多问题；三是导致学生厌学。“一个孩子从头到脚天天关在一个地方，学校条件也不是很好，地方又不是很大，没有什么可玩的，天天都要6∶50起床，到晚上9：30熄灯，一直在读书，他能不厌学吗？”
梁晓燕认为全国可能也有一两所寄宿制学校，条件比较好，办得不错。但它不应该作为唯一的学校方式来推广。她说：“对于政府部门，‘一乡一校’的正面经验是能建好的校舍，管理成本大大下降。但对学生来说，求学成本大大上升。因为不可能对学生生活费全免。灾区可能有几年的免费，但不可能永远是这样，免费也不可能全国通用。”
据梁晓燕了解，一个孩子在寄宿制学校每月的支出是50~80元，一个学期支出300多元。义务教育免掉的学费、书本费不足200元。但是学生在寄宿制学校所花的钱，又大大超出了“两免一补”的钱。在其他实行寄宿制学校的省区，也已出现了辍学率反弹，梁晓燕担心阿坝州也会出现这个情况。
绵阳市安县桑枣镇第二中心小学，是当地最早“撤点并校“的学校。桑枣二小的覆盖范围有8个行政村，全部是山区。2006年底，在县教育局、镇政府的支持下，8个行政村全部村小、教学点的孩子，都集中到了桑枣镇二小。学校里还有幼儿园，最小的孩子才两岁半。
桑枣二小校长税清礼说： “孩子来到寄宿制学校，家长对孩子的品德教育不用再操心，可以放心地外出找钱了。”
税清礼说，老百姓不愿村小撤并，一是孩子小，在村小可以少走路，还可以天天见面。二是少花钱。“孩子上村小时，天天在家吃饭，自己做的腊肉、自己种的小菜，可以不算成本，现在每天要掏10元的生活费，他觉得经济上划不来。安县是贫困地区，山区老百姓靠种洋芋为生，现在主要收入来源是外出打工，因此家庭教育投资不是很高。”
税清礼强调：“我校学生没有因为撤并村小而辍学的。部分家长虽然有意见，但看见大家都这样，也就跟着做了。”
桑枣二小离家最远的孩子，回家要走30里路。学生每周五下午回家，每周日下午到校。一般是学生结对回家，少部分学生有家长来接。
影响文化传承？
寄宿制学校，相当部分存在于少数民族地区。
茂县是全国羌族最大聚居区，88%为羌族人口。在慧慧希望援建的那所村小所在镇，地震前四五年已开始撤并村小。有村小的地方，孩子5岁就上了一年级，因为当地少数民族说羌语，汉话听不太懂，6岁再读一年一年级。撤并村小后，偏远村庄的孩子去乡中心小学要走几里到十几里的山路。家庭条件好的家长，在乡镇租房子陪读。多数孩子是跟着哥哥、姐姐一起上学，大的照顾小的。
“羌族学生六七岁就集中到寄宿制学校，社会化过程刚刚开始，就与社区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相隔绝了，”梁晓燕说，“现在学校的教育方式都是城市化的、以升学为导向，学生的生活、学习内容与本民族文化没有丝毫关系。严格地说，25年之后，这一代人的民族文化就没有了。50年后，这里的羌族文化、藏族文化一点根基也没有了。”
梁晓燕认为，寄宿制学校是一个封闭的学习系统，学校虽有羌族文化课，但文化不仅是一种知识，更需要在生活中、在社区里一点一滴地养成。她说：“灾后重建，为了保存少数民族文化，我们要建那么多博物馆，大兴土木。这些都该建，但对于民族文化来说它们是死的，最重要的是人，保留在人身上的文化才是活生生的文化。”
跟学者和NGO人士对寄宿制学校可能导致羌族传统文化消融的痛心疾首比起来，作为当事人的羌族群众、学生，却是平静中带有一丝迷惘。
目前，那所村小仍在原址上课。9月1日后，全部学生将合并到镇中心小学。本镇除镇中心小学外，还有7所村小，地震前撤并到了4所。全镇的村小加起来，比中心校人还多。最小的村小有五六十人，最大的170多人。
谈起村小将被撤销时，村小校长的语气颇为平静，反应并不激烈。“合并后，中心小学的条件、师资比村小好得多。村小的孩子见识欠缺，家长觉得这样可以锻炼孩子。现在的老百姓都了解社会的发展，知道城镇的孩子与村里的孩子，智力开发差距很大。孩子离开父母，懂事多了，独立性也强了。”
村里到镇上15里路，孩子上寄宿学校，每周回一次家。“孩子来村小上学，路上碰到余震、滑坡，会有危险，住到中心校就好了。”
校长认为，应该不会存在辍学问题。“现在家长都重视子女的学习，他就是再不放心，也要把孩子送到寄宿制学校。”
