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一年后的灾区，一切都在废墟上艰难重建。重建的不仅有制度与建筑，还有人心与家庭。结婚、离婚、再生育、流产、夭折……灾难过后，这些“家变”主题大规模地在青山绿水和残垣断壁间上演，大劫之后收藏起大恸，重新憧憬和建设未来的生活，是灾区民众普遍的心愿，而最能安抚他们受伤的心灵的，正是我们成长的母体、无数人奋斗的终极——家庭
南方人物周刊2009019期封面
4位身着僧袍的丛林弟子站成一列，面朝一处残酷得几近狰狞的废墟，双目紧闭，双手合十，开始诵经。先是《往生咒》，再是《弥陀佛经》。经文念罢、十称佛号之时，出家人眼泪溢出，无法隐忍。
这一天是2009年4月3日，“5·12” 大地震后首度清明来临；而在北川当地，清明前上坟祭扫是一种习俗。几位佛家弟子来自北川唯一的佛教经院擂鼓镇圆通寺，其中释普灿、释照德两位师傅是在北川土生土长。地震的那一刻，圆通寺亦未能幸免：随着剧烈的地动山摇，寺庙大殿房顶垮塌3处、30米的围墙顷刻间夷为平地。当时，释普灿、释照德流下了出家后的第一滴泪水。紧接着，两位僧人本能地冲出山门，返回到世俗的家中，遍寻昔日亲友。释照德，这位出家人坦言，在如此的灾难面前，家，还是无法让他放下。
4月1日到4日，是北川老县城的开放日，这场劫难中的幸存者被获许进入昔日家园，祭奠亡灵。天空虽然有太阳，但是照在身上并不温暖，废墟之上间或吹来阵阵轻风，夹杂着山间的雾气，有些阴冷之感。鞭炮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一家一家的人们手捧黄菊花、香烛、冥币，在一处处残垣断壁前或驻足、或凝望、或哭泣。北川的西南坡，一处原本风景绝美的眺望台，登者可俯瞰全城，如今，成了羌族人的“望乡台”。当地人说，人死后归魄可以登台观望阳世的家园。因此，这里成为了北川最大的一处祭祀场，人们觉得，这里与亲人的魂魄最近。
春已来到。在连片的废墟狭缝之间，一些叫不上名字的草本植物正在新生，嫩嫩的、绿绿的。年轻的妈妈俯下身去，给7个月大的儿子摘下一朵野花，金黄色的，攥在他手里，摇一摇，摆一摆，孩子立刻咧开嘴来，笑声如铜铃般悦耳。一家人刚刚祭奠完孩子在地震中遇难的爷爷，眼角的泪痕还清晰可见；而孩子的笑声明显缓释了方才的痛楚。这个震后整整3个月产下的小生命，让这一家的生活重新找回了意义。
聚散分合构成了这个世界最小的社会组织——家庭。结婚、离婚、再婚、繁衍、死亡，是再平常不过的人生悲喜剧。然而地震，令这种平常成为了非常：它刹那间集中摧毁了同一地区的大多数家庭，挑战人的心理极限，让白发人送黑发人，让年轻的家庭支离破碎；将希望集中变作绝望，将幸福集中化作伤悲。
震后的人们显然不能够承受这种“集中”，更不能够接受这种“集中”。于是，他们用另一种“集中”来填补和修复。你毁灭的，我要重建；你破碎的，我要重圆；你带走的，我要重生。在北川老县城漫长的祭奠队伍里，不少震后“牵手”的人们走在一起，或并排，或一前一后；肩与肩之间生生隔出一段距离。行走时，这段距离时而拉长，时而又缩短，但终究存在着，无法销匿。
挺着大肚子的女人们走得很慢，头总是低着，额头有汗。与熟人撞见，总会被拦下问上几句，尤其是那些看上去早已过了生育年龄的。她们显然是在控制情绪，但多数无法控制住，流泪是最常见的发泄。女人们带着崭新的生命来看望死去的孩子，有些人告诉我，她们在废墟中的骨肉已经快到了上大学的年纪。
北川人说，地震改变了一切，都与家有关：家乡、家庭、家人。现在，一座叫作永昌的新县城正在规划建设中；一对对震后伴侣正在重新组建家庭、重新孕育生命、重新构想生活。
但是，地震家变究竟带来了什么，还将带来什么，尚没有人能说清道明。
一家门庭若市的婚介所
在北川任家坪板房社区的电线杆上，一张张白底黑字或红字的招贴广告很是显眼，上面用小5号字密密麻麻地写着单身男女的相关信息：年龄、身高、职业、收入、房车有无。当然，还有一个极为普遍的个人条件——“地震丧偶”。
按图索骥，我们照着一则广告下方的地址来到了“北川诚信婚介所”。这里偏僻而又隐蔽，位于距离北川老县城40公里的安昌镇，即便如此，它每天依旧门庭若市。房子不大，租来的，30平米左右，邓群华就坐在门口，摆了两张木头椅子，一个玻璃小茶几，茶几上放着两部手机、一个工作手册、两本登记簿，再就是好几张之前在任家坪看到的那种征婚广告。她每天就在这儿上班：接听电话、接待上门的顾客、详尽记录、联系合适的对象。在我们交谈的两个小时里，共有两位征婚男士上门，邓接到打听情况的电话近10个，她又打出去6个——反馈信息、沟通想法、讨价还价。
邓群华是北川陈家坝乡老场村人，40多岁，长得很年轻，也很会打扮自己，穿着一件土黄色的仿皮夹克，烫了卷发并微微挑染。她告诉我们，自己在北川一直算是比较时髦的那种人。地震以前，她就在陈家坝做裁缝，业余有个爱好，说媒，而现在这成为她的正业。经她介绍成功并结婚生子的，就有近50对，邓群华说自己很享受别人谢媒时自己那种“挂红放炮”的感觉，她的家里总有吃不尽的喜糖。不过，她的男人对她不好，总是拳脚相待。以前是为了孩子，她忍；地震过后，自己觉得“捡回了一条命”，要“好好过日子”，便头也不回地离婚，用大半年时间东拼西凑了4千块钱，办起了这个婚介所，“为别人找幸福”。
邓群华的工作手册上有条有理地记录着自3月5日开业以来整整一个月的业务：登记单身男84个，单身女 109个，而其中由于地震丧偶希望重组家庭的男女共130人，占了一大半。最终同意结婚的共有46人，23对；谈了恋爱又中途分手的共10人，5对。邓群华得意地说，基本上每天都有一对准备结婚，“速度很快，好像想都不用想”。而她自己也重新收获了爱情，与北川县医院57岁的内科医生蹇洪培预备重组家庭。
蹇洪培显然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他提起地震和死去的妻子，两句话便泣不成声。邓群华给他递来两张纸巾，说：“她(指蹇的前妻)今后就是我的大姐，我跟你一起去扫墓。”邓停顿了一会儿，告诉我，震后重组家庭与正常的“二婚”不同的是，一方对另一方死去的丈夫或妻子都很尊重，家里可以放前夫前妻的照片，会陪着对方一起为前夫前妻祭扫，也能接受留下的孩子。“毕竟，这种灾难是大家共同经历的。”
蹇洪培出去洗了一把脸，回来告诉我，北川县医院原来有240多名职工，地震中死了127人。震后不到半年，就有30多对结婚、重组家庭。他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在西昌工作，尽管衣食无忧，但“悲伤和压力令人窒息”，“特别是夜晚，有一种等不到天明的感觉 ”。蹇洪培希望，自己能尽快与邓共度余生。
婚姻，与爱情相关，或者无关
现在，尚兴琼终于可以喘口气了，能迎着周末下午的阳光，坐在绵阳五一广场的露天茶馆里，和我们聊天，还嗑着瓜子。她说，如果早来几天，估计咱们只能谈上半小时。
震后，她做了10个月的北川县妇联临时主席，前些天才被免去，回到原来所在的县工商联任职。人们评价：她在10个月里干完了几任主席也干不完的事。尚兴琼是名副其实的临危受命，彼时，震后北川县11个行政村的妇联主席、2个乡妇联主席和3个县妇联主要干部全部遇难；而全县1480名已婚妇女顷刻间变为单身，还有孤儿的问题、残障儿童的问题、孤老的问题，这些事情一股脑地全部摆在了尚兴琼的面前。1480人中，也包括了她自己；地震的时候，她才与丈夫道别不超过5分钟，即成永别。
在她手上，策划了3场相亲大会，搞了4场重组家庭的集中心理辅导，把78名地震孤儿送到了山东日照安康家园，那里是一座占地近4万平米的大型孤儿安置机构。同时，3座设施完备的儿童友好家园也在板房区落成。
尚兴琼说，在外界眼中，帮灾区盖房子、修公路是当前最紧要的事情。但是，房子盖好了，“和谁一起住”；道路修通了，“和谁一起走”；这些问题不易被察觉，但其实是很多人心中隐匿最深的伤疤。重组家庭，不是浪漫，而是生活的基本需求。
今年2月28日，尚兴琼在擂鼓镇筹办了第一场“单身联谊会”，一开始怕没人过来，结果现场挤进去400 人，超出了场地承受能力的几十倍。联谊会形式很简单，目的很直接，女的拿起绣球就抛，接到的就上前来互换电话号码。两个小时光景，成了十几对。尚兴琼不动声色，站在一个犄角旮旯的地方细细观察着眼前的男男女女，很明显——男的多、女的少，年轻的多、上年纪的少，本地的多、外地的少。
后来，她走出屋子准备接听电话时，外面的一幅场景给了她更大的震撼，以至于她忘了摁下手机的接听键。是时，屋子四面墙外的玻璃窗户上，趴满了三四十岁的女人们，她们争相往里张望，却始终不愿转身迈进屋去，如同雷池一般，泾渭分明。尚兴琼意识到：她们是想进去的，但传统和世俗的枷锁太难斩去。丈夫已经遇难，但再嫁却需要巨大的勇气，孩子异样的目光，健在的公公婆婆的情绪，当然还有，与前夫深厚的感情……