谈及去年在地震废墟上，自己那一番伤感的话，校长解释说：“我们村是旅游地，游客来了，看不见孩子，未免觉得单调……”犹豫片刻，校长又说：“我们很想保住这个村小，但去上面问了，回话是‘不行’。”
以汉族化、城市化特色为主的寄宿制学校，取代有羌族特色的在地教育方式，是在羌族文化趋于消融的社会大背景下发生的。羌族32万人，现在仍说羌语的只有8万人。
羌语没有文字。据悉，阿坝州曾向上面申请过，希望整理出羌族文字，像藏文一样，对本民族文化形成文字传授，但未被批准，到现在中小学也没有羌文教材。阿坝州13个县，都没有开设羌文课的学校。州里培养过一批教羌文的老师。截至2000年，共有 30多名羌文专业专科生和85名中专生毕业，但这批老师毕业后，连工作都不好找。
上述那位羌族村寨小学校长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都不会说羌话了。”这个村属于汉化严重的村庄，但当地除了村支书、村主任外，还有长老作主，有过羌族节日的习俗。但他又认为：“撤并村小，对民族文化的传承没什么不利影响。中心校也在羌族地区，说不定文化传承比村小更好些。”
事实上，四川省在灾后重建中，少数民族地区撤并村小的力度特别大，因为这里人口密度小。彭州、绵竹等地的不少村小仍然保留着。那里是汉族聚集区，人口密度大。
学生的未来
寄宿制学校不独发生在21世纪的中国西部农村。法国大革命期间，就有山岳党人提出，国家应将 5岁~12岁的儿童一律收容到24小时全托制的学校宿舍，进行强制教育。但这个提议在1793年的国民议会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论，遭遇流产。反对意见主要是：由于当时政府的财力所限，这个提案是不可能实现的。另有反对意见认为，国家对教育的强制，不符合自由的原则。
梁晓燕说，现在国外也有寄宿制学校，但一般是高收费的贵族学校，它要保证比非寄宿制学校的条件好很多。中国是在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普遍搞寄宿制，不可能条件很好，国家的充沛投入也不可能达到。她说，根据自己搜集到的大量资料表明，现有的寄宿制学校，对学生的营养、健康、心理、人格发展，包括知识的学习，都不是一个好办法。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政策简报》2009年第一期刊登的由西北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和斯坦福大学合作进行的一份调查研究报告也表明，农村寄宿制学校管理干预对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在校生巩固率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学生饮食、身体发育和心理发育方面的数据调查表明，寄宿生和非寄宿生之间存在显著的差距。
调查报告还表明：与非寄宿生相比，寄宿学生更倾向于无法安心学习、自卑及怀疑自己能力、易为一些小事烦恼、焦虑时易于失眠、易于对某些日常食物怀有恐惧以及冲动和控制力差等。
梁晓燕说：“教育面对的是一个一个的活的学生。人格养成是需要多种营养的。孩子的成长、亲情的需要，社区、家庭的作用非常重要，不是一所封闭式学校就能全部满足的。这么多孩子集中在一起，没有好的管理，弱小的孩子受欺负无处可逃。学校怕出事，所有方面都管得死死的，情形可想而知。”
然而安县桑枣镇第二中心小学校长税清礼，对寄宿制带来学生人格的不同成长方式，却持乐观态度。
税清礼说：“中心校的教育手段要丰富得多。村小往往是一个老师包班，村小孩子上课很自由，有的一个班三四个人，各上各的课，语文、数学都是一个老师教，一堂课可以上两个小时，很不规范。有的地方，调老师没人愿去，就请未受过培训的代课教师。孩子在村小上学，家庭条件差，一年也难得漱几次口，脚也不洗，被也不叠，回家做作业时，扯张凳子，有的在饭桌上做，上面还有油花。”他补充道：“现在的大学生，生活不能自理的多的是。”
孩子想家了怎么办？“我们这里有亲情电话，学生买卡后，可以给家长打电话。老师家访很少，多是通过电话与家长联系。”
税清礼说：“现在学校最大的担子就是安全。学生不能随便出校园。家长把孩子交到了学校，孩子在外出了事，家长要找学校，学校又不愿承担这个责任。外出遇到车祸怎么办？去外面买吃的，个体摊贩售出的食品质量不能保证。学生有事需要出校门，得开假条。家长来看孩子，要带出去的，家长要在假条上签字，责任移交。”
在桑枣二小的活动板房里，学生们每天6∶40起床早读，上课。下午2∶00~5∶00上课。晚饭后还要上两节晚自习。税清礼说：“这是为了安全起见，要把他们集中起来，不管不行啊。每节课都有老师看着。你要让他们看电视，有的孩子不爱看，就跑来跑去，容易出事。”
一天到晚在上课，孩子们的余暇在哪里？
税清礼校长说：“孩子们的课余活动有啊，课间操时间、午饭前后两个小时，学生都可以自由活动。但是按照上面的规定，学生不能离开老师的视线，否则学生出了事故，老师要承担责任。这一节课是你这个老师上的，全班50个学生，下课后要完完整整、一个不少地交给下一节课的老师。”
灾区一位寄宿制学校的校长则认为，学校对学生的管理程度超过了家庭管理，并带有军事化管理的性质。
“2001年开始在西部农村推广的寄宿制学校工程，有特别多的问题。它对学校管理的要求很高，这种突然转变，教育部门有没有作好准备？‘一刀切’到如此严重的程度，是在搞教育吗？”梁晓燕无奈地说：“如果挡不住这个决策，无论如何，小学一至三年级的孩子，应该在村小读书。坚决、坚决地反对一刀切。”
震区NGO，摇摆在进退之间
汶川地震那会儿，郑珂珂和几个同仁满腔热情奔赴灾区，从北京驾车输送物资过去。之后，他们决定呆在那里，继续帮忙。而这种想法在过去一年间，却不断遇挫。
他们拟向灾区学校提供一些资源援助，以支持当地的教育重建。凡事总需程序，他们若想让自己提供的教学设备和专业志愿者顺利进入学校，需要得到主管部门和具体学校的许可。多数时候，获得理解并不容易；少数几次，他们的志愿者遭到驱逐。
身为北京泓德中育文化发展中心副主任的郑珂珂说：“一年下来，政府能接受，我们就做；不能，我们就走。情况就是这样。”
地震发生之初，据估计，官方放行了约200余家民间组织进入灾区参与协同救援工作，包括一些国际组织在内，志愿者个体更是不计其数。这些自发力量的涌现让灾民感到温暖。
地震也给灾区带来一些不易察觉的社会问题，稍有不慎将演变成各类事端。维护稳定于是被地方提到核心工作序列，难以控制的外来机构和人员成为潜在的不安定诱因之一。政府逐步加强了对志愿者服务团队和个人的管理。
“灾区要稳定，”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协调人高圭滋对本刊记者说，“地震之后，灾区社会更加脆弱，官方将很多精力放在了对付这件事情上。”
对于许多奔赴四川灾区的民间组织或志愿者个体来说，困难时期远未结束。他们随时需要面临选择——离开，或者留下？
我们不需要他们
“以前我们想再找省政府做做工作，压压他们(地方官员)，”郑珂珂说，“现在我们是能做的做，做不了的就退。”
NGO的进与退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态度。在这一点上，郑珂珂深有体会。在广元市帮忙救援的时候，他遇见一位对中国教育问题颇有些“看法”的镇长。两人谈得投机，对方很快邀请他去支援当地教育建设。
几番往来，见到了分管教育的副镇长和当地主要学校校长，相互接纳的意愿已经明确，派驻志愿者进校助学的计划眼见就要达成。不曾想镇主要领导职务调动，原镇长一走，分管教育的副镇长第二天就知会郑珂珂，合作暂停，理由是“新镇长对这事儿有不同看法”。
同样的尴尬出现在都江堰。郑珂珂为当地一所全部被震毁的小学提供救助，此后向他们提出派驻志愿者。学校表示欢迎。在未向当地官方汇报的情况下，去年6月初，两位志愿者正式进入学校工作。
“校长特别好，叮嘱我们不要说自己是志愿者，就说是支教老师。白天没事儿就在帐篷里呆着，别乱跑，以免让人看到生面孔。”
事有不虞，学校一位老师向镇政府告发了这件事情，校长只好打电话让郑珂珂把志愿者领走。
透过官方系统疏通并不管用。为了在灾区立足，他们通过渠道找到四川省委的主要领导，该领导给地方的市委书记打了一个电话，市委书记再给当地教委打电话，约好见面。郑珂珂一方的3个人就从成都坐火车去了，见了面，不仅没有握手寒暄，地方教育官员坐在那里连站起来的意思都没有。这一次，就算有书记的话支持，合作同样没能成功。