几天以后，一场声势浩大的专题心理辅导在板房社区开始，尚兴琼除了自己上去讲，还请来了中科院的专家。专家一开场，就告诉下面的听众：重建家园，最先要建起来的当是小家。这句话说出口，就是一剂强心针，叫众多大龄男女连连点头。尤其让尚兴琼看到希望的是，很多老人也搬个凳子过来听课，听完以后，他们反倒动员自己的儿媳重组家庭。3月8日，第二场相亲大会在永兴板房举行的时候，参加的人数增加到600人，而且出现了女多男少的情况，尚兴琼觉得，这样的数字才与实际相符。
10个月的特殊时期工作，尚兴琼自己有很多分析、思考、总结。据她掌握的情况，北川城镇机关、事业单位的男性干部大都在2009年春节前重新结婚或有了合适对象；很大一部分农村女性也找到了自己新的依靠。问题最大的是城镇女性，尤其是大龄妇女和知识女性，有着落的很少。这一部分人群要求较高，不愿意随随便便嫁了，而与己门当户对的男性，又更倾向于寻找年轻貌美的。“40多岁的男的，条件好的，找个20多的漂亮女的没问题；但是反过来，就很成问题。”尚兴琼认识的一些条件好的北川男人，很短时间内已经看了十几个准对象，“俏得很”。
北川男“俏”到什么程度，尚兴琼有一个最形象的说明：经常有外地女人给北川妇联打电话，要求介绍对象，绵阳、德阳、成都、重庆的都有；与之对应的是，北川女人经常会到妇联提意见，让他们不要为外地人做红娘，说“这是在抢北川的好资源”。
虽然为北川的破碎家庭重组是尚兴琼的心愿，但是她也有忧虑，这种忧虑时常困扰着她无法入眠。即便是现在离开了妇联，回到安逸的工商联办公室，她也间或为此冒出冷汗。如此短时间的、几乎无恋爱的事实婚姻；如此现实主导、需求主导的集中结合，将会留下怎样的后遗症？尚兴琼分析，当前重组家庭的潜在危机在于：双方孩子的抚养问题、年龄跨度问题、赡养夫妻双方和前任夫妻双方父母老人的问题、家庭遗留财产的纠纷问题、过夫妻生活的地点问题等等。“像抚恤金，干部有5万左右，公安部门有10万，电信那些单位有50万。有多少人是冲着钱去的，说不清楚。”尚兴琼举了例子，一个20多岁的妙龄少女地震前刚刚结婚，结果震后随即离婚，嫁给了地震丧偶的某政府机关职员；而北川男在挑选再婚妻子的时候，对很多来自绵阳、德阳等地有车有房的女性情有独钟。
摆在眼前的事实是，不少的重组家庭拒绝结婚登记，他们仅选择同居。北川县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部长罗华明对此关注了很多时日，他分析这种现象造成的原因是：防范心理和现实心理。
突然失去伴侣又突然重新组建家庭，罗华明觉得，这两个“突然”的威力就足以成就一枚不定时的隐形炸弹。“大灾难面前，每个人呈现出来的都是最善良、最纯真、最美丽的一面。随着灾难的远去，生活的继续，一切人性复杂的面貌都会卷土重来，甚至愈演愈烈。”
现实的问题则更加不言而喻。灾区有关重建和补偿的一系列政策还没有全部制定出来，每个人都在观望。不少人私下里认为，一个户口本就会分一套房，两个未婚家庭就是两套房；一旦去登记结婚，等于白白少掉了一处房产。罗华明最近注意到，居住在永昌镇顺义村的不少有房子的“老光棍”这段时间成为了香饽饽。根据确定的规划方案，顺义村即将成为北川新县城的政经核心区域，房屋价值可想而知。
令罗华明更为忧心的是，如今的重组家庭高峰，到三五年后，随着物质生活的恢复和稳定，一些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是否会土崩瓦解，带来新一轮的分手高峰、离婚高峰？甚至，在抚养小孩问题上、分割财产问题上、赡养老人问题上，一旦发生纠纷，家庭暴力也许无法避免。讲完这些，罗华明连喝了好几口茶，放茶杯的时候，手微微颤抖了一下。
接着，就是沉默。
生，还是不生？
有关灾区丧子再生育的话题，罗华明几次欲言又止。
但这个问题终究无法绕过。尚兴琼走访过多位高龄产妇，这个特殊人群的心理状况已经濒临崩溃。“有无生育危险”、“孩子是否正常”、“有无能力抚养”等疑惑萦绕在每个人的心头，无法解开。有人亲口对尚说，自己的孩子已经快上大学了，突然死了，再生一个，就算能健健康康地长大，但是再到他要上大学，自己已经接近死亡了。“生，还是不生？”
截至尚兴琼离任，擂鼓、任家坪、永兴、竹林四大板房社区，共有227名女性正在重新怀孕准备生育；有21名女性在再生育过程中遭遇流产。第一个震后再生育婴儿，已于今年2月在安县中医院顺利产下，目前母婴平安。
“5·12”大地震后，据北川县计生局的不完全统计，全县约有1200个家庭需要再生育，目前，已有 1000多对夫妇填写了《再生育全程服务行动技术服务登记表》。而四川省人口计生部门的调查结果显示：灾区子女死亡并有生育意愿的计划生育家庭共计 6000余个；截至2008年12月底，757名妇女已再度怀孕。江油、什邡等地，已有不少再生育婴儿降生。初步估算，地震一周年之际，四川地震灾区将迎来首个再生育小高峰。
针对灾后再生育问题跟踪调查将近一年的《中国妇女报》驻成都记者蔡锦其坦言，这场生育大潮的起落过程是 “希望和失望的交织”。她几乎每个月都会下到板房区，打听谁家“怀上了”，但是很多时候听到的回答却令她揪心。据蔡锦其介绍，以北川永兴板房为例，社区内共有70多个妇女震后“ 取了环”，如今顺利怀上的屈指可数。“像回龙社区43岁的向女士，地震中失去了小女儿，留下弱智的大儿子，她去年8月份取了环，又花了2000多元做输卵管通水手术，至今仍然没有怀孕。”
如今，在北川、彭州、都江堰的各种场合，挂在人们嘴边的高频词汇就是生养孩子。但是，现实中的困难却纷繁复杂，有的还难以启齿。
王秀娥(化名)，现年35岁，北川禹里乡干部，地震中丧女。她希望尽快重新生养孩子，但丈夫却在绵阳市区工作。禹里乡处于偏僻地带，为了见一次丈夫，她需要走好几天崎岖的山路。因此，夫妻二人两到三个月才能见一次面。年龄不等人，孩子又是这种分居两地夫妻的重要纽带，一旦没有孩子，婚姻极有可能破裂。王秀娥害怕失去这个家，几度考虑辞职。
王秀娥的担忧绝非无中生有。在北川曲山镇楼房坪1组，39岁的朱敏云(化名)去年失去了一双儿女，夫妻俩为此经常吵闹。震后一个月，朱敏云就取环准备怀孕，至今无果。丈夫对她失去了信心，独自离家，到山西挖煤去了。而擂鼓街道50岁的陈凤(化名)，丈夫已近花甲，唯一的儿子遇难后，想再生一个，但迟迟下不了决心：怕自己高龄，生孩子有危险；怕孩子生下后畸形或残废；怕孩子没养大，自己先离开人世，给社会留下孤儿。“怕”，是这对丧子夫妻每天的挣扎。
从去年6月开始，四川省生殖健康研究中心及其附属专科医院开展计划为期两年的“再生育援助活动”。项目组专家范主任从医学角度解释了震后再生育难题。就女方而言，大都属于高龄产妇，相当一部分做过结扎手术，或者长期放环，有的已经出现卵巢储备功能下降、输卵管堵塞、子宫内膜异位等。从男性角度，不少人多年前做过输精管结扎，由此会引起睾丸淤积综合症，进而造成生精功能障碍，影响生育能力。而众所周知的灾区民众的心理问题诸如悲伤、恐惧、紧张，会转化成生理层面的夫妻双方生殖内分泌失调，这会严重影响和破坏生育功能。
蔡锦其一年的调查结果是：灾区板房几乎不隔音，一家人说话三家人听，居住条件差，就近就业困难，夫妻情绪焦虑，性格暴躁无常。在夫妻心情复杂不安的情况下，许多人为生孩子而刻意过性生活，怀上孕质量也不高。而据绵阳市妇幼保健院的数据，仅2008年12 月，北川县孕妇就有16例流产先兆的病例。
由“重组家庭”和“再生育”引申而来的性生活问题，是灾区社会生活中最容易被人忘却和忽视的。作为妇女报记者，蔡锦其曾在各大板房社区问过这样的话：“你们地震后，干那事儿吗？”多数人回答，刚震完的时候，“没有心情，也没有地方”，后来住上了板房，“怕左右邻居听见”，现在是“管他呢，做就做了”。
板房，是个特殊的地理概念，它临时、短暂、封闭却又连通，一家挨着一家，两家之间仅仅是一块薄薄的板。由于板房数量有限、空间大小有限，大人小孩往往同处一室。住在板房里的孩子当中，既有襁褓中的婴儿、咿呀学语的幼童，也有正在变声的大小子和经历了初潮的大闺女。大人们觉着，孩子就是孩子，他们不谙世事，或者“已经睡着了”。有过长期板房居住经历的蔡锦其为此急得焦头烂额，她认为这是大事：现在的孩子已经 “懂得很多”，过早让孩子目睹两性生活，无论男孩女孩，无论年龄大小，影响都将是负面的，而且不可估量。
在北川的每一个板房社区里，每一个重组家庭都没有悬挂“喜”字。震后首对重组新人——40岁的张建均与同龄的母贤碧，12块钱照了几张结婚登记照，9块钱到镇里登记结婚，20块钱买了两斤糖果给四邻散发。张建均晚上去割了点肉，一家四口坐在板房里大吃了一顿，即是婚礼。总花销不超过50元。所有的一切都那么简单，那么轻描淡写。
大地震后一年的四川灾区，结婚、离婚、再生育、流产、夭折……这些“家变”经常性地在青山绿水和残垣断壁间上演，即使家变过程中爱欲、美好、阴鸷、绝望、希望、自私、无私交织迭覆、如影随形，灾区的人们还是宁愿不去想得那么深刻、看得那么透彻，毕竟，如此巨大的灾难过后，活着本身，已算是一种幸运。
该平静了。板房区的人们每天自得其乐。在这片军营般整齐划一的地盘上，网吧、茶馆、机麻、烧烤、发廊、美容院散布其中。入夜，并不宽阔的空地上，曲声激荡悠扬，羌族男女翩翩起舞。周围，抱着孩子的、怀着孩子的、谈着对象的、重新结合的，还有那些须发斑白的老人们，看得出神，嘴角溢出笑容。
在这一刹那，每个人的心中都只有对幸福的渴望与分享。
四个丈夫之死
生于5·12：四个地震遗腹子的一年
本文记录的是四个地震遗腹子、母亲以及他们背后家庭的一年，她们是张建清和女儿席菁雯、廖乾美和女儿王宇辰、刘小燕和儿子谢雨辰、杨菊花和儿子朱扬。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愿生命不息
2008年1月，春节
尽管从北川擂鼓镇通往任家坪的路上雪下得挺大，风在吹着，雪花飘到脸上有点儿冷，骑在摩托车后座上的张建清还是感受到了幸福在生长。
32岁的她怀孕已经两个月了，这将是她和丈夫席刚的第二个小孩。
1998年，他们俩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女儿。那个时候，生活艰难，房屋破陋。经过这些年的努力，他们在2005年盖起了新房。3年了，节衣缩食的日子逐渐远去，为盖房所借的外债悉数还清。家中还有了新购置的摩托车。在这样好转的景况之中，席刚决定和张建清再生一个小孩。
怀孕的张建清对席刚笑言，我如果再生个女孩，你一定会对我不好。席刚告诉她，你如果生个男孩，我才对你不好。他喜欢女孩，不喜欢男孩，这和许多农村里的父亲不太一样。
这是2008年初的春节，除了雪下得大一些，北川如同过往经年，静躺在沉默的群山之中。飘落的白雪看上去像是铺撒开去的面粉。很多年前就有人说过，北川仿佛夹在两片巨大的饺子皮中，说不定哪天就“包饺子”了。大家权当笑话，姑妄听之言之。在上了点年纪的人的记忆里，北川有过小级别的地震，那似乎有些遥远而模糊，好像从未发生一样。
张建清坐在老公的摩托车上是要回娘家拜年。她的父母、大姐、二姐都住在任家坪。擂鼓镇离任家坪不远，只需十几分钟的车程便可达到。四川的节日里，搓麻将是少不了的固定节目。张建清的父母人缘好，村里人喜欢到他们家围桌打麻将。
同一大队上的廖乾美和老公王昌伟是此中的牌友。廖乾美也怀孕了，牌桌上，她会和张建清聊一聊孕妇的感受。生于1984年的廖乾美是第一次怀上娃娃。王昌伟性格外向，在牌桌上不停地说着笑话。“他一开口就能让人笑。”这一点让一块儿打麻将的张建清印象深刻。
从廖乾美怀孕起，王昌伟每天都要摸摸她的肚子，听一听胎动。他们俩在三四年前在绵阳结识。2007年，王昌伟的妹妹结婚了，哥哥不能落后，他在2008年的元旦与廖乾美结婚。结婚时，廖乾美肚里的小孩快3个月了。
纷飞的雪花之中，许多人都认为2008年会是一个好年份，这包括住在北川县城农贸市场旁的刘小燕和她的老公谢军。在刘小燕看来，这一年会有许多好事，比如，“北京奥运会不是要开了么。”怀着希望，他们在正月初十举行了婚礼。
过年这些天，在北川县城农贸市场卖猪肉的朱春禹获得了难得的休息时间。他的老家在北川一座高山之上的白果村。几年前，他爱上了住在白果村对面景家山顶的杨菊花。杨菊花的父母对这两个年轻人相好并不乐意。他们在山里住了几十年了，深知山居的不便，希望女儿能嫁到满是山峦的北川之外，而不是北川的另一个山头。杨菊花不管父母的意见，执意要嫁给朱春禹。“我们怎么说他都不听。”杨菊花的母亲母贤蓉说。结婚后，他们在北川气象局处花11万买了一套110平米左右的二手房。
景家山上的风景不错，有云雾缭绕时，仿如仙境。有人开始在那里开发房地产。杨菊花的父亲杨正林将七亩多的土地，以每亩8000元的价钱转让给了房地产开发商。在白果村，朱春禹家正想扩大养猪的规模，杨正林将转让土地所获6万块钱投给了朱家。朱家的养猪规模由此达到了60头。这些猪长大后宰杀卖掉，“每头能卖两千多块钱。”好日子似乎在快马加鞭地到来。
雪下得大，路不好走，杨菊花在过年期间都没有上到被雪覆盖的景家山。她和老公在县城度过了春节。她的行动不是很方便。2006年的时候，朱春禹骑摩托车载着她，在北川大酒店门口被一辆汽车撞上，造成她的左腿粉碎性骨折。当时她已怀孕，孩子没保住。断腿被植入了钢板，并用10枚钢钉固定住。
冬天过去了。春暖花开的季节，杨菊花再次怀孕。怀孕的她喜欢待在景家山上的父母家中，那里宁静且环境优美，是静养的好地方。
在春天里怀孕的还有刘小燕。这次怀孕算是“意外”。生于1987年的刘小燕和生于1985年的谢军都觉得自己还年轻，可以玩几年再说，但既然“不小心”怀上了小孩，就开始仓促地为成为父母而做着准备。
“5·12”——四个丈夫之死
短暂的春天消逝，夏至已至。北川的5月里，大片的油菜地开始成熟，等待农人们收割。“明前金，明后银”，山上更受欢迎的明前茶已经采摘过，明后茶的采摘也已在进行之中。
2008年5月12日的晨间，像许多个过去的平常日子一样，席刚很早就起床了，他把屋里给清扫干净，还到地里抓紧时间割了一道成熟的油菜。已经怀孕7个月的张建清看到丈夫劳累，心疼地说，我帮着去割一割油菜吧。席刚不同意妻子的建议。他告诉妻子，工地上还剩下最后一天活，干完今天的活，他就把地里的油菜全收了。接着，席刚骑着摩托车出门。这是5月12日早上7点半。他得在8点钟之前赶到北川大酒店。北川大酒店的后边正在建商品房，席刚是负责刷墙的工人。这些年，他就是凭着刷墙的手艺在给家人描绘着新生活。
朱春禹在5月12日的早上倒是起晚了。他平时的起床时间是早上5点钟，因为他得一大早赶到北川县城的农贸市场售卖猪肉。怀孕的妻子杨菊花住在景家山上，朱春禹每天傍晚六点多钟卖完猪肉后，骑30分钟的摩托车回到山路环绕的景家山，和妻子住在一起。5月12 日的早上，朱春禹醒来时已过早上8时。家人说，这么晚了，要不今天休息一天，别去卖猪肉了。头一天的猪肉没全卖完，还剩下十多斤。朱春禹琢磨着还是下山去把这十几斤肉卖掉得了。于是，他骑着摩托车下山了。
十几斤肉很快就卖完的，但朱春禹没有马上回景家山，有人看到他卖完肉之后，和别人在打扑克。下午一点多的时候，杨菊花给朱春禹打了个电话，问他什么时候上山，上山的时候随便带条鱼回来。“这是邻居家让带的，他在市场里买鱼方便。”
同在农贸市场卖水果副食的谢军离朱春禹的肉摊不远。中午的时候，刘小燕从市场旁的家里走到水果副食店去吃午饭。家离店铺很近，步行只需要一分多钟。那天中午的两菜一汤中有回锅肉，但已经怀孕两个月的刘小燕对肉全然没有胃口。吃完饭快两点了，刘小燕回到住处，准备休息。
王昌伟在位于北川王家岩下的民政局里帮人安装电线，中午，他骑着摩托车回到了任家坪的家中吃午饭。王昌伟以装修为业。在5月12日的头一天，他所工作的工地宣布停工一天。5月12日这天，他本可在任家坪的家中休息，但看着老婆快生了，这段时间努力干活挣钱的王昌伟闲不住。正好有朋友的工地需要赶工装电线，王昌伟就帮忙去了。
吃完午饭，中午1点半，王昌伟准备出门，他有个习惯，出门前都要给妻子廖乾美打声招呼，这一次也不例外。
5月12日下午两点二十分已过，北川天气阴沉，闷热，令人困乏。在擂鼓镇家中睡午觉的张建清起床去屋后上厕所。快走到厕所的时候，张建清感到自己有些摇晃。她心想，是不是怀孕的原因，血压有点低么。紧接着，就是剧烈地震动。整个北川失去了重心，大地震来了。
地震突然而至的时候，廖乾美正在家中一楼，她赶紧躲到桌子底下。“我在电视上看到过，地震发生时，有人躲到桌子底下。”
住在景家山上的杨菊花则有点懵，不知该怎么办好，她在屋里没有跑，但站不稳，邻居叫她跑，她才跑出屋去。
住在家中二楼的刘小燕则躲进了嵌在墙壁上的衣柜里，两手用力地撑住衣柜，但地震强大的力度把她从柜子里抛了出来。在天摇地转的时候，她听见窗外传进来老公谢军的喊声——燕儿，燕儿……“喊声很着急很担心。”平时，她通过窗口，就可以看到丈夫所在的水果副食铺面。
剧烈震动持续了一分钟。当刘小燕望向窗外的时候，整个农贸市场成为了一片废墟，“堆得像山那么高。”在震动中，刘小燕感觉房子往下沉。当她从房子里跑出来的时候，发现有一栋七层楼房斜靠过来，将她所在的楼压下去半层。
廖乾美虽然怀着孕，但行动利索，她第一个跑到了任家坪西山坡的一块空地上。不久，这里就聚集了众多逃出来的人。余震不断。“有时候，余震能把人从平地弹起来一米高。”廖乾美感到非常害怕，觉得“世界末日到了。”
张建清跑出来之后，没见到公公婆婆，她回头去找，发现公公婆婆在厨房处被倒塌的建筑压住，已经不行了。张建清最挂念的是大女儿席蝶，她在擂鼓中心小学读书。张建清在学校找到了女儿，学校没什么事。北川县城的情形可没这么幸运。学生死伤不计其数。看着这些地震情形，张建清“瓜了”。死的人委实太多，“甚至听到死了人感觉像是说死了一只鸡一样，麻木了。”
找到席蝶之后，席蝶说，我们去找爸爸吧。张建清当时还想，席刚工作的地点离山比较远，应该不会有太大事情吧。后来她知道了，席刚做工的那栋在建的房子全垮了。“工程质量太差。”
四个女人都想办法给自己的老公打电话，无一接通，整个北川的通讯已经断掉。
和席刚一块干活的同事的老婆来问张建清，席刚回来没有，她的老公也没回来。余震中，山还在垮塌，山石滑落。尽管危险，张建清还是想到县城里看一看。路上，她遇到从北川大酒店在建的商品房处回来的人，他们说，真的别去了，全塌了，活着出来是没希望了。“当时听到这些话就觉得恼火，眼泪直往下流。”
在擂鼓镇，不时出现人们抱头痛哭的场景，那也许是团圆，也许是死别。张建清一晚上没睡，听着有摩托车经过的时候，就特别用心，但没一辆摩托车停下来，他老公也没走下来。