“随便一个理由就把你推出来了。他如果想改变，就要千方百计和你合作，他如果不想改变，我就是给他一个班装一个投影仪，他也不干。”
郑珂珂抱着一种碰运气的想法，认为灾区面积如此之大，一地碰壁再换一地，总有去处。就这样，他坚持了接近一年。
不过，由于官方对NGO的管理正在加强，未来的不确定性一直存在。在绵竹市遵道镇开展社会救助工作的罗世鸿说，也许以后当灾区社会问题越来越多，官方会觉得应该让更多社会机构帮着他们做些事情。
绵竹市团委和青年志愿者协会在今年4月发出一则通知，要求加强对志愿服务团队和个人的管理。通知声称，在地震周年来临之际，将会有大量志愿者涌入，不排除别有用心的人打着志愿者旗号开展影响社会稳定的活动。
通知表示，他们已对一些机构和志愿者个人进行了核实和清理，并将继续。他们要求志愿者个人和服务团队进行再次登记，以确定服务时间、服务对象和服务方式。此外，当地官方各部门被要求掌握那些志愿者团队的详细人员名单。
鉴于这种情况，很多组织不得不选择离开。灾区的NGO绝对数量正在下降。以遵道镇为例，罗世鸿介绍说，在最高峰时期的动员例会上，NGO组织的与会数量有一两百个之间，这种情况保持了两三个月，现在也就十一二个了。
罗世鸿所在机构没有注册。最开始进入遵道的时候，他们与当地政府保持了愉快而紧密的合作。当时他们和镇政府在同一场地办公，为了发挥这些社会资源在灾后重建中的作用，遵道镇政府成立了以镇党委书记为组长的“遵道社会资源协调小组”。罗世鸿等加入到这个小组的办公室工作，镇政府还为他们挂了牌，并给了一枚公章。
一切变化似乎来得太快。本来他们还准备在绵竹团市委注册登记，这件事已是被认可的，但当团市委那个通知突然出炉之后，全部打算都泡了汤。镇政府不再允许他们继续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呆下去，将他们逐到了板房区。他们还将与那个半政府性质的协调小组办公室脱钩。
“我们准备撤出来，”协调办公室的前期负责人之一、罗世鸿的团队成员汪跃云说，“与当初相比，现在灾区不再欢迎志愿者。从去年8月份开始，我们就都比较清楚了，这个趋势是必然的。”
在一份有关退出那个协调办公室的报告中，他们也写道，“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遵道镇正逐步恢复生机，回到以往和谐发展的生活中去。我们作为志愿者，所能做的事情会逐步变得有限。在这样的发展形势下，我们将结束在遵道镇近一年的志愿服务工作。”
这，也许将成为一种常态。
在什邡市洛水镇一个大规模灾民安置点，管委会已经接到官方的指示，他们将把驻在小区内提供3岁以下婴儿洗浴帮助的“英国儿童救助会”的人员“请走”。
管委会主任表示，他们把是否为老百姓办实事作为判断一个组织优劣的标准，他们认为救助会不符标准，打着志愿者的旗号什么事也不干，还占据着灾区极为紧俏的板房。
目前灾区的安置小区几乎都成立了管委会，由一些体制内的抗震救灾“先进分子”充任成员，他们的职能是管理安置区内的所有事务，其中一项即过问外界人员和组织的进驻与往来。
洛水镇这位管委会主任一直对这些人保持着高度关注。
“我们也怕发生一些意外和麻烦。你也看到了，我们这里的人心态很好，外人进来问这问那的，没必要。”她说，“谁知道他们打什么主意。”
要让人放心
在同一个安置点，也有一些组织深得官方欣赏。NGO备灾中心就是这样。管委会主任对他们的评价是，“他们还是做了一些实事的，老百姓看得见，都比较认可。”
这个机构据称是由这位主任介绍给当地官方的。当他们试图在安置点开展工作的时候，找到了她。她告诉他们，你们要进入这里，起码要和政府搞好关系。
NGO备灾中心的执行主任张国远说，我们进入地方开展工作比较顺利，在资金和政策方面几乎不存在压力。
赠予亚洲和托克国际两个组织今年向灾区分别投入资金开展项目，NGO备灾中心成为他们的项目执行机构。他们得到300万元项目资金，有200万准备投入到洛水，政府无偿辟出一片土地，让他们建立创业基地。另外100万用于支持境内草根组织工作。有9个组织在招标阶段得到了他们的资金配给，已经在NGO备灾中心的驻在安置点开始工作。