凌晨5点多，雨开始下来了，接着是更大的雨。余震仍然不断。在任家坪临时搭建的棚子里，廖乾美已经和村民手拉手坐了一晚上。拉手是为了防止余震将人抛到空中。
廖乾美的妹妹廖晓铃和弟弟廖乾鸿在成都工作。地震之后，他们去不了北川，就待在电视机前盯着看，想着能不能有好运气，能在电视画面里看到姐姐和姐夫。晚些时候，新闻播报北川可能已经死了8000人了，姐弟俩抱头痛哭。“北川才多少人啊，完了。”在一个电视镜头里，他们俩看到两个影像模糊的人很像他们的姐姐姐夫，就到网上找视频来看，结果越看越不像。
地震之后，景家山停水停电。杨菊花和父母往山下走，山路上还有石头滚下来，“非常危险。”走到景家山腰的时候，他们看到了北川县城，惊呆了：北川整个县城面目全非，变成了一堆废墟，冒着烟，成片的哀嚎声。
震后——四个孩子之生
5月13日之后，有关部门将北川受灾的人们往绵阳市内的九洲体育馆和南河体育中心转移。
廖乾美在九洲体育馆住了一天。她和妈妈终于联系上了，电话一接通，两人就哭个不停。她的妈妈邓全秀叫她到四川中江的老家去住。在中江住了一个晚上，王昌伟的母亲和妹妹让廖乾美到雅安去，她们希望廖乾美能给王家留一个后。王昌伟装电线的民政局被垮塌的王家岩埋住，生还无希。地震时，王昌伟的父亲在北川县医院装水电。医院大楼垮塌，大部分人没跑出来。
在九洲体育馆住了几天，张建清想着自己的公公婆婆的尸体还埋在废墟下边，这让她感到非常不安。
许多车在通往北川，她招手拦车，但司机一看她的情况，是个孕妇，就不载她，怕出事。在拦了很多辆车都未果后，一辆车开了过来。张建清“扑通”一下就跪了下去，求司机带她回北川。
张建清回到了北川擂鼓镇。她挺着大肚子，找到救援的士兵，把他公公婆婆的尸体从废墟下挖出来，然后埋掉。
她没有再回九洲体育馆。她和女儿在擂鼓镇上搭起了帐篷，住了进去。那时正是肚子里的小孩最需要营养的时候，但没办法，只有矿泉水和方便面。
过了不久，杨菊花和家人还是回到了景家山，住到了帐篷里。气象局的房子垮了，白果村的房子也垮了。“那60头猪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十几万没了。”杨正林说。
为了未来而重组家庭
生命不会停息
地震之后，刘小燕想着，水果副食店在农贸市场的边上，谢军如果跑对方向，也许可以跑出来。但她始终没有见到谢军，在北川没有见到，在绵阳也没有。到处都找了一遍之后，她住到了安县安昌镇的安置点。
时间在连续无眠的煎熬中过去，希望也逐渐渺茫。
7月，天气炎热。刘小燕实在太想丈夫谢军了。她没告诉其他人，一个人走到了景家山上。刘小燕是景家村人。在那里有一个池塘。以往，每逢两人谁生日的时候，他们会给自己放假。他们喜欢到这里钓鱼，比谁钓得多。“总是他钓得多。”刘小燕说。
现在，那里阒无一人，空有荒凉的池塘，刘小燕坐在水边独自掉泪。以前刚怀上孩子时，刘小燕内心还有挣扎，现在，她特别想快点把小孩生出来。想起谢军时，她会难过，会流眼泪，但为了孩子，她又要控制这种难过，“很折磨人。”
尽管自己老公的妹妹在雅安有房子，但怀着小孩的廖乾美还是得到镇上租房子住。“他们认为别人在自己家生小孩不太好。”廖乾美的妈妈邓全秀说。
王昌伟的妈妈和妹妹找人算了一下，认为廖乾美肚中的小孩是男孩。她们特别怕廖乾美把小孩打掉，说小孩生下来她们一定管。
刘小燕的公公婆婆也怕她打掉孩子，说不管是男孩女孩，他们都管。怀有同一担心的还有杨菊花的婆婆，她也希望媳妇给朱春禹生个孩子。
这四个女人家的亲朋都有劝过她们把肚里的小孩子打掉，因为一个女人家将来带着个孩子，改嫁太麻烦。
这四个女人没有一个人想过要打掉小孩。同样在北川，据说有怀孕的女人因为丈夫死于地震，把肚中的孩子给打掉了，公公婆婆跪下来求都没有用。
在雅安，廖乾美就要生了，她的家人守在产房外边。7月26日，经过剖腹产，小孩出生。小孩被从产房里抱出来，婆婆一看是个女孩，马上就哭了起来，说：这下没种了。廖乾美的家人说，打那之后，婆婆就没怎么管这个小孙女。
10月1日，刘小燕的羊水有点出来了，她住进了绵阳妇幼保健站。10月3日，刘小燕在绵阳妇幼保健站生下了个儿子。公公婆婆很高兴。“他们相爱一场，有个小孩，有个寄托。”刘小燕的婆婆周秀芳说。在绵阳永兴板房区的房间里，挂着一张谢军的照片。“小孩长得像他爸爸，眼皮有些内双。”
杨菊花在绵阳永兴区计生站剖腹产下了一个儿子。她大腿里的钢板原本早就可以取了的，但是为了小孩，她一直没有取。取钢板需要打麻药做手术，这对于肚中的小孩不好。
震后的那一个多月，张建清挺着大肚子住在擂鼓镇的帐篷里。正在震区救援的北京玛丽医院的张水平通过当地的一位司机听说了她的情况，觉得这样的妇女需要帮助。于是，他找到张建清，建议她到北京去生小孩，费用全部由玛丽医院负担。
张建清有顾虑，她难以轻信陌生人。张水平带着张建清到绵阳去做过一次检查。检查时，张建清悄悄地拿了玛丽医院的印刷品来看。她的二姐张建翠也看了这些资料，认为可以考虑去北京。张建清给张水平打了电话，此时张水平已经回到北京。玛丽医院派人把张建清接到了北京。同行的还有张建清的大女儿席蝶、二姐张建翠和小儿子杨青寿。张建清的大姐、二姐的丈夫杨建和大女儿杨小羽都死于地震。
7月6日，在北京玛丽医院，张建清产下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如她的丈夫所愿，是个女儿。出生的时候，二姐的小儿子杨青寿敲了敲隔着的玻璃窗，想让小孩看看他。杨青寿特别活泼，这让医院的人很喜欢。“很可爱的一个小孩。”张水平说。
在北京，大家在网上给张建清的二女儿征集名字，最后取的名字是：席菁雯。“菁”是“京”的谐音，北京出生的意思。“雯”是“汶”的谐音，为的是铭记汶川大地震。
杨菊花的孩子叫朱扬，爸爸姓朱，妈妈姓杨。
刘小燕的孩子叫谢雨辰。这是刘小燕取的，“雨辰”是地震的“震”分开来，而小孩出生那天是早晨7点，天空下着雨。
廖乾美的孩子叫王宇辰。巧合的是，这同样来自于拆开的“震”字。但廖乾美把“雨”换成了“宇”，“因为‘宇’有个宝盖头，像是有个家护着，不愁吃穿。”
这一年
王宇辰9个月大了，体重16斤，偏轻。中饭时间快到时，王宇辰的外婆邓全秀在厨房里抱着孩子流泪。孩子的奶粉没多少了。一罐奶粉接近200块钱，小孩一个月要吃四桶，这是一笔比较大的支出。板房区在前段时间发过一次奶粉。王宇辰吃了以后拉肚子。
几间板房之外，有一间“宇辰发型设计”室。廖乾美以前在绵阳做过多年的发型设计。地震后，她到二手市场买了些东西，在板房区开起了发廊。弟弟妹妹放弃成都的工作，来这里帮姐姐。
这天是星期一，没什么生意，发廊只做了两笔买卖：剪了一个头，洗了一个头，都是五块钱一个。“地震后，大家都节约，赚不了多少钱。”弟弟廖乾鸿无聊地躺在洗发的椅上休息。晚上，他就睡在这张椅子上。一家几口人，只有两间板房，而且是亲戚借住的。一间板房住着母亲、两个姐姐和外甥女。另一间板房作发廊用。廖乾美想去申请为困难户，但没有通过。
“我想着把生意做好，没想那么多，也想不了那么多，一步一步来。主要想着娃娃的生活，她的花费很多。我的弟弟妹妹这么大了，不可能一直这样，他们也要成家立业。”廖乾美觉得地震让她忽然成熟了，以前不要她管的事，现在全都需要她做。前些天，有人来到发廊，想领养这个小女孩，廖乾美一家没同意。
在发廊后面的一排板房前，谢雨辰正在塑料大桶里游泳。“他爸爸地震前说过，以后不要太宠小孩。我们周围有的家长对小孩太娇惯，他说这样不好。”刘小燕说。
刘小燕和周秀芳在塑料大桶旁逗着谢雨辰。在房间的桌子上，放着一幅没有绣完的羌绣。上面绣的是荷花。几个月前，刘小燕在板房区里看着别人绣羌绣，她就跟着学。在婆婆带小孩的时候，她可以绣一些羌绣补贴家用。她绣一幅羌绣需要两个星期，一个月也就是绣两三张。羌绣公司会来收她的羌绣，每张100元。“一个月也就是两三百块钱，连买尿不湿的钱都不够。”
出生的时候，谢雨辰5斤4两，现在是14斤多一些。“等他长大点，我就去安昌做生意。”刘小燕以前喜欢上网玩玩游戏，地震之后，她只上过一次网，为了查看一些东西。“没时间，觉得没意思了。”谢军以前也喜欢玩游戏，他钟爱的是：征途和CS。“他经常玩到晚上12点。”她记得谢军喜欢的一切。“他最喜欢唱的歌是徐怀钰的《纷飞》。”里面有一句歌词是：雨纷飞，飞在天空里是我的眼泪；泪低垂，垂在手心里是你的余味。
天色暗下来了，刘小燕的公公还没有回来，他现在开车给别人拉水果挣些钱，这是这个家庭目前的主要收入。周秀芳的女儿谢燕烛没有回来，她住在长虹培训中心，那是北川中学目前的校址。14岁的谢燕烛读初二了，她原来读的北川中学，在地震中只剩下一个篮球架和一根旗杆。那天她正好随学校的表演队在大礼堂表演。不然，“我两个娃儿都没得了。”周秀芳仍然感到后怕。
这些天，杨菊花的妈妈母贤蓉都会带着小外孙朱扬，到板房的一户人家让有奶的产妇给他喂奶。杨菊花这些天到绵阳的一家医院做了手术，把固定在大腿里两年多的钢板取了出来。她每天要打针，医生说这个时候不能给小孩喂奶。
杨菊花躺在床上，她的腿还是有点痛。父亲杨正林有点坐立不安，因为才住到医院3天，就已经花去了3500块钱。“手术费是800块，其他的都是药费，太贵了。”他正在考虑过几天就接女儿出院，家里承受不起这样的昂贵费用。
在女儿住院这几天，杨正林还抽了一天时间，骑着摩托车回到景家山把没采的一亩多茶叶给采了。忙了一天，一共是采了二三十斤，清明之后的茶叶太贱，而且没什么人愿意收，每斤茶叶只卖一块钱。“忙了一天只挣了二三十块钱，和骑摩托车回去的油钱差不多。”
张建清的父母这些天也是忙着采茶。这天中午，他们到擂鼓镇去看了张建清。父亲张华学和母亲母志秀的手指头都是黑的，“都是采茶留下的。”他们步行至种茶的山顶就需要两小时，茶叶的价钱和杨正林家的差不多，虽然便宜得很，但“不采可惜了。”
张华学和母志秀刚走，张水平和北京玛丽医院的人员正好到擂鼓镇来看张建清。张建清在北京生小孩时，张水平很喜欢和张建清二姐的小儿子杨青寿玩，但他这次见不到杨青寿了。2008年9月24日，一场意想不到的泥石流冲入任家坪，张建清的二姐张建翠和儿子杨青寿被泥石流所掩埋，尸体都没找到。一场地震和一场泥石流，带走了张建清二姐一家四口，“全家人都没了。”
生命不会停息
在医院住了几天之后，杨菊花回到了景家山顶的房子里。新的房子在盖着，还没建好，她和父母住在老房子里。她以前和老公住的房间地震后留下了大裂缝，她住到了前面尚好的屋子。这里可以看着门外，门外竹林青翠，雨后的道路有些泥泞，有人走过，但她的老公不会再循着这条路回来。在她的梦里，“一切都还跟没地震前一样，我们在一起开心地耍。”
廖乾美在理发时，有时会对女儿说，“你老爸太不负责任了，把我给害惨了。”廖乾美觉得这样抱怨一下会好一些。但没用，她一边抱怨一边流下眼泪。
廖乾美在梦里梦到老公过得很好。“在梦里，我见到他还跟以前一样，过得很潇洒。我骂他，瓜娃子，怎么不快点跑出来。他说好多人都没跑出来，没办法。他说我能把这个娃娃带好，他不操心。他在梦里笑。在那里，有好多朋友陪他，他不寂寞。”
在刘小燕梦里，老公谢军“还像以前那样在卖水果，但每次梦到他，他就不见了。我就哭，一哭就醒了。”
刘小燕经常沉默地坐在板房里，她想他。“一直觉得他在，包括到现在，都觉得他在。”
张建清也觉得老公还没死。“我想他有可能受伤了，失去记忆了，在某个地方，也许哪一天就回来了。”
席刚对张建清很好，两人情深意笃。“前几年花了十多万块钱修房子，有压力，但女人喜欢美，看到好看的衣服想买又不舍得买，他都说，买吧买吧。”
张建清现在看席刚喜欢的古装片，以前她是不看的，她这样做是为了能感受他在周围，不曾离去。
擂鼓镇的早上，六点半开始广播了，工地上的大型机械开始启动，来来往往，尘土飞扬。张建清和席刚花了十多万建起的房子所在地被征用，房子要被推掉。
房子被推倒的时候，张建清哭了。“想到自己累了这么多年的血汗钱，就成这样子了。”
张建清以前在工地上干过很多重体力活，比如挑水泥浆，她能吃苦。“以后小女儿会走路了，我就去打工赚钱。”有人已经开始给她介绍对象重组家庭，但她没兴趣。“见都不想见，首先考虑孩子的事，不想那么多。”
地震后，张建清有一些账目要算，她从抽屉里找到一本席蝶用过的练习本。她发现女儿在上面用蓝黑墨水画了一个长着小胡子的人像，下面写着：这是我爸爸。旁边还留有几行字：爸爸，我想你了，今晚你给我托个梦好吗？
张建清无数次在梦里梦到他的老公。“前一两天晚上都梦见他了。他说小女儿长大了，我们得买个影碟机给女儿放儿童听的歌曲。我说东西太贵了，他不理我，一定要给小女儿买。”
在梦里，张建清可以回到地震前，回到2008年那片没有收割的油菜地，他的老公席刚还欠他一个承诺，他说干完5月12日那天的话，要回家收油菜的。
又一个5月到来，现在已是2009年的初夏，北川山下那些大片的油菜由绿色次第变成黄色，在风中来回摇摆。在新的四季轮回中，生命继续生长。
重组：震区婚姻故事
汶川地震一年后，灾区破碎的家庭大规模重组，这些新的婚姻，与爱情有关，或者无关，但他们无一不在努力从伤痛中走出，憧憬着未来的生活
以下故事来自北川县曲山镇永兴板房社区3个家庭
故事一
男：张建均 射洪县大榆镇 务农
女：母贤碧 曲山镇新街村四组 务农
如果不是去年，成都一家纸媒记者在北川县民政局查到他们拿结婚证的日期——2008年10月27日，恐怕连张建均、母贤碧自己都不知道，他们是震后北川县第一对登记结婚的重组家庭。
拜访他们的这天，雨点纷纷扰扰。
“这雨还算是小的。不然像以前哈，能顺着这块，还有那块流进来，地上湿湫湫的。”
张建均坐在低脚板凳上指了指门，扭头又指了指窗。
“到了夏天，这屋里头热得实在没法。电风扇一晚上对起人吹都没法。”坐在床头的母贤碧，脸色蜡黄蜡黄，还在温和地笑。
她盯着脚上的鞋发呆。银色革面，皮质粗劣，但外壳做得好看，鞋扣盘着一朵花。
这是她最好的一双鞋了，35块钱。她知道今天有媒体要来拍照片。
两片铁皮，中间夹着白泡沫。无论是任家坪还是永兴，所有社区的板房都如此。
板房不能隔音，不能隔热。除了有时渗渗水，过冬时，还会让母贤碧缅怀往日屋里头，烧得红通通的火盆。
18平米的空间里。
一台较新的洗衣机——“是从老城我们家里面背出来的。”张建均说。
那床粉艳艳，抻抻崭崭的，中间印上一颗红心的床罩——“这是我以前老婆子(妻)的，我把它扒了出来，她也很喜欢。”他瞅了瞅母贤碧。
以前老婆子的姐姐送的彩电上方，是二人舍不得戴的一对手表——“去年央视给送的，潘长江为我们主持过婚礼。”
若论以前，“房子啊啥子都有。我们两家都好过。”母贤碧说。
地震前，他俩客客气气，很少多说话。各自本分地过活持家。
那时，张建均的家在曲山镇新街村442号。再减个20号，就到了母贤碧的家。
他们同属一个大家族，逢年过节聚在一起耍，好不热闹快活。
酒宴上，母的儿子要喊张建均 ——“姑爷”，张的儿子称母贤碧为“舅母”。因为她的前任和他的前任是堂兄妹，两人都在地震中丧生。
只要你对我妈妈好，我没得啥子意见
母贤碧丈夫“走”后满3个月，张建均的大姨子找上门来。
“她说，你带着娃儿还要继续过。问我要不要跟张建均组合一起过。我觉得好突然哦。本来都是亲戚，再说都这么大年纪了。我说这怎么可能？”
这会儿，张建均已出门，去了永兴街上的一处工地。
母贤碧摩挲着一张照片。上面的男人喜笑颜开，长得比张建均帅。
“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从没像别的夫妻那样吵吵闹闹，总是有商有量，感情好好。他一走，我不知道啷格办了。就想一个人把娃儿盘大，把他老汉(爸爸)的心愿了了。”
大姨子也是她前任的堂姐，劝她说：
“没得事。你想想，你和张建均彼此知根知底的。你俩的娃儿从小就像亲兄弟。万一，你二天(将来)再到外乡找一个，怕是没得这么巴适(合适)了。”
堂姐的一番话，让母贤碧脑子里开始打起了仗。倒是张建均回话快。
“男人想事很实际。屋里头没个女人咋行？连个洗衣做饭的人都没有。要是我打工走了，蒋滔的生活起居谁管？要是遇到对儿子不好的女人咋办？”
所以当大姨子跟他提起这件事，他觉得没得问题。
为前夫作百日祭时，母贤碧把“那件事”委婉地跟儿子蒋林提了。
“他的脸马上就黑起，好吓人哦。他一个人在前头走，我在后面喊他他也不应。”
待钻进汽车里，儿子憋了半天，说了一句让她心颤颤的话：“妈妈，你硬是(简直)像变了一个人啊。”说完后，竟自哭出声来。
瞅着17岁的儿子在身边哭，母亲的心尖尖都快随着车身颠簸破了。
她红着眼咽着声说：“你莫怪妈妈啊。我和你姑爷商量过，这事要征得你的同意，你不同意还是不行的。”
“我不同意。”另一边，张建均的娃儿蒋滔也倔得很。他比蒋林小两岁，想法很直接 ：以前喊舅母惯了，怎能一时改叫妈？
为了做通两边娃儿的思想工作，大人们颇费了一番脑筋。
有一天，蒋林主动约姑爷谈了一宿。那晚的谈话内容，张建均从没对我说起。
母贤碧知道。“我娃儿对他说，姑爷，只要你对我妈妈好，我没得啥子意见。”
你放心，我这辈子绝对对你好
“母贤碧性格好，把娃儿交给她我放心。”工地上，换掉采访时穿的装束，张建均已与一个普通民工无异。
裤脚挽起，黄色橡胶鞋上沾满了黄泥点。光天化日下，他眼袋上原有的两处黑斑胎记尤为突出，使其显得疲惫不堪。
没有起点，看不到发展，希望全都寄托在两个孩子的身上。这就是他和母贤碧共同面对的命运。
“我们都40好几了，你说再创好大个事业，也不可能了。就算是招工，别人也只招35岁以下的，拼体力都拼不过人家。”
张建均踩在碎石上，慢悠悠地边走边叹，不时地回头张望。
再多挣点钱吧。来年，北川新县城建起时，说不定要花钱买房子。
要是能为两个娃儿一人盘下一套房子，将来他们结婚生子也不愁了。一家人和和睦睦的……
这是夫妇俩仅存的心愿了。
然后，张建均粗略地算了一笔账。
他收入最好的时候是一个月能赚到2000元。
之前，全家的积蓄就是两位前任死后，国家颁发的抚恤金，每人是5000元。一笔1万多元的房屋损毁补偿金至今还没有分发下来。
他申请过低保，始终不能通过。即使申请到了，居民只能得到150元。农民更是少得可怜，是100到35元不等。
大儿子参军去了。小儿子在读职中。全家人仅仅这个儿子买过保险。他一直在工地上挪上爬下，有谁为他上份保险？
有时，他倒想为母贤碧娘儿俩买上保险，可是钱呢——“现在这点钱只能顾到4张嘴。”
况且，母贤碧还有病，根本无法干重活。
母贤碧的病是在两人谈妥结婚，张建均去上海打工20多天后的事。