张国远和另外一些成员原是四川地方的公务员，对体制内的情况非常了解，能较为顺畅地与官员们进行沟通与谈判。他认为这是他们能够搞好官方关系的最大优势。
“你知道，与政府官员的交流和沟通需要在一个特定环境下进行。以前我们和官方交流很多，合作也密切。他们说出来的一些话直译过来意思和他内心要表达的意思是不一样的。”他说，“有时候存在潜规则，你能听懂就很好，听不懂就很麻烦，需要进入他们的语境。”
张国远现在在汉旺和洛水分设了两个办公室。当他准备设点的时候，先派了一两个人前去与当地人同吃同住同玩，相互熟悉并建立信任，了解社区情况和需求后，建立办公室也就水到渠成了。
现在他们和当地官方、居民亲如邻居。管委会为他们的办公室挂了牌。他们自己在总结时，谈到了特别重要的两点经验：一、他们的全部工作人员都是四川本地人，这有助于消除沟通距离，产生一种亲和力；二、他们做地方特别是官方需要的事情。比如设立创业基金，为当地人提供创业培训。众所周知，就业一直是令地方政府头疼的问题，如果能够通过培训提升人们的创业技能，地方政府的压力会减轻许多。这也是他们的政绩。
不过，即使这样，官方也不完全对他们放心。那位管委会主任对本刊记者说，镇政府的领导有时候也会问起，这个机构都在干些什么呢？神神秘秘的样子。
“一定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我们在做和将做什么，”在汉旺的项目办公室，NGO备灾中心的管理人员张伟看看墙上一堆政府官员的联络信息说，“我们会定期将工作进度报告抄送给官方。”
官方对于NGO的拒绝更多时候是因为他们觉得没有把握。研究人士认为，在地震之初，政府之所以允许诸多机构涌入，是因为他们被巨大灾害拖住了身子，无法分散更多精力。他们乐观其成，也需要这些外力共济灾民，直到有精力应付这些额外事务为止。
“在多数地方，外来人员不属于他的管辖范围，他们不知道你会在当地怎么样，把你弄走了他就放心了，”高圭滋说，“在整个灾区，这方面有一些共通的东西。”
高圭滋所在的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平台成立于地震发生之后，旨在为许多寻求进入灾区的NGO提供信息和资源整合一类帮助。通过他们进入灾区的NGO据说超过100家。
官方对于NGO的排斥也与一些NGO或志愿者自身不洁有关联。在都江堰，官方曾抓获5名“志愿者”，他们在灾区无所事事，领取各种物资后搭起帐篷，白天睡觉，晚上出门。这引起有关方面的怀疑，他们查出这些人携有撬锁工具。
“这5个人真他妈的……”郑珂珂说，“现在我们尽量回避志愿者称号，只说自己是支教老师。”
绵竹团市委的那份通知也提及，有一小部分人打着志愿者的旗号做一些违背志愿者精神的事情。对那些违法乱纪的个人和团队将取消服务资格，予以清退，或移送法办。
这只是一根导火索，官方真正担心的还是外来志愿者对于当地居民情绪的干扰与影响。在通常没有外人的情况下，他们只需要控制住现场，切断各种信息传播渠道，任何事态都可以掌握，不被扩大。外来机构对他们的这种做法构成挑战。
在一些死亡人数过大特别是学校倒塌过甚的地方，志愿者成为家长们倾诉的对象。这些人是他们认为唯一可以信赖的。这时候，一些年轻志愿者有可能加入到控诉行列，鼓励家长们主张权利。在都江堰，有200位失去孩子的家长曾经情绪激动试图上访，结果全部被武力架回。还不清楚，是否有志愿者参与其中。郑珂珂也认为，志愿者在灾区的工作技巧有待提高。
“你得明白实际情况是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他说，“你不代表你个人，你是一个群体，要抛开个人情绪，要有技巧。”
可持续难题
NGO自身的能力建设水平也决定了他们在灾区能走多远。早在地震之初，即使官方未加干扰，就境内草根组织而言，能力的薄弱也制约了他们的发挥水准。
罗世鸿对此颇有感触。他说，“我们总是相信有钱就能搞定一切，有物资就可以帮助别人，但慢慢就发现，这个想法是错的。”
在紧急救援阶段，国内外的物资源源不断输送到灾区，仅一个镇就超千万甚至过亿吨。这时候，如何分配物资就是对NGO能力的一种考量。它涉及物流体系、仓储管理、社区调查，只有具备这些专业素养，才能确保公平高效地分发。在遵道镇，罗世鸿等人需要服务2万人，他们有一个100多人的志愿者团队，最终还是乱作一团。