起初，她发现身上出现了一片片红点点，后来时不时感到头晕目眩，胸中气闷。
“她打来电话时，我还蛮高兴。结果，她告诉我：我不太好嘛。”张建均回忆着。
“啷么呢(怎么了)？”
“医生说我血小板很低，不做检查怕是要得白血病哦。”
“我心里很犹豫。不打这个电话不行。打了这个电话，事情就成不了。他好好一个家都没了，难道又要娶个病人？”在板房里，母贤碧说。
紧挨着电视机的筐里，放着再造生血之类的药丸。这些不知能起多大疗效的药物，要占去这家人每月开支的三分之一。
“结果，他说要我等着，他这就回来。我不信。”几天后，母贤碧就接到了张建均的电话，让她到绵阳火车站接他。
站台前，东张西望的两人见着了面。母贤碧伸手想为他提行李，张建均挡下了，“你是病人，怎么能让你来拿？”
他陪她到了绵阳市大医院作检查，医院开出的价目，听得他们灰心丧气。
“我是嘴上不急心里急啊。我们哪有钱治疗？只有让医生先开药让她吃着，等以后挣够了钱再为她治好。”张建均垂下头去。
说时，母贤碧弱小的身影已浮现在人群中。张建均停驻下来，平静地注视着她。
结婚证是在最困难的当口领的。他对她说，你放心，我这辈子绝对对你好，对你的娃儿好。
婚后有一段时间，母贤碧曾十分自卑，天天窝在家里哭泣，认为天下的坏事都落在自己头上了。
唯一能够宽慰她的，正是眼前这个朴实男人的这句朴实话语。
故事二
女：周永琼 曲山镇沙坝3组 农民
男：贾怀旭 曲山镇沙坝3组 农民
妹妹，我好痛苦哦
沙坝村和茅坝村的居民混杂住在社区B区。
在一间板房内，周永琼和她的儿子薛超正掀起一场无硝烟的战争。
她那结婚才一个月，还没有“完全走进她内心”的现任丈夫贾怀旭，此时更觉像个外人，很知趣地一声不吭，独自忙进忙出，洗洗涮涮。
周永琼娇小的身子全陷在一套赭红的沙发里，那是贾怀旭从原来倒塌的家中背出的。
彩电里的节目不断跳闪，橱柜里的碗具参差不齐，床上衣物的凌乱，她熟视无睹。只是在那里自怨自艾，“妹妹，我好痛苦哦。”
事情起因无非是，她想让儿子跟着老贾的两个娃儿学做生意——在任家坪，他们一个卖旅游纪念品，一个炸油饼。
她心里算计着，让儿子多学些做生意的经验，她好在以后将前夫死时保险公司赔偿的6万元钱拿出来，让儿子“自己干点啥子”。
“结果他没得两天跑回来说他是白搞的(没有得到报酬)，好像钱没有归他的包包里头。我看不懂他在那里究竟想搞啥子哦！气得我前晚上哭到半夜，昨天睡了一天。”
在B区的东面，有一间周永琼原来住的板房，现在是儿子一人住。
薛超也偎在沙发上闷闷不乐，“我随便她怎么说。要是全听别人说了，那我根本没法过了。”
那张才20岁的脸，透着与这个年龄不相称的沉郁。这天早上，与他同龄的一个伙伴，离开了板房社区，并发誓永远不回来了。
他暗暗计划也这么干。只要等车本本考下来，他就走，离开这儿，甚至离开四川。
儿子的这种想法无疑加重了周永琼的愤懑。
她始终认为自己之所以再婚的一个原因，就是地震后，儿子还这么“扯兮兮”(不懂事)的。
在九洲体育馆的帐篷营里，她哭晕过无数次，倒在床上不吃不喝连续几天，守在身边的儿子却比较木然，这不得不让她感到失望。
以至于她看到儿子扎着的耳钉，穿着短8寸的裤子，心里都恼火。
她觉得前途悲凉，“他就爱扯经，二天(将来)时间长了怎么得了啊！”
她越想越怕，儿子以后要是娶个婆娘回来，再给她脸色看，她怎么过嘛？
恰在此时，隔壁邻居家传出一阵阵麻将声。
“我听到人家打牌心里是多么地酸，怎么别人打一下我都觉得不行。”她酸酸地说。
“我和我老公结婚20年了，只吵过一回架。他是多么好。特别能干特别吃苦，很多广告公司找他干活，赚得钱再多再少全归我管。”
“女人家总有个肚儿痛的时候，不管天色多晚，他都会起身给我烧一碗红糖水端上楼来。”
“5·12”那天早上，丈夫像往常一样在街面上踩三轮。
翻天覆地后，等她从沦为废墟的食品厂里挣扎着爬了上来，满世界就再也找不到丈夫了。
提到死在北川中学的女儿。她不由分说地爬上床头，从枕套里摸索出一张旧照片。
“你看，长得有多么的乖。学习从来不让我操心，从小到大所有的文具都是我家女子得的奖品。她死了以后，老师一见到我就落泪。”
前几天，周永琼从娘家回来，路过江油，一群放学的中学生齐齐打她眼前走过，“我一下就晕起，哭了一两个小时。”
“为什么人家有女子，我没有女子？”周永琼追问着。
前半截梦到老婆子，后半截梦到周女子
“我让她莫想莫想，她还是放不下。她的胀气病就是这样得上身的。”贾怀旭宽脸盘子，肚皮突出。
洗衣机里黑的白的绞成一团。盯着哗哗作响的白沫子，他心里一清二楚。
如果不是寄托希望的女儿“走”了，儿子又令周永琼不满，她可能不会答应他的第二次求婚。
那时在村里，他们两家的关系好亲近呵。除了他比周永琼以前的男人爱抽点烟打打牌以外，他没有一样比人家差。
一场地震，老婆子走了。“家里没人做饭，衣服堆起没人洗，晚上睡倒床上连说话的人都没有。”
在板房里，他和两个儿子有一段时间天天吃泡面。有时吃着吃着，父子3人的泪花和着面汤往下咽。
“昨年子10月份，我弟娃媳妇出面想拉合我们，她没有同意。”贾怀旭腼腆地说。
没同意的原因有几重。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论辈份，贾怀旭要比周永琼的前任矮一辈，较起真来他得喊声“叔”；
论家境，贾怀旭的两个儿子都到了即将成家的年纪，家里什么都没有了，需要全家人去打拼，这副担儿挑起太重了。
贾怀旭却越看周永琼越像他以前的老婆子。
“以前的老婆子比她要高要胖，和她一样是个女强人。一学啥子都会，别人越说不得行，她偏要做得行给你看看。”
他甚至在做梦时，都会在前半截梦到老婆子，后半截梦到周女子。
如果不是今年3月份，周永琼在板房里胀气病又犯了，一个人倒在家里哼哼叽叽，气喘不过来，被他撞上了，他恐怕又要失去一次机缘。
那会儿他背起周永琼，一路小跑去了医院。弄得她好不感动。
病好点后，他又邀请周永琼正式吃了一顿饭。两个“过来人”把该谈的都谈开了，能想到的都想到了。
周永琼心头盘旋着，自己病在小屋里，儿子不知跑哪儿去了，想喝口水都费力。毕竟自己才40出头，未来的路怎么走？
于是乎，“他虽然比不上我老公。但人还是不错的。以前跑运输很踏实顾家，肚里头没有那些污糟糟的想法。”
尽管已和贾怀旭拿了结婚证，周永琼仍不自觉地将“一前一后”作起比较。
“这很正常嘛。”贾怀旭一边从洗衣机捞出湿衣裳，一边自言自语地，“明天要陪她到医院看病，事情老闷在心里头，气自然吐不出来。”
我就是想离开
薛超在板房内继续做着他离家的梦。
地面上蒙着一层灰土，烟味飘散在空气中。他根本无心于长辈前一刻的想法。
案板上搁着的一架望远镜，是他曾经送给妹妹的礼物。他望着它，后又低下头去。
地震发生时，他在山西当厨师，干活时充满了无穷的力气与憧憬，而今他全无半点斗志。
对于母亲的怨气，他只说，我希望她过得很好，只要她觉得好的我都支持。
母亲伤心欲绝时，他何尝不是背地落泪。“我想起来就哭，哭到最后没有眼泪了。”
爸爸辛苦了一辈子，做了一生的老好人。到头来又怎样？什么都没有得到，连他的尸体在哪儿都看不到。
都说这是大自然发生的意外，“我也有可能遇到意外啊。如果像我爸爸一样生活有什么意义？”他反问。
“很多像我们这么大的人都有这个想法。我有一个朋友，他弟弟死了以后，他什么也不做，每天就坐在那里郁闷，想啊想的，越想越难受。”他苦笑。
从山西回来后，他在绵阳找过一份职业，没干几天放弃了。闲来无事时，他去做过心理咨询，最终也放弃了。
“一旦有机会，我要彻底地离开这个熟悉的环境。我想找一个宁静的地方待着，不要挣很多钱，一家人每天能够开开心心的，坐在一起吃饭就行。”
他说的是昔日的美好时光。
“那你的母亲怎么办？”
“……叔叔人很好很可靠，他的儿子们也很老实听话。”薛超思索了片刻。
此后他凝视着前方的一坛泡菜。不知为什么，玻璃罐里的泡菜上面生有一层白焖子。
而在不久前，周永琼还曾指着它说，他们的新生活会像泡菜一样，久了，味道才足
故事三
男：王兴平 曲山镇回龙街 居民
女：黄玉珍 绵阳磨家镇 农民
你愿不愿意安一个家？
“5·12”那天正逢阴历四月初八日。依照惯例，王兴平要出门放生。分配到文教局门前扫街的老伴没有跟着他一块去。
望着桶里踽踽而行的两只乌龟，他至今都想不明白，老婆子跟他一起烧香20来年了，为什么菩萨保住了他而没能保住她？
老伴朱桂俊的遗像贴在板房一端高高的铁皮面上，正神情严肃地“审视”着王兴平身边坐着的这个女人。
女人名叫黄玉珍，50出头，脸颊丰满，颊中央印着两块“高原红”。
3年前她丈夫死了，两个儿子一个结婚生了娃，一个准备今年办喜事。为了能在经济上帮扶儿子一把，她不得不待在绵阳市的水厂里做起烧饭婆。
王兴平是虔诚的佛教徒，回龙街上的保洁工，开过电瓶车，和老伴共同拉扯大了两男三女。
令王兴平开心的事情除了儿女好孙娃娃好，再就是低保费刚从50元涨到了90元。
这就是王大爷的人生。
说起何时想起再找另一半，据他说是有一次，他在儿子那里吃了“猪脚脚鸡爪爪”。
“二更天人就感到不舒服，懵头懵脑地一个人摸起来上厕所。爬起来就晕晕沉沉地。儿子啊女子啊后来都来了，到晚上他们都得各回各的屋啊。我躺在床上硬是恼火了三四天。想起身边有个人多好。”
去年10月初，黄玉珍上街采购，“不知怎么那么巧”地坐上了王兴平的电瓶车。
“在车上，她聊起了她的身世那么那么苦。我说，你命苦嘛你命还在，我那老太婆连命都不在了。”
聊到这儿时，他俩突然不晓得再怎么聊下去了。
直到第二次，黄玉珍再坐上了王大爷的车。他壮起胆儿来问她，你愿不愿意安一个家？
她说，愿倒愿意，但是没有合适的。
C区街口上的修鞋摊是社区老年人摆龙门阵的地方。王兴平找上了卖肉的陈大爷，托他做一个媒，他相中了黄玉珍。
“那天晌午，我们在陈大爷家里见了一面。见了之后，人家问她啥子意见嘛，她说没得好大意见，就觉得个子矮小。”
第一次做媒尚欠火候。王兴平第二次派了自己的孙女去说亲。他觉得女人家之间也许说得通。
“黄娘娘，如果你要是跟到我爷爷，你儿子会不会有啥子意见呢？”孙女问道。
“我儿子从来不管我。还劝我遇到合适的，再找一个安家。”
“那你觉得跟我爷爷两个说不说得拢？”
“有啥子说不拢的呢？”
“我爷爷脾气怪得很哦。”
“都五六十岁的人了，有好大脾气嘛？一个说，一个不开腔就对了嘛。”
“……”
“只要他人好，不打我不骂我就行。”
听到王兴平讲到这儿，黄玉珍微微侧过脸去，两片“高原红”慢慢延展上升。
我们的儿女有个协议
“我们这几兄妹幸亏靠着我妈。她苦了一辈子，怎么才走了一年不到，他就找了一个女人回来？”
B区的一间板房里，稳重的朱云富不由加重了语气。王兴平的5个儿女中，他是长子，5兄妹中性格最好的要属他。
“他要找嘛，我们也不反对，主要是怕他上当受骗。”王兴平的幺女儿朱云冬温和地一旁加言。
这两个儿女跟随王兴平的老伴姓。
至于其他的儿女嘛，王兴平自有评价：大女子是个聋哑人，二女子脾气最怪，二儿子心眼最灵活。
去年底，在王兴平的安排下，儿女们曾见过黄玉珍一次。
“总不是那么满意。”朱云富说得很含蓄。他们甚至对这位“黄娘娘”作过暗地调查，认为她不是那么可靠。
儿女们力劝父亲，要找就找个曲山镇上的女人，底细清楚，本本分分的，稳稳当当的。
王兴平反驳说，这种事情要讲缘分。我就跟她谈得来。再说，她一个女人和我组织家庭不就为了谋一条活路。
“要是你跟个十七八岁的女子谈得来，也是有缘分啊？”儿女们呛着他。
“要是有缘分，十七八岁也行。”他回答说。
谈判3次不成后，最令王兴平耿耿于怀的是，死去老伴的一部分保险赔偿金，让儿女们管住了，“他们把存折给了我，密码却不给我了。”
“那是怕我用来花了。”黄玉珍在一旁插言道。
“我相信你，但你要给我争口气，我们活给他们看看。”王兴平忿忿然地。
为了“钱”这码子事，他俩之间产生过争执和猜疑。
黄玉珍急了说，王大爷你要是信不过我，我们就去领结婚证。
两人的结婚证是在今年3月18日瞒着儿女们拿的。
民政局的一个小伙子因为认识王兴平的二儿子，见着他面便打趣道，恭喜你哈，你家的老汉又给你找了个妈。
这下，儿女们真的纳闷了，难道自己不孝顺？一日三餐除了早餐免了，其他的生活起居，他们哪样不是细心关照父亲，为啥他要急于再婚？
儿女的心思，父亲心知肚明。但老人有老人的自尊，王兴平不愿意依靠儿女久了，有天遭遇嫌弃。
“我们一起吃完了饭，他们各干各的去了，跟我说声bye-bye，把我一个人晾在了屋头。”
劳作了一生，又遇上了一场大地震，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过得心里安逸。
父亲的结婚证既然领了，儿女们不得不为他想想以后的生活。
“他们提出来要与黄玉珍的两个儿子见个面，大家列出一份协议来。内容就是二天(将来)到了永昌镇分房子时，她能拿出好多钱？万一二天，我们中哪一个先‘走’了，或是生重病了，一定要两头儿女分摊。”
因为协议的签订还是下半年的事情，这刻的王兴平说得含含糊糊。
“协议肯定要列一个嘛。外头社会上好复杂哦，他一个老人家，啥子事都不懂。”
晚上，朱云富坐在电视机前，随便地翻找着电视节目。好容易翻着的频道里，播放的是电视剧《后妈继母》。
“‘5·12’过后，北川冒出的后妈后老子的很多，不谨慎点怎么行？”他盯着屏幕，轻轻地说。
“5·12”大地震究竟夺去多少孩子的生命，目前我们仍不得而知。
一年过去了。如今，在板房社区，随时都能见到挺着大肚子、但显然已不再年轻的母亲。她们中的多数，是失去小孩后走上再生育之路的。然而，如今的光景，跟他们初为父母的时候，已经相去甚远。高龄、悲伤、困顿、担忧、抑郁，各种问题随着日渐隆起的肚子而到来。
可以预见的是，在地震发生周年到来之际，灾区将会迎来再生育的高峰。我们选取了几个不同类型的家庭，记录下他们过去的时光、灾难的破坏、心理的挣扎、艰难的重生，以及未来的希望。
曾经，和未来的希望
震后第一个清明节，回忆让人尤为感伤。曾经，住在任家坪的胡兴琼，有着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15岁的儿子徐茂涛长得浓眉大眼，上初二，在学校人称“徐帅”。就在地震前一天，儿子跟同学打架，把同学揍了一顿，胡兴琼还被老师请到学校去。老师说，小孩的语文比较好，但上次数学考试只考了28分……
一切过往，从大地摇晃那一刻开始，命运就注定无法再逆转。
清明节这天，胡兴琼和干女儿秦睿婷也想到老县城去看看。但7个月的身孕，和干女儿在地震中受伤的腿，让她们无法走远，只在高处眺望了一会儿就回家。
胡兴琼是任家坪里为数不多的，还能住在自家房子的人。丈夫徐昌荣是泥水匠，自己修的房子结实，这栋两层的小楼历经了地震和泥石流，依然无损。现在，二楼租给了正在修建曲山镇政府的城建工人，每个月1200元的租金，是他们唯一的收入。以前还有一亩多的地，现在被征用建了板房，听说一亩地有580元的补偿。
最后一次见到儿子，是去年的5月16日。徐茂涛从北川中学的废墟里挖出来的时候，全身都是灰尘，除了嘴角有点血迹外，看不到其他伤痕。双眼紧闭，好像睡着一样。
地震过后，当胡兴琼和丈夫赶到学校，这里已经聚集了无数家长，废墟里也有无数的哭喊声。她高喊儿子的名字，听到儿子的声音：“我要喝水。”到第二天上午，无论她和丈夫怎么呼唤，儿子再也没有发出任何声响。
徐茂涛在废墟里的最后一句话，是跟同桌好友秦睿婷说的。他说：“你要坚持下去，就算我爸妈救不出我，也能救出你。”徐茂涛受了内伤，一直在吐血，最终脱水而死。
秦睿婷活下来了。在废墟里，她一直给同学们唱歌，鼓励大家坚持下去。同学点什么歌，她就唱什么。到了最后，点歌的人越来越少。在这个包括老师共有69人的班上，只有17人逃出。
大批志愿者涌进北川。胡兴琼的厨艺好，就帮志愿者做饭，每天到擂鼓镇买菜，回到任家坪，给20多个志愿者做饭，一天能赚15元。这样可以让自己忙起来，不要天天呆坐着想儿子。
同时，她开始寻找被救出的秦睿婷，一个儿子经常提起、自己却从未见过的女孩。在志愿者帮忙上网发帖后，终于找到，秦睿婷被送到西安的医院治疗。夫妻俩乘火车到西安，“就想去看看孩子的伤恢复得怎么样。”
在西安，吃饭的时候，在地震中失去父母的女孩，突然对徐昌荣夫妇喊道：“干爸干妈。”命运关上了一扇门，又打开了另一个窗。
儿子的死让他们拿到6万元的补助，政府给两人买了基本的养老保险。但是，当生活重回正轨后，夫妇俩总会想起儿子，看到照片就会流泪。过年时，看着别人全家一起吃饭，想到自家无法再团圆，就没心思再去走亲戚了。
志愿者走后，徐昌荣对妻子说，“生一个吧，两个人过没意思。”去年9月，检查出又怀上小孩，缠绕已久的悲伤情绪才稍有缓解。不过很快，欣慰又转为担忧，在38岁的年龄再生育，是否可靠？
地震两个月后，四川省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汶川特大地震中有成员伤亡家庭再生育的决定》，允许在地震中失去孩子的父母养育新生命，北川也启动了“再生育全程服务”项目。去年年底，居委会通知胡兴琼，办理相关手续后，小孩遇难后再生育的家长，从怀孕到生产的一切费用，都由政府承担。这让胡兴琼对肚子里孩子的担忧稍减，也看开了一点，“小孩以后的成绩好坏无所谓，健康成长就好。”关键是夫妻俩的身体好，还能干活。至于未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把小孩养到15岁，太辛苦了。”徐昌荣一家都是羌族人，本可以生两胎，当年家庭条件差，只生了一个。但是，就算生两个也不保险，徐昌荣的堂哥徐昌军，原来就有两个小孩，女儿徐一丹18岁，儿子徐煜森15岁，一同被埋在北川中学的废墟里，至今仍没有挖出来。
徐昌军也是泥水匠。地震的时候，他不在北川，在北京的鸟巢工地打工，一天能有120元的收入。“以前打工的时候，总想多赚点钱，让小孩专心读书，别跟自己一样，在外面吃没文化的亏。”现在他却自责，“如果他们不读书，出来打工，就不在北川中学里，反而会没事。”“42岁的人，有啥子想头呢？全部的盼头，几秒钟就震掉了。”
如今，徐昌军39岁的妻子曾木会也怀孕6个月了。
无望的等待
地震一周年的日子逐渐临近。这一年，无数人的生活改变了，甚至原有的观念和价值体系也改变了，脾气也变坏，对情感的需要比以前更多。
夜晚，惨白的月光披洒在板房上。一个孩子遇难的家长喝多了几杯，把我拉到板房里坐下，两眼通红地说：“我挺痛苦的，地震让我的人生观产生巨大的变化。”这一年来，他一直提不起精神，“思想无法集中，完全没有心思再工作下去。”那些死亡的场景，总在不经意间就浮现起来。