与他们相比，一些境外组织的专业和高效令人叹为观止。以西班牙人和英国人为例，西班牙小组负责供水，他们只派了3个人。在进行一番技术和专业整合之后，计算出每人每天需要喝多少水、洗漱多少水，基本保障需要多少升等，一番计算后，即刻架起设备供给，两天就确保让15万人用上干净水。英国人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他们负责厕所设置。当他们知道一个安置区的具体人数后，马上会计算出多少人头需要设置一个厕所，一个厕所能覆盖多大安置点，并相应配备哪些硬件设施。
紧急救援阶段很快过去，灾区进入重建阶段。对于很多NGO来说，方向发生了转变，必须进入社区工作。这要求他们具备凭借专业技能进行持久作战的能力，仅靠一腔热情是不够的。
去年10月以后，罗的团队开始对志愿者成员进行日常工作方法培训，他们认为这件事情不能再拖了。更多组织也像他们一样，依然在路上摸索。
如果不能使自己的综合能力在短期内得到强化与提升，他们只好从灾区黯然收场。这种综合能力包括运作资金的可持续、专业人才的充实以及组织内部管理的有序。
以资金为例，很多组织不具备筹资能力，没有人给他们资助。一种常见的节省成本的办法是，组织内的每个志愿者需要承担各自的费用，所在组织不为此埋单。在什邡，重庆市助老助残志愿者服务总队的团委书记张斐告诉本刊记者，AA制是灾区NGO的普遍做法，这样组织就没有负担了。
最初拥有的参与热情，可以支持志愿者自掏腰包献几周爱心，但却很难长久。“生存都是问题，”乐施会四川办公室的负责人翟凡说，“就像每个家庭要过日子一样，没有资金，想都不要想。”
乐施会是唯一一家拿到官方批文可以在灾区工作的国际组织，震后在成都设立了办公室。他们计划在未来3到5年内投入逾1.3亿港币参与灾区重建，为当地改善小型基础设施和生计状况。资金不是问题。不过即便如此，他们的服务对象和能力也是有限的。灾区的需求空白太多了，没有任何一家组织能够全部包揽。他们所能做的和别的NGO一样，无非是以政府的强大力量和覆盖面为背景，做好配合工作。
“我们也在坚持，”翟凡说，“到底有多久，也难以说清。”
就目前来看，还有一些NGO或志愿者个人寻求进入灾区工作。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提醒他们，一定要考虑清楚，事先做好充分准备，否则不要贸然行动。中心的协调人之一田军说，他们很想帮助别人，但要做好可持续的、长期呆下去的打算，“当做好事成为一种压力的时候，你会很痛苦，受助者也是。”
即将离去的汪跃云看起来就很无奈。一年来他们一直“在努力、在尽力、在成长”，只是很多设想都没有展开，就要终结了。他说他们将被当地的老百姓慢慢淡忘，因为并没有如预期那样对社区产生什么深远影响，彼此间的信任都还来不及建立。
不过，他又极肯定地断言，由于政府提供的服务(特别是软性层面的服务)不能覆盖全部群体与角落，在起到补充与替代作用的NGO陆续离开之后，灾区的潜在需求因不得满足而导致的后果可能会在更长的时间里显现。
最近北川县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的自杀就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弹。当地政府已经发文要求分门别类摸清官员的精神状态，深化干部关爱工作。
在什邡市的一个安置点，一位灾民对记者说，我们需要这些人(NGO)。
那是一个晚上，音乐节奏轻快，很多心情不错的灾民在橙红色灯光下跳舞。那片开阔的用帐篷搭建起来的场地是一家NGO组织为他们开辟的娱乐中心。
灾民说，“他们的办事效率比政府要高。”
目前还没有人对NGO在灾区的作用进行一个全面客观的评估，但需求、信任甚至是依赖的确存在。
“有个老乡蹲在家门口，看到对面田坎上有人路过，一看不是本地人，就能判断那是志愿者，心里就有安慰，知道还有人在关心他，人还没有走完。”高圭滋说，“志愿者不需要做什么事情，也不需要和他打招呼，只需要从那里路过，也许就能挽救一条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