地震前，他戒酒很久了；现在，他天天借酒浇愁，试图麻醉自己，却发现举杯浇愁愁更愁。
对于徐昌荣和徐昌军来讲，妻子的重新怀孕，好歹让生活有了新的希望。但经历丧子之痛的另外一些人，重新怀孕后，却又遭遇了胎儿死亡或者流产，再一次的打击让他们濒临绝望。
“胎死是跟急性的心理反应关系很大，所谓急性的心理反应，包括愤怒、暴哭，就是突然起来的情绪，非常激烈的。这种急性的情绪反应必然导致我们的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血液循环系统的改变，而任何一个系统的改变都会影响到胎儿的发育。”心理咨询师刘猛说。
还有一些失去小孩的父母，再生育的大门永远地关上了。
谢兴和的妻子文华蓉，在2005年因为肿瘤问题动了手术，切除了子宫，丧失了生育能力。16岁的儿子谢森宇在北川中学遇难后，家庭“最大的希望没了”。
有一段时间，文华蓉天天看着儿子的照片流泪，谢兴和让她到“完美春天”志愿者组织当志愿者，管理图书、照顾老人，虽然没有任何收入，“总是做点好事，比天天在家里流泪好。”
儿子是个懂事又害羞的小孩。上幼儿园的时候，在城里看到高楼，就会说：“那是当官的住的。”现在，文华蓉再提起儿子，不会流泪，一直微笑着，仿佛儿子只是出去耍一下，天黑还会回来吃饭。
儿子不在后，文华蓉在绵阳花了35元，买了个布娃娃，每天都抱着，睡觉拍照也不例外。“她喜欢孩子，又生不出来了，只能抱这个。”谢兴和叹息着。板房外面，风雨声连连。
谢兴和也没心情去工作了，一个月每人领取130元的低保。“两套房子都没有了，孩子也没有了。原来赚钱是供儿子上大学，现在孩子不在，赚钱有什么用？”
事实上，在2002年10月，谢兴和就失业了。从1986年开始，他就是北川的曲山镇派出所的合同警察。2002年，曲山镇对聘用的20名治安员进行清退，一次性补助4250元。谢兴和不服清退，这7年来，一直都在坚持上访、申诉、打官司，至今仍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解释和处理。
长期的官司，和儿子的遇难，让他一直忿忿不平。在绵阳永兴板房社区的忆家香饭店里吃饭的时候，他一直滔滔不绝，讲述自己在地震后见到的人生百态，充满愤慨，然后是摇头，一声叹息。
也想过领养一个孩子，但很快就打消了这个想法。“我们连房子都没有了，生活都困难，怎么可能领养到？”
微弱的守护
一年后重返灾区，多数废墟已经被清理，重建是现在最大的主题。
在绵竹，很多房子没有倒塌，但全成了危房。现在最忙碌的就是加固公司的工人。白天，这里是一个巨大的工地，闹腾腾的声音充斥整个城市。晚上则是另一番景象，那些满是伤痕的房子里空无一人。
失去孩子的父母，生活的重建也艰难地开始了。这种艰难，夹杂着高龄、悲伤、困顿、担忧、抑郁，各种问题随着那些日渐隆起的肚子而到来。他们发现，如今的光景，跟他们初为父母的时候，已经相去甚远了。
22年前，黄长蓉顺产生下女儿王莉。22年后，她第二次孕育生命之路，从怀孕到生下儿子王杰，却走得异常艰难。
地震前两个月，女儿刚刚结婚，嫁到绵竹的汉旺镇。办喜酒，装修房子，花掉他们多年的积蓄。那个午后，王莉被埋在自家房子的废墟里，同样被埋的，还有肚子里6个月大的小孩，以及王莉的外婆。原本即将四代同堂的家庭，四失其三，人财两空，留下黄长蓉，人到中年，独自面对一切。
之后，丈夫王兴林想再要一个孩子，黄长蓉不肯，“这么大年纪，怎么支撑下去？身体不好也会拖累小孩。”但丈夫坚持要，“必须要一个，屋里没个娃娃，难受得很。”
去年8月，41岁的她检查出来怀孕了。推算起来，这个时间正是她死去的女儿的预产期。至今，她一直相信，自己的孩子跟女儿肚子里的孩子有关系。“我做过一个梦，梦见我女儿生了个小男孩，跟我现在这孩子长得很像。”
怀孕4个月时，黄长蓉检查出患有高血压、胎盘覆盖子宫、糖尿病，在医院保胎了十几天。
大年三十，她给死去的女儿和外孙买了腊肉，“给她们两个上路。”看着空荡荡的屋里，哭了。老公打工回来，安慰她：“肚子有娃娃，新的希望要开始了。”
“我们要坚强。”在怀孕的时候，她无数次对肚子里的孩子说。
3月10日晚上，黄长蓉下身血流如注，血压急速下降，被紧急送往华西医院。11点多，一个怀了7个半月、2.5公斤重的男婴从腹中剖出。
生完小孩后，黄长蓉昏迷了3天。医生让王兴林在病危通知书上签字，王兴林不肯：母子俩要是出了问题，我也去跳楼。房子修来有什么用——那个时候，家里刚修好新房子，花了7万元，其中政府补贴1.6万，贷款2万，其他的就是到处借和凑，都是为了即将出生的小孩有一个好的成长环境。在迷迷糊糊中，黄长蓉听到老公的话，只有一个想法：不能丢下老公不管。
所幸，3天后，黄长蓉醒来。第9天，终于见到自己的儿子。到了第二个礼拜，医生就让他们把孩子抱回家了。
真正困难的日子才开始。从怀孕到生产，一切费用都由政府出，但抱回家后，孩子再有什么问题，所有的开销就得自己出，而全家的收入，都靠做沼气的王兴林打工赚来。事实上，从地震后，王兴林就没有一天停止打工，除了妻子生产的几天。“屋里他是支柱，不能垮了。”黄长蓉说。
但是，在带儿子回家之前，医生就跟她说，娃娃的身体状况不理想。一天，有记者到家里采访，让他们把小孩抱到屋外拍照。结果一吹风，小孩子感冒了。又一次住进绵竹人民医院的板房里。
住院的花销，一天要300来块。“吃得不好，营养也跟不上。还要买水喝，一块钱一瓶，一天喝两瓶水的钱，够在家里吃一顿饭了。”
见到黄长蓉的时候，小王杰还在板房医院的新生儿监护室里。蒙着眼睛，乖巧地躺在一个玻璃罩里，曲着腿，偶尔踢踢脚。仿佛还在母体中。夫妻坐在旁边，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孩，一动不动。像是手里捧着希望的烛光，小心翼翼的照看着，祈求这微弱的烛光，不要熄灭。
期盼新生活
地震后，经历了几个月的帐篷生活，人们又开始了板房生活。在北川的任家坪板房社区，每当太阳隐去，夜晚降临，路灯开启，羌族的人们会聚在路口，听着羌歌，围着跳羌舞。老人、小孩、男人、孕妇，在昏黄的灯光下转着圈跳舞。在都江堰的城北馨居，女人们也在灯光下随着节奏起舞，男人和小孩则在打乒乓球、羽毛球。
刘猛开设的“妈妈之家”就在城北馨居的板房里。两间板房装修起来，贴着小孩的画，摆上色彩鲜艳的沙发，放上一些水果，让再生育的母亲有一个相互交流经验的场所。
在“妈妈之家”里，几个母亲吃着苹果，相互说笑。她们的老公，则正对着电视唱卡拉OK，小音箱被嘶吼的声音激荡着，带着点沙沙的杂音：“只是爱要怎么说出口，我的心里好难受。……”
不过，板房的生活并非每个人都能接受。有人开始逃离板房。要么外出打工，寻找新生活；要么出去租房，为了再生育。“我觉得住在板房，对肚子里的娃娃不大好。”一位家长如是说。
张永建就不愿意住在板房里。小孩子刚出生两个月，每个月要1000多块的开销，他还是选择每月多掏400块，到外面租房。
他原想要两个小孩子，而且打算好了，就算有计划生育罚款也要。“两个小孩好一点，可以相互照顾，我们做生意的，也没有什么社保，以后只能靠孩子养老。”
地震把所有计划都打乱了，8岁的儿子随着垮塌的教学楼而去。3个月后，母亲又去世。原来经营得挺红火的两家日杂店也关门了。一下子，仿佛回到15年前，他刚到都江堰打工的时候一样，一无所有。那段时间，他最讨厌的就是有人问：你儿子哪去了？你儿子还好吗？
幸好，就在地震后一个月，妻子怀孕了。
“看到肚子大了，我觉得不能这样，要走出来了。”张永建说，“环境能改变人，但我也可以去改变环境。”他用儿子遇难后补助的几万块，又开了一家副食店，让妻子打理。“尽量让她克制情绪，忙起来就不会去回忆。”
还有补充营养，买棒子骨，盯着妻子吃。妻子比较内向，外向的他就想尽各种办法，逗她开心。
女儿在2月份出生后，他又把副食店转让出去。用儿子的生命换来的钱，再换来新生命的平安落地，“这个店的使命结束了。”
就在前一天，有一个家长去世了，因为一直没走出丧子的悲痛，和长期受束缚的生活，突发脑溢血，年仅39岁。“昨天去送别，有人连买个花圈的钱都没有。”
以前，他拼命赚钱，拼命节约。出门的时候，连一瓶水都不舍得买。现在，变得很重视消费了，“大灾大难都过来了，还怕什么。”“要比以前生活得更好，才对得起以前的娃娃。”
女儿出生后，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小孩身上。“以前忙着生意，与儿子的相处不多。”现在，他要把在儿子身上没能实现的愿望，都放到女儿身上，要让她过最好的生活。不信任国产奶粉，他就买美赞臣、多美滋这些进口奶粉。以后，“要让她接受最好的教育，教育是最重要的。”
“我很担心这些再生育的家庭，”张永建说，“父母的怨言会影响到下一代，我不希望我女儿成为这样的人。”
“你想让她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不需要她有多好，只想教会她一样东西：怎么去爱人。”
(为保护受访者，文中部分姓名为化名)